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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尾聲病樹

點擊：作者：雙石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11-19 10:51:50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張國燾在其回憶錄《我的回憶》中，對這段史實，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顛覆性的陳述：在張國燾的回憶文字中，他把“西進”說成是“陜北同志完全贊成的”，而會師后的“西渡”就是為了實現這個“陜北同志完全贊成的”的“西進”，于是他成了北上會師的力主者，陳昌浩等反而成了滯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頑者！——幸而，諸多當事人的回憶文字，留存了下來；幸而，諸多原始文獻檔案，留存了下來！

張國燾，他一筆墨汁兒，潑黑不了天！

“甘南風波”對張國燾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擊，但“甘南風波”被老天爺而不是別的什么原因給摁了下來，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有著相似糾結心態的一些領導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當然地視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于是，但有機緣，這糾結的心芽，還要復萌，還會開花，還想結果！

果不其然，在一個月后“寧夏戰役”中，這糾結的心芽，再次復萌。于是，造成了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向河西走廊前進并遭致失敗的嚴重后果。

1937年2月6日，張國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寫出了《從現在看未來》，對自己的“錯誤”作出了有保留的“檢討”：“我覺得我現在與黨中央完全一致，原則上沒有絲毫分歧”，“從鄂豫皖赤區到川陜赤區，我執行著四中全會的路線，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決議以后，我執行著十二月決議的路線。我不是中國黨中央的反對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見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也不代表紅軍中的某一系統，更不是所謂實力派”，“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軍會合時，因為當時目擊一方面軍減員和疲勞現狀，就過分的估計了這一現狀。由這里出發，就發生了為什么這樣的疑問，發展到懷疑到五次“圍剿”中黨中央的路線是否正確？”

張國燾還明確承認：“……黨中央直接領導一、三軍團北上，的確是貫徹北上方針的正確行動，指斥為逃跑路線，就是絕對錯誤，就是紅軍分開行動也不應由北上主張者負責，而應當由南下主持者負責”，“最嚴重的錯誤是組織上的對立。否認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而自稱中央，這是政治上錯誤的結果和組織原則上錯誤的表現，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所不應當有的”，“我應該申明堅決脫離過去有過的錯誤，而且反對過去的錯誤，并且勸告過去與我有過同樣觀點的同志們，應當堅決反對和脫離過去的錯誤。”[1]

1937年3月25日～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為“關于國燾同志的錯誤問題”。會議出席者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任弼時。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何凱豐。

紅一方面軍負責干部彭德懷、林彪、蕭勁光、羅榮桓、劉亞樓、蔡樹藩、陳賡、董必武、莫文驊。

紅二方面軍負責人賀龍。

紅四方面軍負責干部周純全、何畏、傅鐘、何長工、邵式平、倪志亮、廖承志、朱光、羅世文、王維舟、謝富治。

原陜北紅軍、紅二十五軍負責干部高崗、郭洪濤、戴季英。

原紅四方面軍川陜省委負責人郭潛、李中權、羅華民。

四位紅軍女干部：朱德夫人康克清、博古夫人劉群仙、李維漢夫人金維映（阿金）以及李堅貞。

列席會議的還有：吳亮平、馮文彬、劉長勝、杜理卿、王林、周興、徐特立、王觀瀾、毛齊華、李井泉、胡耀邦、曾希圣、劉轉連、張振坤、譚家述、譚玉林、楊秀山、余篤生、袁克服、周光坦、丁武選、段家石。

以上共計60人。

未出席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在西安與國民黨談判）、劉少奇（在天津領導白區工作）、鄧發（在蘇聯）和林育英（被派往外地從事職工工作，張聞天對張國燾稱：林育英過去說的不能算數）、劉伯承（率援西軍在鎮原接應西路軍失散回歸人員）。

會議首先由張國燾作檢討，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是路線的錯誤，是退卻逃跑的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爾后五天里，與會者們經充分討論和表達意見，形成了《中央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決議全文如下：

政治局聽了張國燾同志關于四方面軍工作的報告，并詳細檢查了四方面軍各種文件及材料之后，認為：

（甲）張國燾同志在四方面軍的領導工作中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這些錯誤在鄂豫皖蘇區的工作中，已經開始存在著，在川陜蘇區中，尤其在他最后一時期中，已經形成為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從退出川陜蘇區到成立第二中央為止，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與軍閥主義的登峰造極的時期。這是反黨反中央的路線。

