尹國明：結合歷史，看清日本修憲解禁軍國主義的國運“豪賭”

點擊：作者：尹國明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2-07-14 08:47:04

【提要】結合歷史，更容易看清楚日本的圖謀。對于日本修憲解禁日本軍國主義，我們保持高度警惕，但沒必要對此恐懼。中日的國力，日本已經不是旗鼓相當的對手，我們的真正對手是日本的主人美國。既要防止日本刺激中美沖突，也需要防止美國把中國視線過度引向日本。解決了美國問題，也就大部解決了日本問題，日本問題是美國問題的附屬問題。

第一部分

警惕這個國家，已刻不容緩

日本最近外交進入空前的活躍期，而且針對中國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動作也越來越大。我們需要給予高度的警惕，這個鄰國也正在下一盤大棋。

雖然它單獨的實力不夠，但日本對中國的敵意之強、圖謀之大，從日本對臺灣問題的態度就不難察覺。

臺灣問題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與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重要基礎。隨著美國日益頻繁打臺灣牌的同時，日本也亦步亦趨，很多時候表現得比美國更為激進。

2021年3月“日美2+2聯合聲明”首次提及臺灣，2021年7月，日本副外相麻生太郎還公然稱“日美必須共同保衛臺灣”。

此后，在2021年的七國峰會、日本-歐盟峰會、日本-法國2+2會議、日本-澳大利亞2+2 磋商、美日韓三邊部長會議聯合聲明，以及在日本與英國、日本與德國進行領導領導人會談時，均是言必稱臺灣問題。

日本“2022年外交藍皮書”5次提到臺海問題，與前五年的版本相比，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最近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政府打算“最快于今年夏季”，派遣防衛省現役官員“常駐臺灣”。

日本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場合把臺灣問題作為必談項，還不只是配合美國的對華戰略那么簡單。

日本對臺灣問題上的動作，和日本對于中國的定位發生的變化有關。

如果說世界上最不希望中國強大的國家，日本必居其一。隨著中國越來越強大，日本對中國的心態就越趨向對立。

2022年4月，自民黨政調會關于國家安全戰略的提案中，首次將中國定位為“重大威脅”。

在該提案中，日本還公開提出干預臺海、東海、南海的立場，在軍事上“呼吁各國共同鉗制中國”，日本還要擁有打擊敵國指揮中樞的“反擊能力”，指向性明顯。

提案還提出未來5年防衛費倍增計劃，建議將軍費的GDP占比從1.24%提升至2%。如果實現了，等于日本走出實現政治正常國家和軍事大國的重要一步。

日本現在不但成為美國圍堵中國在亞洲最得力的幫手，而且，日本還是很多針對中國計劃的倡議者。

美日澳印四國機制，最早是2006年安倍在首次執政前的建議；2013年，安倍在美國演講時提出：“在印太世紀，日本和美國應該聯為一體”。2016年安倍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比美國2017年正式制定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要早一年。

日本也在加強同北約國家的合作。

日本和英國簽署了新防務協議——《互惠準入協定》，該協定將深化兩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合作。

日本和德國這兩個二戰的發起國，關系也在走近。這兩個國家都在借俄烏沖突增加軍費，擴充軍備，被壓制的軍事潛能在破除封印，野心也會隨之膨脹。

日本作為“北約的忠實合作伙伴”，首相岸田文雄將于月底出席北約峰會，還考慮在峰會期間舉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四國領導人會談，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

日本異常活躍的外交，針對性很強，都圍繞著旁邊的東方大國。

日本所做的這一切，都圍繞著日本想成為正常大國，變成世界政治和軍事大國的目標。但日本不是想辦法加快自身發展，而是和美國一樣，把機會寄希望于遏制鄰居發展。

日本的野心最為露骨的表現，是現在右翼炒作“核共享”議題。

日本的異動，也是世界進入百年大變局的現象之一。

世界百年變局開始加速，日本既感覺到了危機，又感覺到了機會。他既感覺緊張和不安，又感覺到興奮異常。

這種矛盾心理，既與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的復雜性有關，也與日本特別復雜的民族心理有關。

日本作為一個島國，長期嚴峻的自然條件與生存環境，形成了日本特殊的島國心態。深入全面研究日本社會文化、解剖日本人多重矛盾性格的《菊與刀》，就對日本人的心理有過經典的刻畫：日本人彬彬有禮，卻又蠻橫倨傲；他們無比頑固，卻又極易適應激烈的革新；他們性格溫順，卻又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制；他們忠誠寬厚，卻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他們勇敢成性，卻又十分怯懦。

美國戰后對日本的殖民教育很成功，，日本就一直充當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支點長達70年的時間還未失控，日本主流精英和主流文化至今對美國整體上還是恭順而服從的陶笛，與美國人對日本民族性格充分了解之后，措施對癥有莫大的關系。美國抓住了日本最核心的一個特點：畏強而不懷德。與其說日本對美國忠誠，不如說是日本對于最強者的畏懼和依附。

日本的民族心理之復雜性還表現在幾個方面：

日本雖然是一個亞洲國家，但從一百多年前的脫亞入歐開始，日本開啟了民族西化的過程。一方面日本在心理上很大程度習慣于認為自己已經屬于發達的西方陣營，另一方面，他還保留著一些東亞文明圈的特點，形成了日本既開放又保守的民族心理。

