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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即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

在殘酷的戰爭年代，武裝斗爭理所當然的是中心任務，否則，革命者不僅生命難保，實現理想信念更成空談。但也正因如此，導致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盛行，認為戰爭時期理應軍事至上，軍事高于一切，紅軍的任務就是單純地打仗，以致習慣于走州過府、流動游擊，熱衷于攻打城市，打了勝仗就吃吃喝喝。

在黨和軍隊關系上，突出個人領導，“長官說了算”，提出“黨不應管理一切”，指責政治部妨礙司令部的工作，割裂軍事與政治的關系，認為“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直接將政治與軍事對立起來，不承認中國工農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并“犯有革命的急性病，不愿做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存在盲動主義的殘余。”

為糾正和克服紅軍黨內存在的以單純軍事觀點為代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解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特別是紅四軍迫切需要回答的時代課題，經過激烈爭論討論、挫折碰撞，在中央《九月來信》的正確指導下，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同志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名垂青史的《古田會議決議》，以糾正紅四軍黨內各種錯誤思想。

《決議》批評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強調紅軍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明確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而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確立“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無產階級建軍原則；整頓肅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明確思想建黨、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規定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從而為黨和人民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古田會議決議》的歷史豐碑意義，在于找準了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設無產階級的政黨和人民軍隊，使中國共產黨避免走向同時代其他黨派行列，使工農紅軍避免淪為新式軍閥集團。古田會議確立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鍛造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人民軍隊“軍魂”，鑄就了思想上建黨以保持黨的先進性的中國共產黨“黨魂”。黨和軍隊建設與發展的理論后來雖有極大的豐富和發展，但基本的原則還是來源于這個決議?？梢哉f，沒有古田會議確立的這兩大原則，就不可能有后來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更不可能有后來的一切。

古田會議批判單純軍事觀點，至今仍極具重大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總方向毫無疑義是正確的。但如同戰爭年代以武裝斗爭為中心不能任由單純軍事觀點流行泛濫一樣，今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樣不能任由單純經濟觀點繼續蔓延，否則必將延緩甚至損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

一個時期以來，單純經濟觀點造成的各種損害被我們熟視無睹，釀成的令人痛心的惡果被冠以改革開放探索中“交學費”之名而一抹了之。

如果說當年黨和軍隊尚處于幼年成長期，又囿于殘酷戰爭環境和舊軍隊的影響，單純軍事觀點沒能正確認識與弄清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為誰打仗”、“依靠誰打仗”、“戰爭勝利的果實屬于誰”等根本問題，還可以理解的話，那么，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成熟偉大，還不能認清單純經濟觀點刻意模糊淡化共產黨領導的“經濟建設究竟為了誰、依靠誰”、“怎么建設”、“經濟建設的成果究竟屬于誰”等根本問題，就必須深刻反思。

不妨反思一下單純經濟觀點流行的一系列表現。

單純經濟觀點故意曲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處理國際關系上，面對外部敵對勢力的蓄意惡意挑釁，缺乏戰略視野、戰略招數，采取鴕鳥政策，一味逃避，不敢抗爭，不敢斗爭，憂這怕那，畏手畏腳，喪失原則，屈辱退讓，使國格和民族尊嚴蒙羞，為祖國和中華民族留下恥辱與后遺癥。

單純軍事觀點將軍事與政治對立，以軍事決定政治、意圖“槍指揮黨”。而單純經濟觀點與之類似，將經濟與政治對立，讓經濟建設的決策與方向脫離黨的領導監督，強制實施“黨政分開”，“廠長、經理說了算”，對堅持黨性原則的，指責是干涉經濟建設，扣上“左傾”“保守”帽子，強推“不換思想就換人”。

單純經濟觀點為了經濟而經濟，只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只講經濟利益不講社會效益，導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被異化為“以GDP為中心”，各級政府考核不重視全面發展而唯GDP論，帶偏政績觀，只求短平快。為了GDP指標，不從實際出發，不論環境條件，一窩蜂地開設經濟開發區，大多數沒見經濟成果和社會效益，勞民傷財，造成難以挽回、難以估量的損失。打著刺激經濟的旗號，怪招濫招頻出，甚至建所謂的“xx風情街”、頂風違規舉辦低俗的文娛活動。

