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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維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要把好政治方向

點擊：3749 作者：周維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1-11 1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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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有政治方向的。一些地方強化黨建引領、貫徹群眾路線，通過深化改革，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創造性地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搞抱團發展、共同致富，激發出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鄉村面貌煥然一新，走上了鄉村全面振興的康莊大道。這些地方的實踐探索，很好地把握住了鄉村振興的政治方向，避免了鄉村振興中的很多誤區，走在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時代前列，值得學習。

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既是城鄉關系、又是鄉村內部的一場深刻變革，是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時代發展到今天的必然選擇，習近平總書記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創舉”。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深入分析了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提出要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作出了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決策部署。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有政治方向的，要貫徹落實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共同富裕等重大原則，不能讓鄉村黨組織虛化、弱化、邊緣化，不能讓農民成了旁觀者，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富了老板、丟了老鄉。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9月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為此，“要充分發揮好鄉村黨組織的作用，把鄉村黨組織建設好，把領導班子建設強，弱的村要靠好的黨支部帶領打開局面，富的村要靠好的黨支部帶領再上一層樓。”“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新一輪農村改革，從農業農村發展深層次矛盾出發，聚焦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農民和集體的關系、農民和市民的關系，推進農村產權明晰化、農村要素市場化、農業支持高效化、鄉村治理現代化，提高組織化程度，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還特別強調，“在方向問題上不能出大的偏差”，“決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一些地方強化黨建引領、貫徹群眾路線，通過深化改革，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創造性地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搞抱團發展、共同致富，激發出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鄉村面貌煥然一新，走上了鄉村全面振興的康莊大道。這些地方的實踐探索，很好地把握住了鄉村振興的政治方向，避免了鄉村振興中的很多誤區，走在了鄉村振興的時代前列。

貴州的塘約村，以2014年一場洪災為契機，村“兩委”以窮則思變、重建家園的決心，由村干部以個人名義抵押貸款作為啟動資金，冒著風險建立合作社，承諾“賠了算干部的，賺了是大家的”，動員群眾將承包土地經營權流轉給村里的合作社，通過“三變改革”把群眾重新組織起來實行村社一體、合股聯營，在統一經營基礎上按市場需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產業融合發展，所得利潤三方共贏（村集體辦公費10%公益金20%、合作社公積金30%、農戶紅利40%）；同時，實行“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黨員“積分制”、鄉風“紅九條”、成立“組委會”等治理創新，推動各項工作全面振興。強弱聯合、抱團發展、共同致富的鮮明導向極大地激發了全村干部群眾的熱情和干勁，使塘約村經過短短幾年的功夫就由省級貧困村轉變為蓬勃發展、面貌一新的小康村，被稱為“新時期的大寨”，全國主流媒體爭相報道，各地考察團接連不斷學習取經。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行“黨建引領、深化改革、村社一體、合股聯營”，如果說貴州省塘約村是在西部貧困省份的貧困山村取得成功的，那么，山東省煙臺市則是在東部發達省份的地級市范圍內取得顯著成效的。煙臺市為了破解長期困擾農村發展的集體窮、組織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的問題，2017年市委組織部邀請《塘約道路》一書作者來煙臺宣講、調研、座談，拉開“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大幕，然后以攻堅克難的精神，選準和培訓支部書記領著干，壓實黨委政府責任讓他們推著干，選出11個試驗村闖出經驗帶著干。村里的基本做法是，由黨支部書記或支委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合作社，村集體以集體資金、資產、資源入股，群眾以土地、資金、勞動力入股，建立起村集體和群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濟利益共同體，用類似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式進行管理。目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已呈星火燎原的發展態勢，從當初的11個發展到2018年的100多個、2019年的1400多個、再到2020年8月的2779個，給煙臺鄉村帶來了明顯的變化：黨組織與群眾在根本利益上拴在一起，相互依靠，群眾有了集體的歸屬感和奮斗的幸福感，黨組織有了號召力和凝聚力，干部群眾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觀；收入的增加和事業的興旺吸引了外出村民返鄉創業，激發了群眾建設美好家園的內生動力，村里人氣變旺、環境變美、生機勃勃，未入社的要求入社，未建社的籌備建社。

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勇敢探路，是保證鄉村振興健康發展的正確選擇。第一，有利于加強村黨組織的全面領導，切實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一些村黨組織之所以虛化弱化邊緣化，說話無人聽，辦事無人跟，使黨的領導弱化，最根本的還是從經濟根基上脫離了群眾，缺乏發揮作用的經濟舞臺，無論是農戶分散經營，還是家庭農場、專業大戶、下鄉資本、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只要黨組織不能帶著群眾一起干，就無法與群眾保持密切的利益聯系，想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不容易，就會在群眾中失去威信、失去價值、失去凝聚力，逐漸遠離群眾、虛化弱化。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通過合股聯營與群眾結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牢固紐帶，真正是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通過在合作社的生產經營過程中發揮戰斗堡壘作用，成為群眾的主心骨、頂梁柱、突擊隊，黨組織的領導力就會大大增強。

