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高清免费特黄A片,亚洲精品自产拍在线观看app,国内精品久久九九国产精品

孫經先訪談：他戳破了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謊言

點擊：作者：狂飆學社來源：天下2021 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10-17 10:29:32

進步文化：孫老師您好！大約在2012年左右，您發表了《關于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對“餓死三千萬”的說法進行駁斥，引起輿論廣泛關注。請問，作為一個數學教授，是什么原因使您踏入這個充滿風險的研究領域的呢？可否簡要介紹一下您的履歷？

孫經先：首先介紹一下我的簡歷。我出生于1948年，1966高中畢業后于1968年分配到工廠工作了10年。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我考取了山東大學數學系本科，1978年春天入校學習。僅用一年時間基本完成大學本科學業，第二年考取本校研究生，1981年獲得理學碩士學位，1984年獲得理學博士學位。畢業后留山東大學數學院工作，1991年破格晉升教授職稱，199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起任博士生導師，2001年受聘江蘇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我長期以來從事數學及其應用領域中的教學、科研和培養研究生的工作。先后發表(含合作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含合作出版)專著四部，多次獲得省部級科研獎勵，多次主持和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許多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獲得高度評價。

馬克思曾經說過：“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許多著名數學家都主張：數學家應當關注和研究各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出現的重大數學問題。我在長期的數學研究中對許多領域(包括社會科學領域)中所出現的各種與數學有關問題都始終保持了濃厚的興趣。我從自己的研究經歷中深切體會到：現代數學，提供了一整套嚴謹的思維方法和工具，完全可以研究和正確處理各個領域中出現的各種復雜的數據系統。

關于“餓死三千萬”的說法，我是從網絡上知道的。開始接觸這個說法時，我的第一感覺是根本不相信。因為我經歷過那個年代。我的親身感受與“餓死三千萬”的說法完全不符。這樣我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我閱讀了一些資料后發現，“餓死三千萬”的說法是在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了我國1949—1982年期間的戶籍人口統計數據(以下簡稱“1983年人口數據”)以后才出現的。1983年人口數據中存在著許多難以解釋的重大矛盾。一般來說，在沒有國際移民的前提下，一個國家某一年的人口總數增長數應當等于人口自然增長數。但是1983年人口數據中卻出現了在許多年份中，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之間出現了巨大差異的反?，F象。特別是在1960年—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人口統計的人口總數數據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長之后，出現了巨量的異常減少高達2644萬人的現象。這就是1983年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正是由于這一重大矛盾在長達半個世紀中都始終沒有得到科學的解釋，國內外某些學者都認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大量人口(數量在1700萬至3000萬、甚至更多)非正常死亡是造成這一重大矛盾的根本原因，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說法。

因此，要想解決“餓死三千萬”的問題，關鍵是必須對1983年人口數據(這是一個復雜的數據系統)中的上述重大矛盾做出科學解釋。以我長期從事數學研究的經驗，我敏銳地意識到，這應當是一個數學問題，是可以、也必須使用嚴謹的數學思維方法才能加以研究和解決的。這樣在做了一些準備之后，我從2010年開始利用數學思維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

通過研究，我最終得出結論：1983年人口數據中產生上述重大矛盾的原因與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及其戶籍登記活動無關，這一重大矛盾是由人口遷移過程中的遷移重報、遷移漏報及其對這些行為的糾正造成的。這一結果對1983年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的系統解釋，從根本上推翻了“餓死三千萬”。詳情可見我已經發表的文章。

這一結論是在2010年年底得到的。2011年1月的一天，我到新華書店，看見了剛剛出版的《黨史二卷》，就拿下來翻看。這樣我就看見了《黨史二卷》中記載的下面這段話：“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這一說法把“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與人口死亡聯系在一起，而“減少1000萬”又是1983年人口數據中重大矛盾的具體表現。根據我當時已經得到的研究結論，《黨史二卷》的這一說法是非常錯誤的。當時我意識到這一說法(進而“餓死三千萬”的說法)很可能因此被寫進歷史。而我已經發現了這一說法的根本性錯誤。這樣一種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使得我當時就做出了一個決定：立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批駁“餓死三千萬”的研究中，搞清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真相。幾個月后，我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發表的文章中說：“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是否有數千萬人口非正常死亡，這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件重大的歷史公案。這一歷史事件過去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這一事件的真相應當在當代解決，我們不應當把它留給歷史，留給后人。”這是我當時真實心態的反映。既然歷史已經把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的機遇給了我，我必須擔當的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解決這一重大課題，搞清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真相，并且把真相告訴歷史、告訴人民!這樣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這一課題的研究。

