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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選自《鄧力群文集》第三卷，完整文字版。

　　文中，鄧力群同志指出，我們的斗爭需要毛澤東思想：

　　【我們學習毛澤東及其著作，都是為了解決當前的斗爭，為了適應斗爭的需要。一句話，我們的斗爭需要毛澤東思想。準確地說，就是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相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

　　鄧力群同志分析道，從八九學潮和蘇聯解體等事件中，能夠看出毛澤東思想的遠見性：

　　【許多人經過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政治風波和蘇聯、東歐一些國家發生劇變后，受到了很大教育。年輕人出現“毛澤東熱”……他們覺得毛澤東的許多觀點和理論是值得重視的，可以使他們不至于走錯路，而能走正路;按照毛澤東的去做，帝國主義的狂妄企圖就休想得逞。……想當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一露形，毛澤東就在全世界范圍里敲起警鐘，說要提高警惕，這個思潮可危險!】

　　鄧力群同志接著指出，毛澤東的經濟建設思想嘆為觀止、值得學習;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和四項基本原則，都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我們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這也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他留下了很多值得我們嘆止、值得我們學習的思想，例如：正確外理十大關系;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的隊伍;建立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這樣一種政治局面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是我們從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來的。】

　　鄧力群還深刻地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不是學理之爭，而是要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根本推翻：

　　【我們不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僅僅當成我們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種觀念的爭論。其實，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是通過憲法所確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思想指導制度。它已經不限于學理問題，是一個已經確定了的現實政治問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不是簡單地從觀念上、學理上說這幾條原則他們反對，而是要把我們憲法所確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思想指導制度根本推翻，改變我們國家的性質。這里沒有任何退讓的余地。】

　　全文如下：

　　我們的斗爭需要毛澤東思想*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全世界寫毛澤東的書和文章汗牛充棟。敵人在研究他，我們的朋友也在研究他。罵之者有，頌之者更多，或褒或貶都是為了斗爭的需要。一般的學術性研究也不在少數，縱然是這樣的研究，也沒有離開現實十萬八千里。作為世界的巨人，毛澤東沒有作古，他在全世界面前所聳立的巍巍形象不可磨滅，他所奠造的事業在繼續發展。看來，越往后去，毛澤東的影響會越來越大。中國也好，外國也好，接受了嚴酷的現實教育的人們，都需要了解毛澤東，學習毛澤東。

　　幾年前，我向湖南同志建議，把世界范圍里所寫的有關毛澤東的書和文章收集起來。據說韶山紀念館做這件事已經一年多了。這是在湖南。北京呢?中央文獻研究室大概也有收集吧?還可以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文獻情報中心聯系，委托他們幫助收集，按時摘要報道一下，如果能把值得翻譯的翻譯出來，當然更好。我們應該掌握國內外的“毛澤東熱”，它的一些熱點又在什么之上。今年以來，特別最近幾個月，有幾位同志熱情向我介紹，從一九八七年以來，在青年人中間出現了一股越來越熱的“尋找毛澤東”“、發現毛澤東”的現象，持續四五年而不衰。中央文獻研究室幾位同志寫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張貽玖寫的《毛主席的書房》、《毛澤東和詩》，逄先知寫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李銀橋寫的《毛主席身邊十五年》，還有權延赤和李銀橋合作的幾本書，一時洛陽紙貴，都成了在青年人中很受歡迎的書。

　　有的書，雖然也有些缺點，有的地方不那么真實，一些材料在幾本書里反復出現。但是，總的來講，是好書，是可貴的精神食糧，在青年人中間起了積極作用。他們從書里知道毛澤東其人其事，他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質、生活習慣、個人愛好、思想作風、朋友交往、親屬聯系等等，打破了某些神秘觀點。毛澤東是普通的人，但確實又和普通人不大一樣;是平凡的人，又是偉大的人物;是可以親近的，同時又是值得尊敬的。據說，這些書在青年人中推動起來的激情還方興未艾。像這一類書，都發行得比較好，出來一本暢銷一本。

　　青年們所看的書，開頭一段主要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的部下、他的戰友所寫的或被采訪整理出來的書。經過這么一段以后，有的青年已經不滿足于此，而要進一步閱讀毛澤東自己寫的書，進一步閱讀理論書刊了。正好，《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適應了這部分青年的需要。這兩本書發行量所以這樣大，決不是偶然的。人們估計，這種從毛澤東身上尋求啟發、尋求力量的狀況，會在毛澤東一百周年誕辰時(一九九三年)達到高潮，然后還有可能持續下去。明后年要陸續出版《毛澤東文集》、《毛澤東軍事文集》。前些年已經開始出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后每年還要一本兩本繼續出下去。這些書的出版，將會更好地適應學習毛澤東、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時代思潮的需要，并將促進這個思潮進一步發展。這是一件很值得我們高興的事。

