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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從“打通國際”說起

點擊：作者：雙石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11-23 19:41:25

“打通國際”，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存需求和現實追求。

那個時代，那個年代，他們自身的力量太薄弱了，他們面臨的對手太強大了，他們經歷的失敗太頻繁了，他們付出的犧牲太慘重了！一句話，他們太困難了，他們太需要來自“無產階級祖國”實際的，而不僅僅是道義的幫助了！

實際上，早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就曾經嘗試在沿海地區策劃武裝起義，尋求建立“打通國際”的紅色港灣，盼望著那些懸掛著鐮刀鐵錘國旗的航船鳴笛靠岸，在送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情誼”的同時，也把滿載來的武器分發給急待武裝起來的中國工農群眾……

在力量強大的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剿殺下，這些嘗試的結果可想而知。

海路不成，就尋找陸路——與蘇聯、蒙古接壤的陸路通道。

早在大革命后期，蘇聯派駐國民黨的代表鮑羅廷就曾提出過推動中國革命向西北方向發展，以接取蘇聯援助的“西北學說”：“中國革命10年內不可能取得成功。應當有一個軍事混亂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成為獨立的政黨，它是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左翼”，“中國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軍事基地、組建革命軍隊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成功”[1]。中共中央也曾于1928年2月向國際代表提出了在陜西建立根據地與蘇聯接通的設想，但當時共產國際和蘇聯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2]。這當然也是有其緣由的：大革命時期國民黨還是革命的主流力量而共產黨人的力量又過于弱小，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或主動或被動地紛紛把山溝溝當作“革命搖籃”的趨勢，又使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領導人著實懷疑：這樣的革命，難道還能有成功的希望？……

不但懷疑，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基本國情也缺乏深入的了解。

共產國際領袖布哈林就在1928年6月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就曾經表達過這樣一個意思：新生的中國紅軍只能在分散和游擊中生存，今天在這里吃雞，明天到那里吃雞，以免把一個地方的母雞都吃光了[3]。

銀行家肯定是不會貸款給看不出有發財希望的窮光蛋的，這基本上是一個鐵律。

然而幾年過去了，這山溝溝里的“革命搖籃”搖來搖去，竟然搖出了一個個生氣勃勃活蹦亂跳的半樁娃娃，這就讓共產國際的革命大佬們有點刮目相看了：在大城市里呆不下去了的中國無產者們，沒有如同“阿芙樂爾”巡洋艦上的那些大炮來轟鳴號令，也還是可以在交通困難消息閉塞的窮鄉僻壤里，抱出一個又一個“蘇維埃”孩子來哈？！

于是乎，幫助中國共產黨人“打通國際獲取國際援助”也就真正開始進入了計劃日程——

1933年3月，當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獲悉了撤離鄂豫皖蘇區的紅四方面軍在川陜邊區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后，就給予了肯定：“我們肯定紅四方面軍的主力轉入四川是對的，認為在四川、陜南和盡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區擴大蘇區根據地具有重大意義”[4]；次年9月16日，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也開始設想：“造成一種新局勢，就是一方面川陜蘇區有了廣大的根據地及鞏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陜蘇區與新疆的聯系”，并提議“中央與四川、陜西的黨共同努力完成這個與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5]……

到了1935年4月，已經很長時間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的共產國際認為：“現在，不僅四川地區的西北邊界已經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威脅，而且今后紅軍向陜西、甘肅方向發展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因為這些地方的游擊隊已經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據地，并且建立起獨立的蘇維埃政權”，紅軍“向西北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已經打通”。為此，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三家甚至聯合組織了一個三人組，特別研究了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及其蘇聯方面的援助問題，這個小組的一份報告也明確肯定了紅軍在西北發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6]……

兩個月后，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高原會師，會師第4天的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也第一次將“組織遠征軍打通國際路線”列入了黨中央正式文獻——那天，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在致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電報中指出：

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就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7]

由此可見，西路軍失敗后清算“國燾路線”之時乃至之后相當一段歷史時期，曾經有過一些籠統地將“西進”說成是“逃跑主義路線”的說法，這的確是失之簡單也極易引起誤讀和曲解！“組織遠征軍打通國際”的設想，是黨中央首先提出來的，反映的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存需求和現實追求！抽象而言，概括而言，不放在相應環境和特定條件下來衡量來比照，是不存在“錯誤”或“正確”之分的！——十多年后“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軍不也一樣浩浩蕩蕩地“西進”了么？你說這是正確還是錯誤？

然而從來就沒有在“真空”中發生的戰爭！所以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的黨中央雖然提出了“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但實際上也是有前提條件的——“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是有兵力部署重點的——是“一部”，而不是主力，更不是全部；也是有時間設想的——以“適當時期”，作為一種“戰略遠景”來設想的！而且我們還有理由認為，黨中央在這里提出這種戰略設想，更大程度上是對當時剛經過大失敗大逃亡的黨內軍內“打通國際”的普遍呼聲與急迫心情的一種安撫性回應！因為幾個月后的12月1日，在中央紅軍主力與陜甘紅軍在陜北實現會師，真正開始接近“打通國際”目標的時候，毛澤東就在與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張聞天的通信中，明確表示了對“組織遠征軍打通國際路線”的真正態度：

