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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漫議分配問題（下）——政策

點擊：作者：石冀平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發布時間:2015-08-26 10:50:23

理論﹒制度﹒政策

　　 ——漫議分配問題（下）

　　【摘要】：在階級社會對貧富分化的價值評判沒有共識。目前權威分配理論有不完善之處。國有經濟的存在不是貧富分化的原因。貧富分化是一個制度性問題。初次分配屬于制度層面，再分配才屬于政策層面。對現實經濟關系的的認知是政策設計的基礎。

　　本文分為理論、制度、政策三篇，本篇為政策部分。

　　政策

　　將再分配舉措稱為“制度”是有些勉強的。再分配既不是涉及初次分配的核心分配制度，更不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嚴格講它應歸屬于分配政策層面。分配政策在社會分配格局中的作用是微調或拾遺補缺。西方國家經濟理論與政策中的分配調節明確地定位在再分配上，雖然有時也涉及工資調整這種初次分配的范疇，但其理論仍是以要素貢獻論為依據，實踐上也不會觸動處于核心地位的初次分配制度格局，更不會觸動基本經濟制度。不但不會觸動，而且再分配理論雖然訴諸的是所謂社會價值觀，但政策實踐的目的則是為了避免分配格局過分失衡而危及基本經濟制度。一般而言，分配政策與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主要有四點：一是政策目標反映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并且不可能突破基本經濟制度的框架；二是政策選擇空間由基本經濟制度鎖定；三是分配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為穩定基本經濟制度服務。四是政策績效受基本經濟制度的制約。目前中國在分配問題上，無論理論還是實踐主要訴諸的是政策層面，而且是就政策論政策，甚少從制度的角度考論政策，遑論從基本經濟制度考論政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邊緣化的結果和現象之一。即使從純學術來講，多元化的研究路徑也是必要的不應排斥的。因此從馬克思主義制度視角的理論路徑探討分配政策，起碼是一種合理的學術選擇。

　　當前有關分配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含義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初次分配，二是再分配，這是有問題的。政策的本質意義不僅在于它的可調性和可變性，還在于它的可取消性和可創制性（人們常抱怨政策多變，多變當然有問題，但不變就不是政策了，這是政策的本質）。制度則不然，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它具有相當的穩固性固定性。在作為社會歷史條件產物的意義上，它還具有不可取消性和不可創制性。因此在給定的歷史時段內政策是變量，制度則是常量。如果在此意義上考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由基本經濟制度決定，后者不變前者不可能發生本質性改變。基本經濟制度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穩定性也決定了初次分配規則和格局的穩定性。所以初次分配屬于制度層面，不屬于政策層面。基于以上結論，那么邏輯上起碼會有如下一些推論值得關注。

　　首先，初次分配的和再分配分屬制度和政策兩個層面，因此兩者在概念層次上不具對等性。這種不對等性會使“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成為一種有疑問的說法。不管是“注重效率”還是“注重公平”，訴諸的都是政策設計層面。用政策層面的設計去應對屬制度層面的初次分配，邏輯不通。初次分配制度是由基本經濟制度鎖定的，效率也是由制度本身給定的（主流學者信奉的西方經濟學也是這樣認定的），不是主觀政策設計注重不注重的問題。多年來這種邏輯不通說法的實際作用有目共睹，無非是為現有的初次分配格局提供合理性的辯護。至于“公平”已如前述是最無社會共識的概念，在目前的社會階段根本不能成為具有公約性的社會尺度。信奉西學的主流學者拿它說事自有其意，本不奇怪。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也大多在分配問題上啟用“公平”概念，就有些怪了。這種時髦不用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要有自信。將馬克思主義分配學說嫁接到公平與效率的概念上是非驢非馬，借鑒西學不是這么個借鑒法。

