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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得寶 孫熙國：共同富裕視域下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

點擊：  作者：曹得寶 孫熙國    來源：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2-27 11:22:10

 

摘要：實現生態正義是推動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共同富裕視域下探究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具有重要意義。研究生態正義理論需要分析生態正義理論的時代化觀照，將生態正義理論納入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實踐中去考察。在理論邏輯層面，在共同富裕視域下考察生態正義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必要性和深刻的邏輯必然性，生態正義理論的具體內涵包括種際生態正義、代內生態正義、代際生態正義和全球生態正義。在共同富裕視域下探尋生態正義的實現路徑則需要堅持共同富裕的全面性，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維護種際生態正義；堅持共同富裕的全民性，以實現全民富裕推動發展成果的代內生態正義共享；堅持共同富裕的長遠性，以循序漸進的手段構建代際生態正義共同體；堅持共同富裕的國際性，以共謀全人類發展藍圖凝聚全球生態正義共識。

 

生態正義是關乎自然與生態的正義理論，指向的是生態環境權益和責任分配的問題，是處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正義期待，更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命題。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中，追求公平正義是共同富裕的首善目標，共同富裕不僅僅意味著物質上的富足，還包含著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共同發展，因此，在共同富裕的視域下探究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和實現路徑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生態正義理論的時代化觀照

 

近現代以來，伴隨著生態危機等問題在全球范圍內的不斷擴展，人們開始從不同的視角入手來探尋全球性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及其解決方案。生態正義理論正是源起于正義諸理論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演進的結晶。西方學界基于生態倫理學或生態資本主義的視角對生態正義理論進行了建構與剖析，但其學說都不可避免的存在著諸如非人類中心主義傾向突出、立論根基不牢固等理論缺陷，而當代中國的生態正義理論是對西方生態正義理論的鏡鑒與超越，分析生態正義理論的時代化觀照就是要將生態正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與當今時代特征相結合，其中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的發展現狀以及中國在當今世界中所處的地位等，以新的實踐探索不斷更新和完善生態正義理論，用發展著的生態正義理論回應時代的需要。

 

（一）生態正義理論以中華傳統生態智慧為價值底色

 

生態正義理論是以中華傳統生態智慧為價值底色的，“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問題上，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智慧蘊含著“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價值觀，還在國家管理的實踐中設立了“謹其時禁”的制度，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指明了方向。

 

“天人合一”是中華傳統文化中關于天人關系闡釋問題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其基本意涵指向的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孔子有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篇》），四季的更替、萬物的生長，這都是客觀存在的自然規律。荀子則指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即自然界的萬物都有其內在客觀規律，天地合氣，萬物和生。“道法自然”指的是遵循事物本身的規律行事，順應自然發展的規律。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明了天、地、人三者之間的內在依存關系。在國家管理的實踐方面，中華傳統生態智慧堅持“謹其時禁”，如征兵服役等國家需要應堅持“罕興力役，無奪農時”（《荀子·富國篇》），制定了“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禮記·祭義》）的規約，還設立了專門掌管山川林澤的國家管理制度，即虞衡制度。生態正義理論應以中華傳統生態智慧為價值底色，吸收其所堅持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價值理念，從人對自然界其他物種的種際關懷的維度拓展其內涵。

 

（二）生態正義理論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正義思想為理論內核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在著作中直接提出“生態正義”這一專業術語，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正義意蘊。首先，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生態非正義問題產生的根源，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他們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增值的本性會無休止的追逐利潤，進而無限的剝削工人的勞動力，“如果資本不剝削勞動力，資本就會滅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工人的剝削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即“使一部人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非正義的問題。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又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最終導致了“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類生活……因為人的無機的身體即自然界被奪走了。”從而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非正義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了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對立，導致了生態非正義的出現。

 

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還剖析了實現生態正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分析指出：“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也就是說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共產主義實現“兩個和解”，才能實現生態正義。“資本主義體制之下只可能存在以維系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環境保護，而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明建設。”這也就意味著只有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條件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才能找到實現生態正義的可行路徑。而在我國開展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的六大原則之一就包括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們應從代內的維度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只有這樣才是實現當代中國生態正義的必由之路。

 

（三）生態正義理論以“生態興則文明興”的生態史觀為歷史參考

 