日本是經濟大國和政治侏儒的矛盾結合體。戰后日本經濟一度成為世界第二，最高時經濟規模達到美國的60%以上，日本的制造業更是給美國以很大壓力，企業和半導體讓美國產生了危機感。被美國極限遏制之后，日本迎來“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的房地產和股市的經濟泡沫破裂，日本金融和經濟遭遇嚴重內傷，制造業也開始走了下坡路。但即便如此，現在日本的GDP仍然是世界第三，妥妥的世界經濟大國。日本在汽車制造、半導體材料與設備、機床和機器人等領域具有很強的優勢。而日本在二戰結束之后背負著戰敗國的身份，一直是政治上的侏儒，還沒有實現真正的獨立和主權完整，在國際政治中的話語權比較低，基本是以一個美國陣營中的堅定跟隨者形象出現。經濟的發達與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也加劇了日本民族心理的內在矛盾。成為政治上的大國，取得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一直是日本努力的目標。

世界大國夢想與自然稟賦條件之間的矛盾也投射到日本的民族心理。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在亞洲率先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成為亞洲的“世界列強”之一。建立大東亞共榮，成為亞洲秩序的主導者，一直是日本的夢想。二戰失敗，日本的夢想破碎，但后來經濟再次起飛，日本又開始推行以日本為頭雁的雁行模式。但遭遇失去的10年、20年之后，日本前進的動力都在逐步衰竭，而后又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日本的雁行模式也就失敗了。日本人似乎沒有想清楚，限制日本成為世界大國的短板，是日本的自然稟賦。日本只是一個島國，旁邊有著中俄這樣的大國，日本并不具備成為世界大國的的自然條件和外部環境。日本國內資源匱乏，國內市場容量有限，這些都決定了日本發展的上限。日本不能清醒地承認這一點，無視自己發展的天花板，以為限制旁邊大國的發展，就能凸顯日本自身的地位，以為依附美國，借助美國的力量，遏制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就可以取得在亞洲國家的突出優勢，是現在日本主流圈的想法。近代史上日本對中國的領先，只是漫長歷史中的一段插曲。在更長的時間內，日本在東亞只能作為一個配角存在，區別是做誰的配角。日本現在是美國的配角，充當美國的棋子。這就是日本的自然條件決定的日本宿命。日本對美國再忠心，美國對他的信任也不會超過白種人民族。何況，基辛格就說過：“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是做美國的盟友則是致命的”。誠哉斯言。

冷戰開始之后，日本長期處于美國勢力范圍與其他戰略板塊進行博弈的風暴口。冷戰時期是美蘇，現在是中美。日本就是這樣一個有著世界大國的雄心，卻又缺乏成就一個全球性大國的稟賦資源，始終擺不正自己的位置的國家。

這樣的國家或者表現得太恭順，或者表現得太有侵略性，一切看實力。

日本的這種矛盾心理，特別明顯地體現在對中國的心態和關系定位上。

在唐宋以前，日本是中華文明比較認真好學的學生。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日本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對日本產生了重大影響。

元明，中日關系，開始異變。

進入近代史，日本兩次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對于中國造成的傷害，為各國之最，而且這個國家就沒有認真地反思過。

主動反思，也不符合日本的民族個性。尤其在軍國主義沒有清算的情況下，日本作為一個整體，不具備主動反思歷史的可能。只能迫于外部足夠的壓力，對軍國主義歷史和現存勢力進行清算之后，才有可能進行比較徹底的被動反思。

現在阻擋日本清算軍國主義最大的障礙還是美國的保護和縱容。美國允許日本的軍國主義遺留至今，是要擇機把日本的軍國主義打造成為美國控制的軍國主義，需要時就放出牢籠。

正是在美國庇護下，二戰后，日本軍國主義一直沒有得到徹底清算，反而一些重要戰犯在戰后得到重用。這跟美國喜歡在韓國重用偽軍勢力，都體現了美國實用主義的哲學，誰容易被控制，并有利于達到目的，就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約束的大力重用。重用具有政治瑕疵，不得不依靠美國勢力才能生存的政治力量，把他們培養成為一代又一代習慣于服從美國的勢力，以最小的代價控制這個國家。

在美國支持下，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日本政壇越來越抬頭。日本政要越來越沒有顧忌地參拜祭奠著日本重要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是延續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標志性動作。日本這么做，既符合美國的戰略需要；同時，也跟國內政治力量的變化有關。冷戰之后，隨著全世界的政治光譜向右整體移動，日本的左翼力量趨向式微，軍國主義思潮越來越缺少了制衡。自民黨的政治傾向會越來越軍國主義化，它在尋找時機死灰復燃，東山再起。

日本政要認為，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百年難逢的機會已經來了。它已經確定了目標，那就是蓬勃發展中的東方大國。日本對中國的布局之深，僅次于美國。

中國人并不是一個心胸狹隘的民族，反而特別善良大度，唯獨對那些不僅不反思侵害中國的歷史，而且還在現實中繼續做著不利于中國的個別國家，大度不起來。以德報怨，反受其噬，這樣的教訓太多。堅持道義，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愛好和平，但也要有保衛和平的雷霆手段。只要路不走錯，誰也阻擋不了我們。我們應當有這個自信，但我們也要對風險和威脅有著及時清醒的感知和預判。