　　其次，就目前貧富分化的應對之道而言，無論是威權部門還是主流學界都是訴諸于再分配手段，既訴諸于政策層面。這種應對之道在邏輯上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基本判斷上，既貧富分化屬非制度性問題，與制度無關。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知道將制度分析引入過于敏感，而有意不觸及。但是不論是哪種情況，比較周延的分配理論中，制度與政策應是決定分配格局的兩個基本變量或要素。如果未加證明就將制度要素排除在外，在學術上是失范的，在實踐上則可能是失敗的。因為如果貧富分化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用再分配的政策性手段是無補于大局的。至于是不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不能未作實證性研究就將其先驗性地加以排除。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訴諸于制度的實證性研究的最主要的關注點應是雇傭勞動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在全社會所占的比重。如果它已占主體地位，就要考慮這是不是貧富分化的主因。如果認為即使雇傭勞動制占主體地位，它也不是貧富分化的主因，那么起碼理論上要證明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一理論邏輯在中國就不適用。這雖然涉及對基本經濟制度的實證性判斷，但如果真愿面對貧富分化問題，就不能對此裝傻充愣。中國化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繼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理論的徹底性。只有理論徹底才能實踐徹底，而只有徹底的實踐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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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目標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顯然是制度性目標，而非政策性目標。制度性目標的實現首先有賴于基本制度的支撐，僅靠政策性手段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在歷史上是有例可循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總統約翰遜提出一個以消除貧困為內涵的“偉大社會”的目標，消除貧困是制度性目標，在沒有基本經濟制度支撐的條件下，雖然運用了一系列政策性手段，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與消除貧困相去甚遠，所以“偉大社會”在1968年以后就不再提及。美國社會貧困現象至今存在，“偉大社會”終成泡影。因此即使再分配政策能夠有效地改善分配格局，也不可能與共同富裕直接掛鉤。這恐怕是為什么很少提及共同富裕目標的原因之一，手段的有限性決定了目標的有限性。所以理論邏輯和歷史實踐給予的提示是：共同富裕是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在給定的制度性目標，不是一種執政的政治承諾。沒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存在，無論執政主體對這種承諾多有誠意，無論在政策層面做出多大努力，目標也不會達成。實際上鄧小平晚年對此已有所認識：“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22）坦率地講，當初進行制度性變革時，主導者實際認為可以有足夠的政策性手段控制兩極分化的出現，然而事實的演變并非如此。所謂“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實際就是指它是制度給定的。

　　當然政策性手段不能達成制度性目標，并不意味著兩者無關。政策手段對制度性目標的實現會有正向作用，這是毋庸質疑的。同時更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是，制度因素對政策績效的影響。不同社會制度下有不同的階級利益格局，在經濟利益上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集團，對社會的控制和影響也據優勢地位，這是現代社會的常態。這類社會集團不但可能主導和影響政策設計，同時也會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利用自身的優勢地位趨利避害，進而最終影響政策績效。自中國社會利益格局大重組以來，在現實政治經濟生活中這種現象是有目共睹的，近些年尤甚。以政策性法規“勞動法”為例。該法是以保護勞動者為立法原則的，但一出臺就受到雇主階層關門歇業的威嚇。迫使執法部門網開一面，以致使這一政策性法規的績效打了折扣。因此在政策設計時，對政策績效的預估和事后評價要考慮基本制度因素。沒有對政策績效的預估，政策出臺的依據就不足，而這種預估如果不考慮基本制度的影響，那么預估本身也是依據不足的。同樣，沒有政策績效的事后評價就無法正確評價政策本身，而排除基本制度對政策績效影響的評價，就可能忽視影響績效的主要因素。就分配政策而言，面對日益明顯的分化問題，說分配政策沒問題是說不過去的。但分配政策績效不理想的原因的探討則過于表面化，僅以調整分配政策來論分配政策調整。忽視甚至無視基本經濟制度因素對政策績效的重大影響。這樣設計出的分配政策能否有效改善分配格局是大有疑問的。

　　主流學者對目前分配問題的解讀和所謂應對之道，既涉及制度層面又涉及政策層面。但是制度層面的問題他們又很策略地用政策性話語來談。這突出表現在對分配差距過大原因的基本解釋上。他們認為原因在于所謂國企壟斷，對策是反壟斷。反壟斷本屬于政策法規層面，但這種針對國企的反壟斷顯然涉及制度層面。用政策性敘述表達制度性意愿，巧妙的避開了意識形態指向，但問題的實質不會變，既要求國企私有化。這樣判讀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目前外企已壟斷了國內多數行業，這些學者不但不置一詞反而一貫大唱