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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維啟：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煙臺探索

點擊：5149 作者：周維啟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1-03-10 11:07:55

【摘要】：煙臺市圍繞鄉村振興的時代課題、實踐難題和理論考題，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優勢結合起來，以為黨分憂、為民造福的政治擔當，以抓黨建促鄉村振興的工作思路，以統攬全局協調各方支持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創造性地在全市范圍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黨建融入發展、引領鄉村振興政治方向，把群眾組織起來、激發鄉村振興內生動力，強化集體統一經營、完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制度，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抓住組織振興“牛鼻子”、帶動“五位一體”統籌推進，貫徹優先發展總方針、實行上下聯動全域推進，是堅持黨的領導、共同富裕、全面振興的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生動實踐和可貴探索，展現了鄉村中國的美好明天，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普遍的實踐意義。

沒有鄉村振興，就沒有民族復興；而沒有組織振興，就沒有鄉村振興。鄉村振興要靠全黨全社會共同努力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要靠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的全面振興，但歸根到底、落實到地、提綱挈領、凝心聚力，還要靠鄉村黨組織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要靠合作經濟組織的規模協同力、市場競爭力，特別要靠黨組織領導合作經濟組織的優勢疊加效應和力量聚合效應所激發的鄉村振興內生動力，向長期以來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統分不協調、基層黨組織虛化弱化邊緣化、農民群眾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等鄉村不振重大難題精準發力。

山東省煙臺市牢記為人民謀幸福一個也不能少的初心和使命、不忘鄉村振興不能富了老板丟了老鄉的期望和告誡，尊重農村基層干部群眾的首創精神，借鑒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老典型的先進經驗，敏銳地抓住時代變換提供的寶貴機遇，創造性貫徹落實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理論與政策，在全市范圍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把黨支部的政治優勢、合作社的經濟優勢和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積極性融合起來，構建農民與集體合股聯營、抱團發展、共享共擔的利益共同體，形成黨組織和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鄉村振興生命有機體，在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的中國道路過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提供了鄉村振興的煙臺經驗，是值得研究和學習的優秀案例。

一、案例背景：新時代鄉村振興面臨的普遍問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新時代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不僅要關注通過鄉村振興回應什么樣的重大時代課題，而且要解決實現鄉村振興面對什么樣的實踐難題和理論考題。這是煙臺市和全國各地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所面臨的普遍問題。

1.鄉村振興要回應的時代課題。

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順應全體人民特別是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從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出發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過工業化、城市化的長期快速發展，新時代面臨的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全體人民對城市鄉村和諧共生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長，億萬農民對美好鄉村生活的需要更是日益增長。振興鄉村，就是抓住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著力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順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別是美好鄉村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歷史性轉化的時代回應。

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歷史任務。鄉村是中華民族的根，根深才能葉茂，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如期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振興鄉村，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基礎，是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固本之策，是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是建設美麗中國的恢宏畫卷，是實現全體城鄉人民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

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習近平總書記說，“如果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一邊是越來越現代化的城市，一邊卻是越來越蕭條的鄉村，那也不能算是實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鄉村振興構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全面現代化、城市鄉村全面現代化的“半壁江山”。振興鄉村，就是對實現民族復興這個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夢想的時代回應。

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還是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支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從國際看，東西方力量對比深刻演變，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響廣泛深遠，國際大循環受到很大影響，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我國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從國內看，工業化、城市化進入中后期，產能過剩問題嚴重，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勞動力成本上升，經濟循環不暢加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城市就業形勢嚴峻，帶來的社會問題復雜難解，經濟和社會運行的風險增多，城鄉失衡的粗放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要應對國際循環受阻和國內循環不暢，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通過鄉村振興，重塑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進一步增強農村活力、擴大農村市場、促進城鄉循環，加快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有了鄉村振興這個“壓艙石”，才能在百年大變局中站穩腳跟，“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進而依托鄉村振興這個“廣闊天地”于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振興鄉村，就是對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發展的時代回應。

解決主要矛盾、實現民族復興、應對百年變局，是新時代的戰略全局問題。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戰略，要回應、要緊扣的時代課題正是這樣的戰略全局問題。圍繞戰略全局問題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必然要進一步面對如何有效破解從鄉村不振到鄉村振興的實踐難題，著力破解三大結構性難題：經濟社會發展的“城與鄉”不平衡問題、農村經營制度的“統與分”不協調問題、鄉村黨組織的“職與能”不相稱問題。

2.鄉村振興要破解的實踐難題。

如何針對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現狀，重塑城鄉關系，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構建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需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運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這“兩手”共同推進。但是在實踐中，遇到了一些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比如，由于長期工業化城市化優先發展戰略的慣性，有的地方政府對“三農”工作重中之重的戰略地位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認識不足，對鄉村振興往往是“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有的地方出于錯誤的群眾觀和政績觀，在鄉村振興中不依靠農民群眾、只依靠干部和資金，搞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做政績工程和表面文章，出現干部群眾“一頭熱一頭冷”的現象，出現熱心“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的現象；有的地方沿襲抓工業項目和城市建設的思維，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實際條件和實際需要情況不明，搞多部門分散投入，資金不統籌，力量不協調，政策不配套，重復浪費嚴重，搞拆村并居的農村大社區建設，給農民造成經濟損失和生產生活困難，甚至對鄉村生態系統造成某種破壞。再比如，有的下鄉資本出于對利潤最大化的追逐，往往搞跑馬圈地、把農民排擠出去，打擦邊球、玩障眼法、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搞耕地“非糧化”、“非農化”，侵犯村集體和群眾利益，農民由鄉村的主人變成資本的打工者，加劇農村貧富兩極分化。

鄉村振興需要政府推動和城市資源的輸入，但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缺乏鄉村內部有力的對接主體統籌承接、平等交流和高效運用，也難以實現農業高質高效、農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如何針對農村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分”有余、“統”不足的現狀，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推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經營主體，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完善基本經營制度？面對分散弱小的家庭承包經營在生產發展中的困難處境、在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地位，不能再走背井離鄉到城市打工導致鄉村衰敗不振的老路了，必須培育組織性強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和農業產業化聯合體等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擴大統一經營的領域和范圍，這是建設現代農業的前進方向和必由之路。

但在實踐中，這些規模經營主體一般都是強者的專業性經濟組織，被大戶和資本“組織”起來的廣大的小農戶無論是受雇勞作領取工資，還是土地入股參與分紅，都在其中處于弱勢地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很難分享多少全產業鏈增值收益。鄉村振興新時代是全體農民為創造美好生活而團結奮斗、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時代，如果沒有團結廣大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共同奮斗、共享成果的綜合性經濟組織，而單有強者主導的專業性經濟組織，是很難實現鄉村全面振興、鄉親共同富裕的。

