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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已成為當前使用頻率最高、甚至被濫用的概念之一。探討民主的話語構建，首先要正本清源，搞明白“民主”的本意和實際訴求。在古希臘文中，民主（demokratia）一詞由“人民”（demos）和“統治”（kratos）復合而成，其含義為“人民的統治”（rule by the people）。此外，無論在拉丁文（populus）、意大利語（popolo）、法語（peuple），還是英語（people）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體名詞，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統治或權力。換言之，經典意義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體主義價值觀為依托，最終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人民當家作主”。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講中，將美國制度概括為“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從這一意義上講的。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著名的“窯洞對話”，當黃炎培問到中國共產黨如何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時，毛澤東的回答是“民主”，“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這同樣是“人民當家作主”意義上的“民主”，而絕非黨爭選舉意義上的民主。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旨在實現多數人意志和福祉的“民主”，與致力于國富民強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互為表里。就此而言，民主是各國矢志追求的核心價值。

　　如何才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意義上的民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實現政治領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確保經濟領域的平等。列寧曾說過：“在實際生活中，民主永遠不會是‘單獨存在’，而總是‘相互依存’的，它也會影響經濟，推動經濟的改造，受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要想真正實現民主，關鍵不在于政治變革本身，而在于經濟領域能否實現共同富裕。撇開經濟基礎問題談政治民主，只能是隔靴搔癢。

　　實現經濟領域的共同富裕，當然首先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因為只有物質財富足夠豐富，才可能承擔得起政治博弈本身產生的巨大交易成本。同時更重要的是，還要進行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只有當多數勞動者平等占有生產資料，進而平等占有勞動成果時，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進而使政治領域的平等與民主水到渠成。“假如我們贊成資源平等是分配平等的最佳觀點，那么自由就變成了平等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像人們經常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與平等有著潛在沖突的獨立的政治理想。”

　　變革生產關系、打破資本對勞動者的全方位控制，需要進行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政治學者巴林頓？摩爾說得很明白，民主發展需要若干條件，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過去。歷史學家斯塔夫利亞諾斯也認為，“獨立發展的先決條件是‘結構上的變革’，或者說是旨在促進群眾參與的社會結構的改組；沒有群眾參與，經濟的獨立發展是不可能的。”《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稱，英國的光榮革命不徹底，貴族精英地位至今穩固，由此導致英國的貧富分化非常嚴重；相比之下，法國大革命廢除了一切特權，因而該國大革命后民眾的收入明顯平等得多。

　　資本主義制度本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美國國父之一漢密爾頓當年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表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數窮人侵犯少數資產者的利益。縱觀西方國家的法權秩序和體系，無不將保護產權列為頭等重要的內容。而在不徹底破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無異于建造空中樓閣。列寧曾指出：“在現存的生產關系基礎上，所有這些進步辦法只會日益加深大眾的無產階級化。”在沒有變革生產關系的情況下，“號召工人去爭取政治自由，就等于號召工人替先進資產階級火中取栗，政治自由首先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狀況，只能改善他們與這個資產階級作斗爭的條件。”換句話說，私有制條件下的民主制，實際上是“半截子工程”乃至“豆腐渣工程”。

　　西方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先天不足，當權者又沒有能力自我修正，將“民主”簡單地等同于“政治民主”；進而將“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選舉民主”。從思想源流看，盧梭等人強調的人民民主理論，原本將“人民當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穆勒那里，“民主”開始被視為是公民以民選代表為中介、參與決定集體意志的權利，開始強調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獲得合法的大眾化基礎，即采用代議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選舉本身變成第一位，“人民當家作主”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即為達到政治決定而作出的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人民的統治”悄然被偷換成了“精英的統治”；在熊彼特的基礎上，羅伯特？達爾和薩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競爭性選舉”的觀念。現在多數人談論的所謂“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競爭性選舉。

　　總體看，西方民主的理論演變史，實際就是一個逐步背離“民主”本意的過程：它從最初的集體主義取向，演變為個人主義取向；從政治與經濟相結合，轉變為純粹的政治議題；從人民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論，轉向以精英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論。正如列寧所說：“任何一種思想，假若你把它當干魚對待，將其全部內臟剜去，然后擺弄剩下的外殼，那都會成為太一般的括弧。”脫離經濟基礎和階級立場，抽象地談論政治民主，必然導致西方民主“虛多實少”或“有名無實”，成為一種“殘缺的民主”。