（乙）張國燾同志由于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兩個高漲之間的理論）。因此產生了對于敵人的力量的過分估計（特別在蔣介石主力的前面張惶失措），對于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對主力紅軍的突圍表示悲觀失望，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命運表示不信任）。因此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

（丙）張國燾同志對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中的決定的作用是忽視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過程中輕視黨，忽視地方黨的組織的創造，在紅軍中不注意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與黨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紅軍中創造個人的系統，他把軍權看做高于黨權。他的軍隊是中央所不能調動的。他甚至走到以軍隊來威逼中央，依靠軍隊的力量，要求改組中央。在軍隊中公開進行反中央的斗爭。最后他不顧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動南下，實行分裂紅軍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國黨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空前的罪惡行為。在同二方面軍會合時，他曾經企圖用強制與欺騙的方法，使二方面軍同意他的路線，共同反對中央。雖是這一企圖遭到二方面軍領導者的嚴拒而完全失敗了。他對于創造紅軍模范紀律的忽視，造成了紅軍與群眾的惡劣關系。軍閥軍隊中的打罵制度與不良傳統，在紅軍中依然存在著。這就是張國燾同志的軍閥主義的實質。

（丁）張國燾同志的退卻路線與軍閥主義，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門中表現出來。在群眾工作中，他不從政治上去教育群眾，啟發群眾的積極性，組織群眾武裝群眾、而以軍隊威臨群眾造成脫離群眾的現象。青年團、貧農團、工會等群眾團體，事實上完全沒有工作。蘇維埃工作方面，他沒有正確的實行土地政策與經濟政策。沒有建立蘇維埃的代表制度，實行蘇維埃的民主。他在少數民族問題上以大漢族主義代替了列寧主義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爭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確的階級路線與群眾路線。他對于白區工作，完全表示消極，對白區黨與群眾沒有信任心。他以無原則的方法與派別觀念團結干部，把個人的威信與黨的威信對立。他發展黨內的家長制度，以懲辦與恐嚇來代替布爾什維克的思想斗爭與自我批評。

（戊）張國燾同志的南下行動，不但在反黨、反中央、分裂紅軍上看來是根本錯誤的，而且南下行動本身也是完全失敗的，不管四方面軍在南下戰爭中如何由于紅色指戰員的艱苦斗爭而得到一些戰術上的勝利，然而結果還是不能不被逼放棄天全、蘆山、深入西康，使紅軍受到損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動，使紅軍遠離抗日前進陣地，削弱了紅軍在全國的影響與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

（己）張國燾同志從口頭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決議起，到取消第二中央，與率領四方面軍北上，最后同中央會合止，是他向中央路線前進的表示。

但是必須指出，推動張國燾同志前進的還是由于黨中央路線的勝利與中央對于他的耐心的勸導，也由于當時的客觀形勢，廣大紅色指戰員的要求，紅二方面軍的推動，一部分領導同志堅決擁護中央與反對他的錯誤的斗爭，張國燾同志始終對于北上與中央會合是遲疑的，對于中央的路線的正確性是不了解的。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庚）中央必須指出，張國燾路線是農民的狹窄性，流氓無產階級的破壞性，及中國封建軍閥的意識形成在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反映。長期的離開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長期的在經濟落后的農村中活動，使張國燾同志不但不能以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去領導農民群眾，改造流氓無產者，提高他們到自己的水平，戰勝軍閥的意識形態，卻反而做了他們的俘虜，自己拒絕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張國燾同志的這種錯誤，對于全黨應該是一個嚴重的教訓。這教訓又一次指出，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不論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徹底勝利的。這一教訓，也使我們明顯的看到，張國燾路線是同他過去大革命時代陳獨秀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在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反映）的錯誤如何緊密的連系著。

（辛）中央對于國燾同志領導下的四方面軍的干部的艱苦奮斗、不怕犧牲、不畏險阻、英勇善戰、獻身于蘇維埃事業的忠誠，表示深切的敬意。對于四方面軍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所獲得的極大進步與對張國燾路線的正確認識，表示極大的欣慰。過去紅四方面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同志負主要的責任。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斗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干部的斗爭，把四方面軍的干部同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當受到嚴重的打擊。四方面軍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干部。中央號召四方面軍的及整個紅軍的全體同志在開展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中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周圍，來完成當前的偉大任務。

