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溫毛澤東的戰略思想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3-12-12 09:35:09
【編者按】十年前，張文木教授這篇文章刊發于《政治經濟學評論》，并由“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于2013年12月10日全文轉發。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作者授權本院公眾號和昆侖策網重新修訂發布，以饗讀者。
一
毛澤東思想并不產生于書齋中的空想，而是產生于中國共產黨解決中華民族面臨的現實問題的實踐中。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面臨前門驅虎，后門進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險。
1944年10月9日，在歐洲戰事接近結束時，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與斯大林秘密達成了瓜分東歐的“百分比協定” 。11月19日即斯大林與丘吉爾達成那份秘密瓜分歐洲的“百分比協定”后的一個多月，斯大林便接見法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多列士，要求法國共產黨放下武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斯大林說：“保留武裝力量的共產黨的地位是軟弱的，將來也會是軟弱的。要維護這種地位是困難的。因此，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另一種組織，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極不情愿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背著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并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后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于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此后斯大林用對待法國共產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重慶談判后，中國共產黨黨內有些同志確實為斯大林的“威望”所嚇倒，產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發《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關于今后軍隊與黨的關系，文件指出：“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后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于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后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系，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系。”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由于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及18年的國共尖銳斗爭，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并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采取懷疑態度，對于許多工作不愿實行認真的轉變，不愿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形式。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偏向。這些黨外人士比黨員還要左，我們應當好好說服他們。由于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相信這種偏向是不難克服的，但在以后一個時期，國內和平民主新階段更加確定，并為廣大群眾看清之后，在國民黨實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傾情緒即可能生長起來，并可能成為主要危險傾向，那時我們就要注意克服右傾情緒。但在今天則應注意克服一部分群眾觀點中的左傾關門主義。當時，就連蘇聯大使都認為“沒有可怕的危險”了，相信中共“應學習法國的經驗，今后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于1948年與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戰后他更加將蘇聯利益作為絕對原則，對二戰結束后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則日益淡漠，如果再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思潮，這些都對正處于中國命運大決戰關鍵時刻的毛澤東形成巨大壓力。但毛澤東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并說服黨內糾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傾向，帶領全黨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積極的思想和武裝斗爭。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大，很鼓勵人。毛主席笑著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在朝鮮半島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為兩個國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陸正式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受著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后既無力進行所有制變革，也無力進行社會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于印度國大黨的武裝力量。面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只能說些無奈的空話，他說：“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說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靜而沉著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面都有益的。”
比較同期的中國，在中國有一支聽命于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的人民軍隊，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卻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說軍隊，就是必要的財力也不足 。尼赫魯手頭既無錢也無槍，有的盡是會搞議會政治的干部。眼看著印度的分裂，他們無可奈何。反觀同期的中國共產黨，由于有了一支聽命于黨的軍隊，黨才得以與國際國內分裂勢力進行有力的斗爭并于兩年后實現中國統一。
看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會對毛澤東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論斷及以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深遠意義，有更深切的體會。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說：“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于誰領導，用什么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有什么樣的領袖，國家便會有什么樣的命運：今天在朝鮮半島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著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盤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以及飛入太空的“神舟”和潛入深海的“蛟龍”。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侖失敗后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政治的關鍵人物。可它到20世紀卻成了在地圖上需要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于843年竟用一紙“凡爾登條約” 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后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為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面對同樣的事件，中國人就幸運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由此導致國家分裂，戰國紛爭。好在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20世紀日本人很重視英國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操縱歐洲大陸的經驗，并于40年代將中國分割成類似歐洲那樣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1949年再次實現了國家統一。
今天回首當時那段的歷史，我們真得要感謝毛澤東同志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毛澤東同志的擔綱，我們今天才有統一的中國和在東亞洲居有主體地位的中國大版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亞洲政治穩定所產生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開始出現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逐級大幅遞減趨勢，這樣的版圖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結構 及其穩定的力學原理。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為此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 。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布普遍處于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于細碎因而極難修復的根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的歷史產生了負面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如果我們知道這些，那就會知道毛澤東統一中國對于中國及亞洲的意義，就不能不為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遠大眼光所折服，并對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二
毛澤東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1949年10月建國，次年初毛澤東就西東開弓，出兵西藏，年末進軍朝鮮。由此為新中國打下了至今不可動搖的國基。
印度1947年獨立，美國、印度的一些人開始策動西藏脫離中國，同年中國還在內戰，無力西顧。尼赫魯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壓根就不知道毛澤東的厲害，想乘中國的亂局，造成西藏與中國分離的形勢。誰知毛澤東于1950年初便揮師西進，一步到位，等尼赫魯反應過來，西藏已在中國手里了。毛澤東此舉意義重大，西藏使中國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也使我們在西部地區減少了很多邊防駐軍。如果1948年尼赫魯先下手將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獨”分子手中，并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看看今天的臺灣，我們就不難理解今天的國家的西部安全將會遇到什么樣的麻煩，至少航天、核試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監控之下，楊利偉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難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魯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馬普拉河的上游地帶——就在我們主權之內，這樣在水資源分配上才有我們今天相當主動的地位。這些，假若當時按照現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認為1949年底共產黨剛執政，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追求GDP，那我們中國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好的地緣政治位勢，更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經濟成就。
