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起始于內憂外患、救亡圖存的年代，貫穿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以及新時代的各個歷史時期，是黨和人民的一項重要事業。毛澤東從思考變革哲學、探索救國道路到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真理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實踐，哲學社會科學的身影始終伴隨其間。他勤于鉆研思考理論問題、學術問題，也親自關心和推動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總結、回顧毛澤東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歷史功績，對于繁榮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依然具有重大現實價值和啟示意義。建黨前后：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引領國家和民族的思想覺醒毛澤東的青年時代正值民族危亡之秋，起初他是從變革哲學、倫理學著眼，思考探究救國救民道路的問題：“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已經明確意識到，哲學社會科學能夠發揮出改造國人思想、變換社會面貌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毛澤東聯合何叔衡、蔡和森等人發起創立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團結凝聚了一批富有家國情懷的進步知識分子，為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創造了良好條件。五四運動前后，毛澤東的人生信仰迅速向馬克思主義轉變。1919年7月，毛澤東和新民學會會員創辦《湘江評論》，親自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等一系列文章；1920年7月毛澤東與何叔衡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創辦文化書社，又相繼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等，推廣介紹進步書籍，組織教師、記者、學聯干部研學討論。毛澤東的這些活動不僅更好地學習、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也帶動并培養出任弼時、向警予、劉少奇等一大批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先進分子。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更加注重傳播革命理論，包括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和工人夜校，親自編寫課本、講授課程，使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傳播從黨員骨干擴展到工人群眾。毛澤東不僅是黨、軍隊和新中國的締造者，也是中國早期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開拓者和先行者。他努力促進這一科學真理在中國更大范圍的傳播，也努力促進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重要作用與重大影響不斷加重。他提出“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等重要觀點，為黨確立自己的精神旗幟奠定了思想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萌發奠定了思想基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深入考察、研究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實現從科學理論到學術實踐、社會實踐的躍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開展武裝斗爭、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毛澤東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考察、研究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這一時期，毛澤東側重于將科學理論運用于社會實踐，深入考察、研究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所凝結而成的一大批思想成果，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理論等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形成，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無疑也彰顯出十分巨大的理論價值與學術價值。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斗爭中，毛澤東認為除了“槍桿子”的軍事斗爭，還有“筆桿子”的思想文化斗爭。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加強游擊區域社會經濟的調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社會經濟科學的研究，有力推動了黨內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習與教育。毛澤東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學問，不僅用于探索社會規律，更用于指導社會實踐。毛澤東認真考察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科學劃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大階級成分和相應的經濟地位，深入分析他們對待革命的態度，凝結成1925年12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這篇重要論著是毛澤東思想萌芽階段的代表之作，對日后中國有關社會階層結構理論的演變與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與此相似，毛澤東于1928年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1930年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同樣把當時的中國社會作為考察、研究的對象，產生很多理論研究成果，包括當時各種社會矛盾發展變化的特點規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鮮明特征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價值和歷史價值。從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1930年的《反對本本主義》《尋烏調查》等數篇調研報告，從對社會實踐和革命實踐的深入調查研究中得出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方針策略，也創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堅持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以及普遍調查法、典型調查法、蹲點調查法等等，至今仍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們從事學術研究、開展社會調查的基本原則和重要方法。延安時期：指導推動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構建本土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格局延安時期，毛澤東有較多時間投入理論思考和學術研究，創作出很多具有深遠影響的哲學社會科學名篇巨著。這一時期，他系統思考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政策和基本綱領，毛澤東思想趨于成熟，同時也積極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體系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構建了本土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格局。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有一段相對寬松的時間進行哲學研究、思考哲學問題。他精讀了《資本論》《反杜林論》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國內外相關學術著作，僅對《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所作的批注就達12000字。1937年8月至9月，毛澤東應邀到紅軍大學講授唯物論和辯證法，撰寫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文中詳盡介紹了唯心論與唯物論產生發展的歷史根源，系統闡釋了辯證法、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著名的哲學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這個講授提綱中的兩節，經毛澤東整理后各自成文。