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之一是要讓GDP增長5%左右,這個目標其實和去年差不多,但今年要達到這個目標有點難,因為消費不夠強勁,原本的投資也在減弱。
看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就知道,比重越高,說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轉化為居民財富的比例越高,居民的消費能力&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據統計,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的居民收入占比都在60%以上,即使是印度也達到了60%以上,2020年甚至達到了76.9%,而中國居民收入比例GDP占比,居然只有38%,處于全球最低之列。
這沒道理啊,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我們全社會共同創造的GDP可是有126萬億元,實際增長5.2%。而美國2023年的GDP是27.36萬億,增速2.6%。
這么看,我們的GDP年年攀升,但為什么居民消費能力就是一直提不起來,生活壓力反而愈發沉重?同為地球人,為什么歐美人又閑又有錢,而中國人就像天生命苦一樣,一年忙到頭也賺不到幾個錢,大部分人還掙扎在溫飽邊緣。
說明分配出了問題,我們的社會主要財富被擁有土地、資本和權力的人拿去了太多,而根本原因,就是“只追求GDP而無視勞動者利益”的經濟增長模式。
為啥老百姓感受不到經濟繁榮?
當下的宏觀語境,大家都在說國內消費不夠給力,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都在為經濟恢復活力尋找藥方。
而很多專家開出的方子就是刺激消費,政府也提了些措施,比如發改委的20條刺激消費政策。
他們總拿發達國家說事兒,說“人家消費占比都超過70%,咱們2021年才55%,還是政府消費撐起來的。”
但他們不知道,2020年全球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大約60%,美國人基本維持在70%-75%,疫情期間政府直接撒錢,比例更是飆升到90%。
咱們呢?近十年,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才42%-45%,工資性收入更是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換句話說,同樣100塊錢,美國人手里有75塊錢可以隨便花,咱們只有45塊。
為啥?不是因為人多,而是咱們的經濟增長模式,只看重GDP,而忽視了勞動者的利益。我們這個社會體系給打工人的勞動報酬太低了。
一直以來,ZF通過稅收、土地出讓金、社保、國企利潤等形式拿走了GDP的很大一部分,這些錢本應該有相當一部分用來反哺老百姓,但由于“千方百計保GDP”,都被拿去“搞經濟”了。
政府一直不斷在投資搞城市建設、修橋鋪路、建車站機場碼頭、工業園區等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地方ZF忙著拉投資、建項目,同時又限制企業把利潤分給員工,而是鼓勵他們把利潤用于擴大再生產。
你看,連國企、政府、醫院、事業單位、學校等公辦單位的工資收入都有限制,私企就更別說了。所謂工會并沒有起到維護勞動者利益的作用,部分ZF對勞動者收入低、被剝削的情況也是視而不見。
結果就是,老百姓手里的錢少,消費上不去。
于是,ZF又開始搞出口退稅,鼓勵企業把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再一次用全民的錢補貼給企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重投資輕消費、中國生產西方國家消費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
這樣做確實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但也讓資本成為了經濟發展成果的主要享有者,經濟成果幾乎完全向投資方傾斜。
特別是社會保障水平更是低得離譜,2021年,我國政府支出的社保總額占GDP的比例是2.96%,發達國家都在18%到32%,我們還不到人家的10%,更驚人的是,在這么低的社保水平下,我國社保繳費比例居然占工資收入的40%,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是俄羅斯的2倍、北歐的3倍。
二次分配方面,咱們ZF也很保守。美國去年給居民的退稅和轉移支付占GDP的16.3%,咱們只有8%。
所以你說,為什么消費起不來?就像吳曉求說的:“老百姓兜比臉都干凈,你叫他拿什么去消費?”
老百姓個人分到的錢太少了,資產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要靠這少數人消費是帶動不了整體經濟的,他們的消費頻次則是極其有限的,一個人再有錢,一天最多也只能吃四頓飯。
但消費主力軍大多數人手里又沒多少錢,ZF又不愿意發錢給老百姓,這種情況,經濟怎么可能從投資拉動轉到消費拉動?