進步文化：根據您的研究，所謂的“餓死三千萬”之所以流布海內外，著名人口學家蔣正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您曾撰文對蔣正華相關論文的錯誤觀點提出質疑，還寫了一封致蔣正華的公開信。請問，蔣后來公開答復您了嗎？

孫經先：關于這個問題，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我在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過程中，認真閱讀了蔣正華關于這一問題的全部研究論文，并對其全部論證過程都進行了檢查，確認了他的研究在學術上出現了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錯誤。為此我在2011年寫了兩篇論文，對蔣正華的重大學術錯誤進行了嚴肅地學術批評。

2011年北京大學鞏獻田教授先后舉行了幾次關于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學術研討會，李成瑞先生和一些老同志參加了這幾次會議。我在會議上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對蔣正華的學術批評意見。李成瑞先生認為我的研究是一個重大突破，并且對蔣正華研究中的錯誤非常重視，他多次向我提出建議，希望我能夠和蔣正華就這一問題進行直接對話，以利于搞清這一重大問題的真相。其他一些老同志也提出了類似建議。

我接受了李成瑞等老同志的建議，于2011年年底向蔣正華發出邀請(由李成瑞先生轉交)，明確表示愿意在他認為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和他就這一問題進行直接對話。我的幾篇論文李成瑞先生都交給了蔣正華。

李成瑞先生是蔣正華這一研究的建議人和支持者。無論從哪個角度講蔣正華都不應當拒絕李成瑞先生建議。但是遺憾的是，蔣正華拒絕了這一建議，對我的邀請和學術批評采取了完全不回應的“駝鳥政策”。這就使得李成瑞先生的遺愿在生前無法實現。

李成瑞先生逝世以后的2017年，我向蔣正華發出公開信，再次建議與他進行直接對話。在這封公開信中，我向他嚴肅指出：“您的研究是三年困難時期我國‘非正常死亡1700萬到3000萬’這一說法的最重要、最權威的學術依據之一。我對您的研究提出了嚴肅的學術批評。顯然，如果您還是一位嚴肅的學者，您就應當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對我的學術批評做出公開答復。如果我的學術批評是錯誤的，您顯然應當公開做出答復，反駁我的錯誤，以維護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和科學性，同時也維護自己的學術聲譽。如果您的研究是錯誤的，作為嚴肅的學者您也應當公開承認錯誤。從這個角度講，您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對我的學術批評不做任何回應，顯然不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工作者應有的態度。”在公開信中我提出四點建議：(1)我愿意在蔣正華認為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和他就這一問題進行直接對話;(2)建議蔣正華對我的學術批評做出答復(如果他年事已高，也可以由他的學生代他做出答復。)(3)蔣正華雖然公布了他的研究結論，但是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他始終都沒有公布數值計算過程。為了對歷史負責，我建議他公布全部數值計算過程。(4)由于這一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并且具有高度的數學專業性，我建議：組織由數學家和人口學家組成的學術審查委員會，對蔣正華的研究論文從學術上進行審查。

但是蔣正華始終沒有對我的公開信做出任何答復。

那么蔣正華為什么拒絕答復呢?這里有兩方面的原因：

(1)他的研究在本質上是數學的，他的錯誤是數學錯誤。對于數學問題來說，無論是理論推導過程、還是計算過程，判明其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在全世界學術界都是統一的、明確的，是不存在分歧的。所以對于數學問題來說，錯了就是錯了，不存在任何辯解的余地。對蔣正華來說，如果我們錯了，他完全可以理直氣壯的反駁我們的錯誤，為自己辯護;如果他錯了，他也沒有任何辯解的余地。從這個角度講人們完全可以從“蔣正華敢不敢和我直接對話”這一點來判定究竟是誰對誰錯。蔣正華在長達八年多的時間里采取“鴕鳥政策”，不敢和我們對話，這就已經充分說明了他的心虛和膽怯，這是他拒絕對話的第一個基本原因。

