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第一次出現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立即在全社會引起了熱議。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積極跟進，他們試圖將西方供給學派作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原型，進而用供給學派思想對其進行詮釋，鼓吹市場主導和政府退出，諸如給資本和富人減稅，削減政府支出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知混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到底為何？有權威人士（2016）從結構功能主義視角下了一個定義，“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1]然而，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因應于中國特殊國情，它與西方供給學派之間并非源生關系，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異。為此，習近平（2016）明確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2]

顯而易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了在新經濟情勢下更好地發展生產力。按照唯物史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生產關系也制約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正是研究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的歷史生成過程，“研究生產關系的根本目的是通過揭示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探索實行怎樣的生產關系以及采取怎樣的具體形式和運行方式，才能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2】然而，基于生產方式的嵌入性研究生產關系，總體上較為籠統和抽象。為了更加具體地把握特定社會的生產關系，本文將生產關系區分不同層次理解，即以基本經濟制度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基礎，這是本質層次的生產關系，以及以經濟體制和機制為主要內容的上層建筑，這是現象層次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是生產關系的具象化，二者的有機統一體型構為社會經濟形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之間理論分野正在于中西方社會經濟形態的差異，即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由其決定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都隸屬上層建筑領域，然而，這兩個范疇的關系指向性并不相同，前者指涉公共治理，后者指向資源配置，理論探討對此不應混為一談。不言而喻，任何具體的供給側改革舉措都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社會條件，因此，作為生產關系具象化，經濟基礎、公共治理和資源配置等三對范疇構成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關系域，其歷史向度則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根規定。

事實上，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由于國內外經濟形勢倒逼而出臺的：多年的需求管理政策（從需求側發力）效果日益式微，內部需求非常疲軟；再加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外部需求不斷萎縮，由此，國內產能過剩問題更趨嚴峻。如果再單純從需求側發力，只會增加無效供給，加劇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從而進一步扭曲我國國民經濟結構。鑒于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三期疊加【3】的新常態，黨中央、國務院研判后認為，結構性問題還需結構性政策解決，及時地提出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需要說明的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是單向度的，即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排斥需求側的作用，它是在統籌兼顧需求與供給的基礎上，重點放在供給側結構改革方面。習近平（2016）一再強調，“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3]。因此，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總體關系導向的。

二、經濟基礎的總體關系：

勞動側vs.資本側

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后，作為資本側【4】的雇傭勞動方式，逐漸發展成為資本主義主要的生產組織方式。在剩余價值規律的支配下，資本高速積累且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由此帶來的生產社會化程度極大地提高。因此，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資本側的生產組織方式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和恩格斯，2016）[4]。資本側的強大生命力，促使其急速向社會中不同部門不同行業滲透，一切陳舊的、落后的前資本主義小生產方式遭到摧毀，進而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由此可見，資本側的歷史作用就是極大地穩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地位。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絕對統治地位的確立，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隨之凸顯，這表明，作為一個歷史范疇，資本側的發展遭遇到其歷史界限。資本與勞動二者的矛盾對抗加劇，主要表現在：1825年英國爆發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第一次普遍的經濟危機，相對人口過剩問題顯現。此后，周期性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規模越來越大，而每一次經濟危機都加劇了資本的集中，19世紀末私人資本壟斷程度達到歷史新高，以至這些私人資本積累難以在其內部市場順利實現，從而資本也出現絕對過剩現象。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至此，不但勞動出現閑置，而且資本也出現閑置，如此荒誕的社會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由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但是資本側的生產組織方式加劇了勞動與資本的對抗。事實上，一部資本主義發展史，既是資本對勞動的壓榨史，也是勞動反抗資本的斗爭史。而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發展，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的裂變，股份公司的出現使得私人資本取得社會化形態，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對資本側的生產組織方式消極地揚棄。更為重要的變化是，承前所述，資本側的生產組織方式被迫釋放出勞動和資本這兩種主客體的生產要素，于是，在雇傭勞動基礎上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合作勞動，這是一種勞動側的生產組織方式，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對資本側的生產組織方式積極揚棄，資本主義社會中各類合作社是勞動側的生產組織方式載體。馬克思（2004）對此予以高度評價：“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5]