一波未平，又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國軍事介入東北亞朝鮮半島，逼著毛澤東表態。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國根本就不應當出兵抗美援朝，應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但當時中國就那么一點重工業，東北是振興中國的基地，相當于今天的上海。面對美國的咄咄逼勢，毛澤東主動打出去，雖然把美國給得罪了，卻換來了蘇聯支持。這樣就打出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保護了東北的安全。這些在建國第二年就決定并完成的驚天偉業，并非“布哈林式”的賬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書生們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這只能是我們的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上升。蘇聯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并東南亞國家獲得了極大的敬意。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在會上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并不為周恩來個人，而是為我們新中國打贏了美國。我們當時一窮二白，硬是將戰爭打贏了，這使中國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歐洲人也佩服新中國的領導人。東南亞國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壓迫，也希望中國強大。中國強了就有號召力。中國人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歡迎，美國人不高興，但亞洲人高興。今天我們的外交要學習毛澤東以斗爭求和平的外交藝術。
有人說，中國入朝參與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壓力”，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結果 ，而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的動機“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上的考慮” 。事實并不是這樣。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云，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訓。在李自成的“種種的錯誤” 中，造成“后來失敗的大漏洞” 因而最具顛覆性的錯誤恐怕就是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對于新政權生死存亡的迫切關聯性。郭沫若批評說，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丟失山海關，是“實在是太不通政略” 。毛澤東注意到這一歷史教訓。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事實上，早在朝鮮戰爭爆發甚至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就注意到東北亞和平問題。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會毛澤東和朱德，雙方談到并評估了朝鮮北方對南方的軍事行動。當時毛澤東對金日成說“朝鮮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行動”，建議金日成“應估計到這種情況，并做好周密準備”。毛澤東還幫助金日成分析其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幾種可能結果，說：“在朝鮮的戰爭可能是速決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戰對你們不利，因為這樣日本就可能卷進來，并幫助南朝鮮‘政府’”；毛澤東話鋒一轉說：“你們不用擔心，因為有蘇聯在旁邊，有我們在東北。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都是黑頭發，誰也分不清。” 顯然，當時朝鮮形勢的穩定與否，是新政權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哺立即亡的悲劇的關鍵因素，也是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重要內容。
盡管歷史進入20世紀，但“關外問題”——這時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 為墟。” 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占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并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事實上，郭沫若提出的“關外問題”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后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北京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么是國家分裂，要么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醞釀于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毛澤東回答周恩來“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歷史經驗。恰恰是基于這樣的“現實基礎上的考慮”而并非如某些人認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此舉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國出兵東北亞；在此，值得我們留意學習的是：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請下出兵抗美援朝，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
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礎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確決策使新中國避免了李自成政權悲劇，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后的中國可以永遠遠離這一悲劇。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同志來到西柏坡說：“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這些“挑戰和問題”——比如曾被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明末乃至民國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終由毛澤東圓滿解決的東北亞問題——將會不斷出現并需要我們回應，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從毛澤東戰略思想中汲取營養并向人民交出正確的答卷。
有人說，中國出兵朝鮮卻丟了臺灣 。事實并不是這樣。
中國人民志愿軍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戰，而在6月27日美國就宣布封鎖臺灣海峽。當時斯大林告訴中國，朝鮮戰場上打不敗美國，中國“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 。事實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當時示弱，那今天的臺海形勢就會更糟。看看同時期蔣介石討好美國的結果，就知道美國人歷來都是“柿子撿軟的捏”。
也有人說，中國參戰是被蘇聯人利用了 ，并認為“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實并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在1945年“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的“優先權益”和在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這些都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這些利益又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承認。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聯也是極不情愿地表示要廢止這項秘密條約，但主張保留形式。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及中國軍人打敗美國人的結果，讓最具現實主義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驅逐了美國人的同時，也驅逐了在中國東北的蘇聯人。結果蘇聯于1953年繼而1955年初將中東鐵路及旅順港交還中國。至此，蘇聯在雅爾塔條約中已吞到嘴里并為蔣介石政府承認了的戰略利益又悉數吐出，這對在二戰中所向披靡且大獲紅利的斯大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說不出的痛楚：一場戰爭下來，中國軍隊由弱變強，中國在蘇聯的支援下組建了強大的中國空軍并將美國趕到三八線以南，而蘇聯卻告別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國人在此與日本人流血爭奪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剛剛獲得的大連和旅順這兩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凍港。
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在于張合有度和恰到好處。中國及時在三八線停火，而沒有接受斯大林打過三八線的要求，中國軍隊因此沒有透支。現在回頭看，如果中國接受斯大林的建議，拒絕停戰打過三八線，那中國必然要透支國力，結果反而對蘇聯，尤其是對駐扎在旅順的蘇聯海軍會形成嚴重依賴，這反易受制于蘇聯。果真如此，后來的大連旅順移交可能就不會那樣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國問題上卻是甘苦自知。
不僅如此，這樣的后果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出海口的關鍵陸上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已為中國完全控制的中國東北境內。這不僅將“雅爾塔秘密協定”對中國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壓至最小，大大緩解了外蒙古獨立對新中國安全造成的壓力，而且還使外蒙古由此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系。這對蒙古的發展和中蒙兩國的未來關系定位有著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意義。
高超的戰略思想與毛澤東博大的胸懷和長遠的歷史眼光是緊密相聯的。盡管毛澤東對斯大林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氣，斯大林也有對不住中國革命的錯誤，但毛澤東仍能準確地把握斯大林的歷史地位，認為他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戰爭期間說過：“我知道，在我死后會有人向我的墳墓拋垃圾的。但歷史之風會殘酷無情地將它吹掉！” 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墳墓上堆其越來越多的“垃圾”的同時，中國卻涌動起“歷史之風”：就在蘇聯政府摘下斯大林畫像并在全蘇聯“聲討”斯大林的時候，斯大林的畫像還是始終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并列在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會對毛澤東感激萬分的”。中國學者袁南生認為：“實實在在地說，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澤東。” 筆者深以為然。
三
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實行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陜南商洛山和陜北高原蟄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隨后便長驅直入北京。
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后轉戰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后塵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于1646年被清軍剿滅 。由此后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于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 ；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 。事后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從陜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并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并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
