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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媒體的理論宣傳文章中，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話語：“在中國建立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是改革開放后我們黨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大問題……”

建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事關最廣大人民群眾幸福，關系到最廣泛的工農勞動階級掌握國家的經濟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就在“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大問題”，并非僅“改革開放后”。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就已經對新中國經濟體制有了初步思考，堅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到合作生產等等主張。

新中國成立以后，通過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十九大評價前30年時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科學表述了前后30年關系。

只講近階段，意味著只講創新，忽視繼承，容易產生割斷歷史的片面性，包含了另起爐灶，忘記初心的危險。在黨史學習教育中，我們應當從這類慣常的，也是危險的歷史虛無中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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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主流媒體在敘述歷史談到改革開放時提出，“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這是一種習慣性違背史實的主觀提法。此處的“封閉半封閉”，應該是在反對帝修反斗爭中，用自力更生，團結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廣泛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反制面臨的封鎖和半封鎖。這也是在黨史學習中該回歸史實，清除歷史虛無主義，需嚴肅糾正的重要一點。

早在1950年8月24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尚未跨過鴨綠江時，毛澤東主席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指出，“我們這類國家，如中國和蘇聯，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這并不是說不要國外聯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聯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兩個基本條件使我們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這總是可以取得同意的。美國人做的事太不像樣子，他們支持蔣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騷擾大陸。所以你們最好勸勸美國人把第七艦隊拿走。他們是違反國際形勢、違反歷史的”。

1956年4月29日，抗美援朝勝利結束后，毛澤東主席對外賓表示，“對任何國家也是這樣，不管多反動，只要愿意和我們做生意、建立外交關系的，我們都爭取。”（以上均引自同日《毛澤東年譜》）

但抗美援朝以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了“半月”形軍事圍堵。

在經濟上，通過1949年11月成立的巴黎統籌會進行嚴格的技術和貿易封鎖。巴統會由美國提議秘密成立，該協商團體的執行機構定名為"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COCOM)，大部分主要成員，也是入侵朝鮮十七國聯合國軍的骨干國家。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是巴統組織的創始國，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前，盧森堡、挪威、丹麥、加拿大、西德、葡萄牙、日本、希臘、土耳其先后加入。列入禁運清單的有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上萬種產品。1952年，抗美援朝戰火正酣，巴統會成立中國委員會，對農業國中國，比蘇聯和東歐國家所適用的國際禁單項目多500余種，貿易管制中心從蘇聯和東歐轉向中國。

1959年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變本加厲，和中國產生原則性政治分歧，蘇聯也加入到對華經濟封鎖中。1962年美蘇竟然支持印度侵略中國領土，蔣介石在臺灣蠢蠢欲動，叫囂反攻大陸。

遭受了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一旦獨立自主，面臨的是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和嚴酷的封鎖。這樣環境下，把中國人民的反封鎖反強權的斗爭，說成是封閉和半封閉，對不了解歷史的人，是一種“何不食肉糜”式的晉惠帝思維；對于親身經歷者，縱容這種說法，只能是一種路線矛盾斗爭需要的故意歪曲，是一種敗壞黨風的行為！

在各種反動勢力長期封鎖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1972年贏得反封鎖勝利轉折，利用美帝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爭霸矛盾，審時度勢，以尼克松訪華為契機，《上海公報》肯定中美貿易，巴統會有限解禁。中國在第一時間，完成了自斯大林蘇聯援華156個項目后的第二次大規模工業引進。七十年代也是新中國建交最多的年代。

如果說第一次的工業引進是通過抗美援朝的鮮血，贏得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尊重換來的，第二次引進則是長期反對帝修反斗爭的勝利成果。

中國利用“四三方案”引進設備，結合國產設備配套，興建26個大型工業項目（華為的任正非1973年在遼陽化纖工地的時候，是改開前還是改開后？）至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19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重要基礎。其中大慶的部分石油被規模化生產為化肥化纖，成為80年代我國從自然農業轉型為石油農業，取消糧票布票的基礎。

蘇聯解體后，巴統會隨之中止，但這種禁運和制裁，至今仍陰魂未散。對中國，美歐壟斷資本雖然重新進入了百年垂涎的，列寧說過“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潛在富源”的中國市場，但對中國崛起，從來沒有一天放松遏制和顛覆圖謀。瓦森納協定在某種程度上行使巴統功能，對華武器禁運，包括光刻機限購，這些手段和特朗普、拜登對華全方位的新冷戰，完全是帝國主義本性表現。

改革開放以后，在所謂“晚年錯誤”立論基礎上，一種膚淺觀點認為，西方對華封鎖是由于斗爭擴大化原因，提出中美配偶關系論，罔顧近代以來帝國主義覬覦中國市場歷史，罔顧“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現實，卑躬屈膝而不自知。美國全面遏華的新冷戰，是這種思維的最好反面教員。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抗美援朝講話中指出，“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砥礪不畏強暴、反抗強權的民族風骨……中國人民深知，對待侵略者，就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這就是以戰止戰、以武止戈，用勝利贏得和平、贏得尊重。”這是歷史覺醒和復歸。在這種歷史視野下，不談反帝斗爭，空談“全方位開放”，就會失去底線，不談反帝反修，空談“偉大轉折”，就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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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首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這種習慣性提法也不準確。按西方經濟學解釋，市場經濟就是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市場交易利潤刺激下，商品生產者牟利交易。在近代世界經濟史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先后出現了自由競爭型、壟斷競爭型和國家干預下的壟斷競爭型三種模式。宣布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主觀愿望上顯然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宣言，而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早在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就提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布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

毛澤東50年代針對黨內左傾“共產風”進行思想批評，指出“有的同志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年譜》1958.11.10）多次提出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經濟。

說1979年我黨才提出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這是流傳甚廣的歷史虛無誤解！長期以來，也被用來作為西方鼓動我黨走入資本主義歧途，演變我黨的重要工具。

改革開放40年來，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寶貴精神財富。堅持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史觀，總結基本史實，從社會主義發展史角度觀察、總結改革開放史，才能樹立正確的道路自信，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堅持改革，在與帝國主義的壟斷霸權斗爭中堅持開放！

文章來源于紫虬視野 ，作者紫虬  轉自愛特龍江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