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一重要論斷指向的是生態環境變化與人類文明興衰更替和代際永續發展的問題，是一種重要的生態史觀。生態正義理論應以“生態興則文明興”為歷史關照，這是因為，“生態興則文明興”的生態史觀體現了生態環境在人類文明代際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人與自然的關系史，良好的生態環境為人類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世界歷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均誕生于水草豐美、生態良好的地區。但如果人類不注重保護環境，過度開墾、過度放牧等不良生產生活方式蔓延開來的話，人類文明發達的地區就會衰落，甚至毀滅。恩格斯曾指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生態正義理論應以“生態興則文明興”的生態史觀為歷史參考，明確生態正義理論在推動人類文明代際傳承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探究生態正義理論在代際維度的意涵。

 

（四）生態正義理論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奮斗目標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經濟和技術優勢以及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霸主地位，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資源進行無限的掠奪和占有，造成生態非正義問題的全球化蔓延。具體表現為，其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環境污染的全球性轉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積極進行產業升級，將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導致了新時期的“生態殖民主義”；其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生態資源的全球掠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于其資本增殖的需要，大肆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各種生態資源，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破壞；其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生態治理上的責任空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面對全球氣候治理問題時往往采取回避的態度，如美國政府曾于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后又于2020年退出《巴黎協定》，不斷擴大其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的責任缺口。面對這種情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倡議，號召共建清潔美麗世界，為在全球維度思考生態正義問題提供了價值遵循。

 

對生態正義理論的時代化觀照的分析有助于將生態正義理論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對接，深入思考將生態正義理論納入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宏觀視野和整體性學術體系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在多個重要場合深入闡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意義、目標安排和重大舉措。我們應將生態正義理論置于共同富裕這一極具中國色彩的話語體系之中來考察，這一方面將推進生態正義理論與新時代中國發展實踐的相遇，另一方面，我國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也豐富了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和時代意涵。

 

二、共同富裕視域下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

 

探究共同富裕視域下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需要剖析從共同富裕這一視角出發考察生態正義相關問題的現實必要性和邏輯必然性，即為什么要在生態正義的研究中引入共同富裕的視角的問題，同時還應在此基礎上分析生態正義在種際、代內、代際和全球維度上的具體內涵。

 

（一）從共同富裕出發考察生態正義：現實必要與邏輯必然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由此可見，共同富裕天然內含著社會正義的意蘊，而生態正義是社會正義的重要方面，從共同富裕出發考察生態正義問題，不僅具有強烈的現實必要性，也具有深刻的邏輯必然性。

 

從現實必要性方面來看，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推進共同富裕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具體來講，之所以要從共同富裕出發來考察生態正義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不平衡和不充分維度還面臨著如下現實挑戰：

 

一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層面的不平衡發展。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布局是“五位一體”，既堅持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推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國在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領域的建設水平仍有待提升，總體發展格局呈現不平衡的態勢。尤其是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我國在空氣質量改善、水污染治理、生物多樣性維護、能源資源保護、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等方面仍然面臨較大挑戰。這就意味著我們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同時，仍然要著重處理好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即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關系；二是代內區域間發展不平衡。我國代內區域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為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如東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和城鄉間發展不平衡。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問題直接導致的是不同地區間在生態權責分配方面的非正義現象出現，如中西部地區把各種生態資源輸送到了東部地區，大大支持了東部地區的發展，但中西部地區卻承受著資源日漸枯竭和環境遭受破壞的惡果；三是代際流動不充分。公正、暢通、有序的代際流動，是社會和諧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撐。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容易具有滯后性的特征，而這一特征就容易導致生態權責在代際流動上的不充分，即當代人對經濟發展的追求容易導致后代人承受過多的環境風險，以碳排放為例，如果沒有合理分擔跨期減排的責任，那么環境問題就容易在代際間傳遞和轉移；四是對外開放不充分。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共同富裕的愿景正成為全球各國家的價值共識，在這一國際背景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是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但目前我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的能力還存在欠缺，同時，我國參與全球競爭的能力有待提高，如我國人口紅利減弱、生態資源供給約束趨緊，這些變化導致我國出口導向型產業優勢降低。

 

從邏輯必然性方面來看，之所以要在生態正義研究方面引入共同富裕的視域，還在于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可以彰顯生態正義的理論坐標，促進生態正義的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可見，推動共同富裕主要需要實現兩個層面的目標，一是經濟社會的發展，即把“蛋糕”做大，二是發展成果的公正分配，即把“蛋糕”分好。從把“蛋糕”做大層面來看，首先，發展是富裕的前提，只有實現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才能為生態正義的實現提供物質基礎，離開了物質基礎談生態正義問題就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次，共同富裕所追求的發展是高質量發展，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經濟至上主義的發展，也超越了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總思路就包括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是推動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綠色可持續性的發展，指向的是綠色均衡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這也就為生態正義的實現提供了現實前提；從把“蛋糕”分好層面來看，共同富裕的實現強調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權利、資源和利益的合理分配，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生態權益和生態資源的分配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這一維度上，生態權益和生態資源的分配問題體現的是最低限度和最普適性的正義原則，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過程中對各種權利和資源的配置將有助于維護最廣大民眾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民生福祉，進而推進生態正義的實現。