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陜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8]

這是比較典型的毛氏思維：求人不如求已！既或是要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錢！赤手攥空拳上門投親，是很難遭人待見的；手頭攥著的本錢越多越厚，得到的幫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銀行家只會給擁有還貸能力并充分展示了這種能力的人貸款！而逃難式躲災式的投親靠友，是展示不出這種“還貸能力”的！從“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到“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打通國際”之“根本方針”在認識上的更新和升級——這句話的廣義延伸，就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而這一關鍵性信息的深刻內涵，應該是非常值得黨史和軍戰史研究者們留意和關注的——至少是不應該忽視、漠視甚至直接無視的！

令人遺憾的是，這一關鍵性信息，的確是被不少學界中人“忽視、漠視甚至直接無視”了！

當然這也難怪，就是在當年，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也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形成“普遍共識”。那年那月，在大失敗大挫折后迭遭身心重創的他們，心目中或許還存有這樣的“當然之念”：一頭扎進“無產階級祖國”的懷抱，拼命吸吮“共產國際母親”的乳汁，裹好創，養好傷，獲得撫慰，補足精神，再回過來頭來跟“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拼命……

而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所思所想顯然要高于和超出這個認識層面：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緊要關頭，共產黨人理所當然地要站在革命斗爭的風口浪尖上去參與并領導群眾斗爭！只有站在民族革命斗爭歷史大潮的潮頭，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共產黨人才能贏得人民群眾衷心擁護與全力支持，才能為民族也為自己贏得生存和發展的更多更好的機會。任何遠離民族革命斗爭大潮中心去尋求偏安之隅的念頭，都在理當受到批判與唾棄的“逃跑主義”之列！而極其靠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帶”的陜甘革命根據地，是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投入民族革命斗爭的立足點，也是出發點，只能力求發展——向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帶發展，而不能輕言“脫離”。

一個正確的認識，要被更多的人乃至大多數人接受，需要時間的沉淀與實踐的檢驗——而且常常要經過血的洗禮。

比如，這段日子跟毛澤東信來信往蹉商探討的張聞天，就與毛澤東的觀點存在著微妙不同。

此前，張聞天在與毛澤東通信中所談及的“打通國際”方案是：剛剛到達陜北的中央紅軍主力繼續向北前進，立即奪取寧夏或五（原）、包（頭）地區，“與日帝爭先機”[9]。對此，彭德懷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是有極大危險性，沒有估計到下列的嚴重問題：（甲）嚴冬行軍消耗大。（乙）由榆林、寧保〔條〕梁起北進，沿途系蒙族，寧夏多回族。（丙）寧夏地形險，南憑黃河，北依沙漠，在戰役、戰略回旋地小。城極堅固，且多土寨，如遇少數民族堅壁清野，取糧不易，擴紅困難。（丁）敵固守城寨待援，陷我軍于進退維谷。（戊）張學良、井、高等，有進至榆林、三邊構筑封鎖線，以至迫進黃河間，同以重兵堅守包、綏、五原線，以日帝為后援，摧殘陜、甘蘇區。（己）有將紅軍進入寧、五線以北之沙漠中的可能，這種取徑出寧夏企圖，以現在自己力量不可能的”，而且提出了與毛澤東相似的意見：“為完成上述任務，須在陜、晉最少擴大到一萬五千新紅軍，并現有全部二萬五千紅軍。似此，以主力奪取綏遠、五、包三個城市，以適當力量留陜、甘、晉蘇區，配合地方武裝行動，鞏固和發展現有之蘇區，求得短期內與進占綏遠主力聯成一片。”[10]

與毛澤東通信交流后，張聞天改變了自己原來的提議和看法——在1935年12月23日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就已經對毛澤東的意見持贊同態度了：

抗日目標，消滅賣國賊，準備與日本侵略軍直接作戰，進行民族解放戰爭，鞏固擴大根據地，打通國際路線，是相互聯系著的。打通蘇聯與鞏固根據地，現在要同時實現，是不沖突的。有時為了打通聯系，暫時可能離開根據地。我反對長久停留在根據地。因此，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教訓，就是長久地停留在根據地，將元氣損失。我原來的方案是去寧夏，背靠外蒙，因為那里作戰不便，若不能占領城市，我們會處于困難境地，因此，我現在同意向山西方向發展。我們預料到紅軍到山西，會加速日本侵占山西，縮短我們與日本侵略軍的直接作戰時間。[11]

當然，也有微妙差別——與共產國際領袖布哈林的“吃雞”的說法有相似之處，與“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也不盡一致。

而在半年前的6月間，對中央提出的“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有人馬上就作出積極響應。

當時紅四方面軍最高領導人張國燾，就是這個提議的第一個響應者。

注釋

[1]《羅易就中國形勢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和斯大林的書面報告（1927年5月2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288～第289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2]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06～30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3]《國際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于政治報告的結論（節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7～1931）》（上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1卷）第179～第18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軍事問題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1933年3月）》，《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36～1943）/（1921～1936）（補編）·第3輯》第30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5]《王明、康生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09～第310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6]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中國紅軍前線的新形勢（1935年4月）》；《有關軍事問題的報告（絕密）（1935年）》，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19，卷宗號574，575，轉引自《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1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