（壬）中央更號召全體同志同張國燾路線做堅決的斗爭，在這一斗爭中教育全黨同志，如何在各種環境下堅決不動搖的為布爾什維克路線而奮斗到底。只有共產國際與中央路線的勝利，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徹底的最后的勝利。中央在估計到張國燾同志錯誤的重大性質之后，同時亦估計到他在黨內的歷史，及對于自己錯誤的開始認真的認識與以后絕對忠實于黨的路線的聲明，認為暫時應該把黨的組織結論問題保留起來，給張國燾同志及極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徹底發展自我批評，揭發自己的錯誤，同自己的錯誤作斗爭，并在實際工作中表現自己的機會。[2]

這個決議“暫時保留”了對張國燾的“組織結論”——也就是沒有作出組織結論。

4月6日，張國燾寫出了他的第二份“檢討”——《關于我的錯誤》：

我上次那篇“從現在來看過去”的文章，雖然揭發了一些錯誤，但是非常不夠，甚至對自己錯誤沒有從基本上去了解。

經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許多同志對于我的錯誤的徹底揭發，使我對自己的錯誤，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確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閽主義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這個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面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形成極大的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關于我的錯誤的決議，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對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應當根據這個決議，來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的斗爭。

我應當申明，我已經了解黨中央的路線是一貫的正確，并堅決擁護黨中央現在的路線，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過去的錯誤路線，就不會深刻了解黨目前領導民族革命運動的策略路線，因此，對于我自己過去錯誤更徹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對黨的路線，有更深刻的認識和堅決的擁護。我而且應當說到，在我與中央會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錯誤的過程，沒有繼續和加深自己的錯誤。但是在過去一時期中，沒有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錯誤，就沒有能夠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斗爭，對于那些對我的錯誤缺乏了解的同志，沒有能夠起積極的幫助作用。我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但是我與那些背叛共產國際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點，就是我始終擁護共產國際。雖然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實質上是與共產國際和黨中央路線是不相容的，可是因為我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具有堅強信心。因此，我自信這是我能夠改正錯誤最重要的保證。

由于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夠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惡習，墮入了狹隘經驗論和機械論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識的尾巴，在蘇維埃運動緊急關頭和民族革命動力新高潮發展過程中，對于時局有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本錯誤的估計。對于無產階級領導作用估計不夠，反而做了農民落后意識，流氓破壞意識和軍閥意識形態的俘虜，沒有能夠徹底克服過去大革命時代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在蘇維埃運動緊急關頭，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又重新表現出來。

因此，要徹底克服錯誤，我自己必須加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

我并且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曾經和我在四方面軍一塊工作過的同志，應當在黨中央路線領導之下，堅決與我的錯誤作斗爭。我自己宣布我的錯誤路線已完全破產，每個同志與我的錯誤作毫不留情的斗爭，是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最重要的一個保障。[3]

然而事實證明，張國燾這些話都是說來胡弄黨胡弄別人兒當然也是胡弄自己的。

1937年8月22日～24日，中共中央在洛川縣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國燾、何凱豐、彭德懷、朱德、任弼時、關向應、賀龍、劉伯承、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蕭勁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鐘等與會。會議議題為：㈠政治任務；㈡軍事問題；㈢國共關系問題。會議決定將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原來的“七人主席團”[4]增補為11人：成員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浩、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5]

張國燾未再進入軍委。

9月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張國燾任副主席。

1937年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政治報告、組織問題和南方游擊戰爭問題。毛澤東、王明、張聞天、趙容（康生）、陳云、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何凱豐、劉少奇、項英、張國燾等與會。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為書記，張國燾為委員之一。[6]

1938年4月2日，張國燾從延安出發到中部縣黃陵祭陵。4月4日祭陵結束后，搭乘蔣鼎文的汽車同去西安，投降了國民黨。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去電或派人與之溝通，但均無效果。17日，張國燾以書面形式聲明脫離共產黨，投降國民黨，成為了可恥的叛徒。

