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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郴州地區(qū)財貿干校工作時，遇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文革”發(fā)動群眾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聲勢浩大，轟轟烈烈，前所未有。當時有句話在社會上流傳：“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坦白地講，我這個“新革命”，當時對“文革”是感到很困惑的：一方面，我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偉大、英明、正確。我深深懂得，是他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挽救了我們的黨，挽救了革命事業(yè)。完全可以這樣說：“沒有毛主席，也就不會有共產黨存在，不會有革命勝利，不會有新中國誕生。”我相信，他親自發(fā)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也一定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呢，我又看到那些“造反派”把所有大大小小的領導，都當成“走資派”來整，要他們頭戴高帽、頸掛牌子游街，甚至還高喊“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還有人真的不講政策，搞“武斗”，搞“打、砸、搶、抄（家）”。這，我就感到不理解了，從而產生了疑問：這真的是毛主席發(fā)動這場運動的本意嗎？還是“造反派”在運動中歪曲了毛主席原意，出了差錯呢？抑或是有壞人趁機搞“形左實右”，有意破壞這場運動呢？水平低的我，搞不清楚這個問題，頭腦迷糊，感到很是困惑。

我這個基層干部，視野不開闊，只看到身邊的領導多數思想作風是不錯的。比如我的頂頭上司王校長，那是一個很優(yōu)秀的干部呀，怎么也要當成“走資派”來整呢？我回想起了第一次到干校與他共事的一段經歷：

1958年，地委決定建立地區(qū)財貿干校，把王宗柏同志調來當副校長，主持工作（缺校長）。或許是因為我在地委講師團當了幾年政治理論教員，給地直機關干部講過哲學課的原因吧，把我調到了該校當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缺主任）。

新建的這所干校什么都缺，連校舍都是向地區(qū)銀行學校（停辦了）和地區(qū)百貨站暫借的。這兩處中間隔了一個叫“歸馬嶺” 的小山頭，我們教員天天要翻過這小山頭去上班，寒來暑往很是辛苦。而更苦的還是當時適逢3年經濟困難時期（俗稱“過苦日子”），糧油都是定量供應，憑票證購買。我們吃不飽肚子，生活上的苦比工作上的苦還大。

本來我們干校在郊區(qū)開荒種了雜糧，每年可收紅薯數萬斤、麥子幾千斤，只要從中拿出很少一部分來分給10多個教職員工，那就完全可以解決饑餓問題。有位年輕同事便提出一個建議：“從我們的勞動果實中拿出一少部分來，分給每個職工一兩百斤紅薯、二三十斤麥子度饑，按國家牌價付費，但免交糧票。”

但是，王校長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他說：“我們是搞教育的，教育者要言傳身教。我們教育學員要清正廉潔，不搞特殊，而我們自己卻做不到，這怎么行呢？再說了，現在全國人民都在過苦日子，連毛主席等中央領導都這樣過。大家都能過，難道我們就不能過，非得搞特殊化嗎？”結果，硬是把所收獲的紅薯和麥子，一顆不留地交給了國家（地區(qū)糧食局）。

干校的同志都贊同王校長的決定。為何能這樣？除了大家思想覺悟高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王校長能以身作則，思想作風過硬。有一事可作證：

有一天，王校長的一個孩子和別人的孩子打架，旁人扯都扯不開。消息傳到王校長耳里，他趕到了現場，只對自已的孩子說了一句“不準打架，你不聽話啰，沒有飯把你吃”，那孩子就不敢打架了。那時的小孩不同現在的小孩，最怕的是餓肚子。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王校長及其家人也都是在過苦日子的。可憐天下父母心，誰愿意讓自己正在長身體的孩子挨鋨呀？王校長當然也不例外。但他作為領導，則須帶頭作出好榜樣，得同大家一樣過苦日子。而他這種優(yōu)良思想作風便成了“無聲的命令”，大家都聽他的話，照他的決定辦事。

為了穩(wěn)定教職員工的思想情緒，我向王校長建議，在全校開展“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的討論，學毛主席《紅軍不怕遠征難》的詩文，講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通過學習討論，使大家認識到，我們過的暫時苦日子比起紅軍戰(zhàn)士長征中的苦來，算不了什么。革命前輩那樣的千辛萬苦、艱難險阻都闖過來了，我們這些革命晚輩，難道連這么點苦都受不了嗎？我們該繼承革命前輩的思想作風才對。這次活動，大大增強了大家克服工作和生活上困難的信心，沒有影響工作，而是共同努力，很好地完成了上級交給我們的教學任務，我還榮幸地被評為“紅勤巧儉四好干部”和“六好干部”。

