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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克勤: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及其中國化的發展
點擊:  作者:田克勤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4-12-23 11: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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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產關系理論是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對生產關系一般規律、本質結構、表現形式等基本內涵的理論闡釋,成為理解人類社會發展本質的科學理論指導。在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探索建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同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不同階段的中國化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的創新成果,正確認識和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根本問題。新的歷史起點上,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的基本內涵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必須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這對于以新質生產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更好相適應,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深化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基礎。馬克思恩格斯以批判視角深刻分析了生產關系的一般規律、本質結構、表現形式,為理解人類社會發展本質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回望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探索歷程,中國共產黨堅持從中國生產力發展實際和要求出發,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僅徹底破除了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以及腐朽的上層建筑,而且逐步探索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在理論聯系實際的過程中實現了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的中國化。立足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深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及其中國化的成果,對于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助力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的基本內涵

 

生產關系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從一般規律上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是辯證統一的。從本質特征上看,生產關系是直接物質生產過程中社會主體間的經濟關系,即“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體”。從表現形式上看,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集中體現著一定社會形態的社會性質及其生產關系特點。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形成了對生產關系基本問題的科學認識,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

 

(一)生產關系的一般規律

 

“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基于生產力發展的角度闡明生產關系的一般規律,是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的生成邏輯,也就是說,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不同于亞當·斯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傳統生產力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是在科學的實踐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語境下,基于人類歷史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化的多重向度,建構起科學的生產力理論體系。他們站在人類歷史的寬廣視野中,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從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相統一的關系范疇理解生產關系的本質,指出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的決定因素,“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作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由人自主選擇的既得力量,生產力具有客觀現實性和社會歷史性,既構成全部社會歷史的物質基礎,又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同時,又由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生產關系變革就成為生產力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

 

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統一構成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顿Y本論》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為切入點,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阻礙社會化大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根源所在,二者的根本對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性矛盾,最終“生產力起來反對已經被它超過的生產方式”,必須通過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革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矛盾。由此,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科學論斷,成為分析和解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問題的重要原則。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注重強調生產力的物質基礎作用,但從未只把生產力(或者說經濟因素)作為歷史發展的唯一決定性因素,完全否認生產關系的能動反作用是“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辯證統一,即生產力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作用,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又具有主要的反作用,二者“決定與反作用”的雙向邏輯絕不能被“決定與被決定”的單線邏輯取代,“唯生產力”“唯生產關系”是對唯物史觀的曲解。

 

(二)生產關系的本質與結構

 

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是伴隨著唯物史觀的形成而逐漸成熟的。從交換或交往關系,到貨幣關系、分工關系,直至社會關系的提出,標志著馬克思恩格斯對生產關系本質的認識實現了飛躍,進而為他們從生產的社會屬性分析生產關系的結構層次提供了思想前提。

 

從邏輯上看,生產關系表現為物質生產過程中“現實的人”與自然、社會之間形成的相互關系,標志著由哲學主題轉向尋求“現實的人”的終極關切,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生產關系”一詞明確出現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用以說明“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是唯物史觀確立的重要標志。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直接闡明了研究生產關系問題的方法論原則,通過運用“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以及生產關系的歷史運動來批判蒲魯東“現實關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的唯心史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的“生產關系”范疇真正具有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他認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堅持立足人的現實活動,強調實踐之于人的存在方式和社會生活的根本作用,在科學回答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基礎上揭示出生產關系的本質。在物質生產實踐中,作為實踐主體的“現實的人”首先表現為社會的人,一定的生產關系不僅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本質表現,更構成一切實踐活動存在的場域,而在物質生產實踐內部存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又成為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和動力,集中體現著社會生活本質和歷史發展客觀規律。

 