 

（二）共同富裕視域下生態正義的多維內涵

 

剖析共同富裕視域下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還要明晰生態正義理論的具體內涵，生態正義并非正義相關議題在生態環境領域的簡單拓展，生態正義應包含兩個層面的核心議題：一方面，生態正義主張自然資源的中介性，即我們必須調整人類社會內部的關系，通過對自然資源的合生態化利用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另一方面，生態正義還主張公共權力在資源配置領域的公正性，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應努力避免因自然資源配置不公而導致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正義和對自然資源的過分掠奪。結合這兩大核心核心議題，從共同富裕的視角出發，生態正義具體可分為如下四個方面的內涵：

 

一是種際生態正義。學界對于種際生態正義是否應納入生態正義內涵尚未有定論，但筆者認為，種際生態正義也應是生態正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需要明確的是，我們討論種際生態正義不能訴諸非人存在物的道德倫理層面，這就偏離了考察正義問題應該立足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軌道。我們理解種際生態正義應該立足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維度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的，應“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具體來講，種際生態正義指向的是人和其他物種之間應該秉持一種和諧共生的價值關系，進一步說，人對自然界其他物種的應履行的保護義務從根本上說也是出于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人對當代人和后代人的責任。在共同富裕的視域下，只有堅持種際生態正義，才能積極推進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也才能實現具有綠色福利的共同富裕。

 

二是代內生態正義。代內生態正義主張同代之間的人們在享受生態權益和承擔生態風險方面應該實現公平正義。恩格斯在展望未來社會美好愿景時曾指出：“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指出推動共同富裕要“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在共同富裕視域下，實現代內生態正義就要重點關注部分弱勢群體因為地區發展水平和個人發展起點的差異而在生態環境權益上受損或承擔過多生態環境風險的情況，同時還應重點關注農村地區共同富裕的實現和農民的生態權責問題。

 

三是代際生態正義。代際生態正義指的是當代人和后代人公正分配生態資源的問題，強調的是我們對于生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不能損害后代人所應享有的發展權，即“我們為了我們遙遠的后代保護環境，則主要是一個訴諸未來世代權利的正義事件。”在共同富裕的視角下，推動代際生態正義實現應堅持三大原則：平等利用原則，即不同世代的人之間享有平等獲取生態資源的權利；保護原則，即保護地球生態資源的可持續性和生物多樣性；修復原則，即如果某一代人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當代和后代人都有義務去修復生態環境。

 

四是全球生態正義。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生態非正義問題不僅僅存在于某一國或地區，而是蔓延到全球范圍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污染轉移和掠奪資源的行徑，讓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承受過多的生態環境風險。有倫理學家就指出：“世界上大部分已排放的溫室氣體是老牌工業國家排放的，直到富裕的工業國家從根本上減少排放量，并在經濟上補償其他地區……這種氣候變化上的全球不公平問題才會得到解決。”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實現全球生態正義應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全球生態治理原則，摒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全球剝削”的霸權行徑和破壞自然的資本邏輯，和平發展，互惠互利，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綠色”與“富裕”同行。

 

三、共同富裕視域下生態正義的實現路徑

 

在共同富裕視域下討論生態正義問題不僅要剖析其理論邏輯，更重要的是找尋到生態正義的實現路徑。我們應堅持共同富裕的全面性、全民性、長遠性和國際性，在種際、代內、代際和全球生態正義方面探索推進生態正義實現的可行之路。

 

（一）堅持共同富裕的全面性，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維護種際生態正義

 

共同富裕具有全面性，指向的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協調發展。若想實現種際生態正義，我們不應采取生態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學所主張的道德倫理的方法，而應將這種道德倫理關系實體化為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制度及其運行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只有推進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才能夠維護種際生態正義。

 

一是以高質量發展推進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為種際生態正義的實現奠定產業基礎。推動種際生態正義的實現不能訴諸“荒野”，其核心仍然關乎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問題。以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就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要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徹底改變以往高污染和高消耗的生產與消費模式，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化轉型，進而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辯證統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二是構建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為種際生態正義奠定制度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生態文明建設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寫入了黨章，將綠色發展理念列入“十四五”規劃的重要指導性原則，出臺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修訂施行了“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實行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等。這些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努力意味著實現生態正義的關鍵在于將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融入到整個國家最嚴格的制度和最嚴密的法治體系之中。只有這樣，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理念才能夠成為國家的統一意志與制度規范，從而產生強大的法治引領與社會規約作用，嚴格約束和懲治可能對種際生態正義造成破壞的行為，強化種際生態正義的制度保障。