第二部分

沖突為什么很難避免？

（一）

美國在全世界有三個重要的安全機制：在歐洲的安全框架是北約；中東安全框架是美元的石油結算機制的基礎；亞太安全框架是以美日同盟關系為基礎。

美國的全球霸權就建立在這三個安全框架之上。布熱津的“大棋局”，也是圍繞這三個安全框架進行謀篇。

美國的亞太安全機制，形成于冷戰，以前主要是用來對付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的擴張。冷戰結束了，蘇聯沒了，遏制中國就成為亞太安全框架最重要的目標。

而且，隨著中國的強勢崛起，亞太安全框架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本質就是把亞太安全框架置于更重要的位置，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美國要把軍力的60%部署到亞太：

2012年美國防長帕內塔提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提出美國將在2020年前將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2013年，美國新任防長哈格爾又宣布將增加亞太地區地面部隊的部署，同時將美國空軍60%的海外力量部署到亞太。

現在美國正在極力把亞太安全框架升級為“印太框架”，核心還是亞太，并且更加凸顯亞太安全框架在世界格局變化中的重要性。

日本本來就是美國亞太安全框架的主要戰略支點。一方面亞太安全框架越來越重要，一方面美國需要日本在該框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日本被美國賦予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就是日本外交特別活躍的外部因素。美國可以直接出面的，需要日本更多捧場。美國不適合直接出面的，可以交給日本。

日本是美國遏制東方大國最重要的幫手。現在美國正在按這個定位打造日本。既然美國越來越需要日本，美國就不得不向日本讓渡一些曾被閹割的國家主權權力，至少要給日本這樣的期待和想象；甚至在美國遇到極端不利的情況下，日本還有可能被美國進行核武裝。

日本作為受美國嚴密控制的國家，自然會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日本政府的利益排序表面上看應該是這樣的：美國重大利益大于日本安全利益，日本安全利益大于日本經濟利益。

美國利益置于本國利益之上，這是所有未取得完全獨立地位的國家共同的命運，即使不想這么做，也要不得不這么做。做美國的朋友，更要有做“耗材”的覺悟。

日本當年在美國威逼之下簽下“廣場協議”，發展的動力遭遇遏制，但并沒有見到日本有積極的反抗。日本的發展邊界至今都沒有超出美國允許的范圍。日本要做的，就是如何表現得更為恭順和配合，換取美國更大信任，以擴大美國允許日本活動的范圍。這種非同尋常的背后也藏有日本非同尋常的隱忍。

同時，日本也“巧妙”地把日本的訴求融入到對美國的配合之中，實現正常國家地位，尋求政治軍事大國地位，作為日本外交的兩大重點目標，在美國實力依然很強的情況下，日本并不想通過反抗美國的方式來實現，而是通過積極的配合行為，獲取美國更多的信任，借助國際局勢的變化，尋找機會。

現在，日本認為這個機會已經來了。日本政府4月下旬發布《外交藍皮書》，開篇部分就明確了日本對國際局勢的最新判斷：“美國從以壓倒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在國際形勢上支持世界穩定與繁榮的時代。這個世界進入了‘美中競爭和國家間競爭’的時代。”

正是出于對時代趨勢的認識，日本要在其認為的“美中競爭和國家間競爭”時代，充分借助美國的力量，尋找機會實現期待和謀劃了70年的國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國地位。

美國這幾年針對中國組織了很多小圈子，日本并不是一味被動地加入，也在主動地借助美國力量進行謀劃。

日本主動提出針對中國的戰略，當然也有“一石二鳥”的目的：既通過美國遏制中國，又通過中國消耗美國。無論是亞太安全框架，還是印太安全機制，日本在配合美國，日本也在利用美國，促成中美相爭，實現日本得利。

日本想實現國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國地位的目標，中美哪個國家的力量太強，都不是日本想看到的。中美之間的力量互耗越嚴重，日本的地位就越重要，美國就不得不向日本交付更多的利益，日本成為正常的國家希望就越大。

配合美國只是日本的手段，但并不是目的。這樣的表現才符合《菊與刀》對日本國民性的刻畫：他們性格溫順，卻又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制；他們忠誠寬厚，卻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

在中美實力出現逆轉之前，日本會繼續選擇站在美國一邊。這符合日本恃強的本性。

（二）

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重要，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又把自身定位為海洋國家，選擇站在海洋國家陣營，尋求對大陸國家的遏制。

日本與英國有同樣的島國心理，并不認同共謀發展的“亞洲共識”，本質是內心并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陸權國家出現，更不希望亞洲大陸國家實現經濟一體化。日本學習英國在亞洲推行“大陸均勢政策”、扮演亞洲的“離岸平衡手”角色，在中國還未實現民族復興之前，這是日本必然的選擇。但亞洲畢竟不同于歐洲，歐洲不存在超大塊頭的國家，在亞洲搞“離岸平衡”的難度只有在中國還未強大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日本為此執行“遠交近攻”策略。同時日本深知自身能力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熱衷于建立各種不同的小圈子。2006年由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自由與繁榮之弧”，提出把歐亞大陸外圍定義為“自由與繁榮之弧”，要以日美歐共享的“普遍價值”，聯合亞歐大陸的外圍國家，針對目標國家、形成“自由與繁榮之弧”。

同理，2013年，日本呼吁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夏威夷共同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和2016年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也都是出于同樣的目的。

在地緣策略上，日本深受馬漢“海權論”以及斯皮克曼“邊緣地帶”學說的影響，宣稱“從地理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日本是個海洋國家”，要聯合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國家一起圍堵亞洲大陸的心臟地帶國家。日本的排他性“海權論”主張日本的國家對外戰略優先課題是對付來自“大陸國家”的威脅，中國首當其沖。