毛澤東在延安的哲學講授活動以及《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這部經典講義對當時廣大黨員干部、革命青年和進步知識分子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發揮了重大作用，也對中國整個思想理論界和哲學社會科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實踐論》和《矛盾論》，用本土的、通俗的話語闡述認識的發展過程及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將中國傳統哲學的矛盾觀點寓于對立統一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創立了認識論和辯證法的中國形態，也在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樹立了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話語體系的成功典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黨中央的工作重心有所轉移，需要大量干部從事各方面的抗戰工作。毛澤東親力親為，在延安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多所院校。1938年5月成立的馬列學院就是著眼于培養高水平的理論工作者和黨員干部。他非常注重馬列學院發揮學術研究和教書育人的職能，“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馬列學院先后成立了中國歷史研究室和馬列著作編譯部，研究編寫《中國通史》、編譯《馬恩叢書》和《列寧選集》。1938年，毛澤東發起成立延安新哲學會，不僅親自組織哲學小組活動、主持哲學座談會，還大力支持學會舉辦的中國古代哲學講座、《資本論》學習研究等學術活動。他特別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過去我們注意的太不夠，今后應加緊理論研究。”在延安新哲學會的帶動下，政治經濟學研究會、歷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紛紛組建，《社會科學概論》《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國新文學史綱》等學術成果也紛紛出版，延安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活動和知識生產呈現出一派活躍興盛的景象。（三）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引發“學術中國化”運動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針對如何正確對待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問題，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毛澤東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同時也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命題，引發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的爭相研究與熱烈議論。1939年春，柳湜、張申府、潘梓年、侯外廬諸人紛紛發表有關文章論著，稱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等觀點，開啟了“學術中國化”運動。這場運動實質上就是中國學術的馬克思主義化，就是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辯證法來整理和指導中國的學術研究，使學術研究和理論發展適應于當時中國抗戰的需要，也適應于將來的民族和社會的需要。可以說，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引發的“學術中國化”運動為學術界點燃了一盞航標燈，讓中國學術研究以及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堅定走上了馬克思主義所指引的道路。“九·一八”事變后國家和民族陷入空前危機，大批愛國青年和進步知識分子懷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卻受到國民黨的壓制與打擊，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卻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廣聚抗日救國青年英才。1939年12月，毛澤東專門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重要決定《大量吸收知識分子》，要求各級黨組織和軍隊要充分認清知識分子對革命事業的重要作用。軍隊、政府和學校大力爭取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為他們提供物質上的優待、工作上的支持。在此吸引感召下，大批進步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從抗戰開始到1943年末，總計4萬余名知識分子進入延安，一時間延安成為全中國愛國青年和進步知識分子眾望所歸、人心所向的革命圣地。隨著大批知識分子來到延安，毛澤東隨即開始在抗日戰線上打造“文化的軍隊”，“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中就包括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名師大家，比如艾思奇、范文瀾、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這些青年知識分子依靠自己的學識與作為，為延安這個中國紅色的思想中心、文化中心添磚加瓦，也為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基礎。（五）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樹立思想文化事業的根本導向遵義會議后，黨從政治上、軍事上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然而由于受各種條件的限制，思想根源尚未清除，嚴重影響也并未肅清。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領導開啟了一場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目的就是為了提高全黨馬列主義水平、糾治各種不良之風。1942年5月，毛澤東召集100多名文化界、理論界的知名人士在延安召開座談會，先后兩次講話綜合形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中，他深刻論述了文藝工作和知識分子“為什么人的問題”，鮮明指出了馬列主義的指導問題，以及共產黨作為思想文化戰線的領導核心問題。可以說，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從文藝出發卻又超越了文藝本身，也為包括思想文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在內的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解答了諸多原則性、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對于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來說，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理論界、學術界的思想得到凈化改造，維護整個事業成長進步、繁榮發展的政治方向與學術導向也真正構建起來。建國后：除舊布新、開拓發展，開辟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新篇章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掃除舊式思想文化、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到建立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工作體系，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迎來了新紀元、開辟了新篇章。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毛澤東和黨中央大力進行各項社會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在思想文化和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首要的就是開展馬列主義的普及教育。在毛澤東大力推動下，1951年3月中央作出《關于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同年5月又召開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開展了一場全黨全國范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普及教育運動。通過這場教育活動，有效確立和鞏固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新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使得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指導思想和政治方向得以確立。