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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到了晚年，病魔纏身，視力減退，身體日漸衰老，但每天仍以驚人的毅力堅持看書。平裝小字本的看不清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線裝本的。

他要看什么書，除身邊有的書他自己拿來就看外，其余的都由我們負責提供和查找。

當時我們工作制度規定：毛澤東要看的書，是什么時候要的，從什么地方找出來的，是新購買的還是從外單位借來的，以及書名、作者、譯者、出版單位、出版時間、開本、冊數、退回時間、閱讀批注、批畫情況等都要一一登記清楚。

根據我們當時的記載，毛澤東要讀的最后一部書是《容齋隨筆》，時間是1976 年8 月26 日。

這一次的登記，是在一組（為了保密的關系，當時幾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處按順序分別稱為組，毛澤東處稱為一組，有時也叫一辦）1976年毛澤東用書登記本（每本100頁）第56 頁的中間。

當時的記錄文字是這樣的：“8 月26 日晚9 時45 分《容齋隨筆》（宋）洪邁撰明刻本兩函14 冊借北京圖書館。”

這樣記錄本是很平常的，因為在此以前一直都是這樣做的。一年一年，登記本已記滿了一本又一本。然而這一次的登記又不同于往常，它不再有一行又一行、一頁又一頁、一本又一本的延續，是毛澤東用書的最后一次登記。

至此，我們為毛澤東提供和查找借閱購買圖書的服務工作也就基本結束了。后來每當看到這一本本、一頁頁讀書登記的時候，便激起我們對毛澤東深切的懷念，激起我們對他老人家晚年讀書生活的回憶。

1976 年8 月26 日，毛澤東已經重病在身。此時，他已經不能下床行走了，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吃飯也是靠別人一勺一勺地喂。這時候，身邊工作人員都為他的病情憂慮，想得更多的還是他老人家的健康，祈盼他的身體能轉好、康復。可是他自己呢，還是廢寢忘食不分晝夜地看書。

這天晚上9 時45 分，張玉鳳告訴我，說主席要看《容齋隨筆》，你趕快找一部大字的送過來。我急忙跑到毛主席書庫（即中南海增福堂，因毛澤東個人藏書比較多，為便于保管和使用，經當時的中央有關領導同志批準，特將增福堂作為“毛主席書庫”）查找。

毛澤東個人的大部分圖書包括報刊雜志等都集中存放在這里。這里的圖書、報紙和雜志，是從別的地方搬過來的，還沒有來得及整理和編序。因此，他以前看過多次的那部大字線裝本《容齋隨筆》一時找不出來。于是，我立即與北京圖書館聯系，請他們幫助速找一部。

毛澤東有夜晚看書的習慣，特別是上世紀60 年代中期開始，經常深夜里要書。為了保證和及時滿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夜晚看書的需求，北京圖書館的領導經過研究，專門成立一個辦事小組，全天都有人輪流值班。

有了這個辦事小組，我們就方便多了。凡是毛澤東要書，他的書庫沒有或一時找不到，我們就可以與這個辦事小組聯系。再難找的書，再難查的話和詩句，有北京圖書館同志的支持，一般很快就能解決。

在沒設這個辦事小組之前，也就是在我們剛開始給毛澤東管理圖書的時候，一是對毛澤東藏書情況不熟悉，二是個人缺少這方面的知識，毛澤東要書時，我們的心情是很緊張的。

那時，毛澤東要看書，我們主觀上都想立刻找出來送去。時間長找不出來，就不能及時滿足毛澤東的需求，服務工作沒有做好，我們心里就感到不安。盡管自己也曾下了很多功夫，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知識的海洋是浩瀚無垠的，學問是沒有窮盡的。有時有的書特別是古籍線裝書還是不能馬上查找出來，有的典故、名人詩句、警語、箴言等也不能很快查找出來。有了這個辦事小組，毛澤東再要書，再查什么詩句、典故等，我們心里就踏實多了。

這個辦事小組的同志，當時和我們的心情是一樣的：“為毛主席服務是最大的光榮，最大的幸福。”所以，深夜里也好，節假日里也好，凡是毛澤東要書，他們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好的版本送來。

如果說我們為毛澤東晚年的讀書生活做了點什么工作的話，這些工作中也凝結著北京圖書館和各方面同志們的辛勞。

大約過35分鐘，北京圖書館的同志告訴我，書已從柏林寺書庫找到了。我立即趕往位于北京市東城區北新橋附近孔廟東側的柏林寺書庫取書。

取回后，我按照慣例，迅速地翻檢了一遍。這是我們當時的工作制度，凡是從外單位借來的圖書，送給毛澤東之前都要認真仔細地檢查一遍。主要是看看里面有沒有夾帶容易傷害人體的危險品、易燃易爆品及信件、字條等。

這一是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二是為了防止將不該送的信件、字條及其他東西夾帶送給毛澤東，增加不必要的干擾，以致分散他的精力和時間。檢查完畢，我急忙將該書送到毛澤東住地。

當時是晚上 10時 50分。

1976年8月26日，距9月9日毛澤東辭世的日子僅僅十幾天。也就是說，幾乎是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毛澤東還在不停地讀書。

“活到老，學到老”，“生命不息，讀書不止”，“決心學習，至死方休”的思想、理念、精神一直是毛澤東讀書的自然驅動力。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就酷愛讀書，他的一生就是讀書的一生。

1939年他 46歲的時候曾說過：“年老的也要學，我如果再過 10年死了，那末就要學 9年零 359日。”毛澤東是這樣說的，行動上也是這樣做的。直到 1976年病危的日子里，他也在堅持讀書。