（三）

雖然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與前兩次日本賭國運已經大不一樣，但有一點卻是相似的，日本現在同樣面對著深刻的內部危機。

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很快就面對國內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的資本主義難題。1890年，紡織業就出現生產過剩危機。根據《日本帝國主義史》（第1卷，P74），“覬覦朝鮮和中國市場的紡織資本與其他一部分產業資本，以及與這些產業資本相關聯的商業資本，都一致希望擴展政治力量對付中國，甚至希望根據情況采取軍事壓力。之后，越來越強烈要求天皇勢力發動軍事行動。”日本投入國家財政收入的60%發展海軍、陸軍，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這就是甲午戰爭爆發前的日本危機。

1933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資本主義進入“大蕭條”時代，日本也被卷入到危機當中，經濟瀕臨崩潰，國內矛盾尖銳，對外發動戰爭就成為日本擺脫經濟危機和轉移內部矛盾的主要辦法。而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民國高速發展的“十年黃金時期”，日本為了解決國內危機，同時也不想坐視中國發展壯大，發動了第二次“國運相賭”的戰爭，全面侵華戰爭開始。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而軍事又是政治的延伸。日本國內遇到嚴重危機時，日本都選擇了通過戰爭暴力手段奪取外部資源、開拓外部市場，緩和國內危機，轉嫁國內矛盾。

現在的日本沒有當年針對中國的國力優勢，但日本國內的經濟問題嚴重程度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加重。從上個世紀90年代算起，日本已經失去了“三十年”，但就日本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看，現在依然不是日本“失去”的終點。日本經濟遇到了很大麻煩。

其中，最大的麻煩是日本的經濟總量變化雖然不大，但日本的制造業實力距離顛覆時期下降嚴重。

日本作為一個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經濟地位主要依賴日本的制造業實力。目前，雖然日本還在一些行業領域還保持著很強的競爭力優勢，但隨著中韓的制造業競爭力不斷增強，日本保持領先的行業越來越少，是不爭的事實。從整體看，日本制造業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盛極而衰，經過三十年，日本從電視、通信、計算機、手機等產業細分領域全面敗退。NEC、索尼、東芝、松下、夏普這些耳熟能詳的制造業終端品牌的衰落，標志著日本制造業黃金時代的終結。雖然現在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的制造業強國，但優勢產業已經大幅收窄，目前前幾行業是汽車業、機器人、機床、半導體材料與設備，而且日本的制造業更多向產業鏈的中上游退守。

一個國家強大的制造業理想狀態是不會放棄下游的終端品牌的。擁有強大的終端品牌，不但會影響著供應鏈，而且直面消費者需求，可以更快地對需求變化作出反應。終端品牌的衰落，早晚會影響到產業鏈中上游的優勢。

而且，日本制造業近年來爆出的丑聞不斷。日本三菱公司“燃效門”造假，對燃效數據進行篡改，竟然涉及1991年以來銷售的所有車型。日本高田公司生產的汽車安全氣囊存在重大安全隱患，也是隱瞞長達二十年。神戶制鋼所篡改質檢相關證明，偽造了強度和尺寸等數據。日本三菱電機質檢造假......日本制造業造假行為已經不是局限于個別企業，不是個別現象，原來賦予日本制造業的光環，就這樣一個接著一個破滅了。

日本經濟面向未來的新技術新產業新經濟，手中的牌不多。雖然在機器人等局部領域也有領先優勢，但已經失去整體上的主動權。日本在新一代通訊標準與技術，互聯網、信息化等關系到未來新技術革命和新產業革命的領域整體上只能用“乏善可陳”進行概括。

從新經濟領域看，日本已經掉隊，看不到未來。從傳統產業看，日本的競爭力在下降，維持現狀都難以做到。再看看旁邊，中國已經成長為經濟的大象，經濟面對中國的規模優勢早就沒有了，技術優勢卻在快速衰減。

日本現在最大的產業汽車制造，前景也不樂觀。很多國家已經確定了傳統燃油車的退市時間，未來是新能源汽車的世界。日本的優勢集中在傳統燃油車，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中美處于第一陣營，而且中國已經形成最完整的產業鏈，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銷量占到世界一半。如果在新能源汽車時代，日本失去汽車制造業的優勢，日經濟將受到重大的打擊。

經歷過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經濟的問題傳導并集中表現在金融領域。

最近日元貶值嚴重，固然有日本央行在美元升值周期繼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的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日本經濟實力下降在貨幣匯率上的體現。這個實力下降突出表現在，日元的匯率下降了30%還多，卻沒有帶來出口超高速的增長，而且進出口逆差更大了。日元大貶值情況下，日本已經連續10個月維持外貿逆差，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制造業能力的下降程度有多么嚴重。

而且，這樣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日元匯率貶值，連創24年來的新低，意味著日本進口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考慮到以美元計價的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大幅漲價，再加上日元貶值30%以上，日本國內制造業的成本大幅提高，以日元計價的進口石油價格甚至增長300%以上。這對日本制造業成本形成巨大的壓力，減少日本企業的利潤，降低研發投入，影響到未來的技術和產品競爭力。

