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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毛主席為哪些歷史人物翻過案

點擊：作者：高云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號發布時間:2023-09-09 12:38:13

毛澤東關心歷史，熟讀歷史，有很廣泛的歷史知識，特別重視借助歷史經驗指導現實斗爭，善于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歷史人物，常常發表獨到的看法，經常通過書中的故事來講述重要道理，以此啟發干部、教育干部。毛澤東讀史，常常帶著濃厚的情感，關注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和國家的統一，關注中國歷史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發展。正是基于國家民族立場，毛澤東一向主張為歷史上擔受罵名的商紂王、秦始皇和曹操等人“翻案”，甚至還為被世人罵為“好色之徒”的登徒子翻過案。

為紂王翻案：商紂王能文能武，“在歷史上是有功的”，“后頭那些壞話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

《封神演義》一書中記述了一個“反面人物”——紂王。在第九十五回中，姜子牙歷數了紂王的十大罪狀。后人對紂王的評價，也大多認為紂王是個暴君，是個“萬惡無道”的人。但毛澤東卻認為，對紂王要客觀分析。為此，他親自為紂王翻案。

為商紂王“翻案”，自古就有，兩千多年來一直都有爭論。《論語》中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紂的不善，并不像后世所說的那么過分呀！子貢認為是后世把天下的惡名都歸到他身上了。孟子在《公孫丑》篇說：紂王執政時，因為距離賢君武丁的年代并不久遠，當時的良好民俗、先民遺風、仁慈的政治傳統等，都還保留了不少。在《盡心》篇他又說：如果完全相信《尚書》，不如沒有《尚書》。儒家一直推崇周武王，可見并不全信那段歷史。

宋代就有史學家認為對商紂王罪過的描述，不過是對夏桀王的翻版。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也持此觀點。史學家顧頡剛則撰文認為，紂王的罪狀是歷代累積起來的，源于周人為宣傳目的而進行的人身攻擊，多為不實之詞。他還考據過，妲己形象源于西漢末年的《列女傳》。

當代給商紂王“翻案”有兩位最著名的人物，是郭沫若和毛澤東。郭沫若據說研究甲骨文卜辭得出的結論，他稱：“商紂王對于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是不可淹沒的。”

毛澤東則說過：“商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統一和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他還說：“紂王是很有才干的，后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給紂王翻案的就是講這個道理。”

毛澤東認為紂王統治時期的商朝是當時最富強、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隸制國家，但他寵愛妲己、剖心比干，由此得了“大暴君”的惡名。實際上，紂王能文能武，曾親率大軍東征夷人，保衛了商朝在東南方的安全，并逐步使中原文化發展到東南，為歷史演進作出了貢獻。

毛澤東有一次與林彪談話時，特意引用了《論語·卷十九》中子貢的一句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即紂的不好之處，并不像人們所說的這么厲害。

1958年10月，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講話指出：“把商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他說，史書上把紂王描寫得如一個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惡人，太過分了。連孟子也為他打抱不平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桀紂之惡未有為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均歸焉”。紂王寵愛妲己、剖開比干心，這兩件壞事，使他得到了一個大暴君的惡名，于是天下之惡就都歸結到紂王頭上了，好像他什么善事都沒有做。其實紂王這個人聰明能辯，尚武能文。他打起仗來是很有英雄氣概的。

商朝晚期，江淮之間的夷人強盛起來，威脅商朝，紂王的父輩曾經幾次對東夷用兵，獲得了勝利，但沒有擊退東夷向商朝的擴張和冒犯。紂王當政后親率大軍東征夷人，打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勝仗，俘虜了“億兆夷人”，由此擊退了東夷的擴張，保衛了商朝在東南方的安全。而且紂王對東南的經略，使中原文化漸漸發展到了東南，這對我國歷史是有貢獻的。

毛澤東說，“商”這個詞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標志著商朝已開始有了商品貿易，到紂王時已成為當時最富強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隸制國家。

1959年2月25日在濟南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毛澤東又說，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敗了。

毛澤東認為，紂王的失敗，自然有他的教訓。周文王、周武王勵精圖治、吸納商人文化，促進周朝社會的發展，積極準備推翻商朝的統治，但紂王對此卻完全喪失了警覺性。他根本不聽商朝大貴族微子、箕子等人的不斷進諫，結果陷入了眾叛親離的境地。

