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幾年前我曾看到過一本美國人寫的名為《他改變了中國》的書,順手翻了幾頁,見其恣意夸大拔高,與事實多有乖謬,頓時失去了閱讀的興致。不論人和事,但凡言過其實,必然過猶不及。我在索然之間便丟棄不顧。但隨即產生了一個久久不能釋懷的疑問——究竟是誰改變了中國?近些年來,這個疑問愈來愈強烈地困擾著我,深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便產生了撰寫此文的沖動。
一
改變中國者,應該是指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正向發展局勢起過顛覆性影響的人。歷朝歷代都有大大小小除舊布新,變法圖強的社會改革家。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有推翻舊制重立新朝的,有在既定框架下對制約社會發展規律的國策進行改良的;有在生產、教育、科技等方面推陳出新影響巨大的,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正是他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推動著中國社會不斷地發展進步,從遠古一路走到了今天。他們都是使中華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梁骨干。然而細考起來,包括曾經使中國輝煌一度的帝王將相、至圣賢達在內,真正推動中華民族跨越式進步,使中國成為中國的偉大改革家無非兩個人:一個是奠定了中國基礎框架的嬴政,即秦始皇;一個是使中華民族中止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西方列強百年蹂躪,建立了一個適應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的新中國的毛澤東。
嬴政在其祖上三百年苦心經營,五代篳路藍縷的基礎上,用十年(從攻打韓國算起是十年,若從攻打趙國開始計,應為十六年)時間橫掃六合,首次實現了華夏民族從疆域版圖、社會秩序到文化的真正意義的統一,并以始皇帝著稱于世。為了便于對不同地域、不同體制、不同文化、不同習俗的人實行有效管理,他廢除分封制,實行由中央委派官員直接管理地方的郡縣制,結束了長期諸侯割據混戰的局面;加強中央集權,保持政令暢通;廢除世卿世祿制,削“藩鎮”,獎軍功,敞通人才上升渠道;實行車同軌,以咸陽為中心興修了秦直道一萬三千多里輻射向全國,極大地便利了兵員和物資的運輸以及百姓通行,這種高速交通網一直沿用到清朝才逐漸荒廢;書同文,保障了朝廷公文往來及民間文化交流的準確和便利;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對促進經濟發展及貿易往來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修筑萬里長城,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保持了北部邊境的安定;承認土地私有,計畝納稅;對內興修水利、交通等基礎建設,北逐匈奴,南征百越;頒行統一法律條令、統一思想文化,控制輿論,對于有違推行新法新政的書籍一律焚燒,對于搖唇鼓舌惡意誹謗朝政的四百多名儒生和江湖術士處以坑殺極刑……
秦始皇在沒有先例參照情況下的這些創造性改革措施,竟然奠定了中國社會兩千多年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的基本框架,其原創性的含金量有多高,不言而喻。從漢武帝、唐太宗到康熙乾隆的四百多位執政者中,不乏有作為有業績的叱咤風云人物,但都是在沿襲秦代模式的基礎上修修補補,核心要旨并無創造性突破,原創專利始終歸秦始皇所有。兩千多年來,中華大地上分分合合、枯榮交替,但無礙薪火相傳、文脈傳承而至當今。秦嬴政始皇帝厥功至偉,功莫大焉!
誠然,秦始皇改革的雄才大略成就了中華民族,卻沒有讓贏家王朝傳之萬代卻二世而亡。其主要原因無非對內要大興各種工程建設,外要進行擴疆拓土的戰爭,還要修筑防御游牧民族襲擾的長城,致使勞役賦稅過重,長期戰爭使老百姓得不到休養生息,有限的國力與宏偉的發展規模失去平衡,眼前的民生利益與國家的長遠利益發生了沖突;更為關鍵的是重邊疆防御輕內地安全的兵力部署,給了劉邦小兒輕松攻陷咸陽的機會;加之嬴政意外壯年暴斃,對后事未來得及作必要的安排,致使朝綱失措,竟荒謬到能衍化出諸如“指鹿為馬”的典故,不亡不足以謝天下。所有這些都成為促進贏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催化劑。秦始皇對于中華民族的功績大到超過常人的眼界而被忽略,只落得了個“橫征暴斂”、“焚書坑儒”的暴君罵名被后世掛在嘴邊絮叨了兩千多年。
秦始皇真的那么暴虐不堪么?
