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檢閱紅旗轎車
周恩來總理曾經語重心長地對身邊的工作者說:“進口是必須的,國外許多東西比我們先進么,拒絕學習利用是錯誤的。但我作為總理,代表著中國人的臉孔,中國人的骨氣。只要我們國家能生產的,我就要用國貨。都不用國貨怎么能發展民族工業?我們時時都要想著為發展民族工業多作貢獻。”
總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剛進北京時,我國還不能生產手表,中辦實行供給制,給黨和國家領導人提供的手表都是從香港買來的,每人一塊,給總理的瑞士產的勞萊司自動表。總理仔細地欣賞著這塊漂亮、精致、報時準確的手表,內心并不歡喜,而是長長發出一聲感慨:“什么時候能讓我戴上自己生產的手表呢?”
終于,上海能夠生產出中國人自己制造的手表了!
周總理知道了,漫卷書詩喜欲狂,揚手遙指東南,對秘書們說:“告訴他們,我買一塊。按市場價買。我給他們做廣告!”
周總理有廣告意識,但那時的生產制造廠并沒有這樣的商業頭腦和意識,不知道總理給上海表作廣告的舉動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會帶來多大的市場和效益,真的賣了一塊表給總理,要價120元。當然,后來的市場價就是120元。
周恩來戴著這塊表參加各種活動,就經常豪邁地亮出手腕看表,展示給外賓看:中國人自己也能制造出精致的手表了!
和手表一樣,新中國成立之前,共產黨領導人都沒有屬于自己的專用轎車,包括毛主席、周總理。
早在延安時期,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出于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敬仰和愛戴,專程將兩輛美國福特牌轎車送給中共中央。這兩輛車,一輛配給了指揮作戰的朱老總,另一輛則給了年歲較大的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而1949年3月,毛主席進入北平,在西苑機場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受閱部隊時,乘坐的是剛剛從國民黨軍隊手中繳獲的美式軍用吉普車。
這輛吉普車極其簡陋,幾乎沒有什么和行駛無關的零件和裝飾,甚至連車門都沒有,只是在該裝門的地方開了一個缺口,乘坐舒適性差,可折疊的車篷只能象征性地遮風蔽雨……但是,這輛汽車對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已經夠“奢侈”。
毛主席乘坐美式吉普車檢閱部隊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感到太寒磣了,覺得有必要拉兄弟一把,就送了一批當時蘇聯制造的最先進的“吉斯-0”、“吉斯-5”等一批高級轎車給中國領導人。
即使這樣,中國沒有自己制造的汽車,還是成為了新中國所有領導人心頭的痛。
單單1958年這一年,毛主席就曾經在三次大會上提出要自己制造小轎車。
由此,一汽開始了東風牌小轎車的試制工作。
那個時候,美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全面封鎖和經濟禁運,一汽買不到參考樣車,一時間陷入了困境,不知從何下手。
恰巧,法國“雷諾”汽車廠特意給周總理送了一輛“雷諾”牌小轎車。這輛車,總理不坐,直接轉送給一汽作為參考樣車拆卸研究。
在周總理的帶頭下,朱德委員長把他的捷克產斯柯達轎車送給一汽,陳毅副總理也將自己坐的奔馳600型轎車也贈給了一汽。
這樣,在周總理等領導人的關懷和鼓勵下,1958年7月,我國第一輛紅旗牌CA72型高級轎車試制成功。
周總理無比欣慰、無比高興,當即就把紅旗車定為自己的專車。
周總理說:“別人不坐我坐,我喜歡坐國產車。”
工作人員告訴他,這種車還沒有定型,性能還不穩定,沒有經過檢驗,希望他等產品完全定型后再用。
周總理笑著說,我是試用,不保險才試用,保險了還談什么試用?我坐上了可以促進他們改進,促進我們的民族工業發展,我坐了紅旗車,就是為他們作廣告。
從20世紀60年代起,凡屬大的活動,無論是黨的代表大會還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開會,特別是外交活動中,周總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車。
一位開上海轎車的司機說:“周總理在世時,逢上重大活動,最忙、最露臉的是我們開國產車的司機,一出動幾十輛上百輛,風光得很。”