　　事實上，民主既有全民性，也有階級性，且全民性只是表象，階級性才是本質。馬克思認為，“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西方民主只強調民主選舉、代議制等涉及全民性成分的內容，而有意無意回避“哪個階級掌權”這一主要矛盾，從不承認階級統治的本質。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西方民主是虛偽的民主。正如列寧指出，“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人民仍然擺脫不了當雇傭奴隸的命運”。不少人對西方民主津津樂道，殊不知其談論的民主概念，距離民主本意已越來越遠，西方民主理論的盲區也越來越大。

　　西方民主（資本主義民主）有其歷史進步性，這首先表現為公眾參政范圍的擴大。雅典時期，總人口中一半是奴隸，而奴隸沒有公民權，僅被視為財產；外來居民、婦女和孩子，也沒有公民資格。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參政限制被逐步取消，奴隸得到解放，婦女、少數族裔等也日漸被賦予公民權。其次，支撐民主運行的社會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工業革命和數次科技革命，極大推動了生產力發展，使“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年代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這種相對豐富的物質財富為民主政治運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巴林頓？摩爾、熊彼特等人均認為，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現代民主與資本主義同時興起，并具有因果關系。

　　然而，隨著時代向前發展，西方民主的缺陷也日趨暴露。在“資本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廣大民眾擺脫了有形的傳統人身依附束縛，卻無法擺脫無處不在的資本控制和盤剝。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不可能被公平分配，而只會導致馬克思所說的“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且這種貧富分化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明顯。20世紀50年代，美國最富階層與最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紀初，這個差距已擴大到1000:1，造成如此巨大落差僅用了50年時間。當前，美國總收入流向所謂“經濟名人”（占比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即從20世紀50年代末的3.2%增加到2005年的10.9%；流向占比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同期翻了一翻（從10.2%到21.8%），而1999-2004年期間，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卻下跌了3.8%。斯蒂格利茨稱，截止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一年），美國社會最上層的0.1%家庭所擁有的收入，是社會底層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而且，資本收入的增速日漸高于勞動收入的增速，“一旦資本收益率顯著且持久地超過經濟增長率，財富積累和擴張的動態機制，將自動導向高度集中的分布。”這意味著，在可見的未來，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仍將繼續拉大。

　　經濟領域的貧富懸殊，使這些國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與經濟權力不對應的悖論：“政治領域實行的是以個人為單位、按票計數的民主程序原則；經濟領域實行的卻是以資本為單位、按股計數的資本主義原則。”理論上說，在實行了代議制和普選權的西方國家，多黨競爭和自由選舉使每個公民都有參選勝出的機會，正是這點讓很多人對“民主”十分著迷。但在政治實踐中，競選實際是資源、財富和勢力的比拼，沒有雄厚的綜合實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這個游戲，角逐最高權力永遠是“富人的游戲”。“政客們當選所需要的錢越多，他們就越需要富人的贊助，這些贊助者對他們當選后政治決策的影響也就越大。”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國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

　　亞里士多德曾將財富與政治地位的關系，視為區分寡頭政治與民主政體的重要基礎，“倘若占有政治權力是因為占有經濟權力或財富，那么，無論占有權力的人數是多少，這都是寡頭政體；如果沒有財產的等級擁有其權力，那么，這就是民主政體”。換句話說，利用掌握的巨大財富來取得政治權力，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頭政治。美國就是典型案例。貧富分化日益加大，使美國民主日趨背離“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而淪為金錢主導的民主。美國總統選舉花費巨大早已盡人皆知，2012年奧巴馬與羅姆尼在總統選舉中共花費60億美元，一舉成為美國“史上最燒錢的大選”。

　　從操作層面看，防止金錢支配政治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減少政客對金錢的需要。1974年水門事件后，美國國會確實對此進行過限制。但不到兩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在“巴克利訴瓦萊奧案”中裁決這種經費限制違憲。2014年4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結果，對“麥卡琴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作出裁決，推翻了對政治競選捐款總額設限的做法，進一步增強了金錢和大資本家對競選的影響力。這種日趨明顯的“金權民主”傾向，令西方民主越來越名不副實。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這是一場1％的上層群體一直獲勝的戰斗”，“我們當前的體制似乎是依據‘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來運行的”。

　　這種民主與“人民當家作主”越來越不搭界，而成了“資本當家作主”，即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富人治國”的最終結果，就是政治經濟決策不再體現多數民眾意志，甚至可能與公眾意志截然相反。普林斯頓大學和美國西北大學兩名教授通過研究1779項政策議案最終得出結論：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寡頭政治國家。舉個例子，控槍法案得到了90%以上民眾的擁護，卻屢屢在國會表決中胎死腹中。恩格斯認為，“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列寧也認為，“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毛澤東說得更為透徹：“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