　　這種情況，和我們過去的思想轉變相像。拿我來講，思想的轉變首先也是從閱讀形象的作品開始，然后才進到閱讀理論著作，探求理性的東西。這種從感性到理性、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往往是人們思想轉變的過程，是合乎人們的認識規律的。

　　中國有希望，中國青年人有希望。從這件事里，可以得到證明。讀毛澤東的書，了解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不僅使人增長智慧，而且會使人陡增追求真理的堅定性，為真理、為信念堅持斗爭的堅定性。這個現象出現在這個時代，時代要求我們在毛澤東指引的道路上繼續工作，繼續奮斗，加上同志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必將產生應有的作用。你們撰寫的書，對年輕人來講，開頭一段，他們可能讀不進去;等到他們要進一步了解毛澤東的思想，閱讀毛澤東的著作，他們的認識進到這種階段的時候，你們所寫的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論著，就不會曲高和寡，就會成為他們所喜愛的重要輔導讀物。固然，毛澤東的著作是通俗好讀的，但是，它里面包含的思想，在什么條件下的思想，如果沒有輔導，有些人也不一定一下子都能看得清楚，領會得到。有了輔導以后，就能夠更好地來理解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著作里的深刻含意，特別是它對實踐的指導意義。

　　由此我也想到，理論讀物也需要有通俗一點的，本兒薄一點的，不非要長篇大論、大部頭的才過癮。我們年輕的時候，在接受了革命文藝的影響以后，就希望知道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盡管初期對于很深的理論讀不進去，但是通俗的還是愿意讀的，確實感到這比那種小說說明的問題更深刻一些，能接觸和知道規律性的東西了。

　　所以，在出了那么多原著以后，怎么樣輔導渴求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年輕人，或者使干部更好地了解、更深地了解，特別是在了解以后能夠運用來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這方面的輔導非常重要。這項工作需要有所分工，我現在一下還說不出具體意見，請大家考慮。因為這確實是個問題。

　　對于研究問題，我想提出一點，希望能夠很好地研究一下毛澤東是怎樣學習馬列主義、運用馬列主義和發展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在學習理論、運用理論、發展理論方面，與其他一些革命導師的經歷不大相同，具有自己的特點，更深地植根于斗爭的實際之中。這個特點，集中反映在他的《反對本本主義》里的一句話上：“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1】毛澤東不曾有過純學理的學習和研究，是中國的革命一步步推動他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他的學習和研究自始至終是在斗爭需要的過程中進行的。他把馬列主義的東西拿過來，不是照搬，不是簡單重復，而是結合中國的實際，加以豐富，加以發展，加以落實，在中國真正生了根的。總之，毛澤東不是像王明等人那樣，似乎先有了滿腹的“馬克思主義”，然后來頤指氣使地指導一切。

　　我們常常說，中國黨有個缺點，理論準備不夠。這確實是的。但正因為這樣，就逼得你要從干中來學，沒有紙上談兵的條件，也沒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一邊干一邊學，不是學好了以后再來干。在斗爭中學，斗爭中用，斗爭中發展，這就是毛澤東的革命方式。因此，離開每個時期的斗爭來探討、研究毛澤東是怎樣運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恐怕很難說清楚。現在我不知道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寫《毛澤東傳》時，有沒有考慮和理清楚這一點。就是在每一斗爭階段毛澤東讀了哪些馬列著作，對于他當時解決革命實際問題起的作用最大的是什么書，不知道能不能有這樣的材料。

　　據我的初步印象，在五四運動以前，毛澤東自己講，他也曾和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向西方尋求真理。哲學上也好，社會學上也好，都希望從西方資產階級那里尋求救國之道。后來證明不行。只有到了十月革命以后，馬列主義傳到了中國，他接觸到了馬列主義，才覺得真的有路了。這個馬列主義，最初的了解是很粗淺的。毛澤東不是讀了很多的馬列著作，在理論上有了充分武裝了，然后才投身到工人運動中間，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間。他在學到馬列著作以前，已經參加了斗爭。開始看到的馬列原著，也不過是有限的幾本。《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本。他學了以后，用馬列主義基本的東西來解決斗爭中的問題，結果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面貌為之一新。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確實與別的人不一樣，他不把馬列主義作為教條，而作為指南。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毛澤東通過自己親身的調查，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大革命時期，這兩篇著作可以說是毛澤東的代表作是他在斗爭中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解決了中國革命中兩個最重要問題的代表作，從而也就在中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又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回答了林彪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以后又寫了《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決議》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起的作用，確實了不起。