后來,國家進口了一批高級奔馳車,有關部門想給總理換奔馳車坐,周總理嚴肅地說:“那個奔馳車誰喜歡坐誰就坐去,我不喜歡,我就坐紅旗。”
周總理常常說:“我們國家底子薄,還是一窮二白,一定要堅持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外匯很昂貴,要用在建設上,不該花在消費上。”
1962年12月,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訪華,周總理就用紅旗轎車進行接待。
總理說:“紅旗車這么敞亮,最適合接待外賓了。”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準備帶500余人的龐大訪華團來訪問中國,出發前,首先提了三個正式條件,一,總統專用車運到中國;二,總統專機直達北京;三,電視轉播車從美國帶來。
周總理聽了,一秒鐘的思考時間也不要,立刻回答:“一、車我們有;二、美國飛機停在上海;三、電視轉播車帶來可以,但使用權租給我們!”幾句話擲地有聲,絕無轉圜余地。
黑格將軍吱聲不得。
因為有了中國造的紅旗轎車,周總理用它成功地擋住了美國的總統專車,贏得世界人民的尊敬。
在大是大非跟前,總理用他的民族自強精神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形象和尊嚴,可是,在生活中,總理也遇到了一件終其一生都沒能解除的冏事。
這個窘事就是:刮胡子。
總理的美髯是很出名的,遠看象畫像里的關云長,瀟灑飄逸,可是近摸卻是猛張飛式的虬須,又濃又密,偏偏還根根如鐵。
長征及初到陜北時,由于缺少刮胡刀片,總理就養著蓄著這一副美須。
新中國成立后,總理外事活動頻繁,不得不特別注重儀容,胡子要天天刮。
北京飯店朱師傅倒是可以幫助總理修面,但總理卻不愿意天天麻煩朱師傅。所以,平常還是總理自己用安全刀刮胡子。
總理的時間安排永遠是那么緊,偏偏,那時中國制造的刀片質量很次,常常,總理一手抓著刮胡子刀,一手撫著刮疼了的下領,搖頭嘆氣:“咳,太浪費時間,太浪費時間。”
總理日理萬機,所有的活動安排都得用分秒計算,連從中南海到人民大會堂這段路所需5分鐘都要算出來,而刮個胡子也要占用5分鐘,總理怎么能不急?
可令人遺憾的是,國產刀片質量就是上不去,始終不能痛快解決總理的胡子問題。
這樣,刮胡子和珍惜時間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而且,總理覺得,刮胡子修面直接關系著中國人的臉孔,用外國刀片修出的中國人臉孔,雖然外人不知道,但總理的內心就是過不了這道坎。
總理固執地要用國產刀片,可國產刀片直到總理病逝,始終就沒能讓總理痛快舒服地刮過一次胡子,那些新買的刀片才刮幾根胡子,就變鈍了。
不錯,周總理的胡子是太硬太粗了,但,國產刀片也實在太不爭氣了。
多少次,總理刮一次胡子得換好幾張刀片,而且,在刮的過程中,總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熱毛巾敷軟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秘書何樹英回憶:有時刮著困難,總理也蹙著眉頭忍痛,還要咬著牙加快刮臉速度。工作等著呢,時間不饒人啊!
何樹英等人看在眼里,難受在心里;一個勁在感慨:中國怎么就煉不出好鋼,生產不出“過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總理到緬甸訪問,隨行的衛士高振普自己掏腰包,偷偷地給總理買回了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
帶回國后,一天早上,總理裝好安全刀,匆匆刮臉,馬上有了感覺,臉上一喜:“噢,”他輕輕叫一聲,“刀片質量提高了嘛!”
大家兒狼狽不堪,抓著頭皮,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看著鏡面上總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輕松痛快的表情,誰也不忍心破壞他的情緒。
胡子刮完了。總理用毛巾擦擦臉,旋開刀架,嘴里喃喃著:“是上海的刀片嗎?”
看到總理已經擦抹掉了刀片上的肥皂沫,何樹英不等他看到上面的字母,趕緊回答:“是在緬甸買的外國刀片。”
總理臉色一下子變黯淡,盯著刀片上的外國字母,微微皺了皺眉,再沒說什么。
作者:覃仕勇;來源: 國家人文歷史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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