“在英國，合作社的種子是由羅伯特?歐文播下的”（馬克思，1964）[6]，而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是成立于1844年英國羅虛代爾鎮的消費合作社——公平先鋒社(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如此算來，合作社發展歷史迄今已經走過了170多個年頭了。然而，在西方社會，作為勞動側的合作社一直呈星星點點的發展態勢，未能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潮流。直到2015年5月1日，英國《衛報》網站發表了題為《五一國際勞動節：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接管工廠》的專題文章，闡明“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災難，……失業率飆升，無數工廠關閉。……一些工人拒絕接受企業的‘死亡之吻’，”【5】于是他們開始接管工廠。與此相印證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班牙全國的失業率達到20%，而蒙德拉貢合作社卻沒有一個工人失業。”（何宇飛 等）[7]這就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對西方合作社運動最新發展形態的極大關注，現代合作社的內涵到底是什么？正如1995年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所宣示：“合作社是自愿聯合起來的人們通過聯合所有與民主控制的企業來滿足他們共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需求與抱負的自治聯合體。”【6】相較于盈利目標，西方合作社更注重自我價值實現，因而都秉持了以下主要宗旨：合作社全體成員共有財產、合作勞動、民主管理、權利平等。當前，作為勞動側的西方合作社組織形態各異，既有生產合作社，也有消費合作社，其中影響較大的包括以色列的基布茲、莫沙夫【7】等農業合作社形態，西班牙的蒙德拉貢這類工業合作社形態等。

然而，在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中，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的合作社猶如一個個孤島，它們作為自治聯合體努力維持著自己的經濟小循環，因而具有一種相對封閉性特征，這使得它們與整個社會大環境有些脫節，進一步加大了那些合作社的生存困境。事實上，原初形態的基布茲和蒙德拉貢等合作社形態在發展過程中都遭遇了上述困境。為了生存，這些合作社與時俱進，不斷改變合作社形態，在聯合體中引入更多的市場化因素，逐漸融入資本主義經濟大循環。這些變化不只表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合作社背離其初衷，進一步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不現實性。相較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崇尚勞動的觀念與合作社內在宗旨更相契合，社會主義制度理應為合作社健康發展提供深厚土壤。然而，合作社在社會主義中國卻經歷了比較曲折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承襲前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合作社發展總體出現了急躁冒進現象，社員經歷了自愿入社→強制入社的演變過程，合作社形態更是在短時期內由初級合作社過渡到高級合作社，致使合作社規模和數量急劇攀升，全國遍地開花。應該說，合作社異常發展態勢對于改變落后小農生產模式、穩定我國當時經濟形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然而，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合作社由于控制權普遍上收，其作為自治聯合體的本義被嚴重偏離，致使合作社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巨大扭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以生產要素驅動(factor-driven)和投資驅動(investment-driven)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資本側積極施為，我國國民經濟現代化程度迅速提高。然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進，這種資本側的弊端也日益顯現，諸如低水平生產問題、供需不匹配問題、環境超載問題等（史丹，2018）[8]。毋庸諱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側與勞動側存在一定程度的對立。例如，隨著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推行，以家庭勞動為單位的小生產方式迅速普及，從而，以合作社為代表的勞動側遭受很大的沖擊。隨著經濟新常態的到來，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僵尸企業”和“就業難”，這就預示著資本側力有不逮，而這正是我國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因此，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基于總體性視角，落實對資本側與勞動側兩者關系的重新定位和思考：其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僅著眼于資本側，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其二，此次改革尚需借助于資本側，這是由當前我國總體生產力尚不發達的現實國情決定的；其三，也是更為重要的，我國必須加強勞動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點從根本上區別于資本主義勞動側的發展）。為此，本文建議：在當前歷史情形下，資本側改革主要針對社會化大生產部門（或者說現代化部門），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重新調整公有制是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數量和結構，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勞動側由于形式靈活、適應性強，勞動側改革當前更適應于農業生產部門或傳統生產部門。具體措施就是由財政出資，重組資本側游離出來的生產要素，即改組“僵尸企業”為合作社，吸納“就業難”（見圖1所示）。另外，就是在農業生產中建立更多符合社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合作社（需要體現出自治聯合體要求），提高農業生產的協作化水平，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穩定發展提供安全防護網。

