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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
——談周恩來的忠誠（四）

點擊：4718  作者：水石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6-01-05 08:40:20

 

 

 

　　【編者按】2016年1月8日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40周年紀念日。我院連載水石的紀念文章《周恩來的忠誠》，以追思和學習周總理的崇高品質。此為第四篇“忠于組織（下）”。

 

　　自覺維護黨的團結。

 

　　事業成功靠組織，組織的力量來自全體成員的團結。周恩來視黨的團結為黨的生命。他在黨內不爭權，不爭位，不爭意氣，委屈忍讓，顧全大局。他不僅是在日常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些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始終從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出發，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毛澤東曾說：恩來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同黨內外都有廣泛的聯系，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外國研究周恩來的學者稱，周恩來是共產黨內的一個協調者，是善得人心的杰出和事佬，是他把黨和國家捏在一起免于分裂的。

 

　　中共中央在1935年遵義會議前后的長征途中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對于黨的歷史的第一次轉折具有重要意義。周恩來對于這些會議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主持召開黎平會議，采納毛澤東的建議，改變紅軍的進軍方向，并決定召開遵義會議總結紅軍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失利問題。他在遵義會議上主動檢討，承擔責任請求辭職，做博古工作，并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指揮紅軍戰事。會前，博古對于遵義會議批他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會后，博古對遵義會議上一些同志的發言一直想不通。擁護博古的人也不服氣。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四川、貴州、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改組了中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擔任黨的總書記。其間，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他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干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干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他喜歡歷史，善賦詩詞，文筆豪放，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當然，人無完人，但戰爭需要他率領紅軍打敗蔣介石，這是最重要的。我對他是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軍隊，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里。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要盡快“去李換毛”的決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希望你能支持我，拋棄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周恩來的話打通了博古的思想，隨著實踐的發展，博古等同志深刻認識到周恩來的正確性，自覺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為中國革命事業而奮斗。

 

　　抗戰初，新四軍黨的主要領導人項英與葉挺軍長關系不融洽，影響了工作。1939年2月，周恩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歷時20天，傳達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研究確定新四軍發展的戰略方針。在此期間，周恩來與項英多次懇談，指出解決好葉挺的工作問題，是直接關系到新四軍前途和同情者對我黨態度的重大問題。提出解決好葉項關系的原則性意見：共產黨對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葉挺的地位和職權應當尊重；要求項英多注意新四軍總的領導和東南局工作，將軍事指揮與軍事工作多交葉辦。項英作了自我批評，表示與葉挺改善關系，加強團結。新四軍在葉挺和項英領導下，執行“向南鞏 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使部隊由1938年春組建時的八千人，到1940年底發展到九萬人。

 

　　為了黨的團結，當周恩來犯有錯誤的時候，他坦然認錯，承擔責任，堅決改正。而更多的情況是在他蒙受委屈的時候，能忍辱負重，一心為黨。1930年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他和瞿秋白主持糾正了立三主義錯誤，同時也團結了同志。這本來是正確的，但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周恩來和瞿秋白被批成“調和主義”，讓王明上臺，周恩來抵制無效。國際代表米夫說，既要打周恩來的屁股，又要強迫他工作。中央的威信削弱，黨內思想極度混亂，小組織活動到處都是，情緒嚴重對立，正常的黨內批評已難以進行。羅章龍等正在醞釀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準備成立第二江蘇省委，不少黨員一時不知所從，全黨面臨大分裂的現實威脅。這種狀況在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歷史中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一旦出現大分裂，就會給黨帶來致命的打擊。面對這樣復雜而艱難的局面，周恩來不顧自己的處境，懇切地說服大家，不能意氣用事，要團結起來，服從決議，使黨避免出現分裂，共同渡過這段最艱難的時刻，維護了團結，避免了分裂。周恩來后來說：這時支配著他的想法就是“顧全大局，相忍為黨”。1943年，延安整風，周恩來聯系實際，對過去的錯誤，作自我批評，這本來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卻受到過火的、不公正的指責和批評。周恩來嚴于律己、不予計較，積極參加整風運動，實現了全黨空前的大團結。至于解放后，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次數就更多。周恩來是一個代表，代表了黨內大多數同志這種顧全大局、維護團結的精神，并在黨內形成了優良傳統。這才使得中共歷經波折而能有團結鞏固的局面。