怎樣克服過去“分”得太碎、“統”得無力的老問題，怎樣克服富了老板、丟了老鄉的新弊端，創新組織方式把普通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發展綜合性經濟組織，依靠團結奮斗、依托規模效益形成“造血”機能，既能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又能使廣大農民穩步實現共同富裕，就成為鄉村振興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如何針對鄉村黨組織在職責上具有全面領導鄉村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的要求，卻在能力上存在虛化弱化邊緣化現象這種“職與能”不相稱的現狀，發揮鄉村黨組織全面領導作用，推動鄉村全面振興？鄉村黨組織是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負有全面領導的職責，必須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努力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但是，長期以來不少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存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不能有效地擔負起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領導責任。

有的鄉村集體經濟薄弱甚至空殼，黨組織缺乏代表群眾根本利益、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經濟平臺，黨組織對群眾的影響力、吸引力、凝聚力虛化弱化，在群眾中的地位作用隨之邊緣化，對鄉村振興的全面領導缺乏有力的抓手。有的鄉村因為中堅力量的大批外流，黨組織隊伍老化、能力弱化、精神退化，處于留守狀態甚至軟弱渙散狀態，對推動鄉村振興無能為力。有的鄉村利益主體多元復雜、矛盾重重，黨組織被宗族勢力、利益集團控制，違背黨的性質和宗旨，侵占集體利益，侵犯群眾權益，鄉村振興的理論與政策被歪曲利用，黨在那里的執政基礎受到損壞。近年來，一些地方已經開始重視農村基層黨建，抓標準化建設，但往往脫離發展、脫離群眾孤立地就黨建抓黨建，出了不少形式主義“黨建”。

在這種情況下，鄉村黨組織需要突出政治功能、強化組織建設，以發展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為主要抓手，帶動和支持鄉村各類經濟社會組織的建立健全和作用發揮，把長期以來家庭承包、分散經營制度之下一家一戶不愿辦、辦不了、辦不好的事情辦起來，讓散沙狀、空心化的鄉村恢復生機活力、重建鄉土社會有機體，以組織振興促進鄉村全面振興，使之成為破解鄉村衰弱不振難題的關鍵發力點。

優先發展農業農村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強化集體統一經營完善農村雙層經營制度，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動鄉村組織振興，歸結到一點，就是要著力發展鄉村黨組織領導的新型集體經濟，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提供有力的承接主體，為強化集體統一經營提供有效的體制機制，為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供大有可為的活動平臺。新時代發展黨組織領導的新型集體經濟，不僅是破解鄉村振興實踐難題的突破口，也是探求鄉村振興理論考題、續寫馬克思主義“三農”理論新篇章的時代要求。

3.鄉村振興要探求的理論考題。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在鄉村振興中如何運用？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和革命需要，十分重視通過典型示范和社會幫助，引導個體農民由私人的生產變成合作社的生產，從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1943年他在《組織起來》一文中就指出：我國農民“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久的痛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2]經過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農民獲得了土地、擺脫了封建剝削，但土地私有的小農經濟仍占絕對優勢，既不適應大規模工業化的需要，又會導致農村貧富兩極分化。為既能支持國家工業建設、又能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不讓中國歷史上兩極分化、治亂交替的歷史周期律重演，1953年毛澤東在《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提出要逐步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合作化思想，也就是從組織土地私有、共同勞動的互助組，到組建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初級合作社，再到建立農業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完全實行按勞分配的高級合作社[2]。到1956年，我們黨領導億萬農民完成了我國農村幾千年來這個最偉大最深刻的革命，既保證了農業對國家工業化的支持，又保證了農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到了人民公社后期，由于繁重的國家建設任務對農民取的多給的少而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人民公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

由此產生的一個理論問題是，能否據此否定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光輝思想本身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以后，那些堅持合作化思想、發展集體經濟、追求共同富裕的全國有些鄉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如魚得水、大顯身手，都率先建成了村強民富環境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些明星村為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提供了如何運用合作化思想實現全面振興和共同富裕的寶貴經驗。而那些過于分散經營、缺乏統一經營的普通鄉村，則出現了勞動力外流、農村空心化的衰敗景象，這又為鄉村振興提供了離開農業合作化容易導致農村空心化的深刻教訓。在新時代的具體條件下，如何運用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來指導和推進鄉村振興，各地明星村的成功經驗能否在更大范圍普及推廣，是一個需要通過實踐創新來探求的理論考題。

鄧小平關于高水平集體化的思想在鄉村振興中如何實現？鄧小平領導我國農村改革仍然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只是將高度集中的農村經營制度改為更有利于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但是，這是一種低水平的集體化，它帶有相當多的個體經濟的因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必然會越來越不適應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需要。

鄧小平歷來主張我國的農業最終要發展集體經濟、實行集體化。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3]。1990年鄧小平提出了“兩個飛躍”的著名思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3]到了晚年，隨著農村形勢的變化，他越來越重視農業集體化、集約化的問題，1992年他說，“以后分工越來越細，工藝越來越新，一家一戶辦不了，最終要走集體化道路”[3]。

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對農業農村的發展進程作了富有遠見的戰略謀劃。40多年過去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在鄉村振興的新時代，實現他謀劃的“第二個飛躍”、發展高水平集體化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什么是高水平的集體化，新時代如何實現高水平的集體化？這仍然是需要通過實踐創新來探求的理論考題。

習近平關于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思想在鄉村振興中如何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發展農民合作社、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2016年在黑龍江考察時指出，“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有助于農業現代化路子走得穩、步子邁得開”[1]。2017年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要在搞好統一經營服務上、在盤活用好集體資源資產上、在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上多想辦法”，“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確保農民受益，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1]。2018年在參加全國人大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推動鄉村組織振興，打造千千萬萬個堅強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培養千千萬萬名優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深化村民自治實踐，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1]。2018年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為此，“要充分發揮好鄉村黨組織的作用，把鄉村黨組織建設好，把領導班子建設強，弱的村要靠好的黨支部帶領打開局面，富的村要靠好的黨支部帶領再上一層樓”[1]。2019年在參加全國人大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再次強調，要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作用，要用好深化改革這個法寶，激活鄉村振興內生活力，“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突出抓好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兩類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權能，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1]。2020年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考察吉林時指出，“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我們要總結經驗，在全國不同的地區實施不同的農業合作化道路。”[1]2020年在湖南考察時進一步指出，“要鼓勵發展農民合作社，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加強對農民的科技服務，提高農產品質量，提高參與市場競爭和應對災害能力”[1]。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農民合作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思想，是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思想、鄧小平關于高水平集體化思想在新時代鄉村振興中的繼承和創新。那么，在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時代背景下，怎樣發展農民合作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就成為一個需要通過實踐創新來直接面對和著手求解的理論考題。

無論是通過農業合作化引導個體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通過家庭承包為基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制度為從低水平的集體化向高水平的集體化發展創造條件，還是通過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都是在不同歷史環境下為堅持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而創造的理論成果。如何運用這些理論成果破解鄉村振興中的實踐難題，則是需要探索求解的理論考題。煙臺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圍繞鄉村振興所要回應的時代課題，深入思考新時代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所面臨的實踐難題和理論考題，第一次超越村級范圍而在全市范圍推動鄉村黨組織發揮全面領導作用、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帶領廣大農民共同致富，探索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生動實踐。

