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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克思那個時代，一些批判理論家或者為原則與其原則悖論的現象所困惑，或者尋求一些解決問題的路徑，例如，蒲魯東嘗試著通過所謂的公平工資去實現分配正義的訴求，這一觀點將剝削關系理解為勞資雙方在利益博弈中的不均衡，認為只要工資合理就不存在著剝削，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時常能夠看到類似的觀點。

　　這一思路并沒有從理論上認識到回饋正義原則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已經以悖論方式存在著，但是它依然作為主客體對象性關系的原則，以幻想的形式繼續發揮著經濟運行動力機制的作用，在被顛覆了內容的虛假表象中依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發揮著其作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唯一嘗試從生產方式上論證資本是通過利潤的方式占有著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而不斷積累、發展自身過程的，利潤的終結，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終結。

　　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與自由主義學者有關“正義與平等”悖論的爭論，看起來是在“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兩種不同的涵義之間糾結，實際上涉及到的問題仍然在于如何認識和理解“回饋 正義”在資本經濟關系中的現實悖論。

　　馬克思在對蒲魯東、施蒂納等人的批判中，沒有將批判的鋒芒指向這一默認基礎，而是揭示這一默認基礎在現實的經濟關系中是如何走向其反面的。在早期的馬克思那里，這體現在他用異化勞動理論來揭示工人的勞動結果被他人占有、并因而壯大反對自身的力量這一社會異化現象；在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以后，這體現在他用剩余價值理論來論證異化勞動現象得以發生的路徑。與這一批判思路相一致，馬克思沒有像其他批判家那樣就分配而論分配，而是從生產關系入手去探索問題的發生和解決問題的路徑，希望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以獲得回饋正義的真正實現，即按勞分配。

　　然而，即使在生產關系發生了變革，生產資料公有取代了私人所有，從而廢除了私人資本對剩余價值的掌控、使用權的條件下，回饋正義借助于按勞分配原則的實現，也并不意味著平等正義理念的實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對德國工人黨綱的基本觀點進行了批判，根據這一觀點，在廢除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情況下，社會勞動財富能夠不折不扣地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

　　對此，馬克思分析了出于個人能力、家庭人口等各種主客觀情況的存在，在變革了的生產關系中，按勞分配依然在原則上是差異分配。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顯示，即使存在著這一差異分配，其差異在量上也是受著限制的，因為積累了的差異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以積累勞動的方式轉化為生產手段，當時馬克思的批判思路還沒有涉及到這一積累可能再度資本化的問題。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的私有被禁止，另一方面由于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商品經濟，后者使得按勞分配中的“勞”實際上無從在整個經濟關系中被量化，于是，實踐著的社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奉行的是相對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即忽略嚴格意義上的個體在付出與回報之間的關聯性，尤其是抑制這種關聯性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方面發展，即由對象化了的勞動結果轉化為對象化了的勞動手段，然而，在阻止轉化發生的同時，從深層次上也使得回饋正義難以發揮其驅動經濟發展的作用。

　　因此，即使在變革了的生產關系中，回饋正義這一生產經濟活動正相關的動力機制在廢除了其能夠產生悖論的條件即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也難以顯示其應有的威力，社會經濟發展因此缺乏活力。

　　分配公正問題與社會經濟發展動力機制是息息相關的，改革開放的基本思路是強化回饋正義，從個體、從不同層次的整體角度（經濟單位）釋放經濟活力（例如改革開放初期的土地承包、獎金激勵、利改稅的激勵手段等等），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由農村發展至城市。然而回饋正義由其自然屬性使然，在一定條件下積累起來的差異通過積累勞動的方式轉化為對象性存在（資本），再次引發出自身的悖論問題，使得回饋正義在某種條件下，在現實中重又成為一種虛幻的形式。這里我們暫且不談生產手段私有化的其他路徑，例如引進國外資本、國有資產的私有化、股份化路徑等等。

　　自由主義學者諾齊克對自我所有原則及其公正之鏈的論證是建立在回饋正義基礎上的，并因此反對平等正義，將回饋正義與自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與平等（此處的平等指結果而非機遇）相對立的因素完全無視回饋正義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走向自身反面的現實。轉向政治哲學批判領域的左翼學者科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通過自然資源這一天然平等權利的理念從源頭上對諾齊克的公正之鏈進行了非常徹底的批判，論證了其不可避免的與自由權利的相互矛盾：即不平等的私有財產權利必然傷及人與自然資源之間的天然平等權利。

