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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觀不僅揭示了講好中國故事的困難所在，而且也提供了講好中國故事的思路和辦法。既然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那么改變人們的社會存在或者讓人們注意到其他的社會存在，就能調整或補充人們的意識。

夏蟲之所以不可以語冰，是因為夏蟲沒有經歷過冬天，沒有見到過冰。但這并不意味著，冰只能在冬天存在，在夏天就不可能見到冰。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制冷技術在夏天制作出冰就能夠把它拿到夏蟲面前，就可以對夏蟲語冰。事實上，莊子也認為，可以給作為河神的河伯講海之大的故事，只要河伯能夠順著河流來到大海之邊，也就能直接感受到海的存在。因此，講好不同社會存在的不同意識的故事，可以通過加強彼此往來，通過見識不同的社會存在來實現。

今天講好中國故事的可能性主要就在于世界市場的發展和國際交往的擴大，尤其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積極推進人大、政協、軍隊、地方、民間等各方面對外交往”。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恩格斯就是因為家庭的生意到了英國，看到了英國工人的社會存在，進而寫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以一個德國人的身份講好了英國故事。這之后，馬克思來到英國，也以英國的社會存在為基礎，創作了《資本論》，更好地向德國和世界其他國家講起了英國故事。

“共情可以超越國家與民族的界限，且不會因為地域和文化差異而被抹除，‘講好中國故事’也應從共情傳播視角探索實踐路徑。”但是，與英國工人共情的德國經理人和哲學博士只有恩格斯和馬克思，其他的德國經理和博士并不與他們共情。魯迅先生也早就指出香汗與臭汗是不能共情的，《紅樓夢》中的焦大與林黛玉也是不能共情的。

一般而言，共情要以相同或相似的社會存在狀況為前提。只有像馬克思恩格斯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會稍稍撇開自己的社會存在而與底層的人民群眾共情。所以，我們即便要講共情，也要找好共情的對象，而這樣的對象是有的。列寧指出：“每個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大家都想過好日子，這是理所當然的，這正是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的意識以貧困（包括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存在為根基。即便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但那里的（空想）社會主義傳統仍然十分強大。這個傳統是能夠與基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共情的，畢竟無論是美國夢還是中國夢，最根本的都是要過上好日子。只不過，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無法實現，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因此，想過好日子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中下層民眾都是比較好的共情對象。對他們，我們是能夠講好中國故事的。

此外，雖然中國的社會存在與其他國家的社會存在不同，但只要這兩個社會存在之間存在歷史發展的關聯性，中國故事也是可以講好的。要知道，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英國的社會存在與德國的社會存在也是不同的。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這意味著，他在《資本論》中所講的英國故事，同時也是未來德國的故事。因此，如果中國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故事也是其他國家和地區未來形態的故事，那么中國故事就能夠講好，就不再只是獵奇的對象。其他國家的民眾，無論他們是否愿意花精力去“讀懂過去的中國、照見未來的中國”，他們至少愿意去“認識現在的中國”，以便從中照見他們自己的未來。

即便其他國家的民眾不認為中國的社會存在代表他們未來社會存在的景象，我們也可以通過闡釋唯物史觀來說明不同國家的不同社會存在會導致社會意識的差異，進而讓其他國家的人們承認中國可以有與他們不同的社會意識， 他們不能把自己的意識強加給中國，盡管這意味著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要講好他國故事。例如，盡管我們公開表明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一些國家的人們仍然不相信中國發達之后不會稱霸，因為他們本國的故事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之后走上帝國主義道路稱霸的故事。對此，我們必須表明，稱霸這種社會意識是一切剝削階級社會的產物，因為剝削本身就是依靠霸權進行的。相反，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剝削，消除了產生霸權意識的社會存在，從而只會產生維護自身勞動果實的反對霸權的意識，而不會產生稱霸的意識和行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宣揚中國威脅論，不是因為中國對它們產生了威脅，而是中國妨礙它們威脅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