 

三是營造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良好社會風尚，為種際生態正義奠定文化支撐。推進種際生態正義，“既要靠物質，也要靠精神”，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涌現出的塞罕壩精神、右玉精神、庫布其精神就是典型案例。推進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也包括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一方面要用良好宜人的生態環境來滋養民眾的精神生活，同時還需要進一步提升民眾的生態文明意識，形成簡約適度、低碳健康的綠色生活方式，從而推動生態環境的改善。需要明確的是，敬畏自然不是畏懼自然，更不是匍匐在自然面前聽之任之，而是在科學洞察自然的客觀性、崇高性和優美性之后而發出的對自然由衷的尊重和熱愛。我們應積極構建綠色低碳發展國民教育體系，在全社會推行生態文明教育，將生態正義觀融入到民眾的價值觀培育和人格養成之中。同時，我們還應積極推動社會大眾將這種生態正義觀轉化為自覺的行動和實踐，形成推進種際生態正義的全社會共識與合力。

 

（二）堅持共同富裕的全民性，以實現全民富裕推動發展成果的代內生態正義共享

 

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等重要論斷。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在討論未來社會的愿景時也曾指出：“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這些論述都表明了共同富裕的全民性特征。而以共同富裕的全民性推動代內生態正義的實現一方面要不斷豐富壯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量，為推進全民共享發展成果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還要積極推動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生態權益與生態責任的公正分配，確保社會成員不因貧富、身份、地域等差異而享有不同的生態權益和履行不同的生態責任。

 

一是要積極推進共享發展，推進發展成果的代內共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發展理念的目標就是讓代內的廣大民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共享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實踐路徑。“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促進代內民眾共享發展成果不僅涉及到個人的權利和利益的分配問題，也包含著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態環境，這是因為生態環境為人們開展生活與生產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基礎，同時，良好的生態環境也是廣大民眾可以共享的最基本和最廣泛的公共產品。只有通過踐行共享發展理念，持續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保證民眾不因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而在生態權益享有和生態責任承擔上存在不同，進而推動民眾在就業、醫療、教育、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領域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只有這樣，才能夠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代內生態正義的實現。

 

二是要積極健全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推進區域生態正義的實現。新時代以來，我國不斷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搭建起了推進生態正義的“四梁八柱”。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是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保護補償制度作為一種公共性政策，指向的是政府應對某一地區在生態環境上所做出的犧牲或貢獻給與一定的物質或其他形式的補償。具體來講，某一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不能以其他區域生態環境受到污染和損害為代價，其指向的是生態保護權責分配的區域生態正義問題。健全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應根據“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科學界定生態補償的主體和客體。首先要完善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制度，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其次是織牢區域間生態補償合作網，支持引導建立長江、黃河全流域橫向補償機制，發揮浙江和安徽省建立的新安江—千島湖生態保護補償樣板區的示范作用，鼓勵地方積極探索建立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再次是健全排污權、碳排放權和水權交易市場，發揮市場作用，提高生態保護補償的效率和公平性，積極探索多元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三是要積極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推進城鄉生態正義的實現。我國農村目前存在著生態環境法規欠缺，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生態管理資金和人力資源投入不足等問題，導致了農民在享受生態權利和承擔生態責任不對等的情況，產生了城鄉生態非正義的問題。但其實，城鄉生態非正義的根源在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導致了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的非正義，進而導致了城鄉生態非正義的出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是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點之一，應在注重農村生態本底保護和發展的基礎之上，開展鄉村風貌整治、院落美化、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還應注重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推進綠色城鎮建設和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有效銜接，壯大農產品加工業和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積極培育生態農業、鄉村旅游、森林康養等生態產業新業態，推進城鄉產業協同發展與生態化整合提升。從而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和生態振興的同步，使城鄉全體居民共享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的發展成果，推進城鄉生態正義的實現。

 

（三）堅持共同富裕的長遠性，以循序漸進的手段構建代際生態正義共同體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指向，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以來矢志不渝的追求。我們應充分認識實現共同富裕這一世界性難題在面對中國特殊國情時的巨大挑戰，充分理解循序漸進、久久為功在推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意義。同時，我們也應強調代際生態正義的重要性，一方面原因是生態危機具有延遲性和滯后性的特點，往往容易出現一代人享受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帶來的收益，而下一代人承擔生態危機惡果的局面；另一方面原因是自然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點，上一代人取用的過多，留給下一代人的就越少。因此，需要堅持共同富裕的長遠性，通過循序漸進的手段構建代際生態正義共同體。