在單純經濟觀點誘導下，“一切向錢看”，為了金錢利益，忘卻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搞權力尋租，沒有好處不辦事，給點好處亂辦事，貪贓枉法，前“腐”后繼。整個社會奉行“金錢價值觀”，醫療、教育、文藝、體育等行業領域忘卻自身初心使命，對自身核心價值也以經濟指標、金錢利益來衡量。某些專家學者為了一己私利，鮮廉寡恥，毫無操守地為既得利益者搖旗吶喊。在金錢觀念支配下，社會浮躁，充滿戾氣，為了“先富”、“快富”，投機取巧，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喪盡天良行為屢見不鮮。更為荒唐的是，連軍隊也一度卷入經商辦企業大潮，為了經濟利益犧牲戰斗力，甚至參與走私販私活動。

單純軍事觀點“犯有革命的急性病，不愿做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存在盲動主義的殘余。”而單純經濟觀點同樣犯有經濟建設急性病，急功近利。放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推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政策。為了眼前利益，不慮民族未來，強推少生政策、轉基因作物。“有奶便是娘”，一度給外資以超國民待遇，所享受的特權待遇前所未聞。“崽賣爺田不心疼”，眾多的中小國企和集體企業被視為“包袱”而甩賣了之，出賣老祖宗流傳下來秘方，甚至出賣國家機密、國家利益，肆意開發販賣稀土等國家戰略資源。在事關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國家產業、民族企業、經濟命脈等保護方面，只認經濟利益而不計后果。打著“發展是硬道理”的旗號，盲目推行野蠻開發、竭澤而漁、貽害子孫后代式的發展模式，使環境、資源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甚至毀滅。

單純經濟觀點把黨的領導、黨的宗旨寫在紙上、掛在墻上、說在嘴上，行動上卻從不考慮經濟建設依靠誰、經濟發展的紅利賦予誰的問題。多少年來哪些人是決策者的“座上賓”，各級這“委員”那“代表”大多數是哪些人，人民群眾看得最清楚。很多地方經濟運行的結果是，放任“座上賓”形成利益集團，略有效益的經營項目形成黑社會性質的壟斷，某些私家集團被寵得尾大不掉，撈足了就大肆向外轉移資產，把難題交給政府，狂妄到以影響社會就業、影響當地經濟發展要挾、綁架政府。

單純經濟觀點把“好日子”定義在生活富裕上，“讓大家過上好日子”成為叫得最響亮最漂亮也最迷惑人的口號。毫無疑問，“好日子”需要經濟支撐，但貧富分化急劇擴大，社會矛盾凸顯，大多數人陷于經濟壓力中苦苦掙扎，肯定不是“好日子”，真正的“好日子”也不僅僅是生活上不愁吃穿，還需要公平正義、精神愉悅與社會和諧等。

單純經濟觀點還刻意只從經濟角度解讀“落后就要挨打”，故意忽略政治、軍事、文化、民心、骨氣、血性等方面的作用及其綜合力量的重要性。當年的北宋，其經濟之發達可謂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社會經濟生產總值占當時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富得流油冒泡。但其結果如何？一味避戰求和，社會沉醉于歌舞升平，朝野同唱“后庭花”，所奉行的以錢財換和平的策略最終換來的是靖康之恥、亡國之命。

……

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單純經濟觀點行為下大力氣進行了遏制和糾正，努力撥正經濟建設的發展方向。但毋庸諱言，多少年來形成的單純經濟觀點已深入骨髓，不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短期內還難以徹底糾正。

里程碑式的古田會議，彰顯了共產黨人敢于直面問題、勇于糾正錯誤、善于探索進取的革命精神。這種精神依舊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源泉。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政治問題，任何時候都是根本性的大問題。”“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講政治是第一位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但民族真正復興，靠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讓人民共同富裕。共產黨領導下搞經濟建設，就必須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主體、為中心“，抓好經濟建設這個工作重心，推動和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協調發展。經濟建設的結果不能只是孕育一批富翁豪族新貴，因為，如果社會不能全面健康發展，人民對“國”與“家”的認知分裂，丟失民心，一盤散沙，失去民族凝聚力，無論有多少名富豪擠進福布斯排行榜，也不可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