 

　　周恩來當黨內的和事佬，但不是和稀泥，而是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維護團結，維護大局。“文化大革命”的10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難、最艱險、步步充滿荊棘的歲月。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是中共中央的決定的，黨內許多老同志并不理解。雖然，周恩來有不同看法，但他從黨的大局出發，擁護毛澤東，輔助毛澤東，忠實履行他作為主持黨中央工作、國務院總理的職責。從“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看，周恩來同毛澤東在不少問題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別的，有時甚至是很大的差別。他一方面必須處處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適時地、恰當地對毛澤東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釋、補充修訂，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時機，提出正確的口號、措施和意見，見縫插針地、千方百計地加以貫徹。他也受過批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他抱著“相忍為黨，顧全大局”的信念，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以高超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斗爭經驗，努力工作。他以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要團結不要分裂”、“要文斗不要武斗”等指示為尚方寶劍，協調各方面的關系，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為保障全國生產建設，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1967年5月，在外事口造反派要沖外交部揪斗陳毅時，他嚴厲批評道：你們這樣要走向反面，我馬上下命令讓部隊加強對外交部的保衛，誰也不許沖，誰沖扣留誰。對我個人，你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貼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1974年初，耿飚遭到批評后想辭職不干了。周恩來對耿飚說：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這不僅是對耿飚的要求，也是他在整個“文革”中的自處之道。由于周恩來在“文革”中始終苦撐危局，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也奮力拼搏、堅持不倒, 維護了全黨的團結和國家的穩定，保障了八億人民衣食住行和維系整個國家機器正常運轉，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打開了中美關系新局面，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合法席位。陳云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這個評價十分公正和深刻。

 

　　周恩來對黨的忠誠是純潔和無悔的。為了黨的團結和大局，他一生有許多是他應該得到的，但他主動放棄了；也有許多是他不應承受的，但他卻默默地承受了。他有委曲也有抱怨，但他這種把委曲和抱怨永遠地埋藏在心底里。但周恩來對“忠誠”看得很重，誤解、責備，甚至打擊和侮辱，他都可以忍受，但唯獨對他“忠誠”的玷污，他要起而抗爭。“文革”中，周恩來曾遭遇致命的陷害，這就是“伍豪事件”。對這樣的致命陷害，周恩來進行了堅決而又果斷的抵制與澄清，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平息了風波。1967年5月江青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康生，講紅衛兵在舊報紙上發現了一個叛徒集團的脫黨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那是1932年2月，國民黨在報紙上造謠，講伍豪等243人脫離中共。雖然早就弄清是國民黨造謠，但周恩來不敢怠慢，因為制造冤案是江青等人的慣用伎倆，造謠污蔑的材料一樣可作為他們的證據。這樣的事“文革”中太多了。面對這個挑釁，周恩來迅速而斷然地予以反駁，并迅速向毛澤東報告，爭取支持。5月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寫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的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云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同一天，周恩來百忙中抽出一天時間親自查閱了上海各舊報后，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并將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并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周恩來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個學生給毛澤東寫信重提此事。毛澤東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并囑咐周恩來在適當的會議上給同志們講一講，錄下音，存入檔案，使后人了解此事。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根據毛澤東的安排，周恩來對此事作了專門報告，并作了錄音，進行了徹底澄清。面對這個致命的陷害，周恩來堅決而巧妙地粉碎了。

 

　　1973年底，毛澤東聽信匯報，誤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講了錯話，要求中央政治局討論。政治局開會時，江青一伙別有用心地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污蔑周恩來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云云。一向很少發火動怒的周恩來實在忍無可忍，沖著江青拍了桌子，回答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最后一次進手術室時，他大聲對身旁的鄧小平等人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后來，毛澤東了解真實情況后，批評了江青等人的做法。在周恩來的生涯中，他跟毛澤東的關系，既有配合默契、比較和諧的時候，也有發生矛盾、產生歧見的時候。無論毛澤東怎樣批評他，他都不往心里去，總是從自己方面找缺點和不足，始終如一地做好“輔佐”工作，沒有任何非分之想。有人說，這是“愚忠”，其實周恩來是為了黨、為了人民的“精忠”。他在挨批時，內心當然很痛苦。但是，他的信念沒有絲毫動搖。他在病榻上寫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以證明他的一顆赤膽忠心。

