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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學習毛澤東同志《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札記

點擊：  作者：雙石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4-11-19 14:20:16

 

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學習組的講話。

 

拙作《非常抉擇——“北出陜甘”的前前后后》節選連載后，很多朋友留言支持，或者表達看法和意見，筆者無法一一回復，抱歉之至。收集到筆者這兒的很多看法和意見，涉及黨史學習和研究的很多方面。筆者覺得，毛澤東同志有一篇《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文章可供學習和參照。

 

毛澤東同志把研究黨史的目的和對象說得非常清楚：“我們怎樣研究呢？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

 

簡言之，研究黨史是為現實任務和現實斗爭服務的，為的是“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研究的對象是整個過程、是全部、是整體，是“路線和政策”，而不僅僅是個別的細節。

 

毛澤東同志還提出了研究中共黨史的方法：“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這個方法實際上就是現如今很多學者掛在嘴邊的“比較史學”。

 

毛澤東同志繼續對“中外法”作出了更為周延和全面的詮釋：

 

……“中外法”。中國是“中”，外國是“外”。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說，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對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沒有這方面，也就沒有那方面。所以有一個“古今”，還有一個“中外”。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我想，為了有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將來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

 

他還舉例說明了這種方法：

 

如果不把國民黨在“九一八”以后還是繼續打共產黨不去打日本這些情形講一講，我們反對國民黨就顯得沒有道理、沒有根據。抗戰是國共合作大家抗日，國民黨發表了許多文件，共產黨也發表了許多文件。國民黨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們自己的文件要看，國民黨的文件也要看。國民黨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對國民黨反共的根據。

 

學習研究黨史必然要涉及黨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對此，毛澤東同志說：

 

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是主觀主義，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只看客觀原因夠不夠呢？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

 

毛澤東同志認為，黨犯錯誤，是一種歷史的社會的現象。歷史不是少數人創造的，歷史的錯誤也不是少數人所創造的。筆者理解，少數人的錯誤影響了多數人的行走和判斷，甚至暫時性的獲得了多數人的附和和隨行，那是一種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不是死追少數人的責任就能避免的！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一段很精采的話：

 

我們黨是不是因為六次大會不選陳獨秀，從此就不出亂子，天下太平，解決了問題呢？六次大會選舉出的中央純潔得很，沒有陳獨秀，可是我們黨還有缺點，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沒有因為不選他，我們就不鬧糾紛，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選陳獨秀，這里面有一條原因，就是為了圖簡便省事。在預備會上我曾講過，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再有一次，是六屆四中全會把李立三開除出政治局，要他離開中央工作，雖然中央委員的名義還保留，但實際工作離開了。以為這樣一來立三路線的問題就解決了。是不是真的解決了呢？我們把陳獨秀趕走得干干凈凈，結果我們還是跌筋斗；李立三沒有到黨外干壞事，還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趕開了，中央的工作也趕開了，但四中全會也跌了筋斗，趕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個筋頭，以后翻的也不少。這兩次的經驗，都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

 

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愿意同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們采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因此，七次大會應該接受過去的經驗，就是說，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過去中央委員會里頭，有的人錯誤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錯誤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聲明一下，我就是犯過許多錯誤的。沒有犯過錯誤的人有沒有呢？我說就沒有。一個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道理呢？所以說：“錯誤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所以，我們討論研究歷史，還是從客觀的現象和背景，弄清犯錯誤的來龍去脈。厘清源頭，才便于找到從根本上規避錯誤的辦法。如果僅僅發現有人犯過錯誤就討嫌之仇恨之，就認為人家有“污點”，實際上就是歪了樓。那共產黨豈不是成了污點黨？——革命者就沒有不犯錯誤的哈！

 

因為拙作涉及了一些在關鍵時期作出錯誤判斷和錯誤選擇的歷史人物、革命前輩，所以有讀者感到不能理解。比如有的朋友說，遵義會議已經作出結論了，毛主席也經重新出臺了，怎么還能錯判？那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歷史研究和宣傳的簡單化的負面后果所致。

 

