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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旭:毛澤東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
點擊:  作者:陳立旭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3-05-30 09: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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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歷史事實可見,在建國初期,毛澤東主席強調要用武力解放臺灣。此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從未許諾放棄武力解放臺灣而捆住自己的手腳。直到1972年中美高層會晤時,毛澤東仍然堅持美軍必須撤離臺灣這一根本原則。對于美國煽動起來的“臺灣獨立”的歪風,毛澤東以巨大的勇氣予以堅決回擊。

 

毛澤東生前為了解決臺灣問題花費了不少心血。他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在當時起到了反對分裂的作用,在后來為我黨提出“一國兩制”方案奠定了基礎,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彩的一筆。


一、統一祖國可以考慮采取武力與和平兩種方式


建國初期,毛澤東主要考慮用武力方式解放臺灣。1949年成立了由粟裕任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積極籌劃軍事攻臺。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發表的《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中提出的1950年任務,包括解放臺灣。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以協防臺灣為由武裝侵入臺灣海峽時,中國政府于1950年6月28日發表聲明,嚴厲駁斥杜魯門關于臺灣地位的聲明,斥責美國第七艦隊侵臺。中國政府指出:“美國的這一行動乃是對于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于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采取任何阻撓行動,臺灣屬于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由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需要,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重點由東南轉向東北,武力解放臺灣的計劃暫時擱置。1953年7月朝鮮戰爭結束后,臺灣當局加緊推動與美國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在此影響下,1954年,國際上出現了一種所謂“托管”、“代管”臺灣的論調。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堅決反對,并嚴正指出:一切想把臺灣交給聯合國托管,或者交中立國代管,以及“中立化”臺灣及制造所謂“臺灣獨立國”的主張,都是企圖割裂中國領土奴役臺灣人民,使美國侵臺合法化。“這都是中國人民絕對不允許的。”1954年7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再次提出武力解放臺灣的任務,并于當年9月3日開始炮擊金門。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于當年12月2日與蔣介石集團簽訂了“共同防御條約”,把臺灣和澎湖列島置于美國的“保護傘”下。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嚴厲譴責。12月5日,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在同緬甸總理吳努會談時談到美蔣“共同防御條約”說:這個條約實際上是美國為了侵占臺灣和澎湖列島而搞的。首先,這個條約肯定了國民黨的地位,說國民黨代表中國;第二,國民黨正式以條約方式承認美軍在臺建立基地;第三,這個條約規定任何方面不得對臺灣和澎湖列島動武,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能武力解放臺灣;第四,這個條約又說經過協商后可適用臺灣、澎湖以外的地區;第五,杜勒斯說,互不承認的國家,發生戰爭將不叫戰爭。這五條,實質是不讓中國武力解放臺灣。周恩來還表示,“我們反對戰爭,但不會被嚇倒,我們熱愛和平,但不拿主權去乞求和平。”12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所謂“共同防御條約”根本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完成自己祖國完全統一。人民解放軍于1955年1―2月間發起渡海戰役,解放了一江山島和大陳島。

由歷史事實可見,在建國初期,毛澤東主席強調要用武力解放臺灣。此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也從未許諾放棄武力解放臺灣而捆住自己的手腳,直到1972年中美高層會晤時,毛澤東仍然堅持美軍必須撤離臺灣這一根本原則。

毛澤東在考慮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同時,也考慮到:臺灣問題與東西德、南北朝鮮問題不同。臺灣問題是由于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后盤踞臺灣而造成的,盤踞于臺灣的國民黨也只承認一個中國。兩岸分離的原因在于國共兩黨的政治對立和軍事對抗。基于此,解決臺灣問題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在中國人內部采取和平方式解決。