三、公共治理的總體關系：

政府側vs.社會側

資本側與勞動側只是在經濟基礎關系域內探討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更確切地說，經濟基礎內生上層建筑。因為主宰國家經濟的階級或集團必然攫取政治上的治理權，由此內生出公共治理問題。這樣本文就需要從公共治理角度進一步豐富對供給側問題的理解，因此，政府側與社會側的關系問題相應地也就成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關系域之一。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學術界，政府與市場相對立的觀點甚為流行。顯然，作為學術問題而言，二者關系有必要從學理上予以澄清。這種認識混淆了政府和市場的真實所指：政府主要指涉公共治理方式，而市場則是針對資源配置手段（后文詳述）。事實上，就公共治理方式而言，政府側應該是和社會側【8】相對的一對范疇，只是兩者強調的重點有所區隔：政府側更多地借助于頂層設計方案和組織路線實施，籍此達到公共治理的目標。因此，政府側更多地強調政治層面考量，代表公共治理方式中的直接強制性的發展。而社會側則更多地依賴社會自組織過程或社會自發秩序，由此達到公共治理的目標。因此，社會側更多地突出經濟層面考量，代表公共治理方式中的經濟強制性（或稱間接強制性）的發展。事實上，強制性發展的分野不只具有字面上的差別，它們更深的意蘊卻在于，“這樣的發展本身也同樣產生著‘國家’【9】和‘社會’的工作分野，乃至促成‘經濟國家’和‘政治國家’的結合，等等。”（許光偉，2017）[9]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視域中，市民社會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管制社會則是后者的最佳注腳。然而，要了解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政府側與社會側的總體關系真實所指，本文還必須考察資本主義公共治理發展史的演變。

事實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最早要追溯到資本主義萌芽期，封建統治搖搖欲墜，而封建社會的王權和神權對社會生活的管制更趨高壓態勢。隨著美洲新大陸發現以及海上新航線的開辟，一個全新的世界市場形成。然而，政府的高壓管制加上長期壓抑的宗教生活，阻礙了商品自由流通、自由貿易，進而阻礙了國內外統一市場的形成。隨新世界市場崛起的新興商業資本家集團難以忍受封建專制的王權和神權的雙重壓迫，于是，幼年的資產階級就以這種反封建、反專制的面目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他們率先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高揚理性和個性，并曉諭天下：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理性為自然界立法，人為萬物立法，人為自身立法；自由、平等、博愛。實質上，他們主張以“民主、民權、人權、法治”對抗“專制、君權、神權、人治”，“市民社會”是其心目中理想社會構型。這里，“‘市民社會’一語所指代的，是由分離且相互對立的利己個人組成的‘商業社會’。”（植村邦彥，2014）[10]這種理想社會范型是在歐洲近代史上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形成的反封建、反專制統治的資產階級意識的集中體現”（劉永佶，2011）[11]。由于在市民社會的主體概念中，“市民”實質乃是個體化的社會主體，在商品社會中市民社會就體現為交織著利己主義個人欲望的世界。由此可見，“‘市民社會’就是利己的個人通過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間接滿足自己欲望的‘全面依存制度’。”（許光偉，2017）[9]這種經濟利己主義就為市民自治或社會側公共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礎。

英國光榮革命最終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它也標志著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社會的來臨。特別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后，英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制造國。為了打開世界市場以便向全球推銷其工業品，它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大力鼓吹自由秩序、自由流通和自由貿易等，強烈要求世界各國打開門戶。因此，他們本能地反對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尤其反對民族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作為對封建專制統治的反動，工業資本家大力推崇和實踐古典自由主義所提出的市民社會理想，他們把政府看成社會的一種異在，認為政府的存在不但干擾了社會的正常運轉和扭曲了社會正常秩序，從而極大地增加了社會運營成本，以至將政府看作是商品社會的純粹寄生蟲和累贅，甚至是一種外在奴役。因此，古典自由主義最大限度地排斥政府存在，并將強化政府存在行為稱為通往奴役之路。相應地，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只需充當守夜人角色，“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10】，這種政府是典型的小政府（管超 等，2018）[12]，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最小，因而其公共治理權力非常有限。他們進而認為：社會成員會按照“理性人”原則結成各種社會組織進行自我管理，即商品社會中的個體化社會主體——市民——通過自治就能夠使社會達到一種自發秩序。這種古典自由主義也影響到了資產階級政治家，例如美國總統杰弗遜（1996）就大力推崇“大社會—小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主張“政府正當的管理職能應當被嚴格局限于保護公民那些基本的自然平等權利和維護社會秩序，其他公益領域應當讓民間本著‘志愿者原則’與‘自由原則’實行自治。”[13]上述“大社會、小政府”治理模式便是市民社會的實踐范型，由此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側公共治理模式的由來及其內涵。

