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意味著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必然的。這種戰勝不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戰勝美國的資本主義，而是各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各國的資本主義。如今，美國下一屆總統的競選者中有人公然提出要實行社會主義，就是這種戰勝的前兆和表現。而在中國，這種戰勝不是前兆而是事實。

中國開始走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始的，而是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于1927年對中國共產黨人實行大屠殺后，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創立紅色根據地后開始的。在紅色根據地（這種根據地先后稱為蘇區、邊區、解放區），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與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內不同的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不同于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制度。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很快就體現出來了，它得到了根據地人民衷心支持和擁護。有首歌唱道，“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說的就是對這種制度的歡迎和支持。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國民黨政府得到了幾乎全部的國際援助，并擁有最高合法政權，但是海外華僑資本家陳嘉庚對比了國民黨統治的重慶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延安之后，卻說“中國希望在延安”[2]。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直接統治的區域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大大超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區，而且國民黨政府還得到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但是，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后，卻失去了在中國大陸的政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馬克思主義是人世間的真理，社會主義得到人民的衷心向往和擁護。陳毅元帥曾經指出：“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最后一把米，用來做軍糧；最后一尺布，用來做軍裝；最后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后的親骨肉，含淚送戰場。”當年老百姓們正是唱著這樣的歌謠，推著小推車奔向槍林彈雨的戰場。[3]因此，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中國人民用鮮血和汗水“選”出來的，它比西方國家用幾張紙票投出來的政權要牢固得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的黨和人民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在短短幾十年里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花了幾百年時間走過的路，到改革開放之初，雖然在一些領域里中國的技術水平還不高，但中國卻是世界各國中擁有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國家。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要素即在生產資料的占有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在市場資源配置上以國有經濟為主導，以及政府積極調控經濟走勢，同時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還不發達的國情，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克服多種經濟成分中具有一定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弊端，使得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沖擊中表現優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是真理，充分證明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必然的。事實上，不僅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而且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也曾經在幾十年的時間里是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古巴、越南和老撾至今也和中國一樣，也是各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恩格斯曾經指出：“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來說已經是不合理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么矛盾。”[4]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再次表明，世界資本主義正是這種不合理的現實，而馬克思主義真理所揭示的科學社會主義必將成為世界性的現實。西歐和美國的社會主義并不遙遠。

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西歐特別是英法兩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后，親身經歷了西歐封建勢力的復辟和后續的特別是德國的一些資產階級革命。他們對這些資產階級革命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總結，并找出了一條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道路。1850年3月，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他們指出：“新的革命即將爆發，工人政黨必須盡量有組織地、盡量一致地和盡量獨立地行動起來，才不會再像1848年那樣被資產階級利用和支配。”[5]一旦工人政黨被資產階級利用和支配，無產階級的勝利就會是一句空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二國際在西歐的工人政黨在“保衛祖國”的口號下被資產階級利用和支配，拒絕了李卜克內西和列寧等人主張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使西歐工人階級在戰爭中自相殘殺，失去了戰勝資產階級、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的最好機會。而相對落后的俄國卻在列寧指導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抓住時機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與歐洲國家相比，馬克思主義誕生之時，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還遙遙無期。1911年中國資產階級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王朝大臣袁世凱竊取，資產階級領袖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也失敗了。直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中國資產階級的北伐革命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們忽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一指導即，“為了堅決而嚴厲地反對這個從勝利的頭一小時起就開始背叛工人的黨，工人應該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必須立刻把整個無產階級用步槍、馬槍、大炮和彈藥武裝起來；必須反對復活過去那種用來對付工人的市民自衛團。”[6]結果，具有中國特色的“市民自衛團”即青洪幫等幫會分子襲擊工人糾察隊，導致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拉開了“四·一二”反革命事變的序幕，大批中國共產黨人和工人被殺害。好在中國共產黨人及時覺醒，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口號，走上武裝起義、開辟革命根據地、進行武裝斗爭的道路，才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7]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西歐已有的歷史發展經歷得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對于已經步入資本主義社會而且資產階級政權已經比較牢固的英法兩國來說，有點馬后炮的意思，那么，這些策略對于當時資產階級革命還不成功的德國，以及那時還談不上資產階級革命的俄國和中國來說，卻與這些國家的時代條件十分契合而極具指導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中國面臨經濟發展的巨大難題。那時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很落后，毛澤東同時曾經1954年的時候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8]這時，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對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恩格斯曾經指出：“只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興盛的國家里被克服的時候，只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榜樣上看到‘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后的國家才能開始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9]而恩格斯的這個論述恰好契合了當時中國的時代條件，這是因為當時的蘇聯正好可以做這個榜樣。正是在蘇聯的榜樣作用和蘇聯的援助下，中國才很快地獲得了制造汽車、飛機、坦克和拖拉機的能力，并且沒有因此而背上償還不起的債務。[10]

當然，中國的發展并沒有照搬照抄蘇聯的模式，而是始終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時代條件更為契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深刻地指出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意義：“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11]而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就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

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說商品價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勞動時間決定，那么，正是資本才能實現這種決定，同時不斷地縮短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12]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就是縮短生產商品（或產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由于中國還處于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時代條件恰恰適合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就像列寧主張學習泰羅制，并在一定限度內允許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一樣，為了推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的發展，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直至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然，馬克思還指出：“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從其連續性來考察，或作為再生產來考察，它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社會關系，并使之永久化。”[13]顯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時，必須阻止非公有制經濟中存在的那種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社會關系的永久化，否則必然會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日益僵化，不僅不能進入社會主義更高階段，而且會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去。[14]

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存在的這種矛盾，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5]而中共十九大報告也指出：“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16]只要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善于進行偉大斗爭，就決不會重蹈前蘇聯改革導致亡黨亡國的覆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必然會取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勝利。