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從兩個方面開展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一是敦促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談判。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聲明,表示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談判和緩遠東局勢問題。周恩來的這一聲明得到了美方響應。從1955年8月至1970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即日內瓦一華沙談判)了136次,核心就是臺灣問題。二是向臺灣方面提出和談倡議。倡議的主旨是:如美軍撤臺,我們可能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如果蔣介石接受,歡迎蔣介石派代表來北京談判。并且提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設想。當時毛澤東提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設想的主要內容是:爭取逃臺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返回祖國大陸與共產黨合作;爭取同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決臺灣的問題;爭取蔣介石與共產黨再次合作以解決臺灣問題;對于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上層,均可采取寬大的方針。根據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周恩來于1954年8月12日在統戰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代表中央提出對臺工作方針時指出:“凡愿從臺灣回到祖國的,我們是既往不咎。”“大家都有朋友在臺灣,可以向他們做宣傳工作。”8月15日,周恩來在宴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又說:“跑到臺灣去的人愿意回來,我們都以寬大政策對待他們。”1955年4月17日,周恩來在萬隆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吳努表示想調解中共和蔣介石的關系。當時吳努的興趣集中在兩點:一是如何和平解放臺灣,和平解放臺灣后如何對待蔣介石;二是和平解放臺灣后中國是否愿意同美國簽訂友好條約并接受美援。周恩來明確回答:“如果美國撤軍,我們是可以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如蔣介石接受,我們歡迎他派代表來北京談判,只要蔣介石同意和平解放臺灣,并且派代表來北京談判,我們相信即使蔣介石本人,中國人民也可以寬恕他。但蔣介石必須承認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稱代表中國。”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萬隆同八國代表團會議上又一次表示:我們愿意和蔣介石談。同時,根據毛澤東所確定的原則,周恩來在會見外賓的場合多次代表中國政府公開表示: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外國干涉。

1955年4月25日,周恩來在會見黎巴嫩前駐美大使馬立克時指出,臺灣問題有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內部來說,這是我們的內戰,我們打敗了蔣介石,他逃到臺灣,我們要解放臺灣,這是內政,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外部來說,朝鮮戰爭后,美國占領了臺灣,我們解放臺灣,會碰到美國的武裝力量。我們并不害怕他們,而是認為這是個復雜的問題,可以在桌子旁會晤討論這件事。我們不要戰爭,也不怕戰爭,當我們的利益受到威脅時,我們就接受挑戰,全力以赴。1955年5月12日,周恩來在會見印度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梅農時說:中國從來沒有說過不同蔣介石談判。應該由兩方面直接談判,這種談判與中美之間的國際談判性質不同。同年5月1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亞非會議的報告時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1955年7月30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再次宣布這一方針時說,解放臺灣有戰爭與和平兩種方式,我們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放臺灣。同時,他還進一步指出: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愿意同臺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但需要說明的是,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1956年,中國即將進入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需要安定的環境,也需要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進一步考慮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問題。此次毛澤東考慮的重點,是團結臺灣國民黨上層以實現和平統一。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現在愛國,國內國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都團結起來,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針對臺灣國民黨當局,毛澤東專門指出:“凡是能夠團結的,愿意站到我們隊伍里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么的,比如臺灣,那里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愿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毛澤東還說,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根據毛澤東這一設想,周恩來在當年1月30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我黨的對臺方針是:歡迎國民黨回大陸參觀學習,凡是愿意回大陸參觀學習的,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咎既往。凡在和平解放臺灣上立了功的要受獎,臺灣人員要站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為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斗。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李濟深的前衛士長馬坤時說,如果你到了臺灣,請你向蔣介石和你的其他朋友轉達幾句話。首先,你可以向他們說,蔣介石是我的老朋友,他認識毛澤東,也認識我。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最后一次談判是在南京。那次談判破裂后,打了三年內戰,至今還沒有結束,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說和談,我們就不能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周恩來還說,蔣介石還在臺灣,槍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臺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而這件事也會像你所說的那樣載入歷史。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一屆人代會三次會議上進一步公開闡述我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時說,我國政府曾經再三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與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我們愿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并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談判。為了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愛國不分先后,不管過去犯過多大的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采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國民黨軍政人員為和平解放臺灣發揮重要作用。希望他們回大陸省親、探友、通訊,我們準備給以各種方便和協助。

概括這一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設想,主要有五個內容:(一)省親會友,來去自由;(二)既往不咎,立功受獎;(三)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四)和平解放,互不破壞;(五)留蔣軍隊,由蔣治臺。

二、毛澤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思路中,包含著在一個中國內部實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并存


1956年,毛澤東關于采用在一個國家里實行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方式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構想大的框架已經基本形成了。其標志是:第一,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多次闡述了解放臺灣的兩種方式,并強調要力爭用和平方式解決。第二,他們都強調一個不可動搖的原則,即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的原則。國共兩黨只能在這個前提下來談統一問題。第三,他們都表達了這樣一個意見:和平統一祖國后,對蔣介石可以諒解,蔣介石還可以在臺灣,軍隊也還可以在他手中掌握,其他具體問題和步驟都可以協商。從以上三點來看,到1956年,毛澤東關于采用在一個統一的國家里實行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方式,和平統一祖國的構想雖然還是初型,但大的框架已經有了。