日本放任日元貶值，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日本是世界上負債最嚴重的發達國家之一，2020年，日本的負債率達到267%，是美國負債率130%的兩倍。日本一年的財政收入才有60萬億日元，支出卻高達110萬億日元，可見赤字有多大。日本國債規模1200多萬億日元，升息1%，利息就是12萬億日元。升息5%，日本的財政收入除了支付利息就不能干別的了。日本央行把控制日元收益率曲線放在最優先位置，只能靠開動印鈔機，購買市場拋售的國債，維持收益率保持在零左右。這樣日本與美國的利差就越大，日元就越貶值。日元貶值如果不能改變經常項目的逆差，日元會繼續貶值。貶值多了，日元維持多年的國際避險貨幣地位就動搖了。

從制造業到金融，目前沒有看到日本找到辦法走出老齡化少子化社會狀態下的問題和危機。依靠印鈔機維持社會運轉，早晚有信用透支完畢，系統崩潰的那一天。未來隨著中國的產業化升級，日本的產品競爭力會進一步下降，日本越來越依靠印鈔機，就會越來越快地走向崩潰。

雖然日本沒有和美國一樣高通脹，日本和美國都得了同樣的病，制造業能力下降帶來絕對實力下降，又要面對著東方大國的實力上升帶來的相對實力衰減。

日本和美國一樣，沒有從自身尋找問題的根源，而是把問題歸責于外部原因，認為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和產業升級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因此，也把解決問題的出路寄希望于遏制他們認為的對手。美國認為要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就要遏制最強的戰略競爭對手。日本為找回失去的三十年，要在世界上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就需要遏制亞洲最重要的對手的發展。在目標選擇上，美日實現了重合。在遏制中國這個問題上，日本甚至比美國還要積極，日本對中國再次崛起的容忍度甚至比美國還要低。

（四）

日本可以接受美國強大，但接受不了中國強大，這種心理還有歷史因素。從甲午戰爭中國敗給日本開始，日本就瞧不起昔日的“中央帝國”。抗日戰爭雖然中國也是戰勝國，但日本并不認為它敗給了中國。即便是中國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讓美歐列強都不得不接受中國在軍事和政治上站起來了，日本政治主流對中國的輕視依然存在。

一直到中國真正強大到讓日本心悅誠服，讓日本人跟接受美國的強大一樣之前，日本人都接受不了、容忍不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當中國還不夠強大時，日本會把中國的強大視為對日本的威脅。只有當中國足夠強大時，日本才會認為中國的強大是理所當然。在此之前，日本不想放棄機會，他們要借助美國以及整個美西方的力量，給中國的發展制造障礙。

日本在近現代史上，兩次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固然有中國國力衰弱的問題，但都是在中國沒有對來自日本的威脅給予足夠重視的情況下發生的，主觀上存在的輕視和僥幸心理，是更為重要的原因。

日本現在有沒有第三次打斷我國發展進程的想法？這已經不是個問題，只要我們麻痹大意，只要給他足夠的機會。

為了更大利益，日本會敢于冒險。這個國家歷史上就有賭國運的傳統。

無論是從歷史的經驗，還是根據現實的狀況，我們都不能低估日本，否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

第三部分

日本選擇的不歸路與第三次國運“豪賭”

（一）安倍晉三留給日本的遺產

安倍走了，但安倍生前一直在極力推動而尚未完成的日本修憲，準備工作還在繼續。

日本國會第26屆參議院選舉10日舉行，結果11日揭曉。自民黨大獲全勝，以自民黨為首的修憲勢力繼續在參議院保持超三分之二多數地位。

這是繼去年10月份眾議院選舉，日本修憲勢力取得眾議院的三分之二多數之后，修憲勢力向著目標邁出的又一關鍵步驟。

根據日本修憲程序，修改憲法需要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之后，再經全民公投獲得一半以上的民眾同意，修憲過程即可完成。

日本右翼勢力努力了七十多年的修憲目標已經越來越接近實現了。

安倍晉三對此“功不可沒”。完成修憲，是安倍繼承其外祖父岸信介的遺志，他走了，但修憲工作還在繼續，甚至大概率會加速，日本在政治上繼續沒有安倍的安倍路線。

安倍作為執政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安倍的經濟政策已經破產，但后任依然在繼承著沒有安倍的安倍經濟政策。

那些說安倍經濟學挽救日本經濟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竟然是安倍在任期間日本股市市值增長了多少。事實上，安倍經濟學用飲鴆止渴的方式，把日本經濟送上了不歸路，才是真的。

所以安倍意外死了之后，日本民眾對他并沒有一些“精日”表現得那么悲傷。

2001年小泉純一郎執政，實行放寬限制和結構改革等新自由主義政策，滋生了“富者恒富窮者恒窮”的新貧富輪回。安倍經濟學進一步便利了大企業和富裕階層聚斂財富。截至2020年3月，日本大企業內部現金留成高達470.84萬億日元（約合26萬億人民幣）。而與大企業腰包膨脹相比，日本工薪層平均工資2012年11月為26.1547萬日元，到2020年6月時是26.1554萬日元，幾乎沒有增加。安倍經濟學造成日本貧富差距增大。安倍經濟學超發貨幣等政策明顯犧牲了普通民眾的利益。所以這次安倍意外而死，日本人很多都是持這樣的態度：

現任日本首相上任之后，趕緊提出“基于成長與分配好循環”的“新型資本主義”，更加重視分配，解決日本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上任開始就努力與安倍的經濟政策切割。表態要對高收入階層提高稅收水平，以平衡貧富差距，但根本不可能實行，自民黨公約中已經刪除“金融所得課稅”字樣。