今天回頭看，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于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并以紅軍北上為結果，這實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革命規律的偉大決擇——用司馬遷的話概括就是“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 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有“天命”即順應歷史規律的成份，也有“人謀”的因素。在前者中，司馬遷揭示說“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在后者中，首功當推毛澤東。鑒于對中國西南地緣政治有更為深刻歷史洞察，毛澤東在長征路上棄南而就北，將中國革命帶入高潮。
說到大西南，讓人想起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蘇聯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印度事關西南穩定，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高調開啟，一月后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不讓第三國卷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干干凈凈交還給他們。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硬是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留將來從長計議。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為了中國大西南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
今天總結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退和進戰于瞬間，畢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讓人體會出了毛澤東軍事藝術所呈現出的那種“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 的極高境界。每讀史及此，令人不由擊節贊嘆并為之神往。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
說到這些，我們真要感謝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感謝毛澤東同志及在他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四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云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于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9月15日 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說：“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針對這個條約，毛澤東諷刺并憤怒地說：“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有人說毛澤東這首詞用字不雅，這反說明，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涂脂抹粉上豪門”的外交政策的憤怒已臻極點。
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與臺灣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計劃”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隨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一篇關于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沖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并隨后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曉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系由此惡化。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1961年，正值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蘇聯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此后中印關系全面惡化。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 如果再考慮到1959年后中國國內還出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后，美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向中國邊境蔓延的形勢，當時中國真是遇到了“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的艱難處境。而當時毛澤東的心情卻是愈挫愈奮，他在詩中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于有了毛澤東的明確回應：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毛澤東告訴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64年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臺。但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卻是有增無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這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對此，毛澤東給予更堅決的回應：1969年9月23、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和氫彈予以回應。
毛澤東明白，國際關系中的“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毛澤東面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堅決斗爭終于迎來了不利于蘇聯卻有利于中國的國際大變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費城愛樂樂團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此前他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并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 當聽到周總理要接見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據基辛格回憶：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 。哲學問題當然就是方向問題，這些會談為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確定了方向。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于最困難的時期，以斗爭求和平，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后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
五
在中國，土地問題解決的好壞是贏得人民支持的關鍵。我們知道，后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并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系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并不遜于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么，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
毛澤東同志注意到并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并建立了新中國，隨后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并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避免了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后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
在此，對我們最有學習意義的，是建國后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范圍開始的生產資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禁運” 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占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并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
我們志愿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么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愿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的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并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徹底，用于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 。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其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
這樣說決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當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人最早看到這一點。1949年8月，他們就為美國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時，從內部以“商業關系”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策略，當月19日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指出：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后面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扎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
要保證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占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舍，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并未能使其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蘇聯的經濟進步卻使其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并由此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 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
現在回頭看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選擇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義” 的“普惠”政策——為突破口團結和組織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于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六