我們這所辦得很不錯的干校，卻在1962年精減機構時被精減了，教職員工也就都各奔東西。我先被安排到地區(qū)人民銀行當科長，后被調到前郴州市（現北湖區(qū)）市委辦當秘書、市計委當副主任（主持工作）。計委主任由市委副書記、市長羅道根兼任，他也是一位思想作風很好的同志。1965年，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地區(qū)財貿干校就恢復了，王宗柏又被調來主持工作。他想方設法把我調到該校當教學科長。當時正在“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我們干校因學解放軍思想作風學得好，被選定為出席全國財貿系統(tǒng)先進單位會議的單位。王校長覺得我文筆不錯，就把撰寫干校先進典型材料的任務交給了我。我費了全力，幾易其稿才通過地委財貿部審查這一關。正在打印準備上報時，“文革”運動來了，王校長也就挨整了，上報先進典型材料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當時我想不明白，像王校長這樣思想作風好的領導，怎么也當成“走資派”，要挨整呢？

因為我腦瓜中一團漿糊，我也就既沒有申請參加造反組織，也沒有跟隨造反派一道去賣力造“當權派”的反。

運動中我也寫“當權派”（包括王校長）的大字報，揭批他們的缺點錯誤。但我素來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夸大事實，更不無中生有捏造。造反派就認為我是領導的“紅人”，應該知道許多“內幕”，明知而不寫出來，那就是有意包庇。他們也就把我這個既沒參加造反組織，也沒參加保皇組織的人（所謂“逍遙派”），當成了“保皇派”，甚至扣上“鋼桿老保”的大帽子。

要是他們只是嘴上喊喊，我也會忍一忍算了。誰知他們竟在財貿戰(zhàn)線造反派辦的報紙上對我指名道姓地進行挖苦諷刺。我想，這不是妄圖把我的名聲搞臭嗎？我這個愛面子的人也就生氣了。

好！你們能辦報紙，難道我就不曉得辦嗎？于是我這個“道遙派”也不逍遙了，單槍匹馬一個人也辦起了一張小小的報紙，自編內容、自刻臘板、自己印刷，最后還親自上街去免費散發(fā)。真沒想到，這張油印小報，居然博得了不少讀者喜愛。

我這報紙中的內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摘自“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只有起名《小花園》的副刊，才是我個人的“貨色”。每期副刊登一則小寓言，對不分敵我亂斗、武斗，對搞“打砸搶抄”、搞“形左實右”、搞“唯我獨革”等現象進行批判。

雖然這些寓言是對事不對人，沒有指明是誰誰誰干的這些事，但我校造反派看到后，卻“對號入座”說是諷刺了他們。于是把我發(fā)表的小寓言和一篇《編者的話》搜集在一起，作為“批判材料”印刷出來，貼在干校會議室墻上，還分發(fā)給教職員工每人一份，然后召開大會對我進行批斗。

我想起自己第二次來到干校之前，在前郴州市計委當主任，工作干得好好的，領導對我很器重，只因王校長費了很大的勁把我調過來，我懷著一腔熱情，想下決心盡全力在干校好好干一場，把教學工作搞好，用實際行動來報王校長的“知遇之恩”。誰知如今竟落得個被大會批斗的下場，實在是沒有料到，也想不通。在這種情況下，我這個不會寫詩的人，也不知怎么的，一首打油詩也在腦海里萌生，并即席在批斗大會上吟出：

一片丹心向黨紅，

愿為教學盡鞠躬。

誰知落得今日況，

動機效果兩不同。

任憑煙霧亂舞風，

丹心一顆永遠紅。

誓將一切獻給黨，

捍衛(wèi)領袖毛澤東！

由于我“頑固不化”，掌權的造反派就把我貶到單位食堂打雜，也就是掃地、抹桌、洗菜、刷碗、做飯、合面做饅頭，等等。最后要我自帶背包，步行約60里路到橋口（地名），在學習班經過一段時間的“軍事化訓練”后，便宣布把我下放到農村去當“農民”。