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看他大的方面、看主要點，看他在歷史進程中的實際行為，這是毛澤東的一貫看法。毛澤東并不否認紂王存在重大錯誤甚至罪過，他評論紂王的中心意思是講：對紂王要一分為二；紂王本人，也是一個聰明能辯、尚武能文的人，是個有本事的人，他做的不少事，在歷史上是有功的。對于紂王的失敗，毛澤東也做了精辟的分析：主要原因是紂王沒有意識到內部反對力量強大的顛覆性，在戰事緊急的情況下，紂王把東夷戰俘武裝起來開向前線。結果，俘虜紛紛起義，掉轉矛頭，使紂王徹底失敗。

為秦始皇翻案：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統一了原來各國的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變分封制為郡縣制。這些事關中華民族興盛的大事，能說不是好事嗎？

作為關心歷史、熟悉歷史，特別重視借助歷史經驗指導現實斗爭的政治家，毛澤東在諸多言辭文字中涉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而秦始皇，是毛澤東曾經予以多次品評的人物。秦始皇最受詬病的有兩點，一是焚書坑儒，一是專制獨裁。對這兩點，毛澤東認為“當然是壞事”，但他主張作些分析。他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把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給挫折了，但也不是什么書都焚，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書，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秦始皇有獨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統一領導的一面，二者有區別又有聯系，高度集中統一是統一中國取得成功的積極因素。秦始皇看準全局情況后，善于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有很大的決心和氣魄，敢于力排眾議，不聽那一套動搖軍心的話。

毛澤東對秦始皇的評價，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傾向有所不同。

早期，毛澤東認為，“反對暴秦，就包括反對秦始皇，完全是正義的”。然而，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在某些場合下，毛澤東對批評秦始皇專制、獨裁的意見，卻明確表示不贊同，并且主張要為秦始皇“恢復名譽”。在將秦始皇和孔夫子進行比較時，毛澤東認為秦始皇要“偉大得多”。

他在1953年7月7日致符定一的信中寫道，“秦皇漢武之業”是“古代封建帝王的事業”。秦始皇的歷史功業，首先在于結束了戰亂紛爭的歷史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大一統帝國。而秦王朝的政治體制，實際上規定了兩千年來中國政治的基本格局。

毛澤東1958年11月在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多次講：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統一了原來各國的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變分封制為郡縣制。這些事關中華民族興盛的大事，能說不是好事嗎？秦始皇還在陜西關中開鑿了有名的鄭國渠，長三百余里，可灌溉農田四萬余頃，直接于生產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國也因此富強起來，能說這不是好事嗎？

1964年6月24日一次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毛澤東說：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的。我們認為應該講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超過他的。可是被人罵了幾千年，罵他就是兩條：殺了460個知識分子；燒了一些書。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談話中說到黃河流域的水利建設，毛澤東又說道：齊桓公九合諸侯，訂立五項條約，其中有水利一條，行不通。秦始皇統一中國，才行得通。秦始皇是個好皇帝，焚書坑儒，實際上坑了460人，是屬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實也沒有坑光，叔孫通就沒殺么。孟夫子一派主張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對秦始皇；李斯是擁護秦始皇的，屬于荀子一派，主張法后王，后王就是齊桓、晉文，秦始皇也算。我們有許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時也有許多事情行不通。

20世紀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對秦始皇發表了具有更為絕對化傾向的肯定和贊揚。較此前所謂“坑儒”“其實也沒有坑光”的說法更進了一步，認為對于秦始皇“焚坑事業”的歷史意義應當重新討論。

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毛澤東說，不能大罵秦始皇。他還怒懟了歷史上曾經諷刺過秦始皇的詩人李白。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作《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其中涉及對秦始皇的評價：“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焚坑事業要商量”，或引作“焚坑事業待商量”，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鉛印件作“焚坑事業要商量”。毛澤東又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

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又說到秦始皇。他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是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筑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

有學者分析說，毛澤東抑秦貶孔的傾向，是在晚年才明顯和強烈起來的。從學術上說，毛澤東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認為儒家是向后看，搞歷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強調現實發展；孔子都是空話，而秦始皇有無可抹殺的政治實績。

毛澤東對秦始皇評價的變化，有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的多種因素。比如，在與當權的“腐惡”勢力進行革命斗爭的年代，毛澤東的立場和情感更為貼近所謂“起兵討始皇”的“農民的反抗運動”，“農民的革命戰爭”。而在取得政權以后，則對秦始皇在“有許多事情行不通”的情況下“殺了460個知識分子；燒了一些書”的做法可以有較多的理解。古代政論家所謂“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毛澤東很可能是贊同的。