二、案例介紹：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推動鄉村振興的煙臺經驗

煙臺市從2017年以來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取得了顯著成效，產生了很大反響。《人民日報》《求是》《紅旗文稿》《黨建研究》《農村工作通訊》等全國主流媒體都作了宣傳報道和經驗介紹，山東省委組織部為推動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進一步在全省推廣煙臺經驗，學術界也形成了調研和探討煙臺經驗的研究熱點，各地紛紛去人參觀考察、學習取經。

1.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推行看煙臺經驗。

有為黨分憂、為民造福的自覺政治擔當，才有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積極謀劃。2016年起，煙臺市委組織部為落實上級關于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的部署，對煙臺農村進行了深入調研，發現不同程度存在“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等突出問題。他們通過分析，深刻認識到集體經濟薄弱黨支部影響力就低，黨支部影響力低集體經濟就薄弱，進而導致群眾集體意識淡化、基層治理困難、發展活力不足，而現有的合作社被資本大戶主導，往往成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偏離了造福群眾、服務群眾的方向。由此認識到，破解鄉村系列難題的關鍵，就在于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進而帶動鄉村全面振興，這決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是實現黨的全面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帶領群眾共同致富、贏得群眾衷心擁護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因為集體經濟“空殼”，黨的領導就近乎“空殼”，要抓好基層黨建就不能不抓集體經濟。

理論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堅定，在醞釀這個治本之策過程中，他們深入學習領會毛澤東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關于農業合作化的論述，《鄧小平文選》關于我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發展“兩個飛躍”的論述，習近平《擺脫貧困》關于發展鄉村兩級集體經濟的論述和博士論文關于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道路的論述，特別是學習領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發展農民合作社、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的新思想新要求，堅信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符合黨的性質宗旨，符合農村改革發展的大方向，符合習近平總書記的新思想，符合黨內法規對村黨支部職責的規定，是新時代條件下的工作創新，并不是什么“走回頭路”。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央領導對貴州省塘約村窮則思變、艱苦奮斗，由黨支部把群眾重新組織起來實行黨建引領、村社一體、合股聯營、抱團發展，僅用兩年時間就把貧困村變成小康村的經驗作出肯定，稱其為“新時期的大寨”，這給煙臺市委組織部很大的啟示和鼓舞。再加上，煙臺本地早就有一些村黨支部自發學習全國集體經濟先進村，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和經驗（比如早在2013年東院頭村黨支部就開始領辦合作社），這進一步堅定了他們在全市范圍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信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全黨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他們以為黨分憂、為民造福的自覺政治擔當，從政治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避免黨建與發展、政治與經濟“兩張皮”現象，決心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抓黨建與抓發展、抓政治與抓經濟結合起來，在黨支部帶領群眾發展集體經濟、推進鄉村振興的實踐中，既加強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又增進群眾福祉和黨群關系。

有抓黨建促鄉村振興的明確工作思路，才有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奮力落實。鄉村振興千頭萬緒，組織振興是“牛鼻子”，抓住這個“牛鼻子”把黨員組織起來進而把群眾組織起來，實現鄉村組織振興，才能形成鄉村振興強大持久的內生動力。2017年4月，煙臺市把學習《塘約道路》作為全市黨組織“兩學一做”必讀教材，召開報告會和座談會，邀請該書作者王宏甲介紹塘約經驗，拉開了在全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大幕。宣傳發動階段，煙臺市在縣鄉村三級開展了大規模思想動員，針對干部群眾中各種疑問（有的不通，認為是走回頭路，有的擔心，怕出現小官貪腐，有的畏難，提出缺集體家底、缺左文學式的好干部），利用培訓會、工作會、調研指導等各種場合，組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講話精神，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講清楚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政治優勢和經濟優勢，講清楚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與資本大戶領辦合作社、“黨支部+合作社”的區別，講清楚新時代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與歷史上人民公社具有不同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機制，講清楚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才能保護和建設好農民自己的美好家園、促進鄉村全面振興，講清楚那么多新老典型能干成功我們也能干成功的信心所在。

干部群眾逐漸統一思想之后，緊接著就是利用村“兩委”換屆的重要節點加強選人用人培養人的基層組織建設，提出“好人+能人，才是當家人”的選人標準，從“好人”中選“能人”，列出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通過縣鄉村“三級聯動審查”，把那些真正講政治、敢擔當、能帶富、會服務的優秀人才選進村“兩委”班子，涌現了一大批有情懷有擔當、能干事不出事的村書記。為提高村干部的素質能力，煙臺市每年選派100名村書記到浙江大學參加“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專題研修班學習，篩選一批村干部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100個示范村跟班學習，讓村干部把領辦合作社的意義和合作社如何運營學明白。這些工作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打下了牢固的組織基礎。

有了組織基礎之后，煙臺市不搞“一刀切”、“大呼隆”，而是堅持試點先行、典型引路，選出試點村闖出經驗、打造樣板，讓越來越多的村看到實效、跟進嘗試，在全市逐步推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確保成熟一個就推進一個、領辦一個就成功一個。從2017年篩選11個村試點、率先探路，2018年百村示范、樹立樣板，2019年千村覆蓋、規范管理，到2020年全域推進、全面提升，全市實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村已經發展到3045個，占全市村莊總數48.2%，通過“思想發動、組織推動、示范帶動”始終穩扎穩打向前推進，形成了星火燎原、蓬勃發展之勢。

有統攬全局協調各方推進鄉村振興的高效體制機制，才有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全方位支持和保障。煙臺市委將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納入對省委省政府公開承諾的重點工作，堅持統一領導、各司其職，整合各部門力量支持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財政扶持方面，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設立專項資金，對資金短缺、前景較好的合作社優先給予資金扶持，對領辦合作社成績突出的村“兩委”成員給以獎金激勵；設立發展集體經濟專項資金池，村集體從池中申請資金創辦合作社，并用集體股部分分紅資金重新注入池中，帶動更多合作社接力發展；支持符合條件的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優先承擔現代農業產業園等財政項目。金融服務方面，穩妥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金融試點，優先支持在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內部開展信用互助；推動山東省委組織部與有關金融機構聯合開發的“強農貸”業務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提供貼息貸款。專職服務方面，農業農村部門制定系列措施支持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供銷合作部門建設村級綜合服務社和電商服務站優先幫助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開展供銷業務。智力支撐方面，邀請100名農業專家、科研人員、農技推廣人員、種植能手組建專家顧問團，深入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現場進行精準對接服務；創辦煙臺市鄉村振興學院，把村書記納入干部培訓規劃，圍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產業發展、財務管理、規范運營等內容組織村干部集中輪訓和專題研修。