新中國成立之初，考慮到不少知識分子難免帶有舊社會的守舊思想，毛澤東非常關注他們的思想改造問題，“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黨中央和全國政協前后發布專門文件，組織知識分子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運動中加強社會實踐鍛煉，引導知識分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不良思想、清除錯誤觀念。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發端逐步擴展到文藝界和理論界，使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們的思想覺悟和認識水平得到顯著提高。（二）建立完善專門的組織機構，構建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工作體系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開始思考逐步完善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機構。1949年11月，伴隨新中國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匯聚了郭沫若、范文瀾、鄭振鐸、羅常培等一批哲學社會科學名師大家，首批成立的15個研究所就包括近代史所、考古所、語言所、社會所等4個社科類研究機構。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隨后，毛澤東又親自指示并支持組建了哲學所、文學所、民族所等多個專門研究所，強調“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在推動建設國家級研究院所的同時，毛澤東也非常關心相應教學機構、編譯部門和學術團體等方面的建設發展。1950年10月，毛澤東親自籌劃在華北大學基礎上組建中國人民大學，建成新中國第一所人文社會科學類大學。1953年1月，毛澤東親自批準成立中央編譯局的決定。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國各大高校開始建立哲學社會科學教學、研究機構，各省市也開始創辦地方性社科院所，很快構建形成了由國家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機構所組成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機構體系。（三）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立繁榮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指導方針1956年，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勝利之際，黨和國家迫切需要調動各方面力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此背景下，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指出要造就大批知識分子并調動他們的積極性。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完整提出“雙百”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1956年9月，黨的八大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寫入決議文件，正式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基本指導方針。毛澤東的“雙百”方針一經提出和確立，就在學術界、文藝界引發了強烈反響。特別是對于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學術爭鳴得以蓬勃開展、研究熱情被極大鼓舞，不同理論、不同觀點、不同學派可以相互討論、自由交流，在實踐中總結知識、發展理論可以大膽探索、大膽創新。在“雙百”方針的引領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開始呈現出健康活躍的氛圍和良好發展的態勢。時至今日，“雙百”方針依然是黨和國家營造健康學術環境、正確處理政治與學術的關系、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長期的、根本的指導方針。（四）因勢利導、深謀遠慮，謀劃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戰略發展隨著廣大知識分子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中央鄭重提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口號。毛澤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并鮮明指出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對此，中央和國家多部門共同研究制定《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文社科的發展規劃，首次開啟了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先河。隨著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毛澤東認為打造過硬的理論隊伍是一項重要歷史任務，同時，進一步提出了“又紅又專”的要求，“知識分子要同時是紅的，又是專的”，希望他們既精通專業知識，又站穩政治立場。對此，各級、各地大力推行知識分子培養計劃，哲學社會科學的專家隊伍和理論隊伍由此得到加強。“又紅又專”的思想，時至今日對于培育壯大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人才隊伍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加之世界殖民體系陸續瓦解，中國對外交流交往、認識了解世界的步伐開始日益加大。毛澤東敏銳意識到，加強國際問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國家戰略意義。1961年4月，在同非洲外賓談話時鮮明指出：“應該搞個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情況。”按此指示，有關單位先后組建拉美研究所、亞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所等，在一些綜合性大學也開設國際政治系。此外，他還親自指示、批示創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等，這一時期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掀起了一個學習、研究國際問題的高潮。這些機構的建立、計劃的實施和成果的取得，毫無疑問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國際問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的一生貫穿了探索真理、實踐求知的偉大精神品格，最喜歡也最善于研究、思考問題。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本身就是毛澤東研究、考察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凝結而成的思想理論精華，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堪稱毛澤東對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最重要、最巨大的理論貢獻。在引領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進程中，毛澤東對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進步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這些歷史貢獻有的穿插于革命斗爭的重要戰略謀劃，有的內涵于治黨治國的重大決策部署，都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進程與歷史走向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新時代新征程，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一項任重道遠的艱巨事業，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們同樣要在傳承毛澤東關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的思想方略和歷史積淀的基礎上繼往開來、再創新篇。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③《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
④《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⑥《毛澤東與當代中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⑦《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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