到了1975年，在批儒評法運動中，全面抬高秦始皇成為一時風氣。毛澤東則說，秦始皇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地評論。秦始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統一中國以后，喪失了進取的方面，志得意滿，耽于泆樂，求神仙，修宮室，殘酷地壓迫人民，到處游走，消磨歲月，無聊得很。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對暴秦，就包括反對秦始皇，完全是正義的。其中“要一分為二地評論”的意見，是符合毛澤東曾經長期提倡的歷史主義的原則的。

為登徒子翻案：反對把“一個指頭”的東西當作“十個指頭”的東西來反，教育各級干部要善于從全面的角度看問題。

提起登徒子，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好色輕薄之徒。它的由來，要追溯到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

登徒子，復姓登徒，子是對男子的通稱。這篇賦敘述的是宋玉反駁登徒子的一段言論。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詆毀宋玉好色，言：“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愿王勿與出入后宮。”宋玉聞及，便以上述引文進行反駁，以東家鄰女至美而其不動心為例說明自己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之妻奇丑無比，登徒子卻和她生了5個孩子，來說明登徒子的好色之性。這篇《登徒子好色賦》自問世以來，便使登徒子成為好色之徒的代稱。

然而，毛澤東卻不這樣看。他為登徒子“翻了案”。

1958年1月5日，毛澤東在同周谷城等人談話時，先是一字不差地背誦了上述引文中的這段文字，后又說：“從本質上看，應當承認登徒子是好人。娶了這樣丑的女人，還能和她相親相愛，和睦共處。照我的看法，登徒子是一個愛情專一、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么說他是個‘好色之徒’呢？”毛澤東從當代對待婚姻的態度去評判登徒子，認為他沒有嫌棄妻子的丑陋，反而從一而終，是模范丈夫的代表。其為登徒子“翻案”的角度和見解不可謂不新穎。

毛澤東對于登徒子的評論沒有僅僅停留于“翻案”，而是繼續討論宋玉在這篇賦中展現出的批駁方式。他認為：“宋玉攻擊登徒子的這段話，完全屬于顛倒是非的詭辯，是采用‘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盡量夸大’的手法。”6天后，在南寧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讓人將《登徒子好色賦》印發與會代表，并在發言中再次談到這篇賦的內容。毛澤東從“一個指頭”與“十個指頭”的關系對此進行闡述。他說：我并不反對對某些搞過了頭的東西加以糾正，但反對把“一個指頭”的東西當作“十個指頭”的東西來反。不能使用宋玉攻擊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宋玉打贏了這場官司，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攻其一點，盡量擴大，不及其余的方法。從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

毛澤東為登徒子“翻案”，批駁宋玉在賦中采取的“詭辯論”，實際上是在強調看待事物要采取辯證法，教育各級干部要善于從全面的角度看問題，少犯片面性的錯誤，不要被“攻其一點，盡量夸大，不及其余”的詭辯論所迷惑。這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堅定信仰者所應擁有的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

為曹操翻案：說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義一方的”，借助歷史經驗指導現實斗爭

在毛澤東評曹操的那個時候，社會上的人們普遍對曹操存有偏見，戲劇里演的曹操是“亂世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認為曹操是歷史上的壞人。

而毛澤東卻不這么看，他認為曹操是大英雄。他寫過這樣的書法手跡：“天下英雄，惟史君與操耳。”

他手書過曹操的《龜雖壽》，他經常吟詠曹操的詩，在他自己寫的詩中，也提到過“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他還多次公開稱贊曹操。

1954年夏，毛澤東在北戴河吟誦曹操《觀滄海》一詩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中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那么寫，戲里這么演，老百姓這么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與《人民日報》負責人談話時說：“小說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操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正義一方的，漢是沒落的。”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接見河南安陽縣委書記時談到曹操，他說：“曹操這個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還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發展農業生產。”

同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開的座談會上又談到曹操，他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9年2月，毛澤東讀了《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翦伯贊寫的《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后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后來的兩晉統一鋪平了道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