安倍的后任已經與安倍經濟學切割不了了。日本經濟調節內部矛盾的空間已經很窄，后任已經沒有太多辦法，解決安倍留下的三大經濟問題：嚴重依賴貨幣增發，政府債務規模不得不繼續擴大，日本制造業競爭力持續衰退。

這三個問題才是決定日本有沒有未來的關鍵，這三個問題解決不好，能要了日本的命。

當然，上述第三個問題不是安倍制造出來的，而是從“廣場協議”開始，在美國的壓力下，結合日本自己的失誤，一步步積累產生的。安倍上任開始，面對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通過貨幣增發和政府大幅舉債，來解決第三個問題以及國內消費疲軟等問題，但第三個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還產生了第一和第二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會死死纏繞著日本經濟體，一直到日本經濟窒息。

中文互聯網為了美化安倍，說安倍全心全意為日本民眾謀福利，基本是瞎扯。安倍經濟學，一腳把日本踹到了深淵，而且是很難再爬出來的那種。

現在的日本首相，面對這三個問題，也是一籌莫展。雖然他在經濟政策方面想跟安倍進行切割，但安倍的經濟遺產太沉重了，想切割都不容易。日本現在依然在執行著安倍的貨幣寬松政策，即便是日元被做空，也沒有停止。不是不想停，而是停不了。日本的債務規模已經達到GDP的266%，是美國的兩倍以上，但債務規模卻止不住繼續擴張的步伐。日本政府一年收入60萬億日元，但支出卻高達110萬億日元。中間的差額，從哪解決？只能靠增發日本國債。這么大的國債，誰能消化得掉？只能是日本央行出面。日本央行的錢從哪里來？只能靠開開動印鈔機。

這就是安倍經濟學的“奇妙”之處，就跟毒品一樣，雖然剛開始吸的時候很爽，但發現問題想戒，就沒那么容易了。

現在的日本，不得不繼續日本政府繼續發行國債，日本央行繼續增發國幣購買日本國債的安倍經濟學，走沒有安倍的安倍經濟路線。什么時候能停下來呢？暫時還看不到希望。

日本自己也知道，債務規模這么大，并且還在繼續增加，早晚要出大事的。日本的貨幣超發和政府債務就如富士山，雖然不知道具體什么時間噴發，但噴發是必然性事件。

所以，日本的政客，焦慮感是很嚴重的。現在的焦慮感，還不是擔心失去在亞洲的領頭雁地位那么簡單，現在日本的焦慮是生存問題。

（二）日本經濟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日本政府每年需要舉債這么多，才能維持收支平衡。這本身就說明日本出現了很嚴重的財政危機。如果沒有現代央行超發貨幣，日本早就出大問題了。歷史上，爆發財政危機的國家，甚至要經歷王朝傾覆的磨難，典型如大明王朝。日本現在是靠印鈔機續命，維持一個發達國家的基本運轉。2011年3月11日發生了日本福島大地震，還導致日本福島核泄漏，日本政府重建工作緩慢，時間過去了十年，還有很多福島災民沒有得到安置，無家可歸。讓對日本政府特別抱有信心、地震后寫下“一年之后，整個世界一定會驚詫日本重建的速度和勇氣！立貼為證！”王局志安臉都被打腫成豬頭三了。重建工作緩慢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陷入財政危機的日本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錢。

日本政府為什么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了呢？這里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日本對于控制財富的富豪階層，實行的稅收照顧政策。二是日本的本土制造業，已經無法給日本創造出維持高福利社會提供足夠的財富盈余。

第一個原因，這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難題。因為對私人資本如果征稅高了，他們就考慮向外轉移，到稅收更低的地方去。資本成功地在不同國家之間搞起了稅收競爭，把稅收水平壓在很低的水平。

第二個原因，其實也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要面對的問題，其實是第一個問題的另一個面。國家發達了，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跟著漲，影響到成本優勢，所以就先把低端產業向外轉移，接著再轉中端產業，保留一部分高端產業，可以吸收高工資福利待遇的同時，保持高利潤，維持著發達國家高福利生活的體面。但這樣做，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高端產業的競爭力和控制力，能不能夠一直維持。

日本就維持不了，從家電、電子、通信、造船，日本手中的優勢產業越來越少，日本創造社會盈余的能力越來越弱。現在最大的優勢產業汽車制造業，又面臨著新能源汽車的替代競爭。日本現有的優勢產業，無法保證日本繼續保持一個高收入國家的福利水平不下降。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2020年日本平均工資為38514美元，與30年之前比，日本平均工資增長4.4%，幾乎沒有什么增長。考慮物價因素，普通日本人的實際收入和福利水平已經在持續下降了。

而且是日本政府依靠持續的增加負債，才能勉強維持住表面的福利不大幅下降。但增加的債務，最后誰來承擔？

日本的經濟就是這么令人絕望。

（三）日本政客為日本尋找的出路是死路、不歸路

安倍晉三任內，還能通過“打雞血”短期內護住日本經濟的面子，但里子一直被不斷的掏空，就跟抽大煙的大煙鬼一樣。

日本有沒有什么好辦法走出現在的惡性循環？有，且唯一。只能向馬克思求教，結束資本主義。否則，日本的資本主義不治之癥，在資本主義范圍內，是沒有根治了。

日本資本財閥和政治門閥當家，當然不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所以只能靠繼續輸液吊著這條命的同時，尋找其他辦法。