　　在貧富分化加大的背景下，西方民主質量下降乃至失靈的趨勢更加明顯。2014年8月初，奧巴馬在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談話時感嘆，“我們的政治運轉失常”，“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錢運作——這是當今我們政治體制的本質，正在削弱我們共同面對巨大挑戰的能力，而這種影響遠甚于任何外敵”。曾鼓吹“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調轉槍口，稱“美國政府整體質量惡化已持續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分權體制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而是給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未能體現美國主權公民的意志”，“解決之道應該是減少某些民主化方案”，并感嘆“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

　　只有經濟上共同富裕，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與民主。羅爾斯當年質疑美式民主無法解決貧富懸殊、種族矛盾等諸多問題后得出結論，“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則。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分化是常態現象。要從金權民主到人民民主，就必須消滅私有制，而這在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可能實現。因此，“人們越是了解民主，民主頭上那些曾經耀眼的光環卻越顯暗淡。”目前，西方國家“政治冷淡癥”明顯，投票率下降已成頑癥。2014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時，投票率只有36.4%，為72年來最低水平；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投票率僅為42.5%，創1979年以來新低；日本一項民調顯示，84%民眾表示對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

　　“在市場上叫賣得最兇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貨物推銷出去的商販”（列寧）。西方民主明明日趨破產，但西方國家憑借話語權優勢，硬是將這種“政治次品”包裝成“普世價值”和“萬能靈藥”，在世界上到處推銷，使非西方國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這種回避經濟基礎變革的“民主化藥方”，無形中成為毀滅發展中國家的“慢性毒藥”。據統計，世界上有22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極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外﹐其余幾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資本主義和“民主化”，但比較富裕的卻始終是那20多個國家﹐其余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僅面貌依舊，甚至更加動蕩和貧窮。正是由于治理效果不佳，民主在世界上日漸失去了它往日的聲望。20世紀90年代早期，支持將民主制作為政府體制的比例達到85％、90％甚至95％，但現在大部分國家對民主的支持率已降到60-65%，相當部分還降到50％。2014年《經濟學家》刊文感嘆，“民主”在全球發展停滯甚至出現逆轉。據“自由之家”統計，全球“自由指數”已連續第8年下降。

　　巴林頓·摩爾將傳統國家進入現代世界的政治道路歸納為三條：一條是英法美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第二條是德日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道路；第三條是中俄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事實上，在帝國主義出現后，中國已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后時機。“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更多地跟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

　　從所有制角度看，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主要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1956年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主要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但僅靠給農民分土地的小私有制，中國不可能真正發展生產力，更不可能消除貧富分化。毛澤東曾深刻指出：“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向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因此，新中國成立不久，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并最終建立起公有制經濟為主導的所有制結構。鄧小平曾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是確保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經濟平等又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條件。就此而言，社會主義國家更有資格談論民主，更有可能實現真正民主。

　　政治統治本質上是階級統治（即階級專政）。西式民主是建立在貧富分化基礎上的、少數資產階級對多數無產階級的專政，因此其“敢做不敢說”，從不公開承認民主的階級屬性，只能在選舉投票、權力制衡、程序合法等次要問題上打轉轉。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主張在共同富裕基礎上推行民主，因而“敢做敢說”，公開承認自己是建立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這種民主理論和實踐，透徹得多，實在得多，也理直氣壯得多。在政體上，中國采用的是帶有協商民主性質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制度既可以集思廣益，最大限度調動民眾積極性；又可議行合一，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種建立在社會主義道路之上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使廣大勞動群眾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翁，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主觀能動性。中國正是憑借這種所有制優勢，使生產力水平有了質的提高。毛澤東曾專門談到合作化與工業化的關系：“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斯塔夫里亞諾斯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進行農業合作化，不僅是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還是因為公社從制度的結構上，為更大程度發揮土地和勞力資源的潛力、為使千百年來橫遭勒索的剩余產品白白地流入非生產性渠道的歷史宣告結束，提供了一條途徑。1956年，中國所耕種的土地（16.77億畝）比1933年時所耕種的土地（15.33億畝）面積擴大了9.3%，中國的凈積累率由1949年的1%-2%上升為1953年的20%。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中國就從傳統農業國一躍成為工業體系較為完備、能夠制造原子彈和氫彈的工業化國家，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道路。當前，我們同樣是依靠這種獨特的政治制度優勢，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衡量一國政治制度優劣的根本標準，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實現國家富強。與一味強調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國的政治制度更強調實質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已證明，中國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遜于西方民主政體，反而比西方政體更為優越——正是這種對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戰，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懼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