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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人工智能的最新發展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在此過程中，一種思考或疑惑如影隨形。這就是伴隨計算機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還有效嗎？“機器替代人”的難題以新的形式又一次擺在了人們的面前。與之相關，如何看待所謂的“非物質勞動”“數字勞動”，及其與作為唯物史觀核心的物質生產之間的關系，也成為近期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本文的觀點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并不能構成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挑戰；在數字經濟時代，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并未過時，它構成了我們分析人工智能社會歷史效應的科學工具。克服人工智能挑戰勞動價值論的憂思，需要破除圍繞人工智能的迷思，澄清有關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誤解。

以唯物史觀把握勞動價值論

為了闡明人工智能的發展并不能構成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挑戰，我們不妨首先對勞動價值論做一個概念辨析。盡管我們經常談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發了一種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但是回到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我們很難找到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這個術語的直接使用。用勞動價值論來描述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19世紀下半葉之后隨著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邊際革命之后，在同“效用價值論”相對立的意義上逐漸確立起來的。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強調馬克思與李嘉圖，或者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勞動價值論問題上的密切關聯。只不過，以薩繆爾森為代表，在西方經濟學家眼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被看作經濟學演進在李嘉圖的錯誤路向上的進一步發展。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徹底批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構成了剩余價值理論的科學前提。那么，馬克思到底是怎樣闡述勞動價值論的呢？

在日常的觀念中，當我們提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或者論證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時，往往從這樣兩個方面展開。其一，只有人的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因此討論商品價值時只能從勞動出發。其二，西方經濟學之所以否定勞動價值論，是因為無法理解作為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的客觀抽象性。嚴格來說，這兩種思路都是不全面的。回到《資本論》的文本結構及其創作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最后一稿的時候，重寫了論述商品的一章，并下定決心使用“價值”這個范疇。在這一部分，“使用價值”和“價值”構成了商品的二重屬性，背后則是勞動的二重性。也就是說，馬克思之所以批判地改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是同對勞動二重性的理解直接相關的。

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堅持唯物史觀這一科學的歷史觀。勞動二重性的區分，對于作為商品價值的“實體”的社會勞動或抽象勞動的發現，只能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獲得。只有堅持從物質生產方式出發，才能真正理解各種商品的交換關系背后存在著的生產方式的總體性關系。也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馬克思所說的商品的“價值”，及其與“財富”“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

馬克思所理解的“價值”，在本質上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階段，商品交換的一定的比例關系。這種比例關系歸根結底是由一定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價值”在具體的交換關系中表現為商品的“交換價值”。這種“交換價值”以貨幣形式來表現就是“價格”。日常語境中經常提到的“財富”，一方面與我們對“使用價值”的感受結合在一起，具有了物質財富的含義；另一方面，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特別是亞當·斯密那里，也以拜物教的形式承擔著論證資本積累的功能。

更進一步，正是因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本身必須回到物質生產過程中獲得理解，商品交換關系也就必須被理解為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這樣，對于勞動價值論來說，內在蘊含著兩個方面的理論維度。其一，勞動價值論不是簡單強調勞動創造價值，或是勞動構成了價值的“實體”，而是必須立足物質生產方式的分析，關注現實的社會關系構成方式。其二，這種社會關系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兩個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而是一個以商品關系展開的社會歷史的總體性存在。在這樣一個社會歷史的總體性存在中，事物之間的聯系是現實的、客觀的、普遍的，但因為各種中介的存在，事物的聯系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在人們面前。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之所以從根本上不同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及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就在于它從物質生產方式出發，科學闡明了現實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的本質及其表現形式。這為我們正確認識數字經濟的發展，把握人工智能發展的社會歷史效應，回應人工智能提出的所謂理論挑戰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近十年來，伴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互聯網和大數據的發展、各種前沿性顛覆性技術的出現，人工智能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之所以說“重新”，是因為“人工智能”這個概念早在1956年便已經被提出，只不過今天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無論在數據和算力，還是在應用和影響上都遠超以往，以至于很多人都會產生這樣的憂慮：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產生了數據、算法、平臺對人的新的控制。人工智能在很多領域都已經替代了人。未來，人工智能會不會產生自主意識，成為人類的主宰呢？對于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分別加以回應。

首先，就目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來說，計算機科學家和人工智能研究者仍然主要是圍繞弱人工智能展開研究的，也就是更好地利用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來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所謂機器能否有自主意識的問題，或者說強人工智能問題，并不是科學技術發展直接關注的問題。在現階段的討論中，這一問題更接近于科幻而非科學。