馬克·吐溫曾如是說，“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驚人的相似。”在商業社會的理性原則推動下，資本集中程度的不斷加深，自由放任的工業資本最終走向自己的對立面，私人資本專制取代先前封建社會的宗法專制。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加劇，周期性經濟危機如夢魘般與資本主義如影相隨，豐滿的市民社會理想遭遇社會現實的無情打擊，資本主義社會側公共治理模式失效。反過來，私人資本不得不乞助于資本主義政府，至此，殘酷的社會現實需要資本主義政府側公共治理模式出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應勢而立。為了節制私人資本的狂野性，以便穩定社會秩序和推進全體資本順利積累，資產階級政府積極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以及居中協調私人壟斷資本之間的關系，如此一來，私人壟斷資本便和國家政權深度融合，型構為高度社會性的國家壟斷資本。而通過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取得統治地位，這就為國家干預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當然，需求管理政策需要極大地擴張政府權能。為此，政府傾向于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且通過公共財政信用這種主動負債方式擴大政府支出，與私人壟斷資本耦合成一種“批量生產、集體消費和剛性積累的生產方式”，這樣就重塑了私人壟斷資本之間關系以及勞資雙方的關系。政府籍此實現了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管制和干預，從而推進社會整體資本的順利積累。上述模式被稱為“大政府—小社會”的公共治理模式，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政府側的歷史由來和內涵，而西方學術界常將這種政府集權式資本主義稱為全面管制資本主義。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政府側公共治理模式帶給資本主義社會長達20-30年（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繁榮。與此相伴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也在不斷加劇，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內容的需求管理政策猶如火上添油，累積性通貨膨脹使得凱恩斯主義日益失效，終于在20世紀70年代引起了一場滯脹危機。為了擺脫這場危機，西方主流經濟學又開始鼓吹復活古典自由主義，提出新自由主義主張，供給學派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變種。供給學派的主要政策建議就是“給資本減稅，削減政府開支”：前者刺激社會主體投資熱情，從而擴大稅基；后者則通過限制政府規模，從而減少政府對社會主體的干預。顯而易見，歷史的鐘擺又蕩回來了，這是新版的“大社會-小政府”公共治理模式。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西方供給學派試圖搶奪我國公共政策的話語闡釋權，有意扭曲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政府側與社會側的真實所指。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社會主義和發展中國家這兩個特征強化了政府側存在的雙重意義：作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長期歷史任務，它離不開政府主導的結構性經濟政策。正如衛興華和張宇（2013）所言，“僅僅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是不可能實現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的，實現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需要更多地依靠供給性政策、結構性政策和政府的直接調節。”[14]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國也必須強化政府的存在，因為前期資本側導向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私有經濟比重上升較快，社會沖突有所加劇，這將削弱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因此，我國不能像西方主流經濟學那樣，將政府側和社會側看作國民經濟的外在關系，二者可以隨意搭配。事實上，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不是單純加強或削弱政府側作用的問題，而是要重新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正確來說，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政府與社會之間應該是一種內生的同向協整關系，即隨著社會經濟規模的擴大，內在地要求政府作用的加強（見圖2所示），這既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更是避免我國經濟淪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附庸的前提條件。

四、資源配置的總體關系：

計劃側vs.市場側

工業革命奠定了資本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穩固了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相應地，社會生活中一切其他非市場因素逐漸被蕩滌，市民社會的商業原則也就發揮到了極致，社會生活普遍商業化，市場交易原則全面介入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總體生活領域。在資本主義市場邏輯主導下，金錢成為衡量社會主體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系演變為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系，賺錢成為市民最高生活理想和唯一追求，“一切向錢看”成為社會生活普遍風尚。資本極度排斥政府干預而推崇市場，從而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市場法則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準則，市場全面主宰社會生活一切領域，這是資本主義市場側【11】存在的客觀基礎。事實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的過程，也就是封建專制的宗法關系的式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隨著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的階級斗爭退隱，剩余價值規律作用日益增強，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沖突逐漸顯現。在剩余價值規律的驅使下，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和壓迫日益加劇，無產階級對資本壓迫的反抗也在不斷增強，勞資雙方成為階級斗爭的新主角。至此，古典經濟學也就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以邊際革命為內核的新古典學派開始興起。新古典學派的理論特色就是，通過條件嚴苛的數學公式，對經濟生活進行形式化的邏輯演繹，從而極度抽象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理論。該學派的理論主張就是，極力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辯護，鼓吹市場萬能，分散型決策沒有扭曲，均衡價格能夠自動出清市場，市場這只無形之手配置資源效率最高。如前所述，它極力排斥政府調控作用，將政府定位限制在“守夜人”角色。