　　全國解放以后，到中國來的外國共產黨人，普遍地提出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工人階級的黨?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成分絕大多數是農民，工人很少，盡管你打了幾十年的仗，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中國共產黨不是工人階級的黨，更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用他們的經驗，用他們的生活同我們類比。我一九八一年去意大利，見到他們的總書記，他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他說，看來你們中國共產黨農民的成分對你們的影響太大，眼界太小。我就用我們黨的《古田會議決議》回答了他。我說，把我們《古田會議決議》同我們軍隊的生活、黨內的生活來比較和印證，就可以看出來，我們這個黨的成分、軍隊的成分，雖然大多數是農民，但是，他們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組織紀律性和戰斗性，比哪一個國家的工人成分占多數的黨都要高得多。也就是說，我們黨是用工人階級的意識來教育農民出身的黨員，改造農民出身的成分的。一個黨是什么樣性質的，關鍵在于用什么樣的思想來教育它的黨員，使他們具有什么樣的素質和修養。在這一點上，也不能唯成分論。

　　從毛澤東開始，后來還有劉少奇，非常重視共產黨員的修養問題。少奇同志曾經當面同我們講過，我們黨的貢獻就在這一點上。這是我們中國黨的獨特之點。外國黨解決了政治路線以后，黨員是個什么觀念，是個什么意識，在他們的文件里、決定里看不到。中國共產黨不僅解決政治路線問題，還解決黨員的修養問題。也就是毛澤東講的，不僅組織上入黨，而且要思想上入黨;劉少奇講的，個人利益要服從黨的利益，這是黨內生活中最根本的一條。這一條太重要了。現在有些外國黨垮了，而且垮得很慘，原因很多，其中恐怕也有一條，不注意黨員的教育、黨員的意識修養，真正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意識在黨內進行思想建設。《古田會議決議》把我們軍隊建成這么強有力的軍隊，把軍隊里的黨建設成這么堅強的黨，真正體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所以我們黨才會經久不衰，幾十年一直堅持下來。古田會議要求反對平均主義，反對極端民主化，反對個人主義，批評要講事實，不要搞流寇主義，宣傳應該怎么做，軍民關系和官兵關系應該怎么建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等，有整個的一套。今天有發展，但基本的輪廓還是那個時候留下來的一些規范。

　　大體上在到延安之前，毛澤東肯定讀了一些很重要的馬列著作，但應該說讀得不算多。戎馬倥傯的歲月，不可能坐下來讀很多的書。他的過人之處，他的成功之道，在于認為哪本書對斗爭有用，他就反復讀，精讀，真正地讀通、讀懂，能得于心而應于手，不是讀完了就完了。不是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讀了四十多遍嗎?有一些是到了延安以后的事。

　　到了陜北讀書的條件好多了。毛澤東在這個時候讀書比以前多一點。這在他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文章里反映出來了。他較多地運用了馬列著作和其他一些無產階級軍事學著作，來說明問題和進行對比，總結十幾年革命戰爭的經驗。有了這些基礎，毛澤東進而更深入地鉆研馬列主義哲學，寫出了《矛盾論》、《實踐論》。這同米丁他們的哲學論文、哲學著作是另外一種面貌。抗日戰爭打了十個月，毛澤東寫了《論持久戰》。它是軍事論文，可是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哲學思想。古今中外軍事論文里包含這么豐富的哲學思想的，恐怕到現在還是數第一，前無古人。它對未來估計得那么準確，抗日戰爭的基本走向幾乎一步不差地應驗。

　　毛澤東善于學習，善于思考，善于運用，善于表達，因為他置身于實際斗爭之中。所以，我建議同志們，在某一方面，或者在某個問題上，具體地來研究、領會和表述毛澤東與別人不同的這種方法。他說的公式，就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但是，應該很好解剖，很好發掘深層次的內容，要搞清楚在哪一個問題上，在哪一個方面，毛澤東是怎么樣進行的，他取得的成就及其影響為后人留下了什么，今天我們還不能不向他學習的是什么?這就可能不至于只是一種公式。因為他解決的問題很多，我們可以從各種角度，從各種問題、各個方面、各個學科，或者各個時期進行探討，寫成文章或書。這樣可把對毛澤東著作的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毛澤東作風的研究等等，搞得更有戰斗性，更生動活潑。