 

 

　　嚴格遵守黨的紀律。

 

　　黨的紀律是維護黨的團結，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保證。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對是對黨員對黨忠誠度的重要檢驗。周恩來堪稱遵守紀律的模范。他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始終維護黨中央權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嚴守黨的組織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從不搞小圈子、小團體，在黨安排的任何崗位上都竭盡全力工作，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他嚴守黨的工作紀律，重大問題該請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從不超越權限辦事。

 

　　周恩來是中共資歷最早，擔任中央領導時間最長的人。1927年周恩來就進入中共核心領導層，黨內軍內許多重要崗位上的干部都是他的學生或經他提攜的。十大元帥中，除了彭德懷、羅榮桓外，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和鄧小平、李富春等黨和政府重要領導人，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或學生。但周恩來從來沒有自己的幫派。縱觀周恩來的政治生涯，他雖然多次與黨的最高領導人有過分歧，但他從來不搞非組織活動。而是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在1931年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乃至文革中，周恩來的正確意見受到錯誤的批評，但他沒有計較，堅決執行中央的決定。相反，羅章龍因不滿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搞小團體，成立第二中央，周恩來代表中央同羅章龍、王克全等人談話，嚴厲批評，并告誡說：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張國燾在長征途中依仗人多槍多，另立中央遭到失敗后，私自離開延安到武漢，周恩來代表中央找到張國燾對他反復進行批評和規勸。羅章龍、張國燾沒有悔改，被開除黨籍。

 

　　他嚴守黨的保密紀律，即使對最親近的人也絕不泄露半句。鄧穎超這樣評價她的丈夫周恩來：“在黨內幾十年政治生活中，我親眼看到一個始終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周恩來同志。”當年，周恩來與鄧穎超是兩個積極向上的熱血青年，由于共同的志向和理想，他們在天津相識到相知再相愛，無話不談。但對組織的機密總是嚴守緘默。周恩來旅歐后，參加共產黨，鄧穎超在國內也成為共產黨員。這期間，他們經常鴻雁傳書，但從來沒有提起過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直到周恩來回國后，經黨組織溝通，彼此才知道都是共產黨員。

 

　　結婚以后，周恩來同志和鄧穎超協議，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來，他們都遵守了這個協議。他們認為，黨的紀律對于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不應該看的文件，不要看。這是黨的利益的需要。1926年冬，周恩來從廣東調上海工作，鄧穎超仍留在廣州，相互間音訊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還不知道是他參加領導的。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黨中央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擊，并決定派周恩來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到南昌去領導這次起義。7月19日，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時才告訴鄧穎超，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去多久，什么也沒有講。鄧穎超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建國以后，中共成為執政黨，周恩來知道的黨和國家的秘密多得很。他們之間仍是信守紀律。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他向主管的負責人說，這次試驗，全體工程技術人員都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有關工程、試驗的種種情況，只準參加試驗的人員知道，不能告訴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他說：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黨的中央委員，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系，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主管的同志到試驗現場傳達了恩來同志的講話，要求大家嚴守保密紀律，因此事先沒有任何透露。這件事是鄧穎超后來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訪問材料時才知道的。

 

　　為了保守黨的秘密，他的辦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訂有極為嚴格的制度。他身邊的秘書凡分工聯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許隨便看無關的文件。而對他們分工范圍內的事情，則充分提供條件讓他們熟悉業務。即使秘書分工范圍內的事項，屬于特別機密的，也要等到必須經辦時才告訴有關人員。秘書們都說他是紋風不透。凡是寫給他的親啟信，按照規定，別人都不能拆。秘書在經手時不慎誤拆了，必須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說明，是失手誤拆，以后注意。恩來同志的辦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地方。除有關人員外，別人都不得入內，親屬、朋友如果不是來談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辦公室門上和保險柜的鑰匙，一天24小時不離身，平時裝在口袋里，睡覺時壓在枕頭下。只有當他出國時，兩把鑰匙才交給鄧穎超保管。在文革中，黨的紀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有一次周恩來出去開會，因為會一個接著一個，一天一夜沒回來。聽說街上的大字報和所傳的小道消息里，已經透露了有關會議的內容，鄧穎超有點懷疑，等他回來，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馬上反問：你怎么知道的？聽誰說的？他還如此認真地追問。鄧穎超就開玩笑地說：你參加會議，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聯系群眾，我也有我的“義務情報員”哩。此事，他倆就在一笑中過去了。在那個時候，人們都說，現在還有什么機密啊？可是周恩來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周恩來同志在得癌癥以后對鄧穎超說：“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然而他們把沒有說的話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