又不想終結資本主義，還能有什么辦法？日本政客認為還有一個辦法：戰爭。

這是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遇到不可解決的內部危機時，不約而同想到的辦法，一戰二戰都是這么來的。為什么偉大導師列寧說“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實在是看透了資本主義的癥結，而且是從頭看到腳那種。

這就可以回到日本為什么要拼命地修改和平憲法，從法律上徹底解封軍國主義禁錮的問題了。這并不只是日本右翼政客對于歷史“高光時刻”的執念，更是日本政客在感觸到內部危機加重，又不肯觸動資本的利益，給日本開出的藥方。內部危機沒法解決，又不肯刮骨療毒，那就對外想辦法，從外面搶劫，彌補內部虧空。

只是，這個辦法可行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二戰就證明，戰爭的成本太高，通過戰爭搶奪資源和市場，實在不劃算。而且，人類都進入核武時代了，大國之間通過建立核平衡維持脆弱的世界和平。時過境遷，這種辦法已經行不通了。美國內心多么想發動戰爭對外搶劫，但也做不到。美國曾經表示不服，可自從打了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美國政府背上沉重債務包袱之后，最后不服也得服。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研究小組發布報告稱，“9·11”事件后長達20年的戰爭使美國損失大約8萬億美元。

日本的問題，在美國身上也同樣存在。美國的債務規模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增加，美國的印鈔機開動速度也越來越快。雖然美國科技實力強一點，美元地位高一些，對外轉移危機的能力更強，但美國一樣逃不掉資本主義的制度詛咒。

資本主義產生了民族國家，就是為了更好地利用戰爭對外搶別人，又不能讓別人搶自己。但民族國家又是資本的束縛，資本喜歡在全世界自由流動。在資本眼中，國家利益是不得不花錢維持的“累贅”。所以，資本就希望國家就作為“守夜人”出現，只要國內的社會矛盾不激化到快要房倒屋塌的程度，不要干預資本快樂的賺錢。這就是資本為什么喜歡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原因。

安倍經濟學就是新自由主義。安倍能做那么久的日本首相，前提是安倍看透了日本的問題，善于迎合日本的資本財閥，實現了日本政治門閥與資本財閥的快樂時光。

但這種美好是短暫的。安倍不能刀刃向內，就只能選擇向外揮刀。于是，在實行安倍經濟學的同時，政治上走上了復活軍國主義的道路，再不回頭。

安倍應該是認為這是日本唯一的出路。

美國跟中國的對抗性矛盾增加，也讓日本看到了機會。

（四）美國的態度與日本的宿命循環

日本要把軍國主義從和平憲法的束縛中徹底解放出來，第一個障礙是美國。

和平憲法就是在美國占領日本的時候制訂的，要推翻和平憲法，也得美國同意。

日本現在把修改和平憲法這件事喊得這么響，自然是得到了美國的默許。美國為了對付俄羅斯，就允許德國擴軍；為了遏制中國，自然也會允許日本修改和平憲法。

美國為了遏制自己指定的主要對手，不惜放出被自己鎖住的“猛獸”。

這件事也標志著，美國為了霸權永續，開始搬掉二戰秩序的“基石”，解禁德日的戰爭機器。

安倍賊就賊在這里，他很早就看透了這一趨勢，趕在美國之前，就攛掇美國搞印太戰略，渲染中美對抗。

安倍日本實現國家正常化的希望寄托在中美關系走向緊張、對立和沖突上。最希望中美爆發大規模沖突的就是日本了。

通過美國遏制中國，通過中國消耗美國，日本火中取栗，最終實現正常大國、終點是取得“核大國”的地位。

安倍已經把路給日本鋪墊好了。我認為日本政客中，安倍是最陰的那個。沒有給后任們留下太多自由發揮的空間。安倍經濟學禍害日本經濟那么多年，把日本經濟尋求其他解決辦法的路給堵死了，也堵死了日本左轉的路，日本只能沿著越來越右的路徑走下去，一直到再次頭破血流。

這是日本的宿命。日本七十多年前就已經這么走過，賭國運失敗了。日本以前的政客都沒有走通。日本現在的政客，依然要走上賭國運的道路，也不可能走通。

安倍走了，日本從政治到經濟要繼續走沒有安倍的安倍路線，這是沒有太大疑問的。

美國同樣不走正路。美國已經從反法西斯陣營，轉入支持法西斯的陣營。烏克蘭的納粹現象，得到了美國的縱容和支持，正如二戰之前，美國也在大力支持德國的納粹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一樣。

從1933年到1939年，在德國為二戰做準備的6年時間里，美國杜邦財團與化學公司、洛克菲勒財團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財團及它控制的電報電話公司、福特汽車公司跟德國簽下了巨額訂單。杜邦公司通過I.G.法本把氯丁橡膠和飛機防爆劑的技術賣給德國；美孚公司則賣給德國坦克潤滑油的技術；美孚在德國設立的一家飛機專用汽油廠給納粹德國發展空軍提供了重要幫助；電報電話公司參加了德國新型飛機的研制，美國還向當時的德國提供了最先進的飛機發動機。