其次，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是否存在數據、算法、平臺對人的控制呢？客觀來說，伴隨人工智能的發展確實存在這樣一些現象，如平臺對用戶個人信息、行為習慣甚至隱私的抓取，數據和算法在生產活動中對人的控制和規約等。但是，這些所謂的“數據控制人”的現象，從本質來說不過是馬克思已經面對并分析過的“抽象力量奴役人”的問題的再版罷了。

再次，關于人工智能替代人的問題，客觀來說，確實存在這樣的趨勢。早在2013年，國外研究便已經指出，美國有將近一半的就業崗位存在被技術創新所取代的風險。現實中，某些原本需要由人直接從事的工作和勞動，現在已經可以由人工智能來完成了。然而，“機器替代人”的難題并不是伴隨人工智能的發展才出現的，從工業革命開始，這一問題便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并思考了。

一個簡單的結論是：歷史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對于人工智能控制、替代人這兩個問題的解決，不能簡單地通過“砸碎機器”的盧德運動來完成，而必須剖析社會生活中現實存在的那些抽象力量，研究生產過程中現實發生的那些具體變化。當我們以這樣的態度來面對人工智能的發展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不會受到人工智能的挑戰，而且會成為我們把握人工智能發展、研判其社會歷史效應的科學工具。筆者的觀點如下。

第一，人工智能在本質上是機器或者工具，只不過是一種復雜的機器、高效的工具。今天，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首先得益于互聯網的發展，特別是物聯網的出現。其中，最為關鍵的技術要素包括計算機存儲運算能力的大幅提升、探測器技術的高速發展和廣泛運用，以及高速互聯網的普及化等。沒有這些硬件技術條件的準備，人工智能即便有算法也無法實現，更不用說運用了。這樣，人工智能條件下的勞動問題，就轉化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物質生產方式變革和人的勞動過程轉型的問題了。歷史和現實證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于這一問題最有發言權。

第二，正如我們提到的，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是堅持從物質生產方式出發的唯物史觀。面對人工智能的發展，我們既不能從簡單的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出發，驚嘆于人工智能替代人、創造財富的現象，也不應從抽象勞動構成商品價值的觀點出發，漠視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所導致的經濟社會變革。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深入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所產生的生產過程和勞動形式變化中，探尋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在此過程中，我們應當警惕那些將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所關涉到的各種勞動形式，抽象地貼上“非物質勞動”“數字勞動”之類標簽的做法。這是因為，寫代碼開發軟件的勞動是勞動，設計圖紙研發機器的勞動也是勞動，運用人工智能開展生產活動的勞動還是勞動。除了在具體產品的生產的層面存在對象、工具和方式的差別外，還在總體的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商品生產和交換關系中存在抽象的量的差別。這一差別只能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意義上加以衡量，只不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形成不僅存在于同一行業部門內部，而且存在于不同行業部門之中。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科技創新對于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積極推動作用。

第三，正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是簡單地討論商品交換價值，也不是抽象地談論財富積累一樣，今天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待人工智能條件下出現的那些所謂新的勞動形式的時候，也應當區分同一對象自身所蘊含的不同維度。比如，馬克思曾經討論過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關系問題，恰恰可以在人工智能條件下得到更加清晰的理解。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今天二者越來越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問題的關鍵不是二者的區分和不同作用，而是一定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中不同勞動形式的相互關系。比如，所謂的“生產性消費”或者“玩工”現象，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個人消費的同時也進行了數據的生產，或是玩游戲的過程也是勞動過程，而是新的技術條件下，這些原本屬于個人生活、未被納入生產性勞動范圍的活動，是否、怎樣被以一種新的方式嵌入社會經濟關系之中了。又如，當我們討論人工智能條件下的勞動時，往往過度關注人工智能研發的過程，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產品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但不容忽視的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硬件條件準備過程中的勞動，數據整理和標注過程中大量的簡單初級勞動，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特別是網絡平臺進行生產活動的勞動，也都客觀現實地存在著。對這些勞動的性質和作用的分析，同樣離不開現實的物質生產關系和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

今天，人工智能的發展深刻改變著人們的勞動形式、生產過程、社會關系，這是一個客觀的歷史趨勢。但是人工智能不是一個“神話”，而是一個復雜、系統、高效的工具，或者說一種機器體系。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并不是從直觀的人類學前提或是抽象的概念思辨出發來理解勞動和價值，而是堅持唯物史觀，運用合理形態的辯證法，把握現實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科學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與其糾結人工智能對人的替代、控制，不如更加積極地去探索如何更好地發展數字經濟，形成新質生產力。在此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將進一步展現自身的理論魅力。

（作者系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