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貫穿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中，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思想體系的精髓所在。”[17]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與中國傳統精神有很多契合之處，從而中國人民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相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會更容易一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程度會更好一些，從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容易結出碩果一些。

1．馬克思主義立場與中國傳統精神的契合

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立場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經明確警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么工人太沒有教養，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須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18]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也指出：“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19]

由此可見，無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還是蘇聯共產黨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的理解都還不夠深刻。相比之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讀書人的要求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古代優秀知識分子“常以天下為己任”，并號召普通民眾“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傳統精神中具有極強的自覺擔當精神。中國共產黨也非常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鄧小平同志就曾指出：“農村改革是權力下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要權力下放，下放給企業，下放給基層，同時廣泛調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讓他們參與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20]習近平同志更是強調：“我們要始終牢記黨的根本宗旨，從思想和感情深處真正把人民群眾當主人、當先生，把自己看作人民群眾的公仆和學生，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的智慧和創造力，要虛心向他們求教問策，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領導藝術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的實踐沃土中，不斷從人民群眾中吸取營養和力量。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拜人民為師，這就靈了。’這句話包含的道理是很深刻的。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21]正是由于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蒸蒸日上。

2．馬克思主義觀點與中國傳統精神的契合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19世紀中葉的中國時曾經指出：“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稅金不能入庫，國家瀕于破產，大批居民赤貧如洗，這些居民開始憤懣激怒，進行反抗，毆打和殺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這個國家據說已經接近滅亡，甚至面臨暴力革命的威脅，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貧窮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過去和現在一直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當居茨拉夫先生離開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歐洲人中間來的時候，他聽到人們在談論社會主義，于是問道：這是什么意思？別人向他解釋以后，他便驚叫起來：‘這么說來，我豈不到哪兒也躲不開這個害人的學說了嗎？這正是中國許多庶民近來所宣傳的那一套??！’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象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但是，有一點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8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22]。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社會貧富差距懸殊時，都會出現“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呼聲。另外，雖然中國古代社會存在階級差別，但“民貴君輕”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漠視階級等級的思想，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使中國傳統精神中自然包含有自由、平等、博愛的含義。

馬克思曾經指出，東方與西方的一個不同在于，“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以及其他地區，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水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愿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所以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23]因此，如果說，在西方，“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斗，因而，在那里統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于分權的學說，于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恒的規律’。” [24]從而在西方，各黨派之間相互爭斗，甚至妨礙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那么，對于需要治理長江和黃河領域的巨大水利工程的中國，中央集權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想，則是早就樹立起來了。

中國傳統精神強調“天下為公”。《北京青年報》曾經刊登了一條滿清末年封建大臣陳寶箴的史料。當時陳寶箴官居湖南巡撫，奉令實行新政。為此，聘請了德國礦業工程師，勘探湖南平江黃金洞金礦，勘探的結果是黃金儲量豐富。這時，陳寶箴身邊的官員對他提議，可由當地的土豪富商一起集資開采，共享其利。陳寶箴怒斥，開采礦石是用來富強國家的，什么人竟敢以此圖謀私利。隨即下令上奏朝廷開采，使湖南平江黃金洞金礦成為國有獨資的礦山。[25]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孫中山也強調，“節制資本”。這種傳統精神自然使得中國人更容易跨過“卡夫丁峽谷”接受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公有制。

3．馬克思主義方法與中國傳統精神的契合

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這一方法是對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進行唯物主義改造得來的，它在歷史領域的運用結果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即“每一歷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也可以極其簡單地由這一時期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決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來說明。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于獲得了承認。”[26]而中國傳統精神中就強調“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事實上就是強調人們不僅必須首先吃、喝、住、穿，而且必須有足夠的吃、喝、住、穿，才能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

中國傳統哲學不僅“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即具有辯證思維，而且強調“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從而還具有黑格爾哲學所缺乏的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具有比黑格爾哲學更多的共同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研究方法時指出：“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27]這其實就是對中國傳統精神中的“實事求是”的最好闡述。其中，“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就是要做到“實其事”；“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就是要做到“求其是”。

唯物辯證法強調，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中國傳統精神中的“天人合一”“天人相應”就是對這種普遍聯系的樸素的反映。恩格斯指出，辯證法的“主要規律：量和質的轉化——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的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28]中國古代的陰陽學說和太極圖所反映的正是“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

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9]中國古代文人強調知行合一，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不僅要解釋世界，而且要改變世界。在西方古代的神話中，人物的命運是既定的，不管怎么努力都無法避免既定的結局；而在中國古代的神話中，人物的命運則是可以改變的。中國古代宗教吸引信徒的主要著力點，也不在“來世”而在“今世”。中國傳統精神還強調“自助者天助之”“自助者人助之”，從而中國人民并不消極等待歷史的自發前行，而能夠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主動推動歷史向前發展，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頁。

[2] 趙賡：《“中國希望在延安”——1940年陳嘉庚延安之行》，載《黨史文匯》2012年第6期。

[3] 呂志強：《大勝利與小推車》，《解放軍報》2019年1月11日。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頁。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8] 《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頁。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頁。

[10] 余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年，第101-102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頁。

[12] 《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頁。

[13]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607頁。

[14] 余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年，第125頁。

[15]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頁。

[16]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光明日報》2017年10月28日。

[17] 習近平：《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載《求是》2010年第7期。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4頁。

[19] 《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頁。

[20]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0頁。

[21] 習近平：《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載《求是》2010年第7期。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265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1頁。

[25] 謝泳：《關于陳寶箴的一條史料》，載《北京青年報》2005年12月29日。

[2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頁。

[27]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1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