恩格斯曾經提到由于德國的競爭，英國失去自己的顧客的兩個重要原因：“ （１）你們（英國工廠主）不學你們的顧客的語言，卻要求他們說你們的語言；（２）你們不但不設法適應你們的顧客的需要、習慣和愛好，反而要他們遷就你們英國式的那一套。”過去，在改革開放時，我們學習西方顧客的語言，適應西方顧客的需要、習慣和愛好，甚至在中國講西方故事。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成為國外企業的大顧客，從他們的生意出發，他們也需要學習我們的語言，適應我們的需要、習慣和愛好。這是我們能夠用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來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經濟基礎。其中一個重要表現是，過去我們舉辦出口博覽會，如今我們同時還舉辦了進口博覽會。

有人指出：“中國故事的議程設置仍然受制于西方媒體。西方媒體不僅決定著受眾想什么，還決定著受眾如何想。”但是，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新媒體的出現，傳統媒體的壟斷地位受到沖擊，受眾開始在新媒體上自主表達自己想什么、如何想。盡管國外新媒體對此也會有所控制，例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新媒體上的賬號也遭遇封閉，但我們多少可以利用新媒體來講好中國故事。當然，也要應對好對立的一面利用新媒體來抹黑中國的做法。

馬克思指出：“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于預備階段；由于它的舞臺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圣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里去。”經濟中充滿矛盾的運動必然導致政治上沖突不斷和人民群眾生活上經常困頓，從而必然使虛偽的西方故事難以長久維系。只要我們的媒體不去幫著修飾西方故事，中國故事在對比下是能夠講好的。事實上，只要西方國家人民的頭腦中被現實灌進了辯證法，他們自然能夠理解充滿辯證法的中國故事。

如今，中國的故事已經不是純粹的中國故事，中國故事是在世界市場中發展起來的中國的故事，民族的片面性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但不是倒向了資本主義世界文學，而是實現了“兩個結合”。因而，中國故事不僅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故事，也是世界性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故事，它必將從中國走向世界。

三、講好中國故事的對策建議

第一，勇于承認自己的優秀。講好中國故事，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必然要求我們展現中國先進的一面。在中國不愿意定位自己是發達國家的情況下，建議在輿論上把發展中國家分成兩類，一類是高發展中國家，另一類是低發展中國家，并把我國定位為高發展中國家，這樣方便體現我們的自信，進而講好中國故事。當然，為了避免中國成為孤家寡人，可以考慮把金磚國家和出席二十國集團會議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也都定位到高發展中國家之中。有人也許會認為，這會造成發展中國家分裂，不利于團結，但是二十國集團會議等一些國際會議本身就把不同國家在世界活動中的重要性進行了區分，我們只是承認了這種區分的客觀存在。

我們把自己定位為高發展中國家，并不是在主觀上拔高自己，也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前列，而是在客觀的現實生活中，我們的確具有西方發達國家所不具有的先進的一面。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機在現實生活中的普遍運用，國產智能手機在一些功能上遙遙領先于世界。西方一些國家的地鐵里沒有智能手機信號，只能買一份報紙或看書來打發無聊的時間，卻被一些人鼓吹成不看手機是文化素質高。但實際上，手機的信息量遠超一份薄薄的報紙和一本厚厚的書。有人會說，承認別國的優秀很難嗎？那就讓他先承認中國的優秀吧。我們應當而且可以通過表現中國人的數字生活讓其他國家人民羨慕，就像我們過去羨慕“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那樣來講好中國故事。這樣還能促進中國的手機產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拉動中國經濟。

對于西方國家主流媒體和新媒體的壟斷問題，建議采取類似農村包圍城市那樣的策略，以發展中國家包圍發達國家。我們要利用自身的經濟和技術優勢，多到其他國家建設和參與建設各類媒體，通過在這些媒體上發聲，迂回地向西方國家講好中國故事。當然，能夠爭取在西方國家主流媒體和新媒體上發聲時，我們也要積極爭取。