實際上，歷史人物不是現代社會的我們，他們是當局中人，面對的歷史要復雜得多。遵義會議的傳達范圍相當有限，而且信息也不完備。至少，毛澤東同志的實際領導地位在決議上并沒有完全體現出來，隨中央紅軍長征的黨中央政治局四個常委，他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都是從上海來的，而且毛澤東同志不是提口袋的——提口袋是張聞天同志。認不清遵義會議前后的中央在今天的我們來說是不可理解的——這不是涇渭分明的事情么？但在當年就是可以理解的。遵義會議傳達到紅二、六軍團那就更晚，而且只是簡明扼要的精神，沒有涉及更多的內容。信息不暢加上接受信息的思維層次不一，沒能充分理會其意義，當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比如，草地分裂時黨中央率紅一、三軍單獨北上，在阿壩、卓木碉會議期間的傳播時是被歪曲和隱瞞了的，如：“我們打開了敵人的堡壘，中央就乘機逃跑了”、“扔下了傷員”……等等，而朱德、劉伯承等同志也是處在被封鎖狀態，并沒有得到完備的信息，除了強調“北上方針”的正確，無法拿出“硬道理”來說服已被張國燾忽悠起來的“大家”，自然就被認為是“理虧”。有些人在這種情況下作出錯誤表態，實際上也很正常，難以苛求，遑論其中有些同志還是“毛粉”——有人對批評中央還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批評毛澤東，反對把毛澤東列入“反革命”通揖之。

 

至于紅二、六軍團個別干部，那就更不了解當時的環境的情況了。何況人家很快就認識到了。

 

具體的問題這里沒法詳說。大家還是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這篇文章吧！

 

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

（1942年3月30日)

 

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從《六大以來》發出到現在，高級干部學習組、中央黨校已經讀了半年，別的單位現在也已經開始讀。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開始看到了好的結果。同志們讀了之后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去年八九月中央經過討論，印了《六大以來》這本書，在中央高級學習組里研究。我們怎樣研究呢？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

 

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這個方法的一個方面，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我們黨的歷史，我覺得可以分為這樣三個階段：大革命時期是第一個階段；內戰時期是第二個階段；抗日時期是第三個階段。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我只是作為一個意見提出的，不是中央的決議。如果有更適合黨的歷史過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務，三個階段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一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北洋軍閥，第二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國民黨，第三個階段表現為反對日本侵略者及汪精衛漢奸。

 

聯合的群眾，第一個階段是全國各民主階級，是國共合作；第二個階段是縮小了的統一戰線，國共分裂，全國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在國民黨的領導下，一部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互相對壘，進行內戰；第三個階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復國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擊的目標，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北洋軍閥，我們的政策是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二個階段表現為反對國民黨，我們的政策是狹小的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下層小資產階級聯合。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是我們的打擊目標。革命的陣線是國共合作，全國各愛國力量。這是我們的路線。

 

第一個階段內我們有正確的地方，也有錯誤的地方。正確的地方是實現了國共合作，打擊目標是對的，革命隊伍的組織是對的。后來發生了陳獨秀路線，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黨的路線就不對了。當國民黨準備實行叛變革命，要把無產階級和農民丟了，要把我們和革命群眾丟了的時候，我們還和它聯合，這是右的機會主義。情況變化了，我們的政策路線沒有跟著變。右的傾向是一切聯合反對斗爭。陳獨秀路線的根本特點，便是一切聯合反對斗爭，就是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叛變了的時候，還要同它聯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策變了，而我們的政策不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打擊革命了，我們的政策也還是不變。這就犯了右的錯誤。在聯合中應該一方面與它聯合，一方面與它斗爭。第二個階段中全國分為兩個營壘。馬日事變[2]以后，有過一種盲動主義，說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接著的立三路線是在不應該全國暴動時要暴動。“九一八”到遵義會議，當一個民族敵人打進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已經變化了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沒有跟著變，還是過去的一套，這就發生了“左”的東西。那時的領導路線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九一八”以后情況變化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傾向我們，如孫科、黃炎培等。但是我們說他們是改良主義，說他們是我們的主要打擊對象。把這些人當作主要的打擊對象，是不對的。還有當時提出消滅富農，也是過左的。第三階段既不是一切聯合不要斗爭，也不是一切斗爭不要聯合，而是聯合與斗爭的綜合，聯合是主，斗爭是輔，要求統一下的獨立性。統一就是聯合，獨立就是斗爭。什么叫獨立性呢？你站在這里，沒有人叫你站開，這就不發生獨立性的問題；在你站的位置上別人也想站，要趕你走，這就發生獨立性的問題了。斗爭、磨擦是為了統一，是統一的手段，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節。在不妨礙統一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團結得更好。

 

中共黨史分成這三個階段，就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黨的政治路線講，都合乎事實，都說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還有一個準備階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準備，可以和一九二五年開始的大革命合成一個階段。“七七”以前，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后，國共合作的局面大體上已經形成，這可以考慮合并于第三個階段，也不必再分。

 