第二，有利于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激發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政府在鄉村振興中能發揮規劃引導、政策支持、市場監管、法治保障等積極作用，資本和市民投入鄉村振興可以帶來資金、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但都只是外部有利因素，這些能不能被充分有效利用，還要取決于鄉村內部的組織、吸收和轉化能力。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根本目的是帶領群眾重建家園、共同致富，為農民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奮斗，能自覺地把外部因素整合起來納入村合作社的規模經營、結構調整、產業振興，進而支撐全村各項事業的發展，增強群眾的幸福感，激發群眾投身鄉村振興的主動性。與政府關心政績容易搞急于求成的“政績工程”有所不同，與資本關心利潤容易侵犯農民利益有所不同，與其它經營主體關心個體利益容易不顧集體利益有所不同，村黨組織在領辦合作社過程中更了解村里的實際條件、農民的真實需要、大多數群眾的根本利益，更能避免鄉村振興成為少數人的盛宴、多數人的雞肋，避免農民只是政府的被動的扶助對象、資本的被動的打工者。

第三，有利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穩步實現共同富裕。長期以來，農村集體經濟普遍薄弱，是很多農村衰敗不振的經濟根源。迫切需要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在搞好統一經營服務上、在盤活用好集體資源資產上、在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上多想辦法，來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農村堅持住、落實好、完善好。這就要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行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發展壯大面向市場的、股份合作的、產權明晰的新型集體經濟。黨組織領辦合作社與資本大戶領辦合作社明顯不同。黨組織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追求共同富裕，實行強弱聯合、互幫互助，由黨組織發揮政治和組織優勢將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結合好，確保共同富裕的路上一個都不掉隊，既不是“吃大鍋飯”，又避免“吃獨食”。資本大戶則以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為宗旨，一般都是搞強強聯合的“精英社”，有的甚至是為套取國家補助而成立的“空殼社”，不會聯合弱者搞扶貧濟困，靠他們發展生產力是必要的，但靠他們實現共同富裕是不大可能的，靠他們凝聚群眾、提升基層治理水平更是不大可能的。

第四，有利于融合發展，實現鄉村全面振興。村黨組織有全面領導本村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圍繞鄉村振興開展工作的職責，通過領辦合作社，可以運用對合作社生產經營的主導權調整產業結構、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還能合理確定分紅比例，統籌安排股東紅利（改善民生）、合作社公積金（擴大再生產）、村集體公益金（興辦公益事業）、村辦公費（保障組織運轉），使鄉村“五大振興”都能有可靠的經費來源，從而持續地促進鄉村全面振興。

合作社不管誰領辦，都要按市場規律經營管理、產生利潤，核心問題是利潤誰來分配、如何分配：資本大戶領辦合作社，利潤歸自己，群眾只是解決一個就業問題，在資本大戶面前群眾是永遠富不起來的，為別人打工是不可能長久保持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黨組織領辦合作社，利潤按群眾的各項需要進行合理分配，群眾有了比單純的就業收入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的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然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資本大戶領辦合作社，如果出現少數資本大戶在奮斗中覺悟，不是獨占利潤，而是越來越急群眾之所急，帶著群眾一道過好日子，就應該考慮吸收他們參加共產黨；而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如果利潤被黨組織獨占私分，那就不是共產黨該干的，那就是腐敗，就要進行從嚴治黨、自我革命。黨組織領辦合作社，鄉村振興所需要的黨組織領導地位、農民主體作用、鄉村內生動力、鞏固集體所有制、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穩步實現共同富裕就有了保證，鄉村振興實踐中已經出現的很多誤區就容易避免。

有人說，一些地方搞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是重新“吃大鍋飯”、走“回頭路”。其實，這些地方是按時代要求走了一條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之字形”道路。（1）鄧小平當初在設計改革的時候，就提出“兩次飛躍”的思想（第一次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次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習近平在《擺脫貧困》一書中根據親身調查早就指出，農村情況“喜的是廣大農民開始脫貧致富了，憂的是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出現了弱化的現象”，原因是一些農村從“原有的‘大一統’變成了‘分光吃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針對有人說“只要農民脫貧了，集體窮一點沒有關系”，斷然指出“不對！不是沒有關系，而是關系重大！”多次強調“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擔任總書記后，習近平同志提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不能相互否定”的著名論斷，就是說農村合作化和家庭承包也不能相互否定，特別是強調指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新一輪農村改革，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2）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跟過去相比，外部環境和內部機制都變了。不是在工業化初期和計劃經濟時代出現的，而是在工業化中后期和市場經濟時代出現的，特別是在鄉村振興的新時代出現的，時代導向已經發生了從農村支援城市、城鄉二元分割到城市反哺農村、城鄉融合發展、重塑工農城鄉關系的大轉變，過去群眾積極性由熱變冷，不等于現在不能由冷變熱。另外，不是“大呼隆”“一鍋煮”式的集體經濟，而是產權明晰化、要素市場化、政府支持高效化的按勞取酬、按股分紅的新型集體經濟，只要實事求是、穩步推進，是能夠調動農民積極性的，一些地方的實踐探索已經作了充分證明，誰先覺醒誰才能走到時代前列。

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是黨中央深思熟慮作出的決策，是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職責所在。2018年印發的《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規定：村黨支部要組織帶領農民群眾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2019年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規定：村黨組織書記應當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負責人。可見，如果村黨組織不努力領辦好合作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就是失職缺位，說什么“回頭路”，不是暫時還認識不清、能力不足，就是找借口不作為，需要提高認識、勇于擔當。

（作者系中共蕪湖市委黨校副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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