(2)蔣正華的研究嚴重違反了學術研究中必須遵循的“可重復性原則”(關于這一點，我們后面還要談到)。如果他同我們進行直接對話，我勢必要求他按照“可重復性原則”，公布他的完整計算過程。而只要這些內容一公布，人們就可以通過實際的計算機計算對他的結果進行重復和驗證。通過這種“重復和驗證”，人們就可以揭露他的這一研究的全部虛假性。他沒有任何理由拒絕我們的這一要求。這是他拒絕對我們對話的第二個基本原因。

進步文化：您和蔣正華先生在研究方式上存在哪些差異？或者說，您和他對1960年代初期人口銳減數量得出不同結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孫經先：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說的多一些。在學術研究中，“可重復性原則”是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所謂“可重復性原則”是指研究者在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時，必須保證其他研究者能夠對他們的研究進行“重復”和“驗證”(即其他研究者可以按照作者發表的論文所提供的方法“重復”和再現這一成果)。許多人認為：如果一項學術研究成果不能被別人重復，則這項成果就可能就是錯誤的或者是偽造的。研究結果的不可重復常常成為學術丑聞爆發的導火線。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先生指出：蔣正華的研究“是在國家統計局的要求和支持下進行的，但國家統計局經過反復考慮，認為這一問題研究的難度較大，當時的研究成果尚不成熟，所以并未將此項研究列為正式科研課題，沒有撥付課題經費，沒有正式的‘課題研究報告’及其‘鑒定書’。”蔣正華“研究的初步成果始終是作為學者個人的學術論文，在本校學報和自行聯系的有關書刊上發表的。”這就說明：蔣正華的成果只是“初步成果”，他的這一研究“沒有正式的‘課題研究報告’及其‘鑒定書’。”

蔣正華“研究”最詭異的地方就是他始終沒有公布他的計算過程，嚴重違反了“可重復性原則”，即讀者無法按照蔣正華敘述的方法“重復”和“驗證”他的基本結論(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

那么他為什么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始終都不公布他的計算過程呢?這里的理由很簡單。他已經發表的論文僅僅是一個純理論的推導，其中充滿了現代數學的符號、術語和公式。只有數學專業工作者和具有很高數學造詣的學者才能看懂并指出其中的本質錯誤，而絕大多數關心這個問題的讀者都難以從數學理論的角度對這一研究的正確與錯誤作出判斷。如果蔣正華公布了他的完整計算過程，人們就可以很容易通過計算機重復他的計算過程來對他的全部研究進行驗證，由此就看出他的這一研究的虛假性。這就是蔣正華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里不公布(實際上是不敢公布)他的計算過程的根本原因。

前不久，中國科技大學的黃衛東教授按照蔣正華提供的數學模型進行了數值計算，這一計算表明，按照蔣正華的數學模型，根本得不到他所公布的結果。黃衛東教授指出：從他(黃文東)的計算結果來看“絲毫看不到非正常死亡年份的過多死亡，也看不出1960 年前后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按照蔣(正華)的算法，我們沒能重現蔣給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特征，尤其是 1960 年前后三年巨大的死亡率增加。”蔣正華的方法“難以很好地模擬1953-1964 年的人口分布”。這就說明，按照蔣正華的方法，人們得不到蔣正華所公布的結論。

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和黃衛東的實際計算，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蔣正華所公布的數據是“偽造的”。這就表明他的研究實際上是一起重大的學術造假事件!

進步文化：除此之外，前《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楊繼繩的《墓碑》一書對“餓死三千萬”的謠言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您曾跟楊本人面對面地交鋒過，對《墓碑》一書中的若干謬誤進行了有力駁斥和揭露，楊雖然承認其著作中存在一些“失誤”，但仍然堅持其基本判斷，并反指責您用未經公認的數學公式“對六十年代人口銳減”進行推斷研究，是不嚴謹和荒謬的。對此您怎么看？

孫經先：楊繼繩于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了《墓碑》一書，該書宣稱“從1958—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這部書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使得楊繼繩成為“餓死三千萬”這一說法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我2013年6月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上發表《<墓碑>“中國餓死3600萬”的結論非?；闹嚒?span lang="EN-US">,揭露了《墓碑》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學術錯誤(其中包括以篡改偽造數據、制造謠言的方法編造謊言)。9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了此文的壓縮稿。