 

 

　　周恩來對違反黨紀國法的人和事一貫嚴厲甚至冷酷無情。上世紀50年代的一天，周恩來總理前去機場歡送西哈努克親王離京，前往送行的還有羅瑞卿、劉亞樓等高級將領。巧的是，飛機起飛之際，先農壇體育場正有場足球出線比賽，是中國隊對印尼隊。

　　這些送行的高級將領便有些心神不寧，一心想著送客千萬別耽誤了自己看球過把癮。大家一陣笑容可掬、畢恭畢敬地親切握手、擁抱、告別，又目送著西哈努克進了艙門。門還沒關上，羅瑞卿和劉亞樓就一遞眼色，像解脫了一樣，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地往機場門口走。早已心不在焉的將軍們一看有人帶頭，便三三兩兩都往門口趕，有點像電影散場前的勁頭。

　　周恩來本來是滿面春風地站立著，靜等飛機升空，可突然發覺周圍氣氛異常，左右望望，再回頭一看，勃然變色。但他馬上鎮定了自己的情緒，顯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不喊不叫，只向身邊的秘書輕語：“你跑步去，告訴機場門口，一個也不許放走，誰也不準離開，都給我叫回來。”

　　秘書遵命趕緊跑到門口，吩咐警衛不許放走一個人。心情早已飛奔到足球賽場的這些高級將領們有的惋惜地說：“哎呀，開場是看不上了。”有的還安慰：“沒關系，精彩的還在后面。”有的發表議論說：“有時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時候越往后越沒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緊不緊……”

　　將軍們你一言我一語說說笑笑地返回來，齊刷刷站在周恩來身后。

　　周恩來始終立正站立，看著飛機起飛，在機場上空繞一圈，擺擺機翼，然后漸漸遠去，漸漸消失……將軍們也站著那里目送著飛機離去。

　　隨后，周恩來轉過身來，并不看那些將軍們，自顧和前來送行的外交使節告別。直到外交使節全離開了，才面對那些將軍：“你們都過來。”

　　劉亞樓是有名的樂天派，走到哪兒，哪兒就有一片歡笑聲。他們說說笑笑地走近總理時，猛聽一聲喝問：“你們學過步兵條例沒有？”

　　歡聲笑語突然間停止了。將軍們發現總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氣靜聲，就地立正站好，恢復了典型的軍人姿態。

　　“步兵條例里哪一條規定，總理沒有走，你們就可以走了？你們當將軍能這樣？在部隊里，首長沒有走，下邊全走了，行嗎？”

　　機場上靜悄悄，將軍們再沒人敢去想看球的事了。

　　“客人還沒走，機場已經沒人了，人家會怎么想？你們是不是不懂外交禮節？那好，我來給你們上上課！”周恩來聲音不高不低，講話不緊不忙，就那么講起了基本的盡人皆知的外交禮節：“按外交禮儀，主人不但要送外賓登機，還要靜候飛機起飛，飛機起飛后也不能離開，因為飛機還要在機場上空繞圈，要擺動機翼……”

　　劉亞樓是空軍司令員，他能不明白這種禮儀？羅瑞卿等高級將領參加外事活動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現在周恩來不厭其詳不厭其煩地親自講，反復講，他們也只能老老實實地反復聽。

　　周恩來講了足有15分鐘，才緩緩抬腕看一眼表，緩緩說：“我知道你們是著急想看足球賽，我叫住你們，給你們講這些你們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講15分鐘，為什么？就是要讓你們少看點球賽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現在咱們一起去吧，還能看半場球。”周恩來就用這種少看半場球的辦法，“懲罰”了失禮的將軍們，使將軍們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5年，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也因違反紀律受到周恩來嚴厲批評。當時，周恩來途經開羅，去阿爾及爾參加亞非會議。這時，突然接到一份電報通知：阿爾及爾發生軍事政變，布邁丁推翻本貝拉總統，奪取政權，建立臨時政府。

