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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進大別山

《孫子兵法》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毛澤東用兵真如神，中國革命的實踐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今天 ，我們且以解放戰爭時期挺進大別山的戰略決策說明之。

“劉鄧千里挺進大別山”無疑是解放戰爭的精彩華章，它拉開了人民解放軍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于此劉伯承、鄧小平功莫大焉，然而，作出挺進大別山的戰略決策的，且排除干擾，一以貫之堅持的，卻是毛澤東！

那么，毛澤東是如何作出“挺進大別山”的戰略決策的？

毛澤東指揮革命戰爭，歷來是高瞻遠矚，多妙計良策，能跳出一地一時，從長遠、全局出謀劃策，讓敵人模不著頭腦。他不但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深謀遠慮，能籌劃千日之后態勢。毛澤東是解放戰爭的統帥，正如王震將軍所言，毛主席是戰略家，至少比我們早看五十年。早在1936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 說：“我們只有使自己操持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性。” 并明確指出，戰略反攻“是一個長過程，是防御戰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階段，也就是防御戰的最后階段。所謂積極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這種帶決戰性的戰略的反攻”。（《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4～215頁）在戰略全局上把戰略防御導向戰略反攻，由戰略內線作戰轉入戰略外線作戰，視機與敵人主力進行戰略決戰，最后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軍事思想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戰爭就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對解放戰爭打到外線作戰的問題，毛澤東早在確定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軍隊進攻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謀劃。1946年6月22日，全面內戰爆發前夕，毛澤東在給劉伯承、鄧小平、薄一波等的電報中，就開始考慮部隊外線出擊的問題，提出：在內線作戰基礎上，“如形勢有利，可考慮以太行、山東兩區主力渡淮河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之線前進。”（《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284頁），“千里挺進大別山”的設想，已經初步形成。這種戰略預見，這種軍事才能，堪比歷史上的諸葛亮、劉伯溫。

千里躍進大別山

1946年7月13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中原軍區司令員李先念、政治委員鄭位三的電報中，指出：“我黨決心粉碎反動派的進攻，爭取勝利，取得和平。我中原軍之任務是以機動靈活之行動，在鄂豫皖川陜廣大地境內，在外線牽制反動派大量軍隊，幫助我內線作戰部隊取得勝利，是為作戰之第一階段；然后我內線部隊渡淮向南，與中原軍會合，奪取信陽、大別山、安慶之線，是為第二階段。”（《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338頁）可見“千里挺進大別山”此時已經成熟。開始毛主席是考慮將此任務交于中原軍區，后來，根據戰爭形勢變化，毛澤東決定將“挺進大別山”的戰略任務交“太行”軍區的劉鄧部隊執行，要求劉鄧部隊“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10月29日，中共中央致電劉鄧征詢意見問：“內線作戰，殲滅敵人一半左右，失地大部收復之后，應照前計劃以主力向中原出動。此計劃約在何時可以實現？”11月1日劉鄧在回電中說：“打開局面，收復大部失地，三四月實現此計劃是可能的，屆時可向南發展。”兩天后，毛澤東在一份電報中要求劉鄧，“來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擊”，并要求他們“須先密籌經費，主要是衣服、油、鹽、小菜錢”。還特別強調，豫東一帶是將來戰略機動的轉換樞紐，應加以擴大和鞏固。豫東之豫皖蘇地區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區，是將來劉鄧大軍外線出擊、兵出中原的必經之地?？梢?，此時“千里挺進大別山”的計劃，毛澤東已經深思熟慮，甚至為劉鄧大軍向中原出擊選好了時間和前進基地。

常言道：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但這是將軍的常規動作。真正的軍事天才是青萍之末風乍起就能預見到,于無聲處聽驚雷。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能夠在抗日戰爭的硝煙剛起，就能預見到抗戰不能速勝，而是場持久戰，會經歷戰略防御、相持、反攻三階段，最后取得勝利，這就是本事，這就是雄才大略。遼沈戰役開戰不久，毛主席就能慧眼大開，看出奪取錦州，是打勝這場戰役的關鍵所在。他在《關于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電報中對林彪明確指出 ：“你們的中心注意力必須放在錦州作戰方面，求得盡可能迅速地攻克錦州。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要未達到，只要攻克了錦州，你們就有了主動權，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果然，當排除干擾，果斷拿下錦州后，遼沈戰役就形成了“關門打狗”之勢，主動權轉到了我方手里，整盤棋走活了。而不聽主席的話，就往往會吃苦頭，招致失敗。蘇區第五次“圍剿”失敗，原因很多，但重要原因是當時的臨時中央放棄了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導致連連失敗。待到1933年底，毛澤東曾獻上一計，結果未被采納，失去了最后翻身的機會。原來1933年11月20日，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了反蔣介石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慌忙從參與“圍剿”的北路軍中抽調11個師前往鎮壓。毛澤東敏銳地看出這是一個反敗為勝的轉機，向臨時中央獻上一著妙計：可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以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紅軍的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之機，變被動為主動?？上?，當時負責軍事指揮的李德顧問是個平庸之輩，不識此計之妙，拒絕了毛澤東的正確建議，堅持關門主義，堅持搞什么“御敵于國門之外”那一套，結果使紅軍喪失了打破“圍剿”的最后良機。