1974年 8月，毛澤東被確診為老年性白內障，兩眼漸漸地都看不清東西了。1975年 8月中旬，北京廣安門醫院的唐由之大夫主刀，成功地為毛澤東作了白內障摘除手術。沒過兩天，毛澤東終于有一只眼睛能看清楚東西了。盡管還只有這一只眼睛，毛澤東仍然堅持夜以繼日地看書。

病重期間，毛澤東體弱無力，自己的手無力舉書，就讓工作人員給他拿書；自己不能堅持看書時，還讓身邊的同志給他讀書。在生命即將結束的前夕，依然讀書不止。

《容齋隨筆》是南宋洪邁撰寫的一部關于經史百家、文學藝術以及宋代掌故、人物評價等方面內容的筆記，分《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五集。作者把自己所見所聞、道聽途說中有價值的掌故、軼事及讀書時所受到的啟發、產生的靈感等隨手記下，有時還加點個人的評論、想象和發揮，既有知識性、趣味性，也有一定的思想性。篇幅都不長，好讀好記，是毛澤東一生中比較喜歡的筆記體書籍之一。

《容齋隨筆》這部書，毛澤東讀過多次。

延安時期，毛澤東讀的《容齋隨筆》是掃葉山房藏版、乾隆甲寅重刊的線裝本，分上、下兩函，共 14冊。當時，延安的讀書條件雖然比中央蘇區和長征時期好了一些，但所能得到的書籍還是很少的。毛澤東多次托人從解放區、從上海等地替他買書，也常到當地的有關圖書室（館）去借書。

他讀過的這部《容齋隨筆》就是從當時的馬列學院圖書室借來的，讀過之后還曾轉借其他同志讀過。

1944年 7月 28日，毛澤東給謝覺哉寫過一封信，信中就提到“《容齋隨筆》換一函送上”。

在那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不少的用品和書籍都遺棄或丟失了，可是這部《容齋隨筆》毛澤東一直帶在身邊，轉移、行軍到哪里，他就把書帶到哪里。毛澤東對這部書的珍愛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從延安東渡黃河帶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又從西柏坡帶到北京城，帶到中南海。1949年 6月，到中南海豐澤園的菊香書屋居住后，兩函《容齋隨筆》連同其他有關書籍就放在他臥室的書柜上。

書中不少地方，如《隨筆》卷七“羌慶同音”“佐命元臣”“名世英宰”及卷十、卷十三等許多則，《續筆》卷十一“古錞于”“孫玉汝”“唐人避諱”“名將晚謬”及卷十二、卷十六等許多則，毛澤東都用鉛筆圈點過或者畫上了杠杠。

毛澤東到外地開會或視察，還常在工作間隙讀《容齋隨筆》。

如 1959年 10月 23日外出之前，他指名要帶上馬列著作、哲學、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等多種有關書籍外，還囑咐帶上《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宋以來的多種筆記小說。

20世紀 60年代，毛澤東先后兩次要過《容齋隨筆》。

一次是 1966年 11月，這一次他讓把以前看過的那部《容齋隨筆》兩函 14冊全送上。

一次是 1967年 9月 23日，這一次要的不是全書，只要《五筆》兩冊。

到了 20世紀 70年代，毛澤東還幾次讀過《容齋隨筆》。

為什么在毛澤東的最后歲月里，他又一次要讀《容齋隨筆》呢？

筆者也想過這個問題。毛澤東晚年很少與家人生活在一起，身邊除工作人員外，家里人一個也沒有。與工作人員之間的情誼是不能替代親情的。所以，毛澤東晚年的生活，特別是寧靜的夜晚，逢年過節的時候，是寂寞、孤獨的。讀《容齋隨筆》就如同讀故事，讀軼聞和趣事。該書中的每則故事篇幅一般都不長，一則故事也就幾十字到幾百個字。讀這樣的書，應該主要是在于休息，也可以調節大腦，緩解寂寞、孤獨、苦悶的心情，讓自己頭腦里增加一些快樂元素，帶來快樂心情。

在生命最后半年多日子里，毛澤東在先后失去周恩來、朱德兩位患難與共、風雨同舟幾十年的老戰友之后，曾痛哭流淚過多次，情緒是很悲傷的。

戰爭年代，犧牲了很多戰友和同志，毛澤東很少放聲痛哭，他把悲痛深埋在自己心里，帶領部隊繼續前行。可是進入 1976年，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吃的也很少，行走更是困難。

就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于 1月 8日在北京 305醫院病逝。毛澤東得到噩耗后，沉默很久。在聽工作人員為他讀中央政治局報送的訃告時，漸漸地熱淚盈眶。

14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工作人員讀鄧小平送審的中共中央對周恩來的悼詞稿時，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7月 6日，朱德逝世。7月 28日，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7.8級地震，毛澤東得知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后，情難自禁地又一次放聲大哭。那些日子，病重的毛澤東心中，悲傷的情感交織在一起，讀《容齋隨筆》或許可以轉移、緩解一些這樣的情緒。

就在 1976年 8月 26日這次要書后不久，毛澤東的病情惡化。9月 9日零時 10分，一代偉人的心臟停止跳動，他終身酷愛讀書的生活至此結束。

從北京圖書館柏林寺書庫借來的這部《容齋隨筆》，就成了毛澤東要讀的最后一本大字本線裝書。〔作者徐中遠，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干部局原局長；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