當年12月楊繼繩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再答孫經先對《墓碑》的指責》，為我所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錯誤進行了辯護。僅僅一個多月以后的2014年1月，我在《紅旗文稿》發表了《“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對楊繼繩兩篇文章的答復》(以下簡稱《對楊繼繩的答復》)，對楊繼繩的辯解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反駁，強調指出他為《墓碑》所做的所有辯護都是不能成立的。

2014年7月我和楊繼繩都參加在在武漢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以下簡稱“武漢會議”)，這就實現了我和楊繼繩之間面對面的直接對話。

武漢會議是一次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給了與會人員平等的發表意見的機會。我在發言中對“餓死三千萬”進行了系統的批駁，并當著楊繼繩的面直接指出了《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錯誤。在我發言后，會議主辦方專門留出充分的時間進行討論，主持人也多次邀請楊繼繩發言，為他留出了充分的發表意見和為自己辯護的時間。所有與會學者、包括國外的學者也都非常希望聽到他對我的發言做出反駁和辯護。如果楊繼繩真的掌握了真理，他就應當在會議上理直氣壯的對我的發言做出答復，對我指出的《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錯誤逐條作出辯護。但是他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在會后公開發表聲明，宣布對我的批評他“不回應”、“不理睬”。以一種阿Q方式退出了和我們的辯論。因為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如果繼續辯論下去，就只能更加暴露他的錯誤和謊言。

在武漢會議的發言中他指責我們的數學推導有一處錯誤。實際上我們的數學推導是完全正確的，是他自己的數學推導出現了一個非常不應該出現的中學數學錯誤。這恰好驗證了列寧說過的一句著名的格言：“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被推翻的。”

楊繼繩自稱他查“查閱了12個省級檔案館”，每個檔案館他“都復印了300個檔案夾”，因此他“總共處理過3600個檔案夾的信息”。他所以這樣說，就是想給讀者造成一種錯誤的假象：他的“餓死3600萬”以及各個省、市、自治區、專區和縣的那些餓死人數，都是從大量歷史檔案所提供的數據和資料中得到的。我們對《墓碑》中所敘述的全部省、地、縣級行政單位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都進行了全面查證，發現了除了極少數的幾個縣之外，他的幾乎所有的數據都是錯誤的。這就是說，盡管楊繼繩查閱了3600個檔案夾的檔案，但是他根本無法從這些檔案的記載中獲得可以證明“餓死3600萬”的證據。因此，他就只能用“楊繼繩公式”、“人口統計數字減少數等于死亡人數”這類荒謬的公式和邏輯編造餓死人數;這樣得到的數字依然滿足不了他的需要，他就只好篡改、偽造數據，編造和使用諸如“涪陵專區餓死350萬”這一類離奇的謊言，甚至不惜制造“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這樣的重大謠言，為“餓死3600萬”拼湊所謂依據。

正因為這樣，當我們揭露了他的那些荒謬數字、謊言和錯誤之后，他根本無法做出辯解，就只好宣布“不回應”、“不理睬”了。這也就從一個角度說明了“餓死三千萬”是一個沒有實際依據的謊言!

進步文化：您關于“餓死三千萬”的辟謠和研究文章發表后，支持您觀點的人稱贊您是一個勇敢、正直和有良知的學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反對您觀點的人罵您是“無良教授”“反人類份子”“畜生”“無恥之極”“法西斯數學家”等等，甚至對您發出死亡威脅。面對巨大的壓力，您是否感到過后悔和害怕呢？

孫經先：我的文章發表以后，出現了瘋狂的謾罵甚至以死亡相威脅的情況。對此我一點也不后悔，一點也不害怕。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是在以一個學術工作者的良心做我應當做的正義的事業。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歷史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真正膽怯和害怕的不是我們，而是蔣正華、楊繼繩、曹樹基這些編造謊言的人。面對我們的揭露和批駁，他們的“鴕鳥政策”表明了他們連做出辯護的勇氣都沒有!