里挺進大別山路線圖

我們再回到“千里挺進大別山”這一妙計上來。為什么毛澤東會選挺進大別山區，而不是其他地區呢？我看至少有三點原因。一是大別山地區是革命老區。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建立了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蘇區，這是僅次于中央蘇區的第二大革命根據地。劉伯承一雙兒女就出生于此，故取名劉太行、劉華北。經歷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大別山人民始終堅持紅旗不倒。有這樣的政治基礎，就便于迅速立足，建立革命根據地。二是大別山區地居鄂豫皖蘇四省交界處，根椐井岡山革命的經驗，幾省交界處往往會形成“三不管”之態，便于我們穿插回旋，開展革命斗爭。三大別山區地勢險要，它地處中原地帶，是國民黨的心腹之地，正如劉伯承指出的：“我軍占據大別山，就可以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蔣介石必然要調動其進攻山東、陜北的部隊回援，同我們爭奪這塊戰略要地，這就恰恰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戰略目的。”（《劉伯承軍事文選》第761頁）1948年4月，鄧小平在豫陜鄂前委和后委聯席會議上回顧挺進大別山時也曾說：“大別山，敵人必爭，我也必爭，……現在，中原吸引了蔣介石南線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證了其他地區的勝利展開。雖然在全國范圍吃苦頭最多，付出了代價，但換取了戰略上的主動，取得了全局的勝利。”（《鄧小平軍事文集》第2卷，第94頁），進軍大別山等于在敵人的心腹之地打進一個楔子，埋伏進一支奇兵，讓敵人寢食不安，這樣當然有利于打亂蔣介石的重點進攻，解除山東、陜北之危。

當時陜北之危確實嚴峻，1947年3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占延安，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與20余萬敵軍周旋、輾轉陜北的大山之中，處在“前有黃河，后有追兵”的嚴峻形勢之中，曾幾次遇到險情。最嚴重的一次離胡宗南集團主力劉勘部只隔一個山頭，連敵人的說話聲都可聽見。為確保毛澤東和中央前委的安全，電臺都停止工作幾天。

解除危機有多種辦法，可以直接調兵支援，也可以采取“調虎離山”，但毛主席不顧自身安危，果斷采取了讓敵人最想不到的“聲東擊西”法——十萬大軍挺進大別山！

實施“千里挺進大別山”的計劃有兩步：一是強渡黃河。主席原定1947年6月10日強渡黃河，劉鄧匯報，6月10日渡黃河實在來不及，為避免倉促行動，影響今后任務，建議推遲于6月底準時渡過黃河。結果劉鄧于1947年6月30日晚，率領四個縱隊12萬余人，在山東省的臨濮集至張秋鎮150公里的地段上，一舉突破天險，強渡黃河。此舉不僅使蔣介石驚恐萬分，而且也使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驚呼其為“六三0事件”，認為“六三0事件決非好兆頭”。事實確實如此。劉鄧大軍渡過黃河后，兵出魯西南，接連勝利，迫使蔣介石從陜北、山東、豫北各地抽調8個整編師馳援魯西南，從而打亂了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陜北、山東兩戰場我軍粉碎敵重點進攻的作戰，拉開了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的序幕。

大別山脈

二是奔襲大別山。毛澤東在1947年7月23日的電報中，明確提出“下決心不要后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的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宏謀大略，提議劉鄧率部于8月初挺進大別山。在這期間，毛澤東對陳（賡）謝（富治）兵團和華東野戰軍如何配合劉鄧大軍直出大別山，都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對于中央的電報，劉鄧在經反復思考研究之后，給中央回電，一方面表示擁護軍委提出的方針，另一方面如實陳述了部隊目前存在的困難，希望能在內線繼續作戰方案一個時期，待時機更為有利時再向大別山挺進。這樣，經過休整后，8月7日黃昏，劉伯承、鄧小平率12萬大軍，在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佯動配合下，乘各路敵軍代表團圈將攏未攏之際，兵分三路，從魯西南巨野、鄆城地區出發，開始了千里挺進大別山的壯舉。一路上以銳不可當之勢，粉碎了敵人數十萬大軍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隴海線、渦河、黃泛區、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礙，經過20多天的艱苦跋涉和激烈戰斗，終于在八月末先后進入大別山區域。8月30日，劉伯承、鄧小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我軍已勝利完成渡過淮河、進入大別山這個躍進任務，敵人追擊計劃完全失敗。”毛主席秘書胡喬木回憶說，此時，劉鄧大軍出動后心情極不平靜的毛澤東看了電報，心里的一塊石頭終于落了地，臉上露出輕松的微笑。

"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是解放戰爭的一個偉大轉折，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跳到外線作戰，直搗國民黨軍統治中心的大別山區，威脅南京和武漢，為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奠定了基礎，為之后的淮海戰役合圍蔣軍創造了有利條件，可以這么說，"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覆亡，加快了新中國的誕生。

毛澤東妙計定乾坤，毛澤東的這一大智大勇的壯舉，這一創造性的戰略決策，是中國軍事史上光耀千古的范例。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