對日本也是如此。在1932~1940年間，美國不僅給日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物資，還給予了大額貸款，1937年，日本從美國進口的軍事物資占進口軍事物資總量的54.4%，這里邊包括了價值1.5億日元的機床，以及超過550萬噸的石油。以至于美國國會議員都表示，“請大家記著，日本殺死100萬中國人的時候，美國就是幫助日本殺死五十四萬四千中國人的幫兇。”在這8年時間里，美國出口給日本的鋁、鉛、石油、廢鋼鐵、銅，分別占到了日本相關物資進口總量的18%、45%、70%、90%。尤其是在1937~1939這三年間，日本累計花費了5.1億美元從美國進口軍用物資和戰略原料，而這些物資在進口總物資的比重上也將近達到了70%。

所以，中國人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對美國對日宣戰感恩戴德。沒有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侵華行動很難持續。

歷史不是簡單的重復，但相似的情節又出現了。德國和日本又開始擴充軍備了，同樣是得到美國的允許和支持。

二戰后的秩序已經走到了尾聲。

人類又一次來到動蕩的時代。俄烏沖突正式揭開了序幕。一切有利于削弱美國地位和實力的努力，都最終有利于實現世界和平。

日本就在中國近旁，日本修改和平憲法，擴軍備戰，都是把中國作為主要假想敵的。日本在這條不歸路上已經走得很遠。

2021年7月，日本副外相麻生太郎還公然稱“日美必須共同保衛臺灣”。

2021年12月，安倍參加“新時代的臺日關系”論壇,在演講中公開表態“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2022年4月，自民黨政調會關于國家安全戰略的提案中，首次將中國定位為“重大威脅”，在軍事上“呼吁各國共同鉗制中國”，日本還要擁有打擊敵國指揮中樞的“反擊能力”，指向性明顯。

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政府打算“最快于今年夏季”，派遣防衛省現役官員“常駐臺灣”。

現在的日本不但把目標主要對準中國，而且已經不可能自己回頭了。

（五）日本對我們最大的威脅以及實現和平的希望

中國不能把和平的希望放在日本政客幡然回頭上，而是要強大自身，只有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才能遏制美日聯合把中國拖入軍事戰爭的想法，具備打贏戰爭的實力，才能制止戰爭，為東亞延續長期和平。

日本的準備不只是在國內修憲和增加軍事預算方面，日本對中國的滲透也僅次于美國。一個安倍死了，國內那么多美化的，哭喪的，表現得比日本人還痛苦，這種現象當然不是自然形成的，背后是日本對中國長期的滲透工作發揮了作用。

這種滲透嚴重到什么程度？1985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與日本光村圖書出版社，諸事（株式）會社簽訂合作。1987年，與日本國際教育情報中心進行歷史地理教科書互審，雙方協定每年輪流進行教科書的相互審查。自此以后，人教社全面與日本東京書籍，日本望文社，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與日本國際教育情報中心，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等等官方機構及書社，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合作與交流。歷史和地理的教材互審，幾乎從來沒有中斷過。這樣合作著合作著，日本教科書大量出現美化侵略、拒絕反省、妄圖復辟軍國主義的問題沒有解決，中國新華字典里的“倭寇”字樣倒是沒了。

日本在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就曾經對中國發起持續幾十年的文化滲透。

光緒八年，日本人岡正康，江南哲夫共同創辦《上海商業雜報》，開始日本在中國辦報。

1906年日本人中島真雄在沈陽創辦了《盛京時報》，后在佐原篤介經營下，銷量猛增到兩萬份。

1919年，《關東報》在大連開始發行。1921年大連出現另一份重要的日本報紙《滿州報》。1922年，《大同文化》創刊。

沈陽則有1921年矢野勘創辦的《奉天日日新聞》和《奉天每日新聞》。

長春在1920年出現了《北滿日報》。

哈爾濱在1918出現了《極東新聞》，1922年，中島真雄在哈爾濱創立了《大北新報》。

有了這么多鋪墊，才有了后來那么大數量的漢奸。從日本的長期準備看，“九一八”事變很難算得上日軍“下克上”偶發事件。九一八事變之前，板垣征四郎在他的站前動員中就提到：“（中國）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結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

中國人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精神面貌，固然有其他原因，但與日本長期的對華文化滲透也當然有很大關系。　　

結合歷史，更容易看清楚日本的圖謀。對于日本修憲解禁日本軍國主義，我們保持高度警惕，但沒必要對此恐懼。中日的國力，日本已經不是旗鼓相當的對手，我們的真正對手是日本的主人美國。既要防止日本刺激中美沖突，也需要防止美國把中國視線過度引向日本。解決了美國問題，也就大部解決了日本問題，日本問題是美國問題的附屬問題。

因此，對外，盯住日本，把防止日本進行“核武裝”作為堅決不允許觸碰的底線。日本觸碰這一底線，中國就可以聯合俄羅斯對日本進行一切手段的預防性打擊。堅決維護釣魚島等領土主權，盡快解決臺灣問題，扼住日本海上生命線，預防日本做對不起中國的事情。必要時，我們還可以提出琉球地位問題。

對內，對于日本的滲透要進行遏制，對于日本（當然還有美國）對華各種以援助之名進行的滲透進行摸排。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中國對日本進行反滲透，分化日本內部。就跟毛時代那樣，毛澤東思想在日本影響了大批認同中國制度，主張中日友好的年輕人。這些人形成為日本的左翼，對日本右翼形成了制約。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當年想通過安保條約曲線實現對和平憲法的突破，沒有成功，就是日本的左翼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解決日本問題代價最小的方式。

要從根本上削弱日本的戰爭潛力，就要進一步削弱日本制造業實力。中國的產業升級，可以順帶著完成這一歷史任務。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察”，綜合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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