1975年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1155枚秦代竹簡,幾乎完整地記錄了秦朝的法律條文,包括田畝制度、征兵標準、兵役制度、勞工工資等方方面面的規章制度,在這些竹簡里都有記載,這不僅對秦朝的法律體系有一個全新的認識,也真實地還原了歷史上秦始皇的形象。原來,他是一個體恤百姓且賞罰分明的皇帝。大家最熟悉的陳勝、吳廣起義的理由是,因下大雨誤期,按律當斬。遲到是死,反了也是死,還不如放手一搏,于是就舉起了“伐無道,誅暴秦”旗幟。而竹簡上記載的規定是: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口頭批評);六日到旬,貲一盾(罰買一面盾牌的錢);過旬,貲一甲(罰買一套盔甲的錢);其得(也),及詣。水雨,除興(因下雨誤期,可免除處罰)。
這些竹簡上的記載與教科書上說法,哪個更可信呢?應該是兩千多年的竹簡記載吧。
科學家研究還發現這批竹簡上還有些很人性化的記載:征兵時,每家每戶必須留下一名男丁,照顧家里的老人小孩;身高不足一米三者可免除兵役。每年春二月嚴禁砍伐森林和修筑堤壩、堵塞河水;不到夏天不準燒草作為肥料、不準采摘剛發芽的植物、不準打幼獸、取鳥卵和傷害幼鳥。
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未成年人和環境保護法了。
再一個顛覆人們認知的是秦始皇修筑長城是付工錢的,一天可抵八錢,罪犯也會被安排服勞役抵債,若是需要官府提供吃住,則一天抵六錢。秦朝當時的三錢可買一斗米,約12.5斤。一天的工錢可買33斤米,這在當時已經算得上是相當不低的收入了。
那為什么秦始皇還要如此被黑呢?魯迅先生一語道破玄機: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幫幫閑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
當人們還沒來得及認識秦始皇的功績時,秦王朝便倉促謝幕了。新王朝為了證明其奪取政權的合理性,幫閑食客們為了討好新主子,便絞盡腦汁,不遺余力地抹黑秦始皇。難道“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焚書坑儒”的翻版?久而久之,反復重復,謬誤雖變不成真理,卻容易成為習慣的口訣。
即使在現代文史大咖郭沫若先生的筆下,也曾經將秦始皇塑造成為一個“精神和肉體雙重殘疾”,“瘋瘋癲癲,口出狂言”,“既猥瑣好色又暴虐嗜殺”的“空前大獨裁者”,“極端的秘密主義者,極權主義者”。甚至對秦始皇的相貌機體也不忘丑化,注釋其為“馬目,馬鞍鼻”,診其為“軟骨癥患者”。
還是毛澤東從民族發展的宏闊視野道出了更符合歷史事實的代表性評價:
《七律·讀封建論 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存子厚返文王。
【注:“十批”即郭沫若所著《十批判書》,“封建論”即柳宗元著《封建論》。】
能受到兩千多年后的偉人如此褒揚,被蒙辱罵慘了的秦始皇若地下有知,也該十分欣慰了!
毛澤東對孔學持批判態度,是因為孔子學派完全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從維護剝削勞動人民制度的合理性出發創立的學說,這與為人民服務的哲學是完全對立的。
二
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是社會主義思想從理論到實踐、由弱到強,又由盛轉衰的歷史。即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興衰史,這出戲由列寧、斯大林開場,由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謝幕,是二十世紀世界舞臺上的主角之一。與二十世紀的世界密不可分的中國史,是由被帝國主義及其反動派按在地上蹂躪了一百多年,一躍而起反制對手的歷史。引起這個歷史巨變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他不僅影響了中國,也同時影響了世界。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曲折歷史,與毛澤東榮辱沉浮的人生道路如影隨形。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事實是中國革命不斷地從失敗或艱難挫折中走向勝利,而多次從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扭轉危局、擺脫困境,將一手爛牌打出精彩結局的人,正是毛澤東主席。
1927年國民黨背叛革命實行“4·12”大屠殺,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共產黨人”的腥風血雨里,幾十萬人頭落地。于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主張洪亮響起。
當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平江起義以及攻占大城市的主張相繼失敗之后,實行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從理論到實踐成為現實,以井岡山為中心的紅色革命根據地駭然誕生。
當弱小的紅色根據地一經誕生,就遭到國民黨政府先后集結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大軍的反復剿滅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等一整套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應運而生。一支來自于民、服務于民,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行為規范的弱小紅軍隊伍,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指引下,不僅沒有被剿滅,反而在戰爭實踐中越“圍剿”越壯大了。根據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成倍地擴大了,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口號的農民運動以燎原之勢向全國蔓延。
當弱小的紅色力量面對強大的敵人,有人感到力量對比懸殊,革命的前途渺茫,疑惑“紅旗究竟能打多久”時,《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會議決議》等著名理論應聲而出,猶如黑暗中的火炬讓成長初期的革命隊伍在迷茫的時候看到了光明,解除了迷惘,看清了希望,堅定了理想信念,明確了革命的目標,還完成了正確處理軍政、軍民、軍內、軍外及上下級之間等各種關系的制度建設,為建立一個革命化的政黨、一支革命化的軍隊、一個沒有剝削的新型社會進行了理論探索、創新與實踐。