我妻子疼我，擔心我一人下去太孤單，會承受不了，她也便主動申請下放。就這樣，我夫妻倆便于1968年下放到了資興農村當“農民”，半年多后才被抽到縣直機關協(xié)助工作。

我這人始終沒忘記入黨后支書對我講的一段話：“恭喜你組織上入黨了。但是你要知道，思想上入黨更重要，也就是要永遠記住自己是一個先鋒隊隊員，無論何時何地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經得起考驗，要起先鋒模范帶頭作用……”。所以，當時我對下放雖然心里不爽，覺得下放的不應該是我這個從小在農村長大，搞過各種體力勞動，參加工作后表現也不錯，多次被評上先進的人。好在通過再次與農民“搞三同”，同時學習“毛著”，也就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認識，懂得了干部到基層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必要性、重要性，也就覺得自己被下放不冤了，是一個鍛煉、學習的機會。

思想一通，行動便積極了。我和妻子都全力以赴投入到勞動和工作當中。下放到農村和協(xié)助縣里工作約3年時間，我這個下放干部，還被評上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五好干部”，獎狀上蓋了地革委和縣革委兩顆大印（下放中的感受，我已發(fā)過兩篇文章敘述）。

1971年，我夫妻倆被調回地區(qū)了。我妻被安排在地區(qū)糧食局，我則被安排到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主要是學習和勞動兩大任務，比起在機關坐辦公室，是勞累得多。但我在學習、勞動之余，也常寫寫稿子向報刊投寄。這樣，也就常常有“豆腐塊”在《湖南日報》《新湘評論》等報刊上發(fā)表。

1972年我看到《湖南日報》上發(fā)表的一篇題為《一碗姜湯見深情》的小故事，文章寫得簡短，只500來字。但我發(fā)現其中可有可無的字句還是有一些的，就把它改了一下。在沒改動原有結構的前提下，刪去了111個字，另外添加了17個字，增減相抵，節(jié)省了篇幅約五分之一。當時《湖南日報通訊》正在開展“如何把文章寫得短而精”的討論，我就把修改的稿子，以《極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試改〈一碗姜湯見深情〉》為題投去參加討論。小文很快就刊登了，編輯老師還寫了幾句“編者的話”：“歐植竹同志以報上發(fā)表的文章為例，研究如何把文章寫得短而精些，這種精神值得學習。改進文風是批修整風的重要任務，讓我們一道努力把這件事做好。”

也算我運氣好，當時地委辦公室正需要一個搞文字工作的人。有關領導看了我這篇小文，還發(fā)現我經常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就覺得“這個歐植竹連湖南日報上發(fā)表的文章他都能修改，而且編輯還說改得好，號召我們向他學習，看來他適合調到我們辦公室來工作。”于是，我這個社會活動能力很差的癡漢，沒寫申請，沒去求人，更沒送禮，卻從五七干校調進了地區(qū)首腦機關工作。

在地委辦工作是繁忙的，但也有稍微清閑的時候。我就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利用業(yè)余時間繼續(xù)向報刊投稿，而且嘗試著寫起了文學方面的稿子。自從《湘江文藝》1973年第二期發(fā)表我的一篇題為《巧妙地安排細節(jié)描寫一一讀〈飛躍〉的雜感》后，我就在一些報刊上陸續(xù)發(fā)表文學作品了。我的文藝評論還居然得到省文聯一些老師和領導的認可和稱贊。在省作協(xié)第三次代表大會和省文學評論工作大會的報告中，都對我進行過表彰，把我列入了我省“近幾年來嶄露頭角，思想敏銳的一批理論新秀”當中。我的一篇寓言在《湖南群眾文藝》上發(fā)表后，還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的文學競賽中獲了獎。1978年省作協(xié)吸收我為會員，1979年恢復地區(qū)文聯，要我當上了專職副主席、主持工作（文聯主席是由地委宣傳部一位領導兼任的），還在省第四、五兩次文代會上被選為省文聯委員、省文藝理論研究會理事、省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委員會委員。后來地委還給我的職務轉了正，讓我當了地區(qū)文聯主席。組織上還調我到地委組織部任過職。由此可見，“文革”對我的任途沒造成負面影響，說明那時辦事（包括干部選拔任用）是公平公正的。