1975年，毛澤東談到三國時期的歷史時說：“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

作為一個大政治家，毛澤東如此頻繁地評價曹操，肯定有其特殊用意。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有學者認為毛澤東評曹操的重要用意一是在正面強調必須堅決運用無產階級專政手段的同時，借古喻今，反對對立面對共產黨所謂“專制”“獨裁”的攻擊；二是反對封建之“正統”，且他評曹操反“正統”，是與毛澤東強調創建中國社會主義“獨特性”聯系在一起的。

毛澤東多次評曹操的言論中所包含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認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權力，改革惡政、推行法治、提倡節儉、穩定恢復發展了社會，是“代表正義一方的。”翦伯贊在1959年2月發表的《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中，僅僅局限于對曹操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品格的評價。

毛澤東看了翦伯贊的文章后進一步發揮了自己評曹操的觀點。他指出：曹操的功績在于結束漢末豪強混戰的局面，為統一鋪平了道路。而歷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夠建立這一巨大功績，就是依憑他手中集中的政治、軍事力量并且殺伐決絕。對立面不是罵共產黨搞“專制”、沒有“自由”嗎？毛澤東就從評曹操這一特定歷史人物的角度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就是要講專政。依靠這個專政，才能保證國家的統一，才能穩定和發展社會。對于那些“共產黨沒有自由”的叫囂，毛澤東直言反駁道：資產階級自由與無產階級自由勢不兩立，只能由一個滅掉另一個。由此可見，毛澤東評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強調必須堅決運用無產階級專政手段的同時，借古喻今，反對對立面對共產黨所謂“專制”“獨裁”的攻擊。

但是，毛澤東評曹操的用意，并非僅此而止。他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毛澤東評曹操所強調的核心內容，是反對封建之“正統”。他評曹操反“正統”，是與他強調創建中國社會主義“獨特性”等聯系在一起的。他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

1954年，中國制定第一部憲法時，毛澤東就特別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性，強調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從而創造出中國自己的特點來。此后他在《論十大關系》中，又提出了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少走“彎路”，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觀點。當時他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要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脫出蘇聯模式，走自己的路。

中共八大確立了一系列帶有獨特性的社會主義原則，1957年毛澤東發表了一些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要走獨特的道路，要“獨立自主”的講話。此后，他在與《人民日報》負責人的談話以及訪問莫斯科時又說過，曹操這個人“不簡單”，“很了不起”。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澤東嘗試通過“三面紅旗”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性”時，評曹操的話更多。此時他評曹操，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統觀念，他不僅反復地講：說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強調：我們黨不能繼承朱熹的正統觀念，而應當繼承“司馬遷的傳統。”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是因為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對一千年、兩千年的錯案，也要翻。曹操被罵了一千多年，我們黨也要為曹操恢復名譽。

當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根本的任務，是搞社會主義建設，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又不能模仿蘇聯，要走自己獨特的路。中國共產黨要走中國獨特的道路，恰恰是當時的蘇共所不能容忍的。

蘇共歷來以社會主義“正統”自居，“老子黨”和社會主義建設“樣板”的觀念十分濃厚，他們對中國探索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持否定態度。赫魯曉夫曾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共表示懷疑和反對意見。當時的蘇共領導人對中共進行的全面指責、全面否定，實質上是他們繼承了斯大林時期就存在的“老子黨”和社會主義“正統”的觀念，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獨立探索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們這樣做，不僅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而且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這正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之處。

毛澤東當時評曹操，反“正統”，一方面是借此表達他反對蘇共以“老子黨”、社會主義建設“樣板”“正統”自居，壓中國共產黨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澤東借此啟發全黨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蘇聯，堅定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毛澤東關心歷史，熟讀歷史，有很廣泛的歷史知識，善于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特別是階級史觀，對中國歷史發展運動線索進行整體評述，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歷史人物，發表自己獨到的看法，特別重視借助歷史經驗指導現實斗爭，經常通過書中的故事來講述重要道理，以此啟發干部、教育干部。毛澤東讀史通常帶著濃厚的情感，關注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和國家的統一，關注中國歷史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發展。他讀史、評史、用史的目的，是古為今用，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借鑒治國理政方法。

（本文參考資料：1.《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2.《黨史博覽》2021年第7期董曉彤《“長劍耿介，倚天之外”——毛澤東與宋玉作品》；4.楊修業：《在毛主席身邊讀書——訪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蘆荻》，《光明日報》1978年12月29日；5.陳登才主編《毛澤東的領導藝術》，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6.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下冊及一些網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