當時的共產國際以及深受其影響的中共領導人不相信山溝里能出馬列主義,一味地套用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和蘇聯革命成功經驗去機械地解決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結果屢屢碰壁,把中共領導機關在上海的大本營弄丟了,不得不分批轉移到了瑞金中央蘇區。他們接管紅軍的指揮權后,卻將根據地的創建開拓者毛澤東排擠出黨和軍隊的決策圈。痛心的是,這些能倒背馬列著作的領導人所秉持的不論是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還是軍事指揮策略都在根據地嚴重水土不服。在面對大軍壓境的第五次反“圍剿”中攻防失措、乖誤疊加,一年多的時間里就把紅軍六、七年時間流血犧牲積累起來的家底輸了個精光,不得不倉促踏上了既無預定目標又無后方保障的戰略突圍之路。雖然憑著紅軍官兵的頑強意志沖過了敵軍四道封鎖線,但湘江一戰就折損大半,八萬六千多紅軍將士只剩下了三萬多人。
在面臨四十萬敵軍圍追堵截、三萬多紅軍危在旦夕的時刻,慘痛的教訓引起了中央和全軍上下的深刻反思,困惑之中很多人想起了毛澤東,想起了毛澤東領導的幾次反“圍剿”中打得痛快、走得瀟灑的生動局面。這才有了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回政治局、成為周恩來軍事決策的協助者。但事情并未到此為止,遵義會議之后的土城戰役,因情報原因將阻擊戰打成了消耗戰,這給一貫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指揮能力持否定態度的博古、凱豐等人又提供了新的口實。
不論是史料記載還是媒體宣傳,都把遵義會議說成是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中國革命歷史轉折點。其實,這只是個籠統的地理性標志和時間段。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還經歷了一波三折的過程。
其一是進攻不進攻打鼓新場的爭論,這是對三萬多紅軍將士生死攸關的驚險一幕,也是毛澤東能不能在中央站穩足跟的一個重要節點。二渡赤水取得遵義大捷之后,多數人因樂觀而忽略了當時的戰略形勢,認為應乘著士氣正旺多打幾個勝仗,而忽略了四十萬敵軍的前截后追和多重圍堵的嚴峻局面。盡快脫離險境才是紅軍的當務之急,迫不得已的打只是為更安全地走掃清障礙的權宜之計。因為在沒有后方、沒有群眾基礎的條件下,幾個局部的勝仗無法改變三萬多人面對四十萬大軍的絕對劣勢。但是林彪、聶榮臻提出攻打黔北重鎮打鼓新場、殲滅王家烈兩個已被重創師的建議,受到了中革軍委絕大多數人的肯定并引起了茍壩會議上一場激烈的爭論。毛澤東在深入分析后中發覺敵情、地理既不利于進攻也不利于撤退,一旦膠著很容易被敵合圍,況且不能排除敵軍有意露出破綻引誘紅軍上當的可能性,所以堅決反對發動此役。反對進攻與支持進攻的雙方爭論不休,主持會議的張聞天不得已最后以舉手表決,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否決了毛澤東的反對意見,并免去了他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等于又取消了他參與軍事指揮的權利。由周恩來、朱德負責起草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命令,只待第二天一聲令下發起攻擊。當晚翻來覆去睡不著的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面臨滅頂之災的關鍵時刻,顧不得個人榮辱,深更半夜提著小馬燈去找周恩來再一次備述利害,希望能暫緩下達戰斗命令。同樣睡不著覺的周恩來仍在兩種不同意見中猶豫著,躊躇不決之際,毛主席來了,二人統一意見后又去找朱德,最后達成撤銷已起草好的進攻命令的共識。兩個多小時之后,周恩來接到情報部門發來一份十萬火急的電報:黔軍、滇軍、川軍六個旅、中央軍五個師約十多萬人,正從多個方向快速向打鼓新場方向運動。握有軍事最后決策權的周恩來不禁驚出一身冷汗。倘若沒有毛澤東的一再堅持并在半夜里提著小馬燈來找他,沒有情報部門及時破譯敵方電報,假如他毫不遲疑地按原計劃下達發起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紅軍將比敵軍晚一天到達預設戰場,豈不等于主動放棄了跳出敵人包圍圈的機會,自動鉆進了敵人布下的口袋?其嚴重后果將不堪設想!“石達開第二”或許將就地變成現實,中國革命的歷史將不知是如何改寫,極有可能是“真如鐵”的“雄關”猶在,卻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會再有“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機會。此時此刻,這些胸懷報國大志、肩負民族希望的領袖們才真正認識到了他們與毛澤東的差距,隨即恢復了毛澤東被撤銷不到二十四小時的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接下來指揮部隊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如同神助般地擺脫國民黨四十萬大軍四面加天空的圍追堵截,演繹出了古今中外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神話,把軍事藝術把玩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令國內外一干軍事家無不為之叫絕。“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危亡之際顯示了毛澤東的軍事統帥才能,成就了他在革命隊伍面臨覆滅危險的關鍵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的不世之功。
其二是在紅軍跳出敵包圍圈之后的會理政治局會議上,林彪寫信抱怨遵義會議后總是放棄“弓弦”專走“弓背”,拖得部隊很疲勞,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的軍事指揮權,由彭德懷來指揮。一些原來就不看好毛澤東的人也乘機推波助瀾。毛澤東從戰略的高度分析了在不同敵情及天時地理利的條件下如何打、怎么走的辯證關系,以高超的謀略和指揮藝術闡述為什么要走“弓背”不走“弓弦”的道理,很快統一了認識。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博古以及包括林彪在內的軍政領導們才心悅誠服地聚集在了毛澤東的周圍,踏上了中國革命的新征程。