　　周恩來讀著這份電報，陷入了沉思：政變的背景是什么？有無超級大國插手？現在形勢怎樣？……一切情況都未明朗。飛機在開羅機場降落加油時，周恩來通過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情況，建議臨時改變計劃。經過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研究，同意周恩來改變計劃，先留在開羅進行訪問考察，以便觀察形勢變化，另作進一步的打算與安排。

　　在周恩來之前，陳毅外長打前站，已經到達阿爾及爾。許多亞非國家都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和信任，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與陳毅建立了友誼，都說陳毅有思想、有見解、正直、熱情又富斗爭性，所以紛紛來找他打聽中國的態度。

　　陳毅元帥戎馬一生，性子豪爽、剛烈，是聞名遐邇的“炮筒子”。看到各國朋友著急，他就“熱血沸騰”了。這一沸騰就免不了放炮：“這次亞非會議必須開！”陳毅聲調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開好！”他沒沉著冷靜地動動腦筋，一下子就把話講死了。一“炮”打出，沒留一點余地。

　　接下來，由于形勢不明，人心浮動，意見不一，會議無法舉行，各國代表紛紛離去。周恩來也從開羅返回北京。

　　本來許多亞非國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國，以為中國外長講了話會議一定會準時開。如今陳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響。周恩來總理知道這個情況以后，特別生氣，連連踱步連連說：“胡鬧臺，簡直胡鬧臺！”

　　陳毅自知有錯，一回北京當即趕去先見周恩來，剛進西花廳前院就開始對見到的工作人員不斷喃喃地說：“負荊請罪，我是負荊請罪來了。”

　　陳老總表現出少見的心里不安，在門口悄悄問一聲：“總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衛士朝陳毅擠擠眼，吹風道：“生氣了。”

　　但陳毅畢竟是敢做敢當的痛快人，不再猶豫耽擱，一步跨入西花廳。

　　“總理，我來了。” 陳毅以軍人的標準姿態進門報告。他平時只有見毛澤東是這樣子，和總理私交很深，隨意得多，一般不這樣，今天確實例外。

　　“你無組織無紀律！”周恩來的濃眉毛剎那間揚起，目光灼灼，朝著陳毅急走幾步，像是要有所動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陳毅，轉身又是幾個急步，立到辦公桌旁。他背對著陳毅虛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下桌子，氣憤地大聲說：“這是不允許的！”

　　這三聲雖然敲得不狠，但自知理虧的陳毅已經是心跳加快，羞愧不已，身體依然站得直直的不敢有絲毫懈怠，好像那三聲是敲在腦殼上，將本來立正的身體繃得更緊，站得更加挺立。

　　“我負荊請罪，我一炮沒放好……”陳毅低聲而發自肺腑地承認錯誤。

　　“就這一句就完了？”周恩來轉過身來，犀利的目光逼迫著陳毅：“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不請示不報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態，都像你這樣還了得？誰給你的權力？這是國際影響問題。”

　　“我錯了，我向總理檢討。”

　　“不是向我檢討，要向毛主席，向黨中央檢討！”周恩來的聲音很少這么大，抽一口大氣，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緒沖擊得暈眩了一般，剎那間又及時約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漸漸平和下去，重新望著陳毅，聲音緩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開羅下了飛機就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請示，你在阿爾及爾就敢不匯報不請示擅自發表意見，革命大半輩子連這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

　　陳毅低下頭：“我向毛主席、黨中央作檢討。”

　　待陳毅走了之后，見周恩來心平氣和了一些后，周恩來身邊的秘書及其他工作人員不免進言：“總理，您是不是批老總批得太重了？”

　　周恩來目光嚴肅地望了他們在場人一圈，說：“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在這里我不嚴厲批評他，回去他的諸侯國誰還敢批評他？”其中一位秘書借機也小聲說：“我聽一些部長、副部長說，一向你匯報工作就緊張害怕。”

　　這時的周恩來氣已基本消了，搖搖頭說：“他們才不怕我哩。他們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義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當眾罰站。”

 

　　（全文完；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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