　羅伯特·諾齊克

　　國外學術界相關的爭論主要是圍繞著自由與平等概念而展開，與此有所不同，國內學術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相關爭論主要是圍繞著效率與公平的概念而進行的。與傳統體制下平均主義理念占據著支配地位的指導思想有所區別，中國當代社會改革開放的思路強調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所謂的效率優先，是通過強化回饋正義的原則，來激發主體追求回饋而形成的經濟驅動力。

　　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是通過土地承包制來實現的，其作用之明顯、反應之快，已經為改革實踐的結果所證明。在土地承包這一措施中，所蘊含著的理論原則是通過一定經濟關系的變革，釋放勞動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使其在一定的條件下能夠更加自主地去追求勞動過程中主客體對象性關系的正相關效應，客觀上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體現了回饋正義原則的強化與社會發展動力機制的正相關性。 

　　2、平等正義與社會進步機制的正相關性

　　回饋正義體現的是主客體聯系機制的正相關效應，馬克思從來沒有將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這一原則本身。在其早期，他從生產關系發生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去解碼回饋正義發生悖論的契機，這一契機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生產手段的私人占有，二是以勞動力商品化為特征的資本關系的形成。與此相應，馬克思的對策性思路是生產手段的社會占有和計劃經濟，并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來論證這一生產關系改變的前提條件，即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及其與此相協調的計劃經濟。

　　在這種情況下，平等理念似乎通過這一社會經濟制度得到了保障，但是回饋正義的兌現從個體和局部的角度來說，顯然成為問題。這不僅由于嚴格的經濟核算體系在生產資料所有權范圍邊界不清的情況下實際上難以運行；而且回饋正義意味著差異分配，其自然傾向導致的自由發展終將威脅到平等理念，因此，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之間仍然存在著緊張關系。現實中，在所有踐履按勞分配原則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都存在著嚴格限制私有經濟的規模、限制個人回報的差異規模的現象。東歐一些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不同，在二戰前有著更多的資本主義啟蒙經歷，在20世紀50—60年代任由回饋正義自由發展，并且嘗試打開市場經濟豁口的行為，被蘇聯視為離經叛道。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在現實中變身為絕對平均主義的操作手段。

　　馬克思并非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通過對拉薩爾的“平等分配就是不折不扣勞動所得”的觀點進行分析、批判，從理論上討論了這一問題。馬克思認為，按勞分配在現實中只能是一種差異分配，因而仍然是市民權利（或譯資產階級法權）。馬克思由此提出，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條件下，應由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這不僅是馬克思的針對性策略，同樣也可以看作是馬克思早期理想主義理念的徹底體現。

　　從理論上來說，按需分配原則忽略個體付出與回報之間的關聯性，立足于個體對客體對象的需要，不僅將社會從充滿對抗性矛盾的經濟關系中解脫出來，而且將個體從謀生性的經濟壓迫中解放出來，使人的經濟活動不再受制于個人的物質需要，而成為在對象化活動中自我完善的途徑，實現真正的有別于叢林法則的人類社會發展模式。這是馬克思所追求的、與回饋正義涵義不同的、蘊含著平等正義理念的馬克思式人道主義訴求，回饋正義由此成為一種冗余，從理論假設上來看，回饋正義自身所蘊含著的對抗性矛盾也就不再存在了。正是從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將這樣的社會理解為真正的人類社會的開端，相比較而言，之前的社會則都是史前社會。

　　平等理念在貧富分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作為左翼學者的一種訴求，因信仰、理性認識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義。自由主義左翼學者的平等正義理念是相對于其右翼學者的自由至上觀點而言，例如羅爾斯與諾齊克之間的分歧是自由主義內部分歧。諾齊克將回饋正義原則從個人自由的視角推至極致，并且用所謂的正義之鏈來論證資本積累，他并不認為這一回饋正義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進而從捍衛個人自由的角度，反對借助于強制性調節貧富的稅收手段來實現一定程度的平等正義，以此將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對立起來。

　　羅爾斯同樣遵循自由主義理念，但形成了不同的理論。他從自由選擇的角度，構想了一個理想社會的形成方式，并且為這一社會假設了兩個原則，即自由原則和差異原則：前者蘊含著的是回饋正義，后者蘊含著的是以前者所產生的效率為基礎的平等正義。在他看來，一個有效率的社會所產生的財富，從總體結果上來說，還是有利于弱勢群體的。羅爾斯以結果為條件，認為只要是有利于弱勢群體改善自身處境的差異性分配，就是正義的。從既從經濟效率意義上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進行了辯護，同時又從社會平等正義理念的意義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必然形成的社會分化作出一定的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