為避免歷史上我國農業合作化曾經出現的管理粗放等缺點，為防止出現大的經營風險，煙臺市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及時進行規范性指導，確保安全、高效運轉。2019年出臺了《關于促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對合作社的內部架構、股權設置、產品質量等提出22條指導意見，建立了章程統一審核、項目統一論證、分配統一規范、財務統一管理、社務統一公開、文檔統一保管“六統一”機制，用制度管人、管錢、管事，對成立的合作社逐個審核把關，對新上的項目逐個科學論證，對重大事項嚴格由黨員和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對村級集體資產由鄉鎮黨委負責監督管理，形成科學規范的治理體系。2019年還編寫了《煙臺市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操作實務30問》，從政策制度、推進措施、實現路徑、工作成效等不同角度，總結實踐中積累的鮮活經驗，回答實踐中遇到的疑難困惑，指導更多的村黨支部領辦好合作社。

煙臺市以為黨分憂、為民造福的政治擔當，以抓黨建促鄉村振興的工作思路，以統攬全局協調各方支持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在全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打破了所謂村集體經濟不適應市場經濟、少數“明星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是“偶然的例外”的思想束縛，創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集體經濟可復制可推廣的鮮活案例，實現了走集體共富道路從零散的星星之火到成片的燎原之勢的可貴突破。從具體運行來看，煙臺市推行的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基本形式就是由村黨支部書記或支委代表村集體，依法注冊成立合作社，村集體以資源、資產、資金入股，群眾以土地、資金、勞動力入股，建立起黨支部主導的村集體與群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濟共同體，面向市場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形成鄉村振興內生動力，具有政治引領、組織起來、全面振興三個突出特點。

2.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特點看煙臺經驗。

從本質特征看，它是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不同于資本大戶領辦的合作社，也不同于“黨支部+合作社”。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把黨支部的全面領導貫徹到合作社創辦和運行的全過程，黨支部又受上級黨組織的領導、約束和支持，保證合作社“姓黨不姓資”、“姓公不姓私”：一是在發起成立合作社的時候，黨員干部不畏難不怕煩，通過上門入戶宣傳發動群眾，通過組織群眾觀摩學習、座談討論，幫助群眾細算入社前后的經濟賬、生活賬、長遠賬，不僅積極組織群眾入社，而且帶頭入社讓群眾放心。二是黨支部書記或支委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合作社，都要把“村黨支部書記擔任合作社理事長”寫入合作社章程，明確這是職務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黨支部書記換人，合作社理事長就要相應換人，確保理事長由現任村書記擔任。三是明確合作社股份構成中，集體股占“金股”，原則上不低于10%，單個社員持股原則上不超過20%，防止大戶控股變成“精英社”，確保黨支部代表集體股掌握決策權和否決權，為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相統一的經營目標服務。四是在合作社的生產經營過程中，黨支部貫徹落實黨的新發展理念，黨員干部發揮開拓創新、攻堅克難的先鋒模范作用，帶領群眾不斷發揮創造精神、提升創業本領。很多黨支部以合作社為平臺，將質量興農、綠色發展貫穿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采用良田、良種、良法、良品“四良”模式，運用水肥一體、機械作業、物聯應用、智能管理等先進技術，進行統一種植管理和品牌銷售。五是黨支部代表集體股掌握合作社利潤分配的主導權，在保證群眾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保證集體增收和合作社可持續發展。在提取5%—10%的公積金用于合作社發展壯大之外，明確提出群眾分紅比例不低于40%，有的實際上都達到80%以上，確保群眾利益最大化。

而資本大戶領辦的合作社，雖然有利于把自己的資金、技術、管理等優勢與從群眾手中流轉的土地相結合發展規模經營，但是以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往往富了老板、窮了打工老鄉，或者強強聯合、丟了多數群眾，有的甚至成為資本下鄉圈地謀利的工具，成為套取和獨享政府財政扶持資金的假合作社，有的只是為完成上級指標任務而設的有名無實的空合作社，從而容易偏離辦合作社服務群眾的初心使命。煙臺市提出一個公式：“黨的有組織＞資本的有組織＞小農的無組織”，揭示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生產方式上的先進性。

至于“黨支部+合作社”或者“支部建在合作社上”，則是先有群眾自發成立和運營的合作社，然后為了實現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雙覆蓋而在合作社中設置黨支部，黨支部在其中沒有主導權，管得了黨建、管不了發展，很難引領群眾、造福群眾，很難落實黨的領導，往往不是邊緣化，就是混同化。另外，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也不同于黨支部書記個人領辦的合作社，前者是職務行為，代表的是黨的要求，后者是個人行為，代表的是個人利益，體現不出“黨支部領辦”。

從歷史比較看，它是走組織化的市場化道路，不同于家庭承包的分散經營，也不同于人民公社的集中經營。與人民公社相比，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也是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但由于歷史條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機制。它不是處在農業支援工業的國家工業化初期，而是處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國家工業化城市化中后期，特別是處在重塑工農城鄉關系，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融合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新時代，擁有越來越好的經營環境。它不是計劃經濟條件下按指令性計劃進行集體生產的單純的生產性單位和產權不清的“大呼隆”式的大集體。它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則，在黨支部領導下將村集體和群眾的各種生產要素折算成股份，然后聚合起來進行規模經營。它設有理事會、監事會構成的內部治理機制，按章程規范運轉，充分尊重群眾的主體地位，最大限度保證群眾話語權，把保護群眾利益貫穿合作社建章立制、機構選舉、管理運營全過程，接受群眾監督，讓群眾清楚合作社要干什么、怎么干的、干的結果[4]。它是按股合作、產權清晰、治理規范、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市場主體，實際上走的是市場化的組織化之路。

與家庭承包相比，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也是面向市場自主經營，但具有不同的經營能力。它不是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經營、分散經營，而是把大量各類生產要素聚合在一起進行的適度規模經營、適度統一經營，可以大幅度節約市場交易成本，提高市場買賣地位，可以開發運用先進技術設備和先進管理方法，減少許多重復勞動、低效無效勞動，可以更有效抵御來自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提高經濟活動的穩定性、可持續性，從而產生1+1>2的規模效益，進而不斷累進地向前滾動發展，能夠集中力量辦成一家一戶所辦不成的大事、難事、長遠的事，避免小農分散經營在市場經濟大海中的弱小無助和隨波漂零，避免農業的停滯化荒廢化、農民的非農化老齡化、農村的空心化衰敗化，實際上走的是組織化的市場化之路。

煙臺市的不少村干部通過幾十年來的親身經歷，深刻認識到，人民公社時期農村有組織化的優勢，搞了大量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但沒有市場經濟的環境，改革以后農村實行家庭承包，有了市場經濟環境，但組織化的優勢削弱了。煙臺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把兩個時期的優勢結合起來，始終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農村的最大制度，但既不是“一大二公”，也不是“重分輕統”，而是按照股份合作制重新組織起來的、面向市場的、集體股為“金股”的、股權分散而經營統一的新型集體經濟，在新時代走出一條農村發展的創新之路，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在博士論文中提出的“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的思想。

