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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張國燾忽“左”忽右，北轍而南轅

點擊：作者：雙石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11-24 20:30:35

對于朱毛周張在1935年6月16日的這個電報，張國燾是這樣回復的：

同時[意]向川陜甘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1]

這就不是戰略遠景，而是馬上就要付諸實施的近期目標了？

然而，此間的張國燾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其實并無定見，這句話也只是他猶疑不定頭緒紛繁的復雜思維之一縷。因為9天后的6月26日的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關于戰略方向的意見，就已經與這句話“北轍而南轅”了——史載，在那天的會上，他“在發言中勉強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又同時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問題”……[2]

張國燾在會上是這樣說的：

……向南向成都打，這些敵人是不成問題的，并消滅了他。向東打地勢限制，松潘北邊的情況還沒有確切調查，我們去甘南還是站不穩的，還是要移動地區。[3]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的陳述也可資佐證：當時的張國燾、陳昌浩等，“是個舉棋不定的態度，有時說北取陜、甘，有時說南下川西南邊，拿不出成熟的方案來”，“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后腳說不定就打哆嗦。”[4]……

事實也的確如此：張國燾此前的“遠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不僅談不上“成熟的方案”，而且是非常機會主義的，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個人私欲未得滿足后的一種“意氣用事”！——如果還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層次的心態就是：尋求逃避民族革命斗爭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而這種心態與志在“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要在民族解放戰爭的風口浪尖上去為團隊的生存、發展和壯大尋找機會的毛澤東等人的思維層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數十年后，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相當精辟地道出了這種“不可同日而語”：

黨的北進方針，不是隨心所欲的決定，而是基于一定的歷史環境和黨所面臨的任務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變動著國內階級關系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者繼武裝侵占我東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爾省北部后，進而制造“華北事件”，發動所謂 “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和冀東“自治”，公然聲稱要獨霸全中國。“落后”的北方，一掃萬馬齊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濤。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不僅愈益被廣大人民所反對，同時也引起了統治階級營壘內部一些愛國人士的不滿。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從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保存和發展紅軍力量，使黨和紅軍真正成為全民族抗日斗爭的領導力量和堅強支柱這一基本目的出發，確定北進川陜甘地區，創造革命根據地，進而發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勢，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條件時，就明確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夠利用陜北蘇區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協同配合，短期內形成鞏固的根據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區和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第二，在敵情上，這個地區的敵人分屬幾個系統，互相之間存在著矛盾和沖突，戰斗力一般較薄弱，并遠離其政治軍事中心，便于紅軍各個擊破。尤其是東北軍張學良部，反帝與不滿蔣介石的情緒日增，正是紅軍開展爭取工作的有利條件。第三，在居民條件上，由于連年不斷的深重農業危機，普遍的饑荒，沉重的捐稅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長著農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爭。第四，在物質條件上，川陜甘邊是西北比較富庶的區域，能夠保證紅軍現有力量及今后發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條件，黨和紅軍集中兵力，乘間北進，在川陜甘邊立腳，建立起可靠的前進陣地，就一定能夠影響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與此相反，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

……[5]

這種思維層次的差異后來演變而成了激烈的爭論，甚至激化到了有可能在紅軍內部誘發沖突的可能，從而直接導致了黨中央被迫率紅一、紅三軍團單獨北上，也直接導致了張國燾另立中央爾后大舉南下。再到后來，紅四方面軍在南下迭撞南墻之后又不得不西進康北舔傷裹創，張國燾也不得不重新考慮曾被他斥之為“右傾逃跑”的“北上”路線……

而實際上，即或是在這個關于“南下”還是“北上”的“激烈的爭論”時期，就已經孕育著北上乃至北上之后是向西還是向東發展的分歧。其間，張國燾“沒有一定原則，沒有一定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時有發作。比如，1935年8月4日～6日在沙窩（今四川省阿壩羌族藏族自治州黑水縣血洛村）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張國燾就對兩河口會議已經決定的“建立川陜甘根據地”方針表示了懷疑[6]；而沙窩會議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合組，分為左、右路軍分途北上，執行旨在“迅速北進夏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向東壓迫敵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敵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7]”的《夏洮戰役計劃》且左路軍也根據這個計劃進至阿壩前后，張國燾卻又再度萌發了“西進青、新”之念……

然而客觀而言，張國燾的這些念頭，也并非無源無本。而其源頭之一，就是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關于軍事問題致中共中央的來電，這個電報在肯定了紅四方面軍“在四川、陜南和盡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區擴大蘇區根據地具有重大意義”的同時，也提出：“要規定幾條可行的退路，做好準備，在人煙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給養的根據地供紅軍隱蔽和等待良好時機。應避免與敵人的大隊人馬做無益的沖突”[8]。

這后一句話的確很成問題。在沒有外部援助情況下，是否能“在人煙稀少之地”為主力紅軍建立“能保障給養的根據地”姑且不論，就說民族危機日漸深重民族矛盾空前加劇的歷史時期，這個兩年前的指示也顯然失去了時效：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而今這個當口，正是共產黨人勇敢地站在“抗日救國”歷史大潮的潮頭去挽救民族危亡，也擺脫自身危機，從而贏得生存、發展和壯大的歷史機遇啊！這個時候要找個遠離風口浪尖的偏僻之地躲起來，那最多就是一個地方土軍閥的格局，還能有什么大出息，還能成什么大氣候？

