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為什么民族矛盾轉變為外敵入侵后的主要矛盾？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毛主席領導的“全面抗戰”勝過蔣介石的“全國抗戰”？ 前面已經發布了我的文稿，昆侖策也轉載了（見【相關閱讀】），我感到十分榮幸。

下面談第三個問題：為什么要強調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立華老師的《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軍事思想》，已經講了6集，用他的方式，比較完整解讀了毛主席親自指揮紅軍東征的全過程。在最近一期《殺敵不如誅心！毛澤東的輿論戰如何制勝？》里，他主要講的是紅軍東征勝利后的總結。

他是這樣概述的：“聲勢浩大的東征結束了，毛主席對東征是怎樣評價的？他有四句話：打了勝仗，喚起了人民，擴大了紅軍，籌備了財物。”

毛主席的總結歸納，無疑是高屋建瓴的。

毛主席是紅軍東征的統帥，而彭德懷是紅軍東征戰役的指揮員。立華老師是這樣談起彭老總的——

“彭德懷說，毛主席是以軍委主席兼抗日先鋒軍政治委員親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決定的，靈活機動，所耗甚少，收獲很大。這是他對作戰本身的評價，更重要的是，他說：進軍山西，擴大宣傳抗日主張，從此共產黨奪取了抗日領導權。全軍指戰員都看出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政治、軍事由被動轉入主動，向敵人開展了戰略上的進攻。他的回顧是比較誠懇的，道出了這一戰的偉大歷史意義和轉折意義。”

我理解，這里面說的“抗日領導權”與后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的“領導權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

紅軍東征的勝利，事實上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奪取了抗日領導權”，這主要是從政治上講的。注意，政治在軍事之上。

后來王明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放棄統一戰線領導權的，是完全錯誤的，當然那條路線也是想不通、說不通、行不通的。

這里要說清楚抗日戰爭時期有兩類路線斗爭。

第一類：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一條是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另一條是蔣介石領導的以“全國抗戰”的名義實施的“片面抗戰”路線。這兩條路線的斗爭，貫穿了幾乎14年抗日戰爭時期。

第二類：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推行的正確路線，與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過一段比較激烈的斗爭。

抗日戰爭時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怎么回事，那就得提一下“十二月會議”。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是共產國際派回的“欽差大臣”王明第一次與政治局同志見面并作報告。

彭德懷是這次“十月會議”的參加者，他后來回憶說：

“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后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于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

他的回憶，帶有事后的結論意味。

可是當時的情形，不那么簡單，王明在器層面（看得見摸得著的地方）是處在上風的。

從這張圖片看得出，一排中間的王明頗有領袖派頭。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站在后排最右邊，一個人穿著大衣，頗為與眾不同。

但是，真理越辯越明，真金不怕火煉，毛主席的路線在道層面有著無形的無與倫比的感召力。那個時候，已經經過了紅軍東征，紅軍指戰員和黨內的高級干部，絕大多數都是經歷過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他們中的有些同志難免會有認識上的偏差，但畢竟還是有過一次刻骨銘心的“痛苦經歷”的。

所以，毛主席的路線，終究還是戰勝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這是個真問題：

“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都會葬送革命

也許批“左”多了，人們會談“左”色變。

什么叫做“左”？

千萬不要把左等同于“左”。

王明在中央蘇區搞的是“左”機會主義路線。毛主席是真正的左派，共產黨就是左派。如果不是左派，那就不是共產黨。

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左派當成“左”來批，不是右派干的事？

左派和右派的說法，最早始于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據說在當時在各種立法議會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國制憲議會上，溫和派的保王黨人都坐在議場的右邊，而激進的革命黨人都坐在左邊，從此便產生了"左派"、"右派"兩種稱呼。

早年國民黨內部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宋慶齡、何香凝等與共產黨站在一起的為左派，蔣介石開始的時候是個假左派，后來和國民黨老右派在一起混，一直到1927年“412”反革命政變，蔣介石撕下了偽裝，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右派。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對蔣介石先采取反蔣抗日的方針，接著是逼蔣抗日，紅軍東征時期屬于這兩個階段的過渡時期，紅軍東征勝利后，毛主席借此大好時機先逼迫閻錫山抗日，取得了一定進展。立華老師在他的講述里，提到閻錫山的手下的一個團長被我軍俘虜，毛主席幾次接見他，還派他回去做閻錫山的工作。

這類似于張學良的部下高福源的經歷。

等到后來發生了“西安事變”，毛主席就不失時機采取了“聯蔣抗日”的方針，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

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領導權問題是不能忽視的。

王明搞“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類似于大革命失敗前的情形，右傾機會主義拱手把國共合作的領導權交給國民黨。

試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和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作堅決斗爭，那么抗日戰爭的局面會是怎么樣的？

史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可以葬送革命，右傾機會主義也一樣。

唯有毛主席代表的正確革命路線，才會從道層面分清“左”和右，從器層面保障革命走得穩，那才是革命取得勝利的保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

六屆六中全會意義非凡

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破壞黨的紀律的行為，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得到絕大多數同志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就在會上指出：“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 1938年11月6日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指出：“中共擴大的六次中央全會聽了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之間的工作以及關于目前抗戰形勢及中華民族當前緊急任務的報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 我們都知道，是毛主席第一次在這次全會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還有一點需要強調，也是這次全會上毛主席提出了“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的說法，經過這么多年的歷史實踐證明，毛主席的說法是完全說得通的真理性認識。為防止張國燾分裂黨、與黨中央鬧獨立的現象再次出現，為防止王明主持長江局工作期間不服從中央統一領導的現象再次發生，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四個服從”原則，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會議強調，“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由于有毛主席的領導，這次全會對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黨的高度團結與統一起到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以后，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明確鞏固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黨的思想和步調得到統一，為1945年黨的七大正式確立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奠定了道器變通之基。

這里再說一下彭德懷，他雖然是一員武將，但他首先是一名共產黨員。早在井岡山時期，彭老總就深悟毛主席的思想，到了六屆六中全他無疑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堅定捍衛者。由于彭德懷是紅軍東征時，緊跟毛主席到前線指揮作戰的。作為一名杰出的軍事指揮員，彭德懷對黨的領袖的產生以及領袖的重要性，有著自己獨到見解。立華老師講的關于彭德懷的那一段，是非常深刻而有力的。毛主席為什么就能夠讓彭德懷心悅誠服？

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破壞黨的紀律的行為，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得到絕大多數同志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在會上的這個說法很有說服力，完全說得通：

“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

可是請注意，如果不了解彭德懷在紅軍東征的表現，那么理解彭德懷的這個說法，會怎樣呢？

畢竟還是差點吧？

所以，像立華老師那樣不辭辛勞，系統理解、歸納歷史上的珍貴資料，突出闡述毛主席的思想理論體系和他領導我們進行的革命實踐，那是多么必要啊！

這樣的事情，立華老師在做，很多革命同志都在做，這是對中國革命負責，這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事業負責，這是對國際共產主義事業負責，不是不是？

請務必注意，這一切的根本、根基、根源，都是圍繞著毛主席來展開的。

最后學習一段《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的一段。

毛主席教導我們：

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后記】抗日戰爭時期放棄領導權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幸虧有毛主席掌舵，否則王明會再次葬送革命。赫魯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也是右傾機會主義，這條路線也葬送了蘇聯革命，導致蘇共垮臺，導致蘇聯解體。

為此我們需要深悟歷史里面的什么東西？我們該用什么樣的心態來學習研究毛主席？

這樣能否更接近理解立華老師這樣人的良苦用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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