從發展趨勢看，它是支撐鄉村恢復生機和全面振興的經濟合作，不同于單純的經濟公司，也不同于單純的行政組織。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與全面領導鄉村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鄉村黨組織緊密相聯，與擁有集體股、參加利潤分紅、負有村級治理責任的村集體緊密相聯，因此其經濟發展的內涵必然會不斷拓展，其產生的外部功能也必然會逐步強化。

它一般從專業化生產起步，由于農村自然生態系統的多樣統一性，又會向多樣化生產發展，以求提高綜合生產效益[5]；由于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屬于弱質產業，它又會向農業、加工業、服務業三產融合的合作社轉型，向生產、供銷、金融“三位一體”的合作社升級，以期把經濟效益發揮到最大化[6]；由于村級層面合作社經營范圍的局限性，它又會向鄉級乃至縣級的合作社聯社發展，以獲得更為有利的經濟條件和經營環境[7]。

空心化、老齡化的鄉村社會要恢復生機、全面振興，村“兩委”必然要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所不斷發展壯大的集體經濟為基礎，以專業化合作到綜合性合作的不斷演進為動力，逐步強化健全的鄉村社會有機體所必須具有的多種功能，推動鄉村產業、人才、生態、文化、組織“五位一體”全面振興。因此，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不同于一般的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公司，也不同于一般的靠財政維持的行政組織，而是與黨支部、村委會一起構成職能明確而又三位一體（常常交叉任職）的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組織基礎和內生力量，適應作為有機整體的農村自然生態系統和作為熟人社會的農村社會生態系統平衡運行的需要，是有很大發展空間和發展前途的地域性經濟共同體。

煙臺市推行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讓基層黨組織走向經濟發展第一線、鄉村振興最前沿，在新時代走組織化的市場化道路，通過股份合作的形式把群眾組織起來，讓集體與群眾因合股聯營而同心合力，以組織振興之“犁”開拓出一片片鄉村全面振興的“希望的田野”。經過2017年以來的幾年實踐，煙臺農村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集體經濟和共同富裕、社會治理和全面振興都取得了令人欣喜、催人奮進的顯著成效。

3.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成效看煙臺經驗。

黨的建設因為有了黨員干部凝心聚力發展集體經濟的共同平臺而面貌一新，黨的領導因為有了黨群之間緊密的利益聯結而落到實處。過去農村黨員不是外出打工經商，成為流動黨員，就是各種原因無法外出，成為留守黨員，黨組織不是找不到黨員，就是聚不齊黨員，“三會一課”缺乏吸引力，有的還要為參加組織活動的黨員發誤工補貼，農村基層黨建往往流于形式。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后，黨員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大家自己的事，響應支部號召的積極性非常高。在組織群眾辦合作社，發展產業、脫貧攻堅、強村富民的過程中，黨支部圍繞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抓黨建，黨員干部個個信心滿滿、勁頭十足，找到了“當家人”的責任感和“領頭人”的自信心，體會到了多年未有的成就感和榮譽感，涌現了越來越多組織信任、群眾信賴的好書記好干部，留下了很多帶領群眾干事創業的感人故事[8]。

通過領辦合作社，黨支部由推著群眾干變為領著群眾干，群眾切身感受到黨支部強村富民的決心和干勁，加上合作社承接的上級扶持政策通過黨支部惠及群眾，群眾對黨支部心生感激，再加上集體經濟實力強了，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能力也強了，時間一長群眾就對黨支部產生了信賴感，對合作社有了歸屬感，由過去的“百呼不應”變成現在的“一呼百應”，愿意在黨支部帶領下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奮斗，表現出極大的主動性和創造力，有的村出現了群眾先集體后自己的感人事跡，有的村干成了幾代人不敢干、干不成的大工程，很多村出現了群眾投資投勞、參加集體勞動的火熱場面[9]。黨支部在群眾中的向心力、凝聚力、號召力明顯增強，使黨在農村的威信大幅提高，黨在農村的領導能力和執政基礎隨之不斷做實。

規模經營和產業發展因為有了正確方向的引領，既發展壯大了集體經濟，又帶動了群眾共同富裕，促進了村強民富實現雙贏。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既改變了將村集體資源發包收租的低層次發展模式，也改變了小農戶單打獨斗分散經營的簡單再生產模式，最大限度地聚合、激活了農村生產要素，有利于集約土地、改善設施、綜合經營，有利于黨群同心、群策群力、攻堅克難，能創造比一般資本大戶更大的規模效益而又規避了資本下鄉盲目經營帶來的傷農風險，實現了群眾致富和集體增收的統一[10]。

對群眾來說，有土地流轉保底收入，有土地、勞力、資金等入股年底分紅，有在合作社內務工的按勞計酬收入（或在合作社外的再就業收入）。由于合作社的決策權牢牢掌握在黨支部手中，會主動接納致富能力弱的普通群眾入社，主動吸納貧困群眾在合作社就業，主動調高群眾在利潤分紅中的比例，可以幫助喪失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實現“土地養老”，幫助貧困群眾實現穩定脫貧，讓群眾的利益得到優先保證[11]。

對集體來說，有集體資源資產資金入股獲得分紅，有土地成方連片和開荒造地所多出的土地作為集體資產折股入社獲得分紅，有財政扶持資金轉為集體股份獲得分紅，形成了可觀而又穩定的村集體增收模式，使全市集體經濟薄弱村和空殼村大量減少。這反過來又為村集體持續發展公益造福群眾、扭轉鄉村空心化、增強鄉村聚合力提供了源頭活水。

鄉村面貌因為有了黨群同心、重建家園的內生動力，而變得人心齊了、活力強了、環境美了、群眾高興了，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有了良好開局。在過去農戶分散經營的情況下，群眾關心各自的個人利益，集體又缺乏協調能力，不僅逐漸淡化了集體意識，帶來了公共環境的臟亂差，而且積累了許多難解的復雜矛盾，削弱了村里的發展活力，助推了群眾外流和鄉村空心化。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后，村“兩委”在群眾中的政治威信和為群眾辦事的經濟能力明顯提高，鄉村治理大大改觀。合作社把群眾的心連在一起，集體勞動場面、集體文化活動激活了人們生產生活的精氣神，群眾的集體主義精神得到恢復發揚，“多條心”變成“一條心”，“一盤散沙”變成“一個拳頭”，不僅主動關心合作社的生產經營和村里的大小事務，有的還組成各種群眾性協會，幫助村里解決過去無人關心的問題[12]。