毛澤東還考慮,應該把黨中央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在上述框架之下加以具體研究,使之進一步成熟后,確定下來,并在黨內統一認識。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想法,1956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和平解放臺灣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對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必須改變方式,才能適應當前新的情況和政策。對外宣傳應該采取強調同不去強調異的方針,強調“愛國一家”。為了進一步加強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中央指定統戰、調查、宣傳、公安、外交、僑委、總政、軍情等部門負責人,成立對臺工作組,協助中央統一掌握對臺工作。不久,中共八大召開。這一思路和框架又為中共八大所肯定。八大文件指出:“我們愿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談喪失了可能性或和談失敗之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臺灣的正義事業一定能夠取得最后勝利。

毛澤東和黨中央關于力爭用靈活方式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得到了廣大愛國人士的擁護,他們中許多知名人士主動提出愿意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推動和平統一進程。此間,毛澤東在會見這些朋友時,又在原有構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怎么樣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方案,其內容是:臺灣必須回到祖國懷抱,以實現祖國統一。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臺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就秘密來。”毛澤東還說,臺灣只要與美國斷絕關系,可以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對于毛澤東所提具體方案,周恩來還做了進一步說明,他說: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愿意做,蔣經國只好讓一下做副的。其實陳誠、蔣經國都是想干些事的,陳誠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臺灣方面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也拿出誠意來。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時提出的這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方案,使已經初步形成的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兩種社會制度并存構想框架中的內容更完善、更充實了,表達的語言也更加明確、具體了。這就是:中國必須統一,臺灣必須回到祖國懷抱;臺灣回歸祖國后,“一切可以照舊”,臺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雖然沒有使用“一國兩制”的詞匯,但其基本內容就是“一國兩制”。

三、毛澤東為實現解決臺灣問題構想而殫精竭慮


毛澤東關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在實踐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毛澤東在斗爭的風浪中堅持了這一構想并使之更加接近現實。

實踐毛澤東所提出的構想,首先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遇到了挑戰。

這個挑戰來自美國。美國歷屆政府都奉行將中國分而治之的政策。蔣介石逃臺后,美國扶持蔣介石的重要目的,是使臺灣成為在亞洲防止共產主義的一個主要環節,把臺灣建成美國在太平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毛澤東關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進而使臺灣與祖國大陸實現統一的構想,對美國實行自己的戰略打算是一個嚴重威脅。而且,毛澤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對臺灣當局所產生的一定影響,也使美國擔心國民黨集團脫離自己的控制從而削弱其在亞太地區的力量。因此,毛澤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引起了美國的不安。為了不使毛澤東的構想變成現實,美國在這一時期里,加緊推行其“兩個中國”的政策。在美國政府的默許、支持下,美國國內出現了一支鼓吹臺灣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國際上也出現了一些諸如“臺灣地位未定”、“臺灣居民不是漢族”、要“實行公民投票實現臺灣自治”等論調。

對于美國新煽動起來的這股“臺灣獨立”的歪風,毛澤東以巨大的勇氣予以堅決回擊。當美國鼓動“臺灣獨立”時,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于1958年2月10日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講話,嚴厲批駁了“臺灣地位未定”和“臺灣自治”的謬論。考慮到當時的國際局勢和臺灣海峽的形勢,毛澤東以偉大革命家的氣魄,在美國威脅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毅然決定炮擊金門。炮擊金門不僅打擊了美國的侵略氣焰,更重要的是把臺灣問題保持在一個國家內部問題的范圍之內。正如毛澤東在炮擊金門當中親筆寫的《告臺灣同胞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中所說的:“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打一些炮,引起你們注意。臺、澎、金、馬是中國領土,…確實不是美國人的領土。臺、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我們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炮擊金門是為了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炮擊是為了“以利他們固守。”“這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與此同時,毛澤東和周恩來仍然積極尋求與蔣介石集團對話的渠道。1959年12月14日,周恩來接見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芨、宋希濂等人時提出:你們要利用自己的影響,做臺灣方面的工作。嗣后,杜聿明等人均通過各種渠道致信臺灣國民黨軍政要員,說明大陸對臺政策,希望通過和平談判,實現祖國統一。這些行動,對臺灣方面也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60年初,美國開始推行兩面對華政策,一方面繼續從政治、經濟方面逼迫臺灣與大陸脫離關系,以此為前提給臺灣以軍事援助,力圖借此打開缺口,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另一方面設法增加與中國大陸的接觸,尋找與中國政府的新的折衷方案。毛澤東敏銳地看到:這種情況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利于我們進一步開展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對臺工作問題。此次會議根據新的情況確定解決臺灣問題的總方針是: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臺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蔣介石等人現在過來也有困難,問題是要有這個想法,逐步創造條件,一旦時機成熟了就好辦了。為了貫徹這一總方針,中共中央還提出了更為寬松的對臺政策新的四點具體意見:1.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于蔣(介石);2.臺灣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并征得蔣之同意后進行;4.互約不派特務,不作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十分明顯,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的這一對臺工作總方針和四點具體意見,是毛澤東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的進一步發展。四點具體意見使毛澤東當時提出來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更寬了,辦法也更具體了。可以說,當時我黨為解決臺灣問題而形成的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實行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政策的內容已經比較完備了,以后就是怎樣加以表述的問題了。