毛澤東至此才結束了被八次處分甚至開除黨籍、多次降職撤職的屈辱境遇,后于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名正言順地成為軍隊和黨的領導核心。隨著抗日戰爭初期一系列政治、軍事主張的提出,尤其一篇《論持久戰》文章的發表,從中、日國情、戰爭的性質和特點、雙方優劣勢的消長、基本的戰略戰術、戰爭的發展階段、以及戰爭的最后結局,以通俗簡潔的文字告白于天下,使全國軍民堅定了抗戰的信念,攻守進退有了清晰明確的理論依托,成為侵華日軍無法禳解的讖語。毛澤東的政治智慧、軍事謀略和影響力得到了黨內外以及共產國際的認可,從而在1938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順理成章地確立了其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
在此后的歲月里,不論是粉碎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根據地摩擦、進攻延安、重慶談判,還是發起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抑或是在國力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決定出兵朝鮮,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較量,打出了軍威、打出了國威,都無不表現出他眼光獨到、高人一籌的戰略思維、非凡的膽識、頑強的意志和爐火純青的運籌才能。
周恩來總理后來說:讓紅軍走出死亡之谷,是因為聽了毛主席的話,而不是聽了什么集體智慧。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才有了集體,才有了智慧。中國的領袖沒有了哪一個都無所謂,但沒有了毛主席,中國革命的勝利還早著呢。每當革命出現危機的時候,都是毛澤東思想和路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而不是什么集體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朱老總說:毛主席高瞻遠矚,料事如神,尤其是在井岡山的時候,我們常常認為毛主席不對的時候就和毛主席爭論,就要反對毛主席的意見,但往往在事后證明是我們錯了。
葉劍英說:毛主席、劉少奇、周總理、朱老總、陳云、林彪和鄧小平,除了毛主席外的這六位,還有老帥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大家都逐漸認識了毛澤東。別人也都當過頭兒,掌過舵,但是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干成了建立新中國,并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這件大事。
他還在《八十書懷》詩中寫道:“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跟隨愧望塵”。詩中既有葉帥謙遜的成分,更有實事求是的表達。
薄一波說:毛主席一生波瀾壯闊,有兩件事是最偉大的功績。一是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國;二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在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再怎么說,都不妨礙他還是一個不僅是中國的,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有影響的人物。
……
有一首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普遍傳唱,真實的歷史事實是,沒有毛澤東就難以有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也不會有一支革命化、戰斗化的人民軍隊,當然也就不會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從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到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正式掌舵,期間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都當過黨的領導人(其中李立三雖不是名義上的總書記,卻是事實上的一把手)。歷史證明,他們都沒有能力帶領共產黨戰勝強大的敵人,走向成功,只有毛澤東做到了。他勤于思考,重調查研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國情和優秀文明成果相結合,創立了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培養了一個治黨、治軍、治國的優秀群體,哺育了一支能征善戰的人民軍隊,用信仰的力量激發出戰勝一切強大的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嚇倒的頑強意志。從1927年“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齊聲喚,前面捉住張輝瓚”,到四渡赤水繞暈了敵酋,瀟灑跳出重圍;從“紅軍不怕遠征難”,到“宜將剩勇追窮寇”;從遵義到延安,再從陜北的窯洞到北京天安門城樓。他帶領著黨,指揮著這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隊伍,用二十二年的時間奪取了全國政權,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了自鴉片戰爭以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內憂外患、民生凋敝的積貧積弱局面,開辟了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民族復興新局面,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現狀。他以博大的襟懷,敢為天下先的魄力,超前的預判能力,為人民為民族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品質,植根于廣大民眾的親和力、影響力和號召力,以及促使中華民族發生天翻地覆改變的歷史成就著稱于二十世紀。他一生嘔心瀝血,心懷天下,無私奉獻,澤被后世。他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理論、戰略、文史、哲學、書法等多領域大家于一身,為中華民族的后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僅受到了中國人民的景仰,也受到了外國友人的盛贊甚至他的對手們的由衷稱頌。不妨錄幾條以為佐證:
法國總統戴高樂說:我敬仰毛澤東,是因為自從毛澤東宣布成立新中國起,我們西方就已經開始無法按自己的意志來左右世界了。并為生前沒有見到毛澤東而遺憾。
英國首相丘吉爾說:我之所以非常高看毛澤東是因為他很了不起,是他讓我們對東方人不得不有所顧忌。
德國總理施密特說:毛澤東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創造者之一,是給中國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來道路的人。
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說:毛澤東的名字將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而正義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壓迫和剝削斗爭的光輝象征,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志。
南斯拉夫總統鐵托說:毛澤東是站在巨人之上的超級巨人。
瑞典首相帕爾梅說:毛澤東的作用不僅限于中國,他關于改造我們的生存條件的意志力量的思想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影響。
美國學者施拉姆說:毛澤東一直在為人類的最終命運戰斗和操心。百年之后,毛澤東仍是世界人民最關注的思想家和軍事家。
美帝國主義的幾位掌門人如是說:
杜魯門:我敬畏毛澤東是因為他在遠東之朝鮮創造了令我意想不到的輝煌戰績,從而使美國經歷了從未有過的羞澀和尷尬。
艾森豪威爾:毛澤東是一個深不可測的巨人,恐嚇、威脅都沒有用。
肯尼迪:“我崇敬毛澤東是因為他從來說話算數,從而使我們發怵于他的一言一行。”并把《毛澤東選集》擺在辦公桌上,總結兩句話說“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行動”。
尼克松:我崇拜毛澤東是因為受道德和意志的驅使,我無法抗拒他的人格魅力。他高瞻遠矚,是充滿思想活力的偉人,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斗到最后一息的戰士。全世界不可能再有第二個毛澤東了。
福特:毛主席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歷史巨人,他對歷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
卡特:我一生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澤東,這位從湖南走出來的智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小布什:美國的年輕人不僅要知道華盛頓和林肯,還應該知道毛主席。
克林頓:毛澤東無愧于世界級領袖,毛澤東熱在中國內部乃至國外不降反升,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當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奧巴馬自稱是毛澤東的粉絲,還在白宮掛起毛主席像,他說:我崇拜毛澤東是因為他讓我領會到了什么叫偉大和強大。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說:毛主席是我敬畏的國家領袖,見到他總有一種朝圣的感覺。
英國軍事家蒙哥馬利說: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幾個空前的集顯赫的政治、軍事、哲學成就于一體的,偉大的民族領袖。
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毛澤東比我厲害得多,將來他一定能讓美國人看他的臉色行事,美國人絕不敢在他面前放肆而為所欲為。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我崇拜毛澤東,是覺得他就是國家的保護神,中國只要閃爍著他的名字,中國一定會堅如磐石。
曾經握有幾百萬裝備精良的部隊最后敗退臺灣島的老對手蔣介石說:韓戰的結局,讓我看到了中國的強大,是他毛澤東讓我在美國人面前沒有了那種所謂無能而低三下四的表現。在毛澤東面前,我蔣某人和美國人是平等的,都是失敗者。
……
三
毛澤東主席雖然離開近半個世紀了,但仍被廣大人民群眾深深地懷念著,被很多學者研究著。他的偉業,他的精神,他充滿智慧的思想光芒,將使中華民族及其子孫后代受益無窮。說他是繼秦始皇之后改變了中國的最偉大的改革家,理應當之無愧,實至名歸。但是,如以往的改革家都不得安寧一樣,毛澤東也未能幸免生前身后被那些盼著中國變質的西方勢力和國內公知、已經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殘渣余孽們非議、污蔑、謾罵、抹黑、詆毀乃至妖魔化。尤其是在他去世后一二十年的時間里,他們使盡渾身解數,以“非毛”為能事,否定他的歷史功績、丑化他的人格,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和國的建設成就、否定英雄模范人物、否定中華文明之風一時甚囂塵上,并把一些曾經在歷次運動中受過委屈及不明就里的人裹挾其中,以壯聲威。他們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無限放大所謂“晚年錯誤”,或無限夸大社會陰暗面,或表面籠統肯定而具體一概否定,或漠視成就專揀缺點失誤大書特書。更有甚者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把毛主席誣陷得一無是處、品格低下甚至惡不可赦。醉翁之意不在酒!否定毛澤東的偉大、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進而否定那個六、七億人民揚眉吐氣的時代只是手段,將中國變成蘇聯第二,徹底遏制中華民族崛起,將中華民族永遠置于低端位置供他們任意劫掠,將中國的老百姓鎖定在供少數人奴役的地位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事實勝于雄辯,公道自在人心。終身謀百姓福祉、謀民族復興大業進程中的失誤,與骨子里念念不忘算計一己得失者一時一事的正確,孰優孰劣、孰是孰非?千秋功罪任誰評說?那毛澤東紀念堂前長長的自發瞻仰隊伍,那韶山毛澤東廣場的銅像前絡繹不絕的拜謁人群,就是世道也是人心的最好詮釋。不被剝削階級拼命反對的人,還能成為人民敬仰的領袖嗎?道理如此明了。