進步文化：“餓死三千萬”被人稱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謊言，但匪夷所思的是，自出籠以來一直在輿論場上暢通無阻，甚至受到主流學界乃至某些政界要人的采信和默認，很少有人提出過質疑。因此，有人說您是以一己之力同整個主流知識界斗爭。請問您這種勇氣從何而來？

孫經先：我要稍微修正一下您的說法。我不是一個人“以一己之力”在“斗爭”。

從“餓死三千萬”出現以后，國內外都有一些正直學者對這一說法進行反駁。在互聯網出現以后，就有更多的學者(特別是民間學者)以各種形式批駁“餓死三千萬”。但是，在2011年以前，由于1983年人口數據中存在的重大矛盾始終沒有得到科學地解釋，上述這些對“餓死三千萬”的批駁無法與主流意見抗衡。

2011年，我發表文章，對1983年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全面系統地科學解釋，這就擊中了“餓死三千萬”的要害。從這以后，圍繞著“餓死三千萬”的辯論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反對“餓死三千萬”的一方從防守轉入了反擊!越來越多的學者(包括許多體制內的學者)、干部和群眾支持我們的觀點，包括《中國科學(內部文稿)》、《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馬克思主義研究》、《紅旗文稿》、《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內的許多體制內的重要媒體都發表了我們批駁“餓死三千萬”的文章。“餓死三千萬”的荒謬性和危害性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

您問我的勇氣來自于哪里?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既然歷史已經把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的機遇給了我，我必須擔當的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解決這一重大課題，搞清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真相”，我的勇氣就來自于這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同時，我的勇氣還來自于越來越多的學者、干部和群眾的堅決支持!在這里，我向一切支持我的朋友們表示衷心地感謝!

進步文化：俗話說，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這句話對于“餓死三千萬”的謠言尤其合適。因為直到今天，在中國的輿論場以及西方國家，特別是海外反共人士中，“餓死三千萬”仍然是他們攻擊和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以及抹黑毛主席的一把“大殺器”，像念經一樣經常掛在嘴邊，許多公眾也篤信不疑。然而，除了您的研究，主流媒體或某些權威部門從未公開反駁過，這在客觀上為“餓死三千萬”謠言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這種奇葩現象，您怎么看？

孫經先：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出現了一股全盤否定毛主席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餓死三千萬”就是這股思潮的產物。正像您所說的那樣，“直到今天，在中國的輿論場以及西方國家，特別是海外反共人士中，‘餓死三千萬’仍然是他們攻擊和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以及抹黑毛主席的一把‘大殺器’”。只要這股全盤否定毛主席的社會思潮還存在，這種“奇葩現象”就還會繼續存在。

但是謠言終將是謠言，它再重復一萬遍，也還是謠言。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隨著我們不斷地揭露和批駁，隨著歷史檔案的進一步解密，歷史的真相必將大白于天下。“餓死三千萬”這一重大謠言最終必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里我想對《黨史二卷》的作者們說幾句話。編寫黨史是一件極其嚴肅的事情，把“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這樣有明顯錯誤的話寫進黨史，是非常不嚴肅的。這會在歷史上留下重大隱患的。我衷心希望《黨史二卷》的作者們本著對歷史高度負責的精神，改變這一錯誤說法。

進步文化：網上有文章揭露，“餓死三千萬”是蔣經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一個陰謀。您覺得這種傳言真實可信嗎？

孫經先：我所了解的情況與這種說法不同。我所了解的情況如下：八十年代初，我國國內出現了一股全盤否定毛主席的社會思潮。在這股社會思潮的影響下，國內有少數學者以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死亡率為依據，認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比正常年景“多死亡了1600萬人”，他們中有一些人混淆“多死亡人數”與“非正常死亡人數”這兩個概念之間的本質區別，并以此為依據認為我國這一期間非正常死亡1600萬人左右。在1980年國內有人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向國外透露了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死亡率數據。在這之后國際某些勢力敏銳地覺察到我國國內的這一動向。一些國外學者對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動問題產生了異乎尋常的特殊興趣。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的資助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Ansley J.Coale(科爾)教授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出版了《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宣布中國在1958年—1963年期間超線性死亡2700萬人左右。美國人口及人口學委員會于1984年7月10日特別為科爾這一著作的出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合眾社、美聯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訊社都報道了上述超線性死亡數字。李成瑞先生指出，“美國有關當局在Caole這部著作出版發行時，匆忙地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以擴大宣傳書中缺乏科學根據而提出的中國曾發生高達2700萬人‘超線性死亡’的敏感性數字，顯然是包含了抹黑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企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