從結構上看,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生產關系是社會關系本質的深刻認識,從生產的社會屬性去理解生產關系,即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之間的辯證統一及其內含的經濟關系或生產關系。一是生產和消費的統一性。生產直接是消費,生產的過程就是消費各種生產要素的過程;消費直接也是生產,人對生活資料的消費同時是對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和消費是相互依賴、相互生產的。二是生產和分配的統一性。例如,以資本為基點,分配在生產過程中既作為生產要素,又作為收入源泉表現為利息、利潤、工資等不同形態,其本質仍是雇傭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從對象和形式上講,“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三是生產與交換和流通的統一性。流通表現為交換的總和,交換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是聯結生產、分配以及消費的中介橋梁,由一定的生產發展和結構決定交換的方式。“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長期以來交換關系和生產關系模糊不清的現象。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對生產關系結構進行了系統性論述:生產是起點,交換和分配是中間環節,消費是重點,它們統一于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

 

(三)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

 

正是從生產關系的社會關系本質出發,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社會分工決定所有制形式,把生產關系作為判定人類社會形態及其發展階段的依據,即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并以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為研究重點,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實現條件和基本特征進行了科學闡述。

 

馬克思恩格斯在整體分析生產關系結構層次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到生產關系結構的內部,著重研究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明確提出“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的同時,又指出“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在這里,生產關系成為判定社會經濟結構性質的關鍵依據,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主要包括私有制和公有制兩種生產關系形式。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資本家享有對雇傭勞動者的支配權,其實質是作為特定生產關系的資本無償占有活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具有剝削性和對抗性。“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與“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之間的矛盾構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會被更加先進的生產關系所取代。而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成為主要所有制形式,但由于脫胎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在生產關系方面必然帶有一定的資本主義色彩,按勞分配所體現的“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直至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通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目標下對生產關系的重塑,社會生產力極大增長,資產階級權利才得以完全廢除,真正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的過程中,對未來社會的經濟運行形式進行了科學設想,從理論層面闡明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特征。他們認為,在以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價值規律不過作為內在規律,對單個當事人作為盲目的自然規律起作用”,企業內部生產的有計劃性與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比例失衡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爆發,必然造成社會財富和生產力的極大浪費,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阻礙現代化大生產的桎梏。在他們看來,如果想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開辟最廣闊的空間,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的勞動時間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生產受到社會實際的預定的控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數量和要由這種物品來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建立起聯系”,整個國民經濟在遵循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原則下實現生產與消費的均衡。同時,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展望“自由人聯合體”時所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需要指出的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中,資本、商品生產、市場調節等資本主義要素雖然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相對立,但他們設想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以發達生產力為物質前提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各種前提條件成熟的結果,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必須從各國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加以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

 

二、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中國化的歷史演進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生產關系理論,其主要研究對象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從邏輯上揭示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進而以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闡明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他們也曾考慮到世界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設想東方落后國家存在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即“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中國是一個生產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大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為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對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優越性,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以中國化的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科學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根本性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實現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的堅持與創新發展。

 

(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生產關系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在徹底破除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實現從新民主主義生產關系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轉變,并提出以蘇為鑒,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對所有制、分配體制、經濟體制以及各方面制度體制進行改革和調整,雖然經歷諸多曲折,但也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黨在這一時期關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基礎。

 

第一,貫徹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建立新民主主義生產關系。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基于對中國國情和革命特點的準確把握,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考察中國社會多種生產關系并存的現狀,提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創造性構想。從經濟形態上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是由三種基本所有制、五種經濟成分三種基本所有制、五種經濟成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個體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共同構成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通過建立新民主主義生產關系,恢復和發展生產力。一是沒收帝國主義資本、官僚壟斷資本歸國家所有,使國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同時采取和平、靈活的區別對待的政策,這一舉措帶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雙重性質。二是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堅持“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實行土地改革,以耕者有其田重構農村生產關系。三是保護民族工商業,按照“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目標,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既發展又限制的雙重策略,實行“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正當發展”的兩重性政策,正確利用民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新民主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大特色。這一時期,新民主主義經濟走的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道路,發展新民主主義生產力的主要任務與階級矛盾為社會主要矛盾是不沖突的,集中表現為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積極的反作用。隨著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完成,中國共產黨根據新民主主義生產關系尤其是個體所有制生產關系、私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法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國家工業化需要的情況,開始集中思考如何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過渡的重大問題。