合作社的產業發展產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人才需求和人流物流，不僅在做項目闖市場的實踐歷練中培養了越來越多優秀的干部、技師、土專家，而且吸引了本村外出青年回村創業就業，有的農業產業園還從全國各地招募來優秀青年從事項目管理，各地來商談業務、鄉村旅游和參觀考察的客人更是增加了鄉村人氣[13]。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使集體收入逐步增加，為改善民生、化解矛盾提供了經濟條件[14]。村“兩委”利用辦合作社所激發的群眾關心集體的熱情，掀起了整治居住環境、建設美麗鄉村、推行綠色發展、改善生態系統、凈化美化家園的熱潮[15]。在村“兩委”的帶領下，產業發展了，脫貧增收了，人氣興旺了，集體福利增加了，家里老小有人照顧了，群眾矛盾逐漸化解了，整個鄉村仿佛醒了、活了，呈現出一派蓬勃生長、全面復蘇的喜人景象。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和系統闡述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新思想新要求，為鄉村振興提供了理論指導、作出了頂層設計。2018年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進一步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實現鄉村振興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創舉，沒有現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經驗。我國鄉村振興道路怎樣走，只能靠我們自己去探索。”[1]煙臺市通過黨建引領在全市自上而下推行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通過全市越來越多的村黨支部組織群眾興辦合作社，強化了黨的建設，做實了黨的領導，壯大了集體經濟，促進了共同富裕，鄉村面貌煥然一新，鄉村振興全面推進，走在了鄉村振興的時代前列，對各地探索實踐鄉村振興的中國道路具有普遍借鑒意義。

三、案例分析：鄉村振興的煙臺經驗對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普遍意義

鄉村振興的煙臺經驗以其創新突破和顯著成效，回答了新時代鄉村振興如何落實黨的領導、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如何推進全面振興這些最根本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是對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積極探索。

1.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如何落實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最本質特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和最大制度優勢，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多年以來，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沒有很好地經受住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不同程度地存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的問題。有的對上級黨組織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導致黨的方針政策難以落實落地，甚至背離黨的性質宗旨，有的黨支部與村委會關系不順，村“兩委”矛盾復雜、內耗嚴重，有的面對分散經營、一盤散沙的群眾“磨破嘴、跑斷腿”，缺乏領導群眾的有力抓手，有的甚至在基層社會不斷邊緣化，而某些家族勢力、宗教組織、資本大戶以及黑惡人員卻不斷強勢化。黨的領導弱化又加劇了黨的建設虛化、變味、缺失，有的干部面對不斷變化的新形勢，工作力不從心、得過且過，有的黨員對組織號召不甚積極，往往忙于個人謀生創業，與組織很少聯系，有的隊伍“青黃不接”，甚至后繼無人，連建個支部班子都比較困難。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發揮不好，又導致一些集體經濟薄弱村、軟弱渙散村、貧困村長期得不到改觀，又進一步加劇了不少農村的空心化、衰敗化。

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中央為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而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黨管農村的基本原則，確保黨在農村工作中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必須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全面領導，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組織力，健全黨組織為核心的農村組織體系，建成領導鄉村振興的堅強戰斗堡壘。那么，如何在具體實踐中落實黨對鄉村振興的全面領導，探索出一條以黨的領導為最本質特征的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煙臺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強化政治功能，提升組織力，為此提供了有益經驗。

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黨建融入發展，引領鄉村振興政治方向。黨建不能脫離發展，否則，就成了形式主義黨建，就無法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反之，發展也離不開黨建，因為任何發展都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必須把黨建融入發展、讓黨建引領發展的政治方向，確保發展成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成為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對黨的領導更加擁護的發展，而不是成為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人民不滿意不認同的發展，發展方向對了才能提高黨的領導地位。

煙臺市提出“抓黨建就是抓發展”、“黨建要統領一切”的工作理念，把強化農村基層黨建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相結合，創造性提出和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構建起抓黨建與抓發展相融合的平臺，既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引領，保證鄉村振興沿著黨指引的方向前進，避免合作社因缺乏黨支部的引領而出現種種亂象，又為農村基層黨建提供了“練兵場”，讓黨建為鄉村振興強化主心骨、打造先鋒隊，避免黨支部沒有合作社作抓手而發生空轉，解決了困擾不少農村的黨建與發展“兩張皮”問題。

有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上級黨組織就有了抓農村基層黨建促鄉村振興的聚力點，為加強黨建做指導、搭班子、抓培訓就有了發力點，為振興鄉村給支持、送服務、立規范、建保障就有了承接點，黨對鄉村振興的領導就能落到實處。有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基層黨組織就有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帶領群眾共同致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崇高使命，能夠激發起干事創業的責任心和榮譽感，就有了密切聯系群眾、與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平臺，產生了說話有人聽、辦事有人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黨組織對鄉村振興的全面領導就有了生機活力，長期以來農村基層黨組織職責和能力不相稱的實踐難題就能得到破解。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需要，上級黨組織和社員群眾的熱切期望，推動黨支部不斷提高把方向、謀發展、帶隊伍、攻難關的領導能力。農村基層黨建在領導發展的實踐中做實了，黨在農村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基礎也就有了前提了。

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群眾組織起來，形成鄉村振興內生動力。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成了執政黨，但不能忘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黨本色，不能忘了我們黨是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中成長壯大起來的，是靠宣傳群眾和組織群眾起家發家、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我們黨作為執政的革命黨，不僅要靠政權力量，而且要靠群眾力量，來干事創業，能否保持黨同農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決定著黨能否成功地領導鄉村振興。改革開放以后，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分散經營的農民群眾在不斷強勢的資本面前處于競爭中的弱勢地位，只有不斷提高組織化程度，才能增強市場競爭力，才能擺脫弱勢貧困、鞏固脫貧成果、實現共同富裕、建成美好家園。能否把廣大農民群眾更好地組織起來，是市場經濟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初心使命的重大考驗。煙臺市各級黨組織傳承紅色基因、牢記初心使命，通過在全市推行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廣大農民群眾重新組織起來，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建立起黨支部領導的村集體和社員群眾緊密相連的利益共同體，找到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如何保持黨同農民群眾血肉聯系、如何組織農民群眾增強市場競爭力的高效途徑，回答了黨在長期執政和市場經濟的考驗面前，要不要組織農民群眾、怎樣組織農民群眾這個重要問題。

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突出矛盾，由鄉村不振轉向鄉村振興，需要政府貫徹優先發展農業農村的總方針，在規劃先行、政策支持、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法治保障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也需要資本運用資金、技術、管理、信息等優勢，積極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但是，政府不能也無法包辦代替，只靠政府扶持是長不了、靠不住的，而資本是以自身利潤最大化為宗旨的，以資本的力量組織農民是不可能帶農民共同致富的。正如，雞蛋從內部破殼是無窮的生命力，而從外部破殼卻是他人的盤中餐。鄉村振興必須堅持農民主體地位，依靠鄉村內生動力，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分散經營的個體農民怎樣有效發揮主體作用？只有組織起來。誰來組織？只能是我們共產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因為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才會把維護農民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組織農民的出發點，也才有組織農民的理論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所以，只有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才能同農民群眾密切聯系起來、把農民群眾有效組織起來，發揮鄉村振興主體作用，激發鄉村振興內生動力，也才能對接好政府的主導作用，引導好資本的參與作用，形成鄉村振興強大合力。