歷朝歷代的變法改革者置個人榮辱于不顧,盡其所能嘔心瀝血為國家興利除弊、開拓創新,為國泰民安而鞠躬盡瘁,極力推動社會發展,充國力于內,揚國威于外,是謂功在當代而利惠千秋。但是,被妨礙了的既得利益者和只知算計個人得失者豈能善罷甘休,他們毫無例外地要以各種方式進行抵制和反撲,其勢形同水火,毫無妥協余地。所以歷史上改革者的結局往往令人不勝唏噓,最悲慘的莫過于秦國的商鞅。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改革典章制度,獎勵軍功、取消世卿世祿及其特權,推行郡縣制建立中央集權,重農抑商、激勵耕織,廢除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按戶籍征收稅賦徭役等。這些體制政令的改革和貫徹實施有力地促進了秦國的發展壯大,國力迅速提升并讓其他六國難以比及。嬴政在此基礎上才得以橫掃六合統一全中國,完成祖上的夙愿。商鞅的改革措施被保留,改革成果被贏秦幾朝享用,而商鞅所獲得的“獎賞”則是車裂極刑。秦始皇在更大范圍進行了更為深刻的改革,成果被千秋后世享用,本人卻被污名咒罵了兩千多年。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為北宋的繁榮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卻兩度遭受謫貶,當他的變法措施被全盤否定之后,北宋王朝在下坡路上再也沒有剎住車。明代萬歷年間首輔張居正在皇帝年幼、腐敗成風、朝綱不振的局面下,力挽狂瀾、扶大廈于將傾,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通過“考成法”整頓吏治、裁減庸冗,“一條鞭法”改革稅賦、抑制豪強,興修水利促進經濟發展,整軍經武鞏固邊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澄清政體、積財于國、讓利于民,給大明王朝五十年繁榮穩定奠定了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他是“萬歷中興”的謀劃者,也是直接踐行者,卻落得“功在社稷,過在身家”的結局。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僥幸沒有被治罪,卻沒有躲過死后一年多即被削爵抄家的下場。近代的戊戌變法,本來是一場變法圖強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起初慈禧并不反對,她也看到了大清王朝風雨飄搖的局面亟需扭轉。但是,當變法條款涉及到她個人享受和旗人特權時,她寧愿“以舉國之力,結列強之喜好”來維持氣數將盡的皇家余輝,也要發動囚禁光緒皇帝、捉拿康有為、血刃譚嗣同等六君子的戊戌政變,使一百零三天的變法宣告流產。各個朝代都有這么一些報國圖強的人屢屢遭遇不公,何以總是如此呢?
這是因為任何改革都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為代價,來成就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就是將一部分人已獲得的政治資源和經濟利益重新調整,再次分配,這不可避免的要傷及一部分人的既得權益。所以,改革是沒有硝煙的革命,是不流血的削藩,革命則是血腥的改革,是徹底推翻舊制,重起爐灶另搭鍋的顛覆性改革。改革者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和個人的瘋狂阻礙、抵制、反撲、清算,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一般的改革尚且如此,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旨在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革命的直接對象是包括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本階級及帝國主義構成的統治階級和剝削制度。得罪的不僅僅是既得利益集團及其附庸,而是整個階級,所涉及的深度和廣度遠勝于反抗剝削或改朝換代的歷次農民起義,也根本不同于一般封建王朝的改革。這樣的改革者被敵對階級及其殘渣余孽不擇手段、毫無底線的攻擊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中國是這樣,國外也是如此。協助列寧建立并鞏固蘇維埃政權、把落后的農業國變成現代化工業國、領導衛國戰爭取得勝利的斯大林死后,被隱藏在身邊的修正主義者惡意清算并焚尸,甚至丑化造謠他娶了自己的女兒。這些混進黨內、軍內、政府內的剝削階級代理人最終將強大的蘇聯大卸15塊,把美國總統克林頓笑得快要背過氣去。與斯大林相比,毛澤東主席身后的境遇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們攝于幾億人民群眾的威力,并未敢大張旗鼓堂而皇之地進行否定,而是要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式的掩人耳目以偷梁換柱兜售私貨,要么是指桑罵槐明嘲暗諷式的抹黑,更多的則是借一些人蒙冤受屈的事例進行虛張聲勢的控訴。
毛澤東是偉人不是神仙,他不可能沒有失誤,為什么非要用神仙的標準苛求他?毛澤東是戰士不是菩薩,他領導的革命是組織勞苦大眾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戰斗,并號召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他雖無私利,也無私敵,卻有著強大的對立面。被推翻的國民黨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國內外利益集團,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各式各類公開的或隱蔽的反抗;一些混進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一有時機就迫不及待地跳出來里應外合、興風作浪。還有在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混亂中受到沖擊的領導干部和誤傷了的一般干部群眾,他們中的多數人能夠理解而放下過去,也有人因受委屈而心生怨恨,有人因受批挨斗而耿耿于懷,有人因受傷害而戾氣四溢、叫屈泄憤。但是,有一個被忽略的現象,就是在不同時期的政治運動或不同場合中,受害者與加害者常常進行著角色置換,像廬山會議的受害者,正是一九五八年反教條主義時的加害者,而廬山會議的加害者卻是文革中的受害者,文革早期的加害者也是文革后期的被清算者。加害別人時唯恐自己表現不積極,被加害時又恨別人夸大其辭無限上綱,無可奈何地受屈蒙辱。當然,不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他們的遭遇都很令人痛惜,但認為錯誤都是毛主席引起的,只有全盤否定毛主席,才算徹底糾正那些錯誤,才能彌補對自己的傷害的看法是荒謬的。歷次運動中涌現出來的一些積極分子中有一股“行左而實右”的可怕力量,他們披著響應號召、執行政策或上級意圖的外衣,不問是非曲直,不顧事實真假,不惜傷天害理,只為積極而積極,出了亂子則由上至中央的組織領導兜底,很多冤假錯案與這些“積極分子”不無關系。