4月1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張國燾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黨。查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所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者為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斗爭，并自立偽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在中央發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后，他始終表示不滿與懷疑。西安事變時，他主張采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和平方針。此次不經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并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與全黨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采取各種方法促其覺悟，回黨工作，但他仍毫無改悔，最后竟以書面聲明自行脫黨。張國燾這種行動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張國燾歷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后發展及其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為鞏固黨內鐵的紀律起見，特決定開除其黨籍，并予以公布。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7]

當時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這并不是張國燾第一次當叛徒。

1924年5月24日，由于叛徒楊德甫出賣，供出了張國燾等人，北洋政府交通部通知京師警察廳“嚴密查究”，在臘庫16號杏壇學社內逮捕了張國燾、楊子烈夫婦，并搜出中共三大決議宣言書及信函多件，在刑訊中又確認了其共產黨員和中國鐵路總工會總干事的身份。

爾后，張國燾沒有扛過敵人的嚴刑逼供，放棄了抵抗。他供出自己所掌握的在京全部共產黨員名單，其中有：李大釗、張昆弟、黃日葵、李駿、范體仁、高君宇、劉仁靜、方洪杰、朱務善、陳佩蘭、繆伯英等11人；還供出的各鐵路線上在黨工人名單：京綏路7人，京奉路21人，膠濟路3人，正太路2人，京漢路8人，津浦路2人，粵漢路1人，道清路2人，隴海路1人，廣州24人。

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遂將張國燾的供詞密報北洋政府內務部。

6月9日，內務部總長程克向各省長、各都統、川邊鎮軍使、淞滬護軍使發出秘密咨文，要求按名單火速抓捕。一時間，北京城與全國鐵路干線軍警大舉搜捕。李大釗雖然這次有幸逃出了敵人的羅網，但從此被軍警機關注冊在案；而《新民國》雜志編輯、北京團地委學生運動委員會委員長范體仁和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孫云鵬卻相繼在北京、石家莊被捕。

北京、天津、保定、鄭州等地鐵路工會負責人40多人被捕或被通緝……

同志的鮮血換來了張國燾獄中待遇的改善，他從牢房遷入看守人員的住所：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動，同獄卒、看守們任意攀談，有大米飯吃，有干凈衣物可換，擺脫了死刑的陰影，求得了性命的茍全……

5個多月后，一件意外的重大事件再次改變了他的命運。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將領馮玉祥趁直奉戰爭之際突然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曹餛、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王懷慶也被撤職。當時的馮玉祥是個基督將軍而且思想相當“左傾”，黨組織遂利用這個機會，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監獄中展開營救活動……

兩天后，新任京畿衛戍司令宣布對張國燾、楊子烈等人“無罪釋放”。

張國燾出獄后，將這段叛變的經歷全部抹去，把自己粉飾成了堅貞不屈的英雄。甚至在《我的回憶》中還自稱：他在監獄五個月中受刑時“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總避免給他們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還向他們抗議”……[8]

然而紙終究包不住火。新中國成立后，檔案部門在清理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北京警察廳檔案時，意外地發現王懷慶的密報和張國燾的供狀及供述的名單，被張國燾隱匿且粉飾了數十年的“叛徒”經歷才得以昭彰于世。[9]

張國燾在1938年4月第二次當了叛徒后，又被戴笠所延攬，專事“對延安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最終淪為了軍統特務！

一個沒有真正政治信仰且毫無政治操守的政客，即或在敵對陣營中也是不受待見的：他背棄昔日的同志和戰友，加盟敵方隊伍，卻連個警衛員都帶不走，“對延安工作”更是長期未見成效。隨著這種“長期未見成效”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延伸，他在他所投奔的這個陣營中也越來越不受待見，日子也越來越難過。祖國大陸解放之后，他隨舊政權逃往臺灣也仍然不受待見而被“勸離”，先后在香港、加拿大居住，直至客死他鄉……

同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繼續在艱難曲折中磅礴奮進！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注釋

[1]張國燾：《從現在來看過去（1937年2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95～第109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中央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年3月31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52～第9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張國燾：《關于我的錯誤（1937年4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134～第11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等7人組成的軍委主席團，《中央軍委主席團轉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關于擴大組織的命令（1936年12月7日17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9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488～第490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527～第52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7]《中共中央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集》第492～第493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8]張國燾：《我的回憶（上）》第339～第342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9]《關于張國燾1924年被捕和叛變的記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歷史檔案》1980年第2期第64～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