黨的領導不是自封的，而是歷史和人民作出的選擇，但這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還要不斷地經受考驗、接受選擇。黨章賦予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在群眾中的領導核心地位，但要把這種地位由黨章的規定變成群眾自覺接受的現實，還要靠黨組織能夠圍繞群眾的利益有效地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帶領群眾、服務群眾，讓群眾清楚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自覺地團結在黨的周圍以組織起來的力量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奮斗。農村基層黨組織把群眾組織起來形成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了，黨在農村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基礎也就做實了，走好鄉村振興的中國道路就有了可靠的“發動機”和“方向盤”了。

把黨建融入發展，把群眾組織起來，黨對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全面領導才能堅強有力。黨的領導堅強有力，才能引領新時代鄉村振興朝著共同富裕穩步前進。

2.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最根本目標。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實現共同富裕，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就是要闖出一條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共同富裕的路，經過長期努力，終于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但是，多少年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日益突出，累積成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現在城鄉之間和農村內部都存在不小差距，引發了很多復雜難治的社會問題。

“我們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我們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1]。進入新時代，我們走上了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2020年我們已經完成脫貧攻堅任務，解決了存在千年的絕對貧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跨過了重要一關，按照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到2035年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相對貧困得到緩解，到2050年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實現共同富裕是人類歷史上的崇高追求，是我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上的長期任務，但也是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民族復興、引領時代潮流的必然選擇，是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最根本目標，必須通過更加積極有為的現實努力不斷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不能遙遙無期、無所作為。

那么，在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中如何帶領農民群眾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探索出一條以共同富裕為最根本目標的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煙臺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強化集體統一經營完善雙層經營制度，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為此提供了有益經驗。

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強化集體統一經營，賦予雙層經營制度新的內涵。農村改革以來，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制度，實踐的結果是，家庭分散經營的積極性充分體現了，而集體統一經營怎么適應市場經濟、規模經濟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1]，導致不少農村集體經濟薄弱，村集體聚合能力下降、治理能力衰減，生產要素向外流失嚴重，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虛化弱化。

進入新時代，很多農村對集體土地實行“三權分置”，堅持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為土地經營權流轉、發展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創造條件，這是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在各地探索實踐中，土地流轉給誰成了一個焦點問題、關鍵問題、方向問題，在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的基礎上，除了一直存在的大量小農經營以外，新出現了專業大戶經營、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公司經營等規模經營主體，也隨之帶來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煙臺市沒有把確權登記當作“三權分置”改革的終點，而是作為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新起點，針對土地流轉中的一些亂象，對規模經營主體再創新，動員群眾將承包地的經營權以股份的形式流轉給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在集體和群眾產權明晰的基礎上實行合股聯營，把集體的統一股權與社員的分散股權、集體的統一經營與社員的積極參與結合起來，讓集體的規模經營與資本大戶的規模經營、新型經營主體的統一經營與小農戶的分散經營共同發展，創造了統一經營的新形式，通過強化統一經營進一步改變了“統”不足、“分”有余的不協調格局，賦予統分結合雙層經營新的內涵，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增強了制度活力。

黨支部代表村集體掌握了合作社的領導權，也就掌握了這種新型規模經營主體的決策權和分配權，不僅可以更好地吸納貧困群眾就業，幫助他們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緩解相對貧困問題，而且可以對股權結構的設置、勞動收入與股權紅利的分配、集體股紅利的使用作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分散經營的土地流轉給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不僅為發展適度規模經營、興辦現代農村產業、形成可觀規模效益創造了條件，而且關鍵的是為持續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有效的制度基礎，保證鄉村振興穩步地走在共同富裕的中國道路上。

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誤導，改革開放初期一度發展起來的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在發展市場經濟背景下有很大一部分在“改制”中逐漸私有化，出現了農村集體的資源資產資金被一些干部群眾侵占的問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中的集體權能得不到充分發揮，成為很多鄉村衰敗不振的經濟根源。如何在實行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鞏固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就成為鄉村振興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煙臺市推行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在新時代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的探索實踐。

這種新型集體經濟，不是發生在工業化初期和城市化高潮期而是發生在工業化中后期和城市化轉型期，戰略導向已經發生了從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到優先發展農業和農村的大轉變，具備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這種新型集體經濟，不是發生在計劃經濟時期而是發生在市場經濟時期，通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要素市場化、產權明晰化、股份合作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在鄉村振興新時代的創新實現形式，能夠包容和發揮多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具有很強的內生動力和經濟活力。這種新型集體經濟，不是發生在個體經濟十分普遍、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過去，而是發生在社會化大生產相當發達的今天，有著科學的發展理念可以指導、豐富的管理經驗可以學習、先進的技術條件可以采用、廣闊的市場空間可以開拓，具有充分的發展潛力。

從實踐來看，這種新型集體經濟的優勢已經被改革開放以來走在時代前列的那些集體經濟共同富裕村的卓越成就所證明，不是什么“回頭路”，而是擺脫鄉村不振、走向鄉村振興的新出路，可以說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之字路”，是低水平的集體化之后的某種“高水平的集體化”。

強化集體統一經營，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新時代鄉村振興朝著共同富裕穩步前進才有牢固的制度基礎，才有希望達到共同富裕這個最根本目標。而黨領導農民實現的共同富裕，是“五位一體”全面進步的美好生活。

3.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如何推進全面振興。

全面振興是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最美好藍圖。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根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規律，推動社會全面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貫追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把握不斷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總體布局不斷完善，從“兩個文明”到“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發展、全面進步。農村不僅僅是發展農業、為城市提供農產品的地方，不是只要能夠依附城市發展、滿足城市需要就行了，不是只要做到農業產糧、農民增收、農村穩定就行了，將來即使我國城市化率達到70%的時候，農村仍然是四、五億農民生產生活的家園。我國農民為紅色政權、為工業化、為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巨大犧牲，多年來鄉村留守化、空心化、社會結構碎化、社會機能退化問題比較嚴重。

進入新時代，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歷史條件早已具備，實施鄉村振興正當其時，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走出一條以全面振興為最美好藍圖的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煙臺市在全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從兩個層面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在農村基層發揮黨支部全面領導作用和合作社多種價值功能，在全市范圍加強領導、整合力量、上下聯動、全域推進，在推動鄉村全面振興上作出了可貴的探索實踐。

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抓住組織振興“牛鼻子”，帶動“五位一體”統籌推進。農村在過去分散經營、黨政分開、城市吸引等“分”的力量持續作用下，組織力普遍削弱，農村社會出現碎片化、空心化、衰退化的不良趨向。要恢復生機、振興鄉村，必須對準癥結，創新體制機制以增強組織力，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把生產要素聚合起來統一經營，把黨員和群眾聚合起來團結奮斗，通過聚合生產力達到發展生產力，通過組織振興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把鄉村振興這個大事辦起來辦成功，使之成為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動力臂”，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盤”，成為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壓艙石”。