實踐用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并存的辦法來和平統一祖國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怎樣解決在一個統一的國家里實行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問題。

為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堅持了兩條方針:一是堅持這一問題是中國人內部的事,應該由臺灣海峽兩岸人民自己處理,不允許外國插手;二是堅持從寬的方針。只要堅持一個中國,臺灣回歸祖國以后,可以高度自治。為了貫徹這兩個方針,毛澤東和黨中央自1960年5月22日提出對臺工作總方針和四點具體意見之后,又于1963年初對四點具體意見作了新的補充。補充的內容是:臺灣回歸祖國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利,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都由臺灣的蔣介石和陳誠全權處理。臺灣社會改革不僅可以從緩,而且在條件成熟時也要尊重蔣介石、陳誠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

1963年初,毛澤東把進一步充實了內容的在一個國家里實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并存的和平統一祖國的具體意見,通過周恩來出面,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加以轉達,并再次做了更具體的說明。周恩來在請張、傅二人寫信時,還把毛澤東的這些具體意見歸納成“一綱四目”。“一綱”就是: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與陳誠的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1.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蔣介石與陳誠全權處理;2.臺灣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指陳誠)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4.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同時還向臺灣方面表示:這些意見是中央政府的。不久,周恩來又請有關人士轉告陳誠:臺灣歸回祖國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利,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均可由臺灣朋友自己來管。他還說:過去送去的信件雖然是一些朋友個人寫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們個人在政府中擔負的工作可以變更,但上述對臺工作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由上可見,1963年初毛澤東提出并由周恩來歸納的“一綱四目”和平統一祖國具體意見,實質上就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里實行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方案。“一綱”就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四目”實際上就是在一個國家里實行兩種制度。“一綱四目”實際上是毛澤東1956年提出的用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辦法和平統一祖國初步構想的更具體的方案。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50年代中期提出、60年代初期進一步充實了內容從而方案化了的在一個國家里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并存的構想,實際上就已經包含了后來我黨在80年代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的基本內容。

四、毛澤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構想對國民黨當局的影響


值得強調的是,毛澤東關于采用在一個國家里實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并存的方式和平統一祖國的構想,對國民黨方面發生了重大影響,起到了維護祖國統一的歷史作用。

應該肯定的是,蔣氏父子是堅持一個中國立場的,但在50年代初期,他們急于借助美國力量自保和“反攻大陸”,對美國分裂中國的打算警惕不夠。5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分裂中國陰謀的揭露和強調中國必須統一、決不允許分裂的立場,對蔣氏父子有一定影響。從那以后,蔣氏父子開始對美國分裂中國的陰謀保持警惕了,在許多問題上他們不買美國人的賬。1954年9月9日,杜勒斯到臺灣同蔣介石會談,提議把臺灣交給聯合國“托管”或者交給中立國“代管”,還提議臺灣中立化或建立“臺灣獨立國”,當即遭到蔣介石的拒絕。1954年12月3日,美蔣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后,美國試圖掌握對臺灣軍隊的指揮權。對此,蔣介石是堅決抵制的,決不把軍隊交給美國人指揮。對于成立臺灣和美國軍事協調會議,蔣介石也一直堅持要由國民黨方面主持、主導不允許美國人掌握主持權和主導權。對在日本國內的“臺獨”勢力,蔣氏父子采取了不支持和分化的措施。分化的結果,1956年,日本“臺獨”頭目廖文毅宣布解散在日本的“臺獨”組織。1958年3月17日,按照蔣介石的意見,美軍駐臺軍事機構實行改組合并,成立美駐臺協防軍援司令部。這個司令部實際上也是由國民黨控制整個協防軍的,美軍指揮官只處于助手地位。同年5月25日,蔣介石直接了當地對美國記者說:我們反攻大陸,“無須美國直接參戰。”1958年10月1日,蔣介石公開發表談話說,他在是否撤退金、馬駐軍問題上并沒有接受杜勒斯談話的義務。