西方勢力處心積慮地否定毛,是以瓦解社會主義制度、劫掠中華民族為目的的,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慕洋犬”狂吠以討好主子也在情理之中,受害者盲目宣泄情緒雖能博得一些同情,但容易被別有用心者借題發揮,為借誹謗毛澤東來而全盤否定新中國提供便利。這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孰不知,什么都能否定得了,而代表民族和人民利益奮斗一生的毛澤東是否定不了的,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不是毛澤東不犯錯,而是毛澤東之過不是普通意義之過,是在沒有前人先例的條件下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尋求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之道過程中的失誤,即使有失誤也是對后來者具有重大參考價值的路標。這與一般人一般事的對錯有不可同日而語的差別。浮云遮不住太陽,塵埃撞不碎磐石,太陽的光芒不因黑子的存在而減弱。毛主席的探索具有歷史時期的特殊性和社會經緯的復雜性,他在荒野荊棘中探路,難保沒有閃失。盡管如此,他的偉業、他的思想光輝、他的人格魅力并未因此黯淡,反而隨時間的推移愈顯得璀璨奪目,為更多的人所懷念、所景仰。如果說秦始皇偉大功績的背后只是贏秦王朝的私家產業,那么毛澤東畢其一生則是為最廣大人民大眾的福祉和民族復興而鞠躬盡瘁。一件生前穿了20年補了73塊補丁的睡衣,身后沒有留下豐厚的物質遺產讓他的子女過上優渥的生活,就是他為國為民奉獻一切而毫無索取之心的事實佐證。古往今來,有幾個領袖人物能如此這般?
至于“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道路復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等,是“晚年錯誤”,還是戰略遠見?如何具體分析和評價?歷史越久,看得越清,過早作結論難免會出現新的偏差。
人們常習慣于以眼前的利害得失抒發情緒,當我們為工作忙碌或為提高生活質量奔波而倍感壓力的時候,當我們為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滿足而抱怨懷才不遇或社會不公的時候,當我們為某些生活現狀而牢騷滿腹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沒有想到過任何社會任何時候都有不完美的地方,都有需要解決的問題,從來都沒有十全十美的時代,即使到了“人類最理想的社會,也會有矛盾存在”。我們的新中國從百年戰亂的瓦礫上起步,在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力,用二十幾年的時間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工業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持續向現代化發展創造了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創立了堅實的前進陣地,培養了相當規模的科技人才隊伍,人民群眾的生活也有了顯著的改善。這已經是舉世矚目的奇跡了。如若硬要拿自己一時的短板與人家的強項比,用局部的問題或失誤抹煞全面的發展成就,非要人為地將間接責任、領導責任與直接責任、個人責任相混淆而強加給毛澤東,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這既不符合事實,也是對社會對歷史的極不負責。惡意貶低,處心積慮要否定毛澤東的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曾經在運動中挨過整的老革命如是說:
鄧小平: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王光美:看今天的社會啊,當年的毛主席是對的。他的偉大,所以成為了偉人,是在別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本質的時候,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時,他能看到能看清事情的本質,并且能夠找出解決的辦法。
黃克誠:如果有人說別人比毛主席還高明,那就是對歷史開玩笑。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曾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小平同志講得對,“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這些老同志對許多錯誤都是有責任的,……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我們今后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大躍進中,許多同志作風浮夸,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
例如提出1958年鋼產量翻一番時,毛主席有點不相信,認為1070萬噸的指標太高了。他叫去了幾大鋼鐵廠的負責人及七八個省市的書記了解情況,又找冶金部部長王鶴壽、副部長劉彬核對情況,詢問主管工業的副總理薄一波“1070萬噸的目標能不能實現?”又讓主管經濟的陳云進一步核實情況,擠去水分。最后大家都說“通過努力可以完成。”這才有了大躍進,有了大煉鋼鐵運動。
原冶金部辦公廳主任袁寶華回憶說:毛主席對重大問題抓得很細,一個人一個人地問,在場的一個不落。實際上,匯報假情況的責任在我們,分明不行,卻拍著胸脯硬說行。后來冶金部的同志坐下來作檢討,我說,大躍進問題,是我們在那里糊弄毛主席。
原中組部部長張全景說:如何評價毛主席是一塊試金石,可以識別出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真假共產黨員,以及一個人的品格高下。凡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員、真正能夠實事求是的人們都會對毛主席無限熱愛;而那些落后的、反動的、狹隘的人,與人民為敵的人,害怕陽光的人是一定害怕提毛主席的。
罵遍三千名流的臺灣文壇異類狂人李敖先生說:毛澤東滿門忠烈,你們滿屋黃金,有什么資格和臉面對毛品頭論足?文章比不上他毛,詩詞比不上毛,書法比不上毛,瀟灑比不上毛,胸襟比不上毛,思想比不上毛,哲學比不上毛,軍事比不上毛,奉獻比不上毛,為民造福比不上毛,請問你不知憑啥詆毀毛?只有毛澤東值得我喊萬歲,其他人都不配。