煙臺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黨支部立于鄉村振興核心位置，以合作社等組織為聚合體，把黨委和政府的力量、集體和群眾的力量、鄰村和城市的力量聚合起來統籌運用，實現組織之變、產業之變、人才之變、文化之變、生態之變的互促互進，形成鄉村全面振興的“核”“聚”“變”。黨支部有黨的理論路線方略的指導，有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全面領導責任，又有組織起來的信心和力量的支撐，合作社有合股聯心的機制，又有面向市場競爭不斷做大做強的動力，村集體有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農村最大制度作依靠，有入股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的能力，又有社會治理和服務的職責，所以，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形成的黨支部、村集體、合作社“三位一體”共同發力，必須也能夠貫徹新發展理念，面對鄉村不振的現狀堅定自覺地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質量興農之路、綠色發展之路、鄉村文化興盛之路、鄉村善治之路，把鄉村社會作為一個合股聯營共享共擔的生產共同體、鄉里鄉親互幫互助的生活共同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統籌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位一體”全面振興。通過“三位一體”組織振興推進“五位一體”鄉村全面振興，走出一條以全面振興為最美好藍圖的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

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貫徹優先發展總方針，實行上下聯動全域推進。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環境考驗下，全國各地有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全面準確把握和創造性貫徹落實黨中央精神，他們落實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但堅持強化集體統一經營，沒有一分了之，他們落實適應市場經濟的企業改制，但堅持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沒有一私了之，涌現出一批黨的領導全面有力、集體經濟不斷做強、各項事業全面發展、農民群眾共同富裕的“明星村”，創造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成功結合的先進經驗。他們的經驗也曾吸引了不少農村黨員干部的自發學習運用，但是由于認識不清擔當不夠，怕被認為是“走回頭路”，一直不見哪個地方由點到面地在更大范圍自覺推廣。

煙臺市通過深入調研鄉村不振的現狀和機理，深入學習領會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思想內涵，以為黨分憂、為民造福的自覺政治擔當，參考各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新老典型的經驗，發揮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首次突破村級范圍而在全市范圍有領導地扎實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打破了向“明星村”學習的自發狀態和零星狀態，形成了上下聯動、你追我趕、星火燎原的喜人局面。

優先發展農業農村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方針，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新生事物，尤其需要優先發展，需要通過加強政治領導、思想動員、組織推動、典型引路來持續向前推進，需要通過政策支持、規范指導、力量整合、多層聯動來優化發展環境，需要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互促進，適時制定和發布指導意見，及時總結和推廣基層經驗，還需要完善現代經營體系、產業體系和生產體系，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推動橫向合作與聯合，建立必要的合作社聯社，擴大發展平臺，暢通經濟循環，伸展經濟體系，從而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力不斷增強、體系日益發達、陣地越來越大，不僅在內涵上而且在外延上共同推動鄉村全面振興。

中華農耕文明曾在人類歷史上長期領先，但進入近代以后，開始走向衰落。建設什么樣的鄉村、怎樣建設鄉村，成為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面對的一個歷史性課題。新中國成立以后，不論是實行農業合作化還是實行家庭承包經營，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踐探索，不能互相否定，只能繼承創新。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圍繞解決主要矛盾、實現民族復興、應對百年變局的時代課題，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領導人民實施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統分經營不協調、農村基層黨組織職能不相稱的實踐難題，為探求農業合作化、高水平集體化、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思想如何指導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理論考題，必須牢記初心使命、勇于砥礪前行，積極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的中國道路。

煙臺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黨建融入發展、引領鄉村振興的政治方向，把群眾組織起來、激發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走黨領導的鄉村振興中國道路；強化集體統一經營、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鄉村振興中國道路；抓住組織振興“牛鼻子”、帶動“五位一體”統籌推進，貫徹優先發展總方針、實行上下聯動全域推進，走全面振興的鄉村振興中國道路。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際上成為走通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的關鍵。鄉村振興的煙臺經驗，瞄準鄉村振興的實踐難題和理論考題，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優勢結合起來，為探索實踐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國道路作出了可貴貢獻，展現了鄉村中國的美好明天，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普遍的實踐意義。

注釋：

[1]《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第1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習近平黑龍江考察：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人民網2016年5月25日。《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9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第19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261頁，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習近平論“三農”工作和鄉村振興戰略》（2019年3月8日），“學習強國”學習平臺“習近平文匯”。《習近平：因地制宜走好農業合作化道路》，央廣網2020年7月23日。《習近平論“三農”工作和鄉村振興戰略》（2020年9月18日），“學習強國”學習平臺“習近平文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259頁，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習近平總書記談共同富裕》，求是網2021年2月2日。《習近平的“三農”情懷》，人民網2013年5月9日。

[2]《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3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03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第641-642頁，第1310-1311頁，第133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4]北城村黨支部每年年初和年底，要向全村黨員、村民代表報告合作社預決算，鄉財政經管站定期對合作社資金往來明細進行監督把關，贏得了群眾信任。

[5]望埠村黨支部領辦果蔬專業合作社，先期種植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保基本收益，進而重點發展夏桃和秋桃種植，保證兩季都能上市增收。

[6]八角村黨支部領辦海參專業合作社，引進先進設備，縮短加工時間，提高營養價值保存度，還與一家智慧冷鏈平臺合作，打通了國內外高端市場，2019年銷售收入超1150萬元。

[7]由莒格莊鎮黨委牽頭，組建10個合作社構成的聯合社，為成員社統一提供人員培訓、物資采購、產品銷售等服務，提升農產品品牌價值。

[8]槐樹莊村書記帶領干部群眾開發300多畝荒山，規劃了生態種植區、有機養殖區，為吸引群眾入股，他帶頭把自家的農資店無償捐給合作社。三里溝村書記為了全身心辦好合作社，竟把本來年收入100多萬元的物流公司以5萬元承包費轉給別人經營。下門樓村書記針對有的群眾不愿意把流轉區域內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心甘情愿用自家處在盛果期的4畝果樹與群眾置換，把利益讓給群眾。

[9]衣家村是一個缺人缺錢缺資源的偏遠山村，交通不便，果樹老化，經濟困難。黨支部領辦“一點園”果蔬專業合作社以后，衣家人真正成了“一家人”。村書記衣元良為把有限的力量聚合起來，發明了“工票”制度，對參加合作社勞動的，按男勞力120元/天、女勞力80元/天的標準發工票，滿2000元就折合一股“創業股”，工票可在合作社內換取果樹苗和灌溉用水。為改變窮困面貌，衣家村不是等著政府扶貧、盼著企業投資，而是靠黨支部把群眾組織起來自力更生、戰天斗地，書記一吆喝，全村勞力早出晚歸齊上陣，僅7個月時間，硬在荒山中開出5.5米寬、5.5公里長的環山路通往山頂，又在山頂建起2座大型蓄水池，為350畝果園架設了滴灌設備。在外打工經商的衣家人深受感動，紛紛支援家鄉建設。衣元良書記感嘆：“老百姓還是那些老百姓，但組織起來后就大不一樣了，把群眾組織起來的力量真是難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