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貢獻是將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國發展與工農聯盟而非以往的資本聯盟相聯系。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證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著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只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這種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只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證進城務工人員自愿回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證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早在1959年底毛澤東就注意到這一點并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注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土地生產資料永久分離的危險 ，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戶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保障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 。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說“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 。這樣輿論引導的后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保障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
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涌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溫床。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并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說：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并且這個過渡還由于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鋪到市里。正當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
恩格斯接著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于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后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說：
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于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么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斗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里——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
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現象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很難避免的。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斗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惡果發生在當代中國。
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 。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后發國家，尤其是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已不可重復。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么“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于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于工農聯盟——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實踐已經證明并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 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象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
歷史反復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黨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制，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于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么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沖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七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哲學關乎方向，沒有方向的戰略只能淪為玄學；刀劍是實現戰略的利器，只有正確方向而沒有實施戰略的利器，這樣的戰略絕無實現的可能。國家戰略不能只是請客吃飯和繪畫繡花。做秀只能在極次要的問題上產生效果，但在核心利益上若再玩這些“花活”則必敗無疑。戰略，尤其是國家戰略的實施是一定是要帶刀子的，刀子是用于解決敵我矛盾的工具。當前的中國戰略研究一定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矛盾論》 。只有弄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才能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而沒有敵人即滿眼都是“戰略伙伴”的戰略則一定會遇到缺少盟友的尷尬。共產黨早期的戰略只有共產主義綱領，而沒有明確和具體的敵我判斷，結果在蔣介石“四一二”屠殺中近乎全軍覆沒。此后共產黨人認識到戰略真得不能繪畫繡花，戰略最終是要刺刀見紅的。關于此，馬克思說得好：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在這方面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 。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戰略是確定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邊界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因而只有找到合理邊界的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實施的。
但是，這些的道理對處于巔峰時期的國家來說，則容易被忽視。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范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外交政策。” 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
李普曼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于我們的負擔” 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于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說已難以接受，他們寧愿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沖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說：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產并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么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于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后遺癥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系。換一句話說，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
尼克松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邊界及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后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學習毛澤東，不僅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更要學習毛澤東成熟的政治素養，它不僅包括制定戰略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為實現戰略而具備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
1972年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 ，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閱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 。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歷練，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學習、多長進，結果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系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隨尼克松來訪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說：“美國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基辛格說的問題，在當時既存在于美國和蘇聯，也存在于中國。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 ，這讓毛澤東在晚年對當時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于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 ——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此前兩個多月，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那種手中只有“圣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只知“衛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八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將啟航，在這個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特別告誡我們：“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
事實上，作為我們的對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對手，一刻也沒有忘記毛澤東并在認真地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松見到毛澤東時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 時任美國總統福特在當天的唁電中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確是我們時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國人說，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 。
歷史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建立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戰果輝煌，在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奮斗中立下了豐功偉績，這一切應當歸功于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沒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會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
這些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礎意義的思想資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并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復雜的國際斗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原刊于《政治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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