　　與此相同，為了搞得更有戰斗性，更生動活潑，希望同志們所撰寫的各種輔導材料一定要密切注視當前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斗爭情況。因為我們學習毛澤東及其著作，都是為了解決當前的斗爭，為了適應斗爭的需要。一句話，我們的斗爭需要毛澤東思想。準確地說，就是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相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始終堅持這樣一條馬列主義的認識：在國際范圍里，存在著尖銳的兩種制度的斗爭，存在著兩大階級的斗爭。我們黨、我們的國家堅持了毛澤東對世界的形勢的正確分析，諸如兩種制度、兩大階級、三個世界等觀點，在外交上獨立自主，在國家關系中要有來有往，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必須是又聯合又斗爭，決不屈服于任何壓力，更不能投降。這是我們過去取得勝利的基本方針，也是現在和今后仍然需要堅持的。

　　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帝國主義天天都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妄圖消滅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有目共睹的事。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對帝國主義抱著那么大的幻想，一句好話便受寵若驚，惟恐得不到帝國主義的歡心。在五十年代，在社會主義隊伍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里，出現了一種思潮、一種傾向，說話、做事以能夠受到帝國主義的拍手為榮。做一件事，說一句話，帝國主義夸獎了，自己就以為身價十倍。在蘇聯，出了一批這么厚顏無恥的人。中國也有，但是終究這種人在我們這里是少數，不占優勢，而且受到人民、受到黨員的唾棄。許多人經過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政治風波和蘇聯、東歐一些國家發生劇變后，受到了很大教育。年輕人出現“毛澤東熱”，希望了解毛澤東這個人，希望讀毛澤東的書，也是根據他們自己的實踐、自己的經驗、自己的經驗的比較和體會所產生出、來的欲望和激情。他們覺得毛澤東的許多觀點和理論是值得重視的，可以使他們不至于走錯路，而能走正路;按照毛澤東的去做，帝國主義的狂妄企圖就休想得逞。現在，好多事情都再一次證明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判斷準確。想當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一露形，毛澤東就在全世界范圍里敲起警鐘，說要提高警惕，這個思潮可危險!戈爾巴喬夫六年變化，現在看，也不是他一個人造成的，他的祖宗就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的綱領，基本上是繼承了赫魯曉夫的綱領，國際上就是赫魯曉夫的“三無”“、三和”那一套;國內就是全民黨、全民國家、沒有階級等赫魯曉夫路線的因襲。還有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赫魯曉夫做得極其露骨。所以，毛澤東一看到二十大的報告就知道這件事情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危害，這個思潮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危險性，對蘇聯的危險性，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危險性。逄先知同志寫了一篇《回顧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的文章，就是重新解釋毛澤東在這些方面的觀點的。經過歷史的再一次檢驗，證明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值得我們重新學習，值得我們重新認真對待。

　　我們黨在這么大的風浪里能夠站得住，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鄧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們對毛澤東的一生功過作出了正確評價，肯定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鄧小平同志講“：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是國家的寶貴財富。”【2】我們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這也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他留下了很多值得我們嘆止、值得我們學習的思想，例如：正確外理十大關系;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的隊伍;建立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這樣一種政治局面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是我們從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來的。

　　這里我想說一個意思，就是我們不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僅僅當成我們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種觀念的爭論。其實，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是通過憲法所確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思想指導制度。它已經不限于學理問題，是一個已經確定了的現實政治問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不是簡單地從觀念上、學理上說這幾條原則他們反對，而是要把我們憲法所確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思想指導制度根本推翻，改變我們國家的性質。這里沒有任何退讓的余地，正如鄧小平同志鄭重指出的：“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3】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當然就要反對危害四項基本原則、危害國家社會根本制度的現象，包括黨內的一些腐敗現象。腐敗問題現在確實值得重視，看了一些材料確實令人擔心。這個問題不解決，群眾很難滿意，這一條也是年輕人對毛澤東產生尊敬、懷念的重要原因。他們希望我們用毛澤東那樣的魄力和決心來解決這樣的問題。所以不僅在國際上，也包括國內，包括黨內外，現實的生活里問題不少，都需要重新學習毛澤東的著作，領會毛澤東的思想，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來把這些問題一個個解決。因此，學習毛澤東著作，不只是一個純學科的學習，是現實的需要、斗爭的需要。我們學得好，對我們整個的事業有好處。

　　同志們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如果能夠通過同志們的研究、撰寫、出版來影響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的干部，把毛澤東思想結合到我們的實際中，來解決我們當前和今后的問題，那末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黨所需要的，功莫大焉!

　　注釋：

　　*這是鄧力群同志在北京召開的毛澤東研究述評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

　　【1】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1頁。

　　【2】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47頁。

　　【3】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