第二，在國際交往中適當強勢起來。講好中國故事，意味著我們不能繼續韜光養晦。這是因為韜光養晦需要隱藏自己的社會存在，或者讓別人注意不到自己的社會存在，從而要么不講自己的故事，要么把故事往不好的方向去講，表現出大智若愚的一面。要講好中國故事，就必須有所作為，用行動去塑造自己的形象，尤其是要塑造可敬的形象，就必須敢于打抱不平，敢于維護公平正義。此外，當前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飽受西方大國的霸權霸道霸凌。中國過去反對“三霸” 的故事，如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的故事，對這些具有不同社會存在的國家和地區也是有啟迪作用的。講好這些過去的故事，也同樣是講好中國故事，同樣能夠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建議向飽受霸權霸道霸凌的國家和地區大力輸出相關書籍和影片。

要充分利用出口博覽會和進口博覽會講好中國故事。在出口方面，鼓勵中國企業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產品，展現中國可愛的形象；在進口方面，引導外商開發具有中國元素的產品以吸引中國民眾，進而激勵外商為親近他們的顧客主動尋求中國故事來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中國。

對來華留學生，可以安排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如果中國人到美國去留學，會學習美國歷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著名講話，那么外國人到中國來留學，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有什么不可以呢？這并不是強迫他們認同我們的社會意識，只是引導他們了解而已，而這恰恰是讓他們理解中國故事的關鍵所在。要舉行基于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中文考試和外語考試。國內招募歸國留學人員進入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必須通過其中的中文考試，而公派出國留學人員或訪問學者，則必須通過外語考試。如果我們自己的對外交流人員都講不了中國故事，又如何在對外交流中講好中國故事呢？

第三，著力講好新時代中國的故事。恩格斯在談到德國民間故事書時曾經指出：“如果我們可以正當地要求民間故事書內容應富有詩意、饒有諧趣和道德的純潔，要求德國民間故事書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時代所共有的特點，那么，除此之外，我們還有權要求民間故事書適應自己的時代，否則就不要稱其為民間故事書……不言而喻，民間故事書決不能敘述那些在今天看來毫無意義或者甚至是錯誤的舊時代的習俗。”外國人也許會對中國傳統的王侯將相和公子小姐的故事有獵奇心，但這并不能有助于在他們心中形成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要講好中國故事，就要講好“兩個結合”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樣板戲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用中國傳統戲曲形式和西方芭蕾舞劇形式表現中國時代精神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當然，我們今天的時代精神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時代精神是有區別的，這要求我們在各種藝術形式上創作更多表現新時代中國精神的作品，并且主要演出這些作品。

在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的時候，要堅持胸懷天下，這樣就能找準與國外利益的契合點，傳播好中國聲音。事實上，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些國際倡議，如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都找準了中外利益的契合點。講好這些倡議，講好中國為落實這些倡議而做出的努力，也就是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

第四，講好社會主義的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必須講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我們“不被理解”或“被誤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國家以資本主義的小人之心度社會主義中國之腹。只有糾正西方主流輿論對社會主義的歪曲， 才能糾正中國人在西方人心中的扭曲觀念。

恩格斯晚年曾經擔心中國像西歐國家那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導致大量人口失去生產資料而不得不向外大量移民，從而給歐美的勞動力市場帶來災難。他在給俄國人丹尼爾遜的信中寫道：“最后一個新的市場是中國，這一市場的開辟可以使英國的貿易暫時恢復繁榮。因此，英國資本極力要修建中國的鐵路。但是，中國的鐵路意味著中國小農經濟和家庭工業的整個基礎的破壞；由于那里甚至沒有中國的大工業來予以平衡，億萬居民將陷于無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將是出現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移民，可憎的中國人將充斥美洲、亞洲和歐洲，并將在勞動市場上以中國的生活水準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準，同美洲、澳洲和歐洲的工人展開競爭；如果在那之前歐洲的整個生產體系還沒有發生改變，到那時也必定要發生改變。”正是新中國的建立，正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廣大中國人民擁有生產資料，從而沒有像西歐剛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之時那樣，向外大量移民和發動殖民戰爭，避免了恩格斯所擔心的世界性災難。但是，對新中國的這個“貢獻”，許多中外民眾是不清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存在能夠給世界帶來什么，是局限于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人們很難理解的，這正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難度所在，也是講好中國故事應當加以突破的地方。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刊紙質版或電子書；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殊交辦項目“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在實踐中不斷推進和豐富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02300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