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特別是五四運動，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眾、青年知識分子都是這時開始準備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發生在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覺醒，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全世界無產階級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還沒有實際革命行動，只是準備革命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還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后備軍的時候。而五四運動是發生在歐洲大戰、十月革命之后，這時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已不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后備軍，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后備軍了。五四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響應，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沒有徹底。我們寫歷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并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后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那時無產階級沒有以一個覺悟的階級走上政治舞臺。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是很大的。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五四運動是廣泛的統一戰線，內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間勢力。在“五四”以后一個月發生了六三運動，全國罷工、罷課、罷市。那時的罷工還是無產階級自發的運動。我們應該把五四運動中工人的態度研究一下。那時罷工雖然沒有共產黨領導，但其中總有領頭的人。在五四運動里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國民黨沒有在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它是站在旁邊的。

 

五四運動準備了大革命，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是產生在“五四”之后，五四運動又是產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

 

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現在有很多東西直接聯系到那時候，比如反對黨八股，如不聯系“五四”時反對老八股、老教條、孔夫子的教條、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問題弄清楚。

 

對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估價，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敗呢，還是有些勝利？五四運動是有群眾，還是沒有群眾？我認為五四運動是有廣大的群眾性的，比起大革命來自然是差些。那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統一戰線，還沒有農民參加，只有廣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農民參加了。土地革命時，參加的農民就廣泛多了，但是統一戰線不夠廣。到抗戰，農民參加得更廣泛了，比大革命時廣，比土地革命時也廣，同時有了比過去更廣大的統一戰線。

 

五四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帶著自發的性質。但是這種自發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覺醒，許多人贊成十月革命，贊成列寧的革命。孫中山曾說，列寧是革命的圣人，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他是作為同盟者來贊成共產主義的。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當時的人們有一個很大的覺醒。五四運動發展到共產黨的成立，工人運動向前發展了，這才有后來的國共合作。所以不說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于共產黨的成立和以后的歷史，也就不能說得清楚。

 

在說到辛亥革命時，如不說到當時國內國際的情形，就不能說明革命的發生。同樣，不說明“五四”時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說明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的發生。所以當時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統皇帝退位的詔書，袁世凱、段棋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孫中山的幾個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這時期的斗爭對象，是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北洋軍閥。如不說明那時候地主怎樣壓迫農民，資本家怎樣壓迫工人，帝國主義怎樣分裂中國，北洋軍閥怎樣對付革命，那就很難了解當時的斗爭。要研究當時的國共合作，如果只看共產黨的宣言而不看國民黨的宣言還不夠。共產黨員那時是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是一個大團體，如果不把這個大團體搞清楚，就不能了解當時的情形和后來陳獨秀犯錯誤的要不得。關于“四一二”、馬日事變的材料也要看。內戰時，我們反對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如不講國民黨如何投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同國民黨一起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就看不到內戰的必要。如果我們不知道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和牛這些東西是在誰的手里，不把地主與農民對土地的所有關系搞清楚，就不會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國民黨在“九一八”以后還是繼續打共產黨不去打日本這些情形講一講，我們反對國民黨就顯得沒有道理、沒有根據。抗戰是國共合作大家抗日，國民黨發表了許多文件，共產黨也發表了許多文件。國民黨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們自己的文件要看，國民黨的文件也要看。國民黨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對國民黨反共的根據。因為他們先發表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這些東西，鬧磨擦，我們在不妨害團結、不致引起分裂的條件下強調斗爭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強調斗爭，那就會又來一個陳獨秀主義。

 

談到中國的反帝斗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兇惡地侵略中國。講到中國無產階級，就要講到世界無產階級，講到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斗爭，就要講到馬、恩、列、斯他們怎樣領導國際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斗爭。這就叫“中外法”。中國是“中”，外國是“外”。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說，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對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沒有這方面，也就沒有那方面。所以有一個“古今”，還有一個“中外”。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我想，為了有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將來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是主觀主義，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只看客觀原因夠不夠呢？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

 

現在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在研究歷史時也應該注意歷史上有沒有這些東西。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才能學得一種科學的方法。這種科學的方法不是主觀主義，不是宗派主義，也不是黨八股。我們要應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我們黨在各個時期的策略路線，研究各個個別的問題，如軍事問題、肅反問題、農民土地問題等。

 

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國那邊去就不是研究中共黨史了。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如果不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發展，黨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我們的研究就不會有結果。我們讀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告訴我們，布爾什維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和方法，創造了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布爾什維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從前沒有過，這是列寧所領導的黨在俄國創造的。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布爾什維主義，用這個理論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著又搞了三個五年計劃，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比如說，我們黨在大炮沒有、飛機毫無的條件下創造了八路軍、新四軍，這就是中國自己搞出來的。

 

根據《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的講話。

[2]馬日事變，見本卷第38頁注[3]。

 

（作者系知名歷史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雙石茶社”微信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