1956年7月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指示和具體意見,1960年提出的對臺工作總方針和四點具體意見,對臺灣方面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當時,臺灣當局一方面口頭上仍說要“反攻大陸”、“光復大陸”,但另一方面對臺灣島內和海外的“臺獨”分子及其活動也加大了打擊的力度。1960年9月4日,臺灣當局逮捕了一批“臺獨”分子和有“臺獨”傾向的人,取締其組織和活動,始終不讓“臺獨”勢力成氣候。1961年4月28日,國民黨還專門組織了鄭成功收復臺灣300周年紀念活動,表明了他們也是堅持一個中國、維護祖國統一的立場的。1961年下半年,美國對臺搞“拉陳(誠)抑蔣(介石)”陰謀,美國政府邀請陳誠訪美,企圖在是否從金門、馬祖撤退蔣軍的問題上,離間陳誠和蔣氏父子的關系,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達到他們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目的。毛澤東看穿了美國的陰謀,決定以促成蔣氏父子與陳誠的團結,來擊破美國“拉陳抑蔣”的陰謀。他通過周恩來出面表示:“我們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在陳誠赴美之前,周恩來還提醒臺灣當局要加強內部團結,把軍隊抓在手里,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周恩來轉達說,毛澤東一再表示,只要蔣介石一天守住臺灣,不使它從中國分裂出去,那么,我們就不改變目前對他們的關系,希望他們不要過這條界。周恩來還說:“陳誠還有些民族氣節,看來不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在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臺政策的影響下,陳誠和蔣氏父子沒有落入美國搞的“兩個中國”的圈套。1961年8月,陳誠訪美,美國國務院將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記錄拿給陳誠看,想以此拉攏陳誠。但陳誠看了之后,反而十分感慨地說:“中共拒絕美國的一切建議,而堅持美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臺灣的作法,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陳誠明確表示,他也要站在維護祖國統一,擁護中國共產黨關于一個中國、不搞分裂的立場之上。陳誠還說:國民黨也要向歷史作交待。同時,臺灣當局內部原本矛盾很深,但在維護一個中國的問題上反而加強了團結。1961年8月14日,陳誠回臺后,專門向蔣介石匯報了訪美經過當年11月12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八屆四中全會上發表了題為《貫徹本黨的時代使命和革命任務》的講話,講話中表示了堅決維護一個中國,反對分裂的立場。

毛澤東和黨中央于1963年進一步提出并由周恩來歸納的“一綱四目”和平統一祖國具體方案,對臺灣當局也有一定影響。1963年1月12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九大上發表講話時,堅持了一個中國的立場。同時,對“臺獨”勢力開始采取嚴厲措施加以打擊。1964年9月,臺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彭明敏等秘密起草“臺灣獨立宣言”,被國民黨政府發現后予以逮捕。此后,蔣氏父子凡是發現有“臺獨”分子活動,都毫不手軟地把他們逮捕。1966年10月22日,宋美齡在美國舊金山發表演講,嚴厲斥責“兩個中國”的謬論,對在美的“臺獨”勢力起到了分化、打擊作用。1968年6月10日,蔣介石在接見日本新聞編輯訪問團時,重申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政策,又一次打擊、分化了海外“臺獨”勢力。1970年1月3日,美國幫助“臺獨”頭子彭明敏逃出臺灣赴美活動,此后不久的1月15日,在美國的默許下,在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地的“臺獨”團體組成了“臺灣獨立聯盟”,總部設在紐約。蔣介石于此事發生的前兩天即1月13日發表談話,預先警告,進行強烈譴責,并且表示“臺灣政府的一個中國的立場永不改變”。更加耐人尋味的是:1965年3月5日陳誠病逝后,在他留下的遺言中,既沒有提“反攻大陸”,也沒有提“反共”,反而在遺言中向蔣介石建議: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臺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的愚弄。實際上陳誠在他的遺言中表明了他關于要和共產黨和解以實現中國統一的態度。當時國民黨內一些人建議在發表陳誠遺言之前,要加上“反攻”和“反共”的內容,陳誠的親屬不同意,找到蔣介石,蔣介石表示:同意可以不修改。這一事情說明,蔣介石在兩岸和平談判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上,是有考慮的。

歷史事實證明,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意愿。毛澤東當年提出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體現了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意愿,順應了歷史潮流,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彩的一筆。今天,誰想違背人民意愿,抗拒歷史潮流而搞分裂祖國的活動,不僅不會有好下場,而且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臺灣網”,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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