近代以來,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不乏救亡圖存,欲扶大廈于將傾、救黎民于水火的志士仁人、俊杰賢達,經過了多番努力,但是最后都沒有成功。毛澤東不僅創建了一個先進的政黨,創建了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帶領人民戰勝千難萬險,建立了一個既不同于西方社會、又有別于蘇聯及東歐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新中國,并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和初步實現工業化的建設成就。這些成就無疑是偉大的,過去的許多革命家終其一生也難以成就一二。更難能可貴的是與比這些成就相比,更偉大的成就還是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中華文明成果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的毛澤東思想體系,這才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取得勝利的基本保證。
思想先于行動并決定行動,理論先于實踐并影響著實踐的結果。思想源于縝密的思考,思考是對社會實踐和客觀規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深加工,是形成思想的創新過程,是反復接受社會實踐檢驗才上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理論的必經階段。不成熟的思考所產生的經不起社會實踐檢驗的思想,都是恥辱或災難的前兆。所以,毛澤東思想的產生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輕而易舉獲得的,是毛澤東發揮自己的心智容量對既有理論和實踐素材綜合分析,深入思考的結晶。這是一個艱苦的高智能創新過程,而不是諸多素材的簡單堆砌或融合。集體智慧猶如一堆食材,無論多么優質高檔,沒有高明的廚師烹飪加工還不等于美味佳肴。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對集體智慧綜合分析、辛勤思考的再加工中逐步創立完善起來的,是經過血與火的革命實踐檢驗的,既是武裝奪取政權時期的行動指南,也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更是他留給華夏子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在歷史上也有過很多有作為的杰出人物,為中華民族開疆拓土、守護家園、發展壯大作出過卓越貢獻,使中華民族曾經一度強大,包括文景之治、光武中興、開皇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永樂盛世、康乾盛世等繁榮時期。近代的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直接推翻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開了中國民主憲政的大門。關注民生、民權,剪掉了男人頭上的辮子,放開了女人腳上的裹布。遺憾的是中山先生英年病逝、壯志未酬,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卻未能使中國社會發生質的改變。辛亥革命的浪潮既沒有驚醒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的黃粱美夢,也沒有能阻止得了蔣介石背叛三民主義、淪為地主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步伐。被拉下馬的末代皇帝溥儀小朝廷一直殘喘到1945年抗日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被蘇聯紅軍最后蕩平。代表不同列強利益的軍閥混戰和后來日寇的全面入侵,使中華民族未走出水深火熱的困境卻又陷入亡國滅種的危機。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重大而現實意義有限,與封建王朝的一時興盛一樣,都無法與在列強環視的國內外環境下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主革命成立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的艱難程度相提并論,也難以與沖破帝國主義長期封鎖,逆勢而起建設新中國的輝煌成就相比擬,也不能與從根本上改變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現狀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日而語。當然,這并不抹煞這些開明君主的歷史功績,也不影響作為民主革命先驅者孫中山先生的偉大。
任何社會人物的歷史功績無論其大小,都會無一例外地沉淀于厚重的歷史長河里,寄存于時空的坐標上,碼放在歲月的天平上,鐫刻在民族的記憶里。任何一個為民族發展有過重大貢獻的人都被歷史所銘記,何況是破舊立新的偉大改革者,中華民族解放復興事業的奠基者、探索者和開拓者毛澤東。他建黨、建軍、建國并創立了一個獨立于世的思想體系,他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面貌,同時也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格局。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不論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具體運籌,還是從全局與未來的重大戰略謀劃,毛澤東都是高瞻遠矚、過人一籌。
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人民軍隊創造了無數神話,這些神話并未因他的離去而終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一個打破西方神話的古老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世界還是原來的世界,但中國已不是原來的中國。歷數上下幾千年,集文韜武略、文治武功于一身者,唯其一人。
毛澤東主席波瀾壯闊的人生是傳奇般的存在,他所創造的偉業是中華民族史上巍峨的里程碑,是改變國運的神話。誰真正改變了中國,地球人自有結論:除了毛澤東外,還有誰能出其右?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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