 

一是實現社會的普遍富裕，為后代儲備更多的物質條件和自然資源。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曾提出了“正義的儲存原則”，他指出：“每一代不僅必須保持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完整地維持已建立的正義制度，而且也必須在每一代的時間里，儲備適當數量的實際資金積累。”通過推進共同富裕實現社會的普遍富裕，可以為后代人開展生產和生活儲備更為豐富的物質條件，但同時也應避免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對自然資源產生過度的消耗，要保證為后代人留下充足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質量。能否公平的獲取生產和生活所需的資源決定了后代人能否自由的選擇其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在維護后代人自由選擇物質資源基礎方面，還應積極秉持“保證選擇、保證質量和保證獲取”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為代際生態正義共同體的構建奠定物質基礎。

 

二是政府應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方面遵循預防性原則，避免對后代人的生態權益產生威脅。推進代際生態正義的預防性原則指的是政府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時應采取一種審慎的態度，對制度和政策的影響做出長遠的預期，最大程度上避免對后代人在生態環境等領域的權益帶來破壞和威脅。也就是說，“確保接近正義的最佳良方與其是在不正義行為發生之后清除之，不如在事前就避免其發生。”實事求是地說，當代人的發展不可能不觸動自然界，但我們不應以未來的污染處理技術進步等為借口而逃避現世代的環境責任，我們應在政策上確保人類對自然的干預保持在較低的水平。堅持預防性原則可以使政府延伸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的時間維度，在一定程度上確保后代人所受到的政策影響不會是傷害性和毀滅性的，從而在政策設計中落實代際生態正義的要求。

 

三是以家庭為單位構建代際生態正義共同體，實現綠色生活方式和生態文明理念的代際合作與傳承。代際生態正義不僅要思考當代人和未來世代人的關系，還要關注現存世代家庭中的代際關系，即處理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之間的關系。因此，應積極推動構建綠色家庭，以家庭為單位實現生態文化和生態文明理念的代際傳承。同時，在實踐上要通過“大手牽小手，小手拉大手”，培養家庭成員共同養成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在家庭中建立生態環境責任的約定履行機制，推進生態環境權益的代際分享和反哺，在家庭中營造崇尚綠色生活和踐行生態正義的新風尚，讓代際生態正義在家庭內部落到實處。

 

（四）堅持共同富裕的國際性，以共謀全人類發展藍圖凝聚全球生態正義共識

 

擺脫貧困和走向富裕是全人類共同的愿景與追求，實現共同富裕是人類發展史上的新創舉，在我國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鮮明的國際意義。近現代以來，資本主義曾經帶來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但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全球性貧富分化和生態危機等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一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搞了幾百年，但由于社會制度原因，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我國在新時代的語境下堅持共同富裕的國際性，積極共謀全人類發展藍圖，只有這樣才能為全球生態正義的實現凝聚共識。

 

一是在發展方式上，我國堅持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進共同富裕和全球生態正義的實現，摒棄了資本增殖的全球化路向。全球性生態非正義問題的根源就在于資本增殖的全球化發展路向，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中處于優勢地位，其往往借助這一優勢地位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生態風險，逃避生態責任。我國堅持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進共同富裕，構筑起了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繪就了共同富裕的綠色底色。我國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與西方盲目追求資本增殖的發展方式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一發展方式絕不是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生態環境承載力的問題，也絕不是只追求本國發展而忽視他國利益，而是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推進全球在生態環境領域的命運與共、利益共享和責任同擔。

 

二是在發展布局上，我國積極推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打造了促進全球生態正義實現的立體化格局。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社會要加強合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到建設生物多樣繁榮的地球家園，推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同共進和推進全球各國協作創造高質量的綠色發展成果等多個方面，指向的是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性發展秩序和共建清潔美麗世界的宏偉目標，打造了促進全球生態正義實現的立體化格局。

 

三是在發展價值上，我國以共同富裕推動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為全球生態正義實現和人類文明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共產黨為人類文明演進做出的重大貢獻，共同富裕也是全人類一直追求的美好愿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在理論上體現了中華文明同現代人類文明的融合發展，在實踐上秉持命運與共的立場謀求全人類共同的發展利益，共同富裕彰顯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示范性意義，構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內核。我國以共同富裕推動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改變了西方發展模式占據主導的格局，拓展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路徑，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為全球生態正義的實現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簡介

曹得寶，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博雅博士后，主要從事生態文明建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

孫熙國，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

 

文章來源 |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