“正在成長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科學，而已完成歷史革命任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庸俗。”（許光偉，2017）[9]資產階級經濟學由科學走向庸俗，既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矛盾轉變，也意味著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承擔的歷史任務發生轉變。當它服務于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統治的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具有歷史進步性。然而，當其服務于資產階級壓制無產階級反抗的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就走向了庸俗，“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性質轉變的分界線。新古典學派本質上是一種類似于“信耶穌，得永生”的宗教信仰式主觀辯護體系，它鼓吹自由放任，市場萬能，無形之手效率最高，目的是論證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至善的，從而麻痹無產階級的反抗。“‘庸俗’二字，正是馬克思贈送給英法古典之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項殊榮’。據此，它可作為自己夢寐以求之‘科學標準’。因為去掉了‘政治’（市民社會之政治即階級關系），資產階級即借機逃脫生產方式科學，執行沒有歷史生產方式基礎的資源配置研究；如此，亦能夠掙開生產關系的束縛，徹底走向自由主義的事業。”（許光偉，2017）[9]新古典主義改造了市民社會這個用語，清除了其多重社會屬性，使其等同于市場經濟關系，內涵豐富的市民社會化約為資源配置問題。由此，市民社會也就實現了市場化，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上抽象為自由市場，實踐上具象為資本專制，分散決策的自由市場也就成為資本主義指稱。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最終帶來的是社會失序、經濟動蕩，周期性經濟危機日益威脅資本主義統治，這就表明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市場側存在歷史局限性。

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帝國權力的政治/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哈維，2009）[15]的錯位發展，帝國主義戰爭就會撕裂資本主義原有統治體系，以至在其統治薄弱環節率先爆發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是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蘇聯是此類社會主義革命的典型代表。然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遭到資本主義列強的全面圍困和打壓，不得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籍此為保衛新生政權提供了物質保證。爾后，伴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這種“戰時共產主義”臨時經濟措施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得到全面強化，演變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以指令性計劃為主要內容的計劃側統籌一切，上至國民經濟運行下至具體企業經營，都要依靠國家自上而下的計劃側來統籌安排。在計劃側的主導下，企業生產經營權上收，即它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均按照上級部門下達的指令性計劃操作：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以及產品如何分配均由“看得見的手”——計劃側（指令性計劃）決定。由此可見，計劃側使得“全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工廠’，而企業只不過是這座‘大工廠’中的一個‘生產車間’。斯大林宣稱，‘計劃就是法律’。”【12】實事求是地講，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都是在非常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都面臨著迅速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歷史任務。計劃側主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內蘊“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思維，以蘇聯為例，通過一系列“五年計劃”，蘇聯“在四十年代初期使得本國工業生產規模躋身歐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建成獨立而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陳新明，2011）[16]

然而，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在政治生活中被嚴重地破壞。考慮到指令性計劃的制定主要取決于領導人意志，相應地，它又會強化領導人決策的主觀性。在此正反饋作用下，領導人集團逐漸滋生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精英意識，而精英意識培育了一個僅對上級負責的職業性官僚集團，終致計劃側（指令性計劃）內容遭到嚴重扭曲。這主要表現在：在產業結構上，重工輕農，使得農業投資不足而缺乏發展后勁；在工業結構上，重重工業、輕輕工業，過度強調重工業優先發展，忽略了輕工業的發展。由此可見，傳統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結構嚴重扭曲，其實都源于罔顧民生而一味追求高積累的趕超戰略所致，而扭曲的社會經濟有機體結構最終導致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后勁不足。顯而易見，作為新生事物，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這些建立在落后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新生政權，急于跨越“卡夫丁大峽谷”，無條件地照搬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社會主義的經典思想。例如，《共產黨宣言》強調在消滅私有制的基礎上，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把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按照總的計劃”（馬克思和恩格斯，1958）[17]管理經濟。《反杜林論》同樣主張，“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恩格斯，1971）[18]以至列寧（1985）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后不久，就要求“俄共將力求盡量迅速地實行最激進的措施，來準備消滅貨幣……在全國范圍內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來代替貿易”。[19]這樣，現實中的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緊密相連，它與商品、貨幣、市場等格格不入，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決策的指令性計劃（計劃側）成為傳統社會主義標配。