那年那月，在群雄薈萃的紅軍領袖群中，毛澤東把這一點瞅得比誰都清楚明白！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毛爾蓋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徐向前、陳昌浩等參加了會議），聽取毛澤東關于夏洮戰役后行動方向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的行動方向，一是向東(陜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陜、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后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陜西交界地區[9]”。

這是一個非常富有遠見卓識的思路，意義非凡。

在為會議作總結時，毛澤東還進一步指出：

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應采取積極向東發展的方針。夏洮戰役應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縣)的路線，可集中三個軍，甚至全部集中走這條路線。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阿壩要迅速打一下。應堅持向東打，不應以一些困難轉而向西。[10]

毛澤東的報告得到了與會者們的一致贊同，并以毛澤東發言為基礎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中央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進一步對《夏洮戰役計劃》之宗旨作出了修訂和補充：“迅速占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并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陜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進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11]”，并且明確表示反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寧”：“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絕并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該地區去活動）[12]”。

為此，黨中央領導人和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也曾多次致電張國燾，解釋中央北上方針，對張國燾進行規勸：“以主力向黃[洮〕河以西或失先機，敵沿洮河封鎖，致我被迫向黃河以西，然后敵沿黃河東岸向我封鎖，則我將處于地形上、經濟上、居民條件上比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這一區域，合甘青寧三十余縣，計人口共不過三百萬，漢人不及一半，較之黃河以東，大相懸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經營，尤為彰明較著[13]”，“……不宜分兵出西寧[14]”，“……目前主力西向或爭取西寧不當……[15]”，“必須左路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兩路集中向夏、洮、岷前進。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關，盼立決立復示，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16]”。

連徐向前、陳昌浩都反對，張國燾只好給“西進之念”暫時上了一把鎖。

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多年后回憶，毛澤東在“沙窩會議”后修改政治局會議決議草案時曾對他說過：“我總想，這個根據地要在黃河以東，不能在黃河以西，這樣才好和群眾結合”。對此，劉伯承十分感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主席說：唯物主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徹始徹終，就是領導群眾斗爭。他說：‘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給群眾辦好事，不領導群眾斗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據地放在河東，以后抗日東進，就看出主席這個思想來了”[17]。

這場“東西之爭”暫告一段落后，張國燾又經過了一番左扭右捏，最后還是選擇了“南下”。

“南下”是個什么結果，應該沒有什么可置疑和爭論的吧？

其實當事人之一的徐向前之親歷感言就力透紙背，足以一錘定音：

列寧說過：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原則的分歧，不能退讓，不能調和，只能通過斗爭去解決。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當時沒有從原則上、戰略上的高度去看“北進”和“南下”之爭，更沒有識破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因而當斗爭尖銳化、明朗化的時候，彷徨困惑，心情焦慮，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夠說服張國燾，帶著左路軍一道北進；實在不行的話，寧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結果跌了跟頭。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后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18]

徐向前這些話，都是在毛澤東去世多年后改革開放的年代道出的。

然而，在“北上”與“南下”的分歧中孕育的這個“東西之爭”，在“南下”與“北上”的分歧被歷史事實予以終結之后，卻又迅速膨脹成為了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新的重大分歧，而且還導致了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前后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期間一系列嚴重后果！究其根源，其實就在于張國燾與黨中央之間產生分歧和矛盾的基礎并未得以消除：張國燾此間乃至此后的一切“路線”，都是以“尋求逃避、偏安、托庇之所”為出發點的，而且還對紅四方面軍一些領導人此間乃至此后的思想和行動，產生了相當一段時期的嚴重影響。

這也是作為后人的筆者不忍道出，卻又不得不道出的一個冷峻無情的客觀事實！

注釋

[1]《張國燾、陳昌浩關于戰略方針和部署的意見致中央領導人電（1935年6月17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1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金沖及等《毛澤東傳（1893～1949）》第40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頁注釋⑷稱，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解釋“打成都”的戰略時發言說：此戰略向南向成都打，這些敵人是不成問題的，并消滅了他。向東打地勢限制，松潘北邊情況還沒有確切調查。我們去甘南還是站不穩的，還是要移動地區。張國燾在其回憶錄《我的回憶》中稱，黨中央在會議上提出了寧夏戰役計劃，而他在兩河口會議上提出的是“川康甘計劃”、“北進計劃”和“西進河西走廊計劃”，他主張的是先執行“川康甘計劃”，爾后再執行“西進河西走廊計劃”。但張的回憶文字所言雖然比較符合其當時的心態，但因缺乏會議發言等原始檔案文獻佐證，只能存疑。但并不排除張有可能在這個時期的其他會議上或其他場合上表達過這樣的意見。可以肯定的是，黨中央在這次會議上，并沒有提出“寧夏戰役計劃”——“寧夏戰役計劃”是次年三軍會師前夕才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