 

第二,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從新民主主義生產關系轉變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圍繞“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心任務,中國共產黨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即“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其實質是解決生產關系落后的問題,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加快發展社會生產力。一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通過沒收和改造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確立重點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戰略導向,以及合理調整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逐步實現對國計民生關鍵行業和領域的控制管理。二是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對個體農業采取由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逐步過渡的形式,確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對個體手工業采取由供銷小組到供銷合作社再到生產合作社的改造步驟,將其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走的是一條從“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到“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和平改造道路,實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贖買的設想。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是一個逐步推進、和平過渡的過程,旨在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同時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穩定,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重大難題。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又曾提出關于“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思想,指出可以使“地下工廠”合法化,用來穩定社會、豐富物質和發展經濟,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

 

第三,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奠定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初步基礎后,中國共產黨還鑒于這一體制逐漸顯現的弊端,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一系列關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新構想。一是改革過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毛澤東既強調“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的必要性,又主張中央向地方分權和擴大企業自主權,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主張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二是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毛澤東通過闡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一般規律,把上層建筑革命、生產關系變革、生產力發展有機聯系起來,著重強調生產關系變革對生產力發展的反作用,豐富發展了社會革命(社會改革)的理論基礎。三是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尊重價值法則的重要性?;谥袊唐飞a很不發達的歷史現實,毛澤東科學回答了商品生產與社會制度關系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時期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符合經濟客觀規律,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上層建筑決定了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同時,他在糾“左”的過程中重點調整農村不合理的所有制關系,確立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并反復強調按勞分配和價值法則的重要作用,“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四是重視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不斷變革。毛澤東認同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的觀點,并著重從“進行一切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的角度思考如何破除資產階級權利,依靠群眾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性地提出“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開展整風運動以及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等思想;此外,還有陳云“三個主體、三個補充”“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主張,劉少奇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既有計劃性,又有靈活性、多樣性”的觀點等。這些創造性思想是黨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對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的創新性發展,成為改革開放后突破社會主義單一計劃經濟模式、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直接理論來源。

 

(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生產關系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一個通過改革調整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新的歷史時期。黨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刻意識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必須把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根據中國生產力發展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不斷深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的認識。在這一理論前提下,黨堅持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持續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不斷探索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佳實現形式。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調整,并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框架。

 

第一,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結構上,從單一公有制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歷史已經證明,“一大二公三純”的單一公有制與中國落后生產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更有利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優越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首先以調整農業生產關系為起點,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統一經營體制被“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取代,并探索出“鄉鎮企業”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組織形式,隨后以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為目的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全國展開,公有制實現形式呈現多樣化特征,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發展起來,成為公有制經濟的有益的補充。黨的十五大首次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其實質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同時,大膽利用一切反映生產力發展規律的多樣化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表征,確保生產資料歸國家和集體所有,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決定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以及外資外企對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具有積極作用。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科學內涵,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重大創新。

 

第二,在社會主義分配方式及其實現方式上,從單一按勞分配到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分配方式既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產物,又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決定“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按勞分配原則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個人消費品分配領域的本質反映,勞動者作為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所有者的統一,以其付出的勞動量為尺度獲得相應報酬,是對剝削制度和絕對平均主義的否定和超越。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造成勞動者在生產資料具體占有形式上的差別,加之勞動者之間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和能力,按勞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事實上是不平等的,但這一原則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激發廣大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和保障社會利益實現的根本原則。與此同時,黨從生產要素和多種所有制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把按生產要素分配”這一方式作為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不斷明確各類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類型,由確立原則上升為健全制度。這有利于使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提高勞動者的絕對收入水平,也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思想。這既堅持了按勞分配這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又充分激發了資本、技術等非勞動性生產要素的活力。而在這一過程中,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義的認識得以深化,“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提出,都表明黨對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自覺和自信。

 