由此可見，隨著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經濟形態對立的加劇，由此衍生出來的公共治理理論也在具象和抽象這兩極上得以發展。社會側在資本主義中向下抽象為市場側，這種規定性簡單的市場側在資源配置中形成一種抽象統治；而政府側在社會主義中向上具象為計劃側，這種規定性豐富的計劃側在資源配置中形成一種具體統治。由于內涵豐富的公共治理問題化約為資源配置問題，這樣，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公共治理基礎上衍生出資源配置問題，自然而然，計劃側與市場側也就成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三個總體性關系維度。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將市場側和計劃側看作兩張皮——非黑即白、不相容的對立關系，這不但割裂了兩者之間內在統一關系，更是背離了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的內在要求。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言，我國對計劃側與市場側兩者關系應該有更清醒的認識和更正確的定位，它們都是資源配置方式或手段，無關乎社會性質。為此，鄧小平（1993）南方講話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20]鄧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擔當突破了計劃與市場互不兩立的理論禁區，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推進開辟了道路。然而，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型構的國際經濟秩序下，“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掀起了世界外圍的去管制化運動。與此相應，當前我國也彌漫著一股泛市場化改革的社會思潮，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因為放任泛市場化蔓延，最終必將撕裂我國社會，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提出的。為此，本文試圖從總體性視角界定市場側與計劃側的邊界（見圖3）：首先，“市場決定性作用”僅限于經濟領域，而非政治領域，必須杜絕私人資本干政，因此，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涉市場只能是有限市場。其次，計劃一般指內生于市場經濟的指導性計劃，而非指令性計劃，這種新計劃既不干擾市場主體的微觀運行，又能在此基礎上給予市場主體以宏觀指導。這既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功的保證，更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內在要求。

五、結論

相對于西方供給學派，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其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首先，就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般性而言：無論西方供給學派抑或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是針對生產過剩的經濟環境；都是針對國民經濟結構性問題，而非經濟總量問題；進一步，二者盡管與總量管理導向的需求側政策相對立，但采取的對策既不排斥、但也不限于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主要內涵的需求管理政策。其次，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西方供給學派主要是適應壟斷資本主義需要，借助削減資本稅收、減少政府支出等手段，籍此在資產階級內部調整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的結構關系；然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需要，通過調整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勞動力結構、R&D、科教體制等在內的具體政策措施，協調公共利益導向的公有制經濟與私人利益導向的私有經濟之間的結構關系，而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部經濟關系。國情世情表明，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可能全盤照搬西方供給學派理論，這是由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性、我國政權的人民性以及公有制的主體性所決定的，它們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功和方向正確的最根本保證。

注 釋：

【1】解讀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

[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5/1111/c64387-27803380.html

【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EB/OL].http://edu.sina.com.cn/l/2004-09-20/ba85612.shtml.

【3】三期疊加，是指經濟發展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在一起。

【4】資本側是工業資本主導的經濟基礎，勞動側就是勞動主導的經濟基礎。

【5】歐洲多國工人接管倒閉工廠變成工人合作社[EB/OL].

http://mil.news.sina.com.cn/2015-05-03/0926829565.html

【6】資料來源：ICA News, No.5/6,1995. [EB/OL]. 

http://www.gungho.org.cn/cn-info-show.php?infoid=110.

【7】莫沙夫是在基布茲基礎上，在自治體內部引入一些市場化因素，其實質是基布茲的發展形態。

【8】政府側是政府主導的公共治理方式，而社會側則是社會主導的公共治理方式。

【9】此處“國家”實質是“政府”的同義詞，為避免行文中出現不必要的語義歧義，本文直接采用政府側來指代上述意義的國家。

【10】美國開國元勛杰弗遜的名言。

【11】市場側是市場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計劃側是計劃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

【12】正道滄桑社會主義500年(第30集)

[EB/O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xNzg3MDI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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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A Study on General Relation Oriented to Historical Directivity in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Liu Ai-we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question bear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between "View of two aspects" and "View of key aspects",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directed by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which not only orchestrat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government and market,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key points,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Considering that the productive forces are embedded in the economic forms,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constantly chan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ral relations in economic forms, therefore, these general relations which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have a strong historical directivity.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domain makes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ith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neoliberal economists, ignoring the current stat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trying to copy the ideas of the Western supply-side schools, which will greatly mislead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 words：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General Relation; Historical Directivity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本文為基金項目：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中青年教師發展計劃訪問學者專項基金（贛教辦函[2016]169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財稅支持政策”（16ZDA028）；原刊于《當代財經》2018年第8期，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