雖然有發放消費券、減稅降費的措施,但這些都是臨時的。要真正撬動消費,關鍵是必須提高居民收入的GDP占比——既要增加多數人的收入,又要改變蛋糕的分配方式,解決當前多數人的后顧之憂。
中國比歐美發達國家更需要發錢
01轉變政治體制改革
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應該是使投資者與勞動者雙方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才能確保經濟的持續發展。
但中國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那點事兒,更深層次的是政治體制得改改了,政治體制的導向直接關系到普通百姓的勞動價值是否能得到合理體現。
特別是現在的分配機制,好像是給“部分當權者”量身定制的,普通百姓的勞動價值沒得到太多重視。
A股市場里排名靠前的都是國家的銀行、酒企,他們掙得盆滿缽滿,反觀百姓,房價、土地成本、租金、過橋費、加油費、關稅等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收上去的錢是真用在老百姓身上了,還是投在基礎建設上了?普通百姓對稅收的使用情況根本不了解,稅收去向不夠透明。
如果政治體制不改,權力尋租、分配不公這些問題不解決,房價、租金、加油費這些生活成本永遠都降不下去,百姓的勞動價值也永遠不會真正得到體現。
要從根本解決消費不足、收入過低問題,就必須在深層制度改革上做出切實的成效,首要任務就是改革分配方式,減少資本在經濟收益中的比例,減輕勞動者稅費,同時大幅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占比。
只有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了,消費意愿才會提高,居民的消費就是企業的收入,企業收入增加了,也有更多意愿擴大投資,同時拉動更多人就業,形成一個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02把低效投資支出用于擴大消費
中國的投資是過剩的,在中國GDP的占比達到47%、48%的水平,比全球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高出了一倍。未來5-1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應該要呈現負增長,降到跟其他國家大概差不多的合理水平、比如30%以下才行。
當然有些投資還是需要的,比如新能源、新基建,高科技設備、人工智能等,但不是非得搞五六十萬億的投資,要把那些過剩的、低效的、沒有經濟效益的投資壓下來,變成老百姓的居民收入。
要知道,你發1塊錢的消費券,就會帶動3-5塊錢的消費,把原本搞基礎設施的一塊錢發給老百姓的話,就會產生三倍的總需求。
這招全世界各國在疫情期間都做過,已經證明效果非常好,我們為什么不學習?
03千方百計降低百姓生活成本
首先解決每個人的生存保障問題,把財政收入更多用在民生領域,用在增加居民收入、增加社會保障,盡快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攏。
同時實施“居者有其屋”的民眾住房保障制度,讓民眾套在房子里的錢解套出來用于其他消費。
一方面通過收入分配將財富從高收入家庭轉移到中低收入家庭;另一方面降低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風險預期,讓人民有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降低百姓的預防性儲蓄。
最后,要讓工會發揮為勞動者爭取利益的應有職能,建立員工與資方集體談判工資制度,確保勞動者的收入隨著收益而增長,限制資方貪婪攫取利益。
04鼓勵工資支出比高的民營企業
大部分人的收入來自于民營、中小企業,他們是就業的主要來源和消費的重要驅動力。
過去這么多年,我們中國的貨幣政策總是偏向于結構性貨幣政策,希望把貨幣資金更多引到中小微企業三農企業等等,但實際上執行下來的效果不明顯。
必須出臺更加精準的金融政策,支持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降低其融資成本,給他們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減稅優惠,讓更多的人有創業機會,促進經濟多元化發展,減少財富的集中現象。
05做好國企收益的全民共享問題
2021年全國國企凈利潤約1.8萬億,實際上繳總額2007億,上繳率僅為11%,一方面要認真落實“將國有資本收益30%上繳公共財政”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學習一些西方國家,直接將國企盈利以現金方式為國民分紅。
同時可以多多發展社會慈善事業,鼓勵高收入者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美國的富人慈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通過高昂的遺產稅去倒逼富人群體把資產更多用于慈善事業。
站在變局時代路口,注定道阻且長。此刻收入傾斜、改善貧富分化是為了以后更高質量的發展,眼下這一輪變革,必然涉及深水區。
消費是“接力賽”的最后一棒,也是“下一場比賽”的起跑槍聲。
從經濟學來說,每一個人都是推動經濟前行的引擎,中國有14億人,就好比有14億臺強勁的引擎。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實現跨越式發展,正是因為我們擁有這樣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強勁的消費潛力。
但現在,消費不足成了經濟循環的瓶頸。要想讓經濟再次加速,就得從這個瓶頸開始打通經濟循環。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們從普遍貧困走到了今天的貧富分化。時代在變,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也在變。
四十多年前,我們勇敢地邁出了改革的步伐。今天,面對貧富分化等新挑戰,我們同樣需要拿出勇氣和智慧,尋找解決問題的新路徑。
正如古人所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認識到不足只是第一步,積極尋求改變,才是我們不斷前進的動力。
中國經濟的騰飛,最不能忽視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實際感受,中國的繁榮也不能再局限于數字,而是要真正融入千家萬戶的生活中,讓繁榮的成果惠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百姓!
作者: 趙董 ;來源:趙董觀點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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