這就是我在“文革”期間的經歷。我這個基層干部，猶如一只“井底蛙”，視野狹窄，目光短淺，所以當時對“文革”的認識是片面、膚淺甚至是錯誤的。那時流行一種說法，毛主席發(fā)動“文革”是他晚年“犯了嚴重錯誤”。我這“井底蛙”也就以為，毛主席這位偉人，可能是他畢竟年老了，再沒有過去那么英明，看到蘇聯出了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也就以為“中國赫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旁”，因而發(fā)動廣大群眾與他們進行斗爭。而我這個基層干部所看到的，只是身邊的一些思想作風蠻好的領導也被當成“走資派”來整，就覺得毛主席發(fā)動“文革”真的是“晚年犯了錯誤”。

然而，人對事物的認識，需要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的反復過程。如今“文革”過去已經四五十年了，經過實踐檢驗，大家（包括我）也就有了新的認識，終于認識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仍然是高瞻遠矚很有遠見的。正如王震將軍所說的：“毛主席要比我們這些人早看五十年。當時不聽毛主席的話，或者對毛主席的觀點有著不同的看法。今天看，只要沒有嚴格照毛主席的路線走的，最終都是撞得頭破血流。”據網傳，就連王光美同志及有些中央領導同志也認為：從現在的情況看，毛主席當時是對的。

我這個“井底蛙”也終于看到了毛主席當時的一些講話，就像“撥開烏云見到了太陽”，從困惑中醒悟過來了。

毛主席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chuàng)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后成為資產階級的黨。

毛主席認為：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xiāng)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說：“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

毛主席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都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我快要見馬克思去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

……

讀了這些語錄也就明白了，毛主席就是為了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避免蘇聯紅旗落地、亡黨亡國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是為了捍衛(wèi)和堅持馬列主義，防止修正主義篡黨奪權；是為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能繼續(xù)走下去，不讓資本主義復辟；是為了全國老百姓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讓革命先烈的血白流了。毛主席是一如既往英明、偉大、正確，是特別有遠見，有預見性的。

我們現在發(fā)現了，我們黨內的確存在一些“愛資病患者”，他們夢寐以求復辟資本主義，想過剝削人壓迫人的生活。這些人當中，有的“三觀”本來就不正，參加革命、入黨是為了升官，升官是為了發(fā)財。這些投機分子一旦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就成為了資產階級代理人，想方設法為資本家服務，從而造就出了百億富翁、千億富翁。他們自己也從中獲得了“有償服務費”。也有的人原本是不錯的，思想作風都好，但在金錢的誘惑下，在“糖衣炮彈”的襲擊中變質了，蛻變成了腐敗分子，有的貪賄上億，甚至數億。這些人，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好蛋變成了壞蛋”。

由此可見，不但是一些原本就思想觀念不純之人非常需要學習，改造思想，即使是好黨員、好干部，也要不斷學習，改造思想，防止變壞。這就充分證明，毛主席用文斗的方式改造人們的資產階級思想，使其轉變?yōu)闊o產階級思想，把黨內走資派挽救過來，同人民群眾一道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何等英明、正確呀！這個動機多么好呀！他的眼光是多么明亮，預見性是多么強呀！

當然，我不否認“文革”運動中出現過一些錯誤和問題，比如打擊面過大，把一些好領導也當成“走資派”來批斗，還有人違反政策搞一些過激行為等。但是，對產生這些錯誤和問題的原因要進行認真分析。

我認為，除了“文革”是以前從來沒有搞過的群眾運動，缺乏經驗，因而發(fā)生了一些難以避免的失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居心不良之徒轉移斗爭大方向，挑動群眾斗群眾，并搞“形左實右”，違反政策破壞運動。例如他們違反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硬是搞“武斗”、搞“打砸搶抄”，釀成嚴重惡果。這種壞人干的壞事，豈能把贓水潑到毛主席身上呢？把“文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這個鍋，全都甩到毛主席身上，太不公平了！毛主席發(fā)動的那場運動，明明叫“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是堅決反對武斗的，他說武斗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只有文斗才能改造好思想，達到“文革”的目的。這，凡是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是知道的真實情況。

這就是我對“文革”的感受和認識。我這“井底蛙”，為當年片面、錯誤的認識而感到羞愧，也為如今有了進步、覺醒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