第三,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及資源配置體制上,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確認識和把握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重大創新。“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鮮明論斷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立論依據。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最終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逐漸突破了把計劃經濟當作抽象的社會主義原則加以固守的思想束縛,市場不再是劃分社會制度的標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經濟的性質是由社會性質決定的,市場和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同時,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又構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基本邏輯。其一,“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通過價值規律和競爭機制充分調動各類企業、勞動者以及生產要素的活力,優化資源配置促使其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領域流動,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效率優勢,加速社會財富創造和生產力發展。其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根本規定著公有制經濟在市場主體、按勞分配在市場分配中的主體地位,通過國家計劃等宏觀調控手段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實現經濟穩定發展與社會公平正義的統一,確保市場經濟服務于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不屬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別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產黨對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不同性質生產關系問題的創造性回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理論創新的重要成果。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生產關系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落后社會生產成為過去時,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得到基本滿足,這既是改革開放以來調整生產關系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顯著成就,又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立足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圍繞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堅持全面深化改革,深化認識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規律,以更大勇氣、更多舉措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實現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這既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強勁動力和制度保障,更開辟了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

 

第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窘洕贫仁巧鐣髁x經濟制度的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全新概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黨深化認識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規律的重大理論創新。從制度層面來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從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核心范疇拓展至所有制、分配方式和經濟體制三個方面的科學體系,表明改革開放40多年來生產關系調整的歷史經驗升華為制度優勢,實現了與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契合。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市場經濟體制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確立了制度保障。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構成“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更重要的是,黨基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視角,進一步把基本經濟制度同國家治理體系相結合,架構起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的內在邏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集中體現,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著力點,旨在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使理論上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更加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

 

第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創造性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些重要論斷集中體現著中國共產黨對政府與市場關系、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持續深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轉變為決定性作用,表明既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同時強調更好發揮黨和政府作用,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涵。同時,“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的提出,進一步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規律性特征。以政府更有為推動市場更有效,市場經濟體制高效公平運行,政府宏觀調控科學有度,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這充分體現了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根本制度,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興國之要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有機統一。

 

第三,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是調整和改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經驗。中國既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充分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要素,更要在經濟全球化潮流中保持自身的獨立自主性,這是決定改革開放成敗的關鍵所在。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中國發展階段、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任務,明確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相互關系。首先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依托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獨特優勢,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大力調整生產關系,破除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領域的體制機制障礙,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有效防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擴張和危機轉嫁。同時,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在堅持開放發展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前提下,既要以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著力點,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更要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優勢的嵌入,重塑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財富分配格局,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充分彰顯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國際主義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分析把握國際生產關系的重大理論創新。

 

三、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及其中國化發展的當代啟示

 

中國共產黨100余年、新中國70余年、改革開放40余年的實踐已經證明,持續推進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理論中國化,既是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的內在理論要求,又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起點上,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始終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以堅持生產力標準為基點,構建同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科學回答好新時代如何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時代課題。

 

(一)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新質生產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生產關系的目的,是要通過揭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本質,探索能夠最大限度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生產關系類型和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生產力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性作用,使之成為衡量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根本性標準,這既是唯物史觀的核心觀點,也是分析和解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指導性原則。從是否有利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到“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到“新質生產力”,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和人民利益標準的統一,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最終指向都是為了促進現代生產力的極大解放和發展,不斷厚植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物質基礎。新時代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是黨持續探索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理論要求,又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實踐命題。

 

現代化是生產力躍遷的必然結果,新質生產力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驅動力量。作為當代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具體表現形式,新質生產力是以創新為顯著特點、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的,具有高科技、高質量、高效能等先進生產力質態,集中體現著生產力發展一般規律和中國發展特殊規律的統一。其一,以新質生產力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民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把人才資源優勢充分轉化為先進生產力,著重提高勞動者整體素質,使其更適應于現代科技進步和產業變革,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其二,以新質生產力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決定著新質生產力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生產力。中國式現代化必須依靠新質生產力厚植起堅實物質基礎,以創新驅動促使生產力路徑轉化,擺脫經濟發展困境和國計民生難題,實現更充分更平衡的全面發展,使人民共享生產力發展成果。其三,以新質生產力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新質生產力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動力,既要充分發揮新質生產力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積極作用,更要以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為著力點,實現物質生產力與文化生產力的統一。其四,以新質生產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契合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生態觀。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通過發展新技術和新要素優化組合的綠色生產力,有利于加速經濟社會綠色轉型,構筑綠色低碳發展新路徑。其五,以新質生產力推進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新質生產力具有深刻的世界意義。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以新質生產力深度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促進優質生產要素全球范圍流動,有利于為世界提供合作共贏新機遇,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基于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是發展命題,又是改革命題,即新質生產力是中國通過改革完善生產關系,激發社會活力的歷史產物。生產力的發展演化又決定了生產關系的相應變革,新型生產關系是新質生產力的制度保障。這意味著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始終處于動態發展的過程。新征程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根本動力,圍繞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這一核心命題,推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優化各類先進生產要素的資源配置,不斷提升科技創新、制度變革等社會經濟因素對總生產的貢獻,在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過程中實現新型生產關系與新質生產力更好相適應,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課題。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首次從制度創新層面提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的要求,其實質就是要強化黨和政府對生產力發展的制度牽引作用,圍繞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這一關鍵任務,推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各方面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意味著,在堅持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條件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經濟職能,尤其是政府在體制機制創新和重大技術突破中的主導地位日益凸顯,集中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顯著特點。正是在此意義上,上層建筑的某些政府機構通過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已經內嵌為生產關系本身,既實際參與科技創新活動,又通過“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優化制度供給,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同時,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既涉及所有制、交換關系、分配關系、資源配置方式等基本經濟制度的深刻變革,還包括經濟體制、科技體制、對外開放體制等各領域的廣泛改革,需要更加注重系統集成、突出重點和改革實效,著力解決阻礙新質生產力的難點堵點,形成有利于激發、推動、應用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為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目標指向,就是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開辟道路,奠定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物質基礎。

 

(三)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更好相適應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相適應時,必須通過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革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方式就是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革。通過改革不斷調整和完善生產關系,破除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體制機制障礙,不僅是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一招,更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新時代新征程,面對日益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以及國內生產關系改革制度紅利的減弱趨勢,必須堅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著眼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任務,對生產關系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調整,充分激發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堅持科學方法論原則。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個堅持”基本原則,既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寶貴經驗的系統總結,也是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論的創造性運用。其一,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中國的改革始終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必須以黨的領導為根本原則,通過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凝聚起改革的共識和合力,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穿于改革各方面全過程,這是關系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其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為此必須尊重人民在改革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以人民利益為導向謀劃和推進改革,把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為檢驗改革成效的最終標準。其三,堅持守正創新。守正與創新辯證統一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邏輯主線,為此既要堅守馬克思主義的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確保改革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又要堅持問題導向推進全面創新,解決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其四,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這意味著必須堅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根基;同時持續推進制度創新,通過“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謀劃,破立并舉、先立后破”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效能不斷提升。其五,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以改革完善法治,以法治推進改革,加強科學立法,確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據,促進改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運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維解決改革問題,在改革與法治的統一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其六,堅持系統觀念。改革的復雜性和任務的艱巨性決定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整體謀劃、系統協同,必須正確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系,“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實現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統一,增強改革整體效能。“六個堅持”的提出,既集中體現黨不斷深化對改革的規律性認識,又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

 

毛澤東曾指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原則,要達到這個原則就要結合靈活性。”這里的“靈活性”指的就是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各種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變革和調整生產關系的歷史。在歷史上屢次錯過工業革命機遇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在不到80年的時間里走完了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從一窮二白的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斷調整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開辟道路。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就是相較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能夠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推進我國由落后生產力到高度發達生產力的飛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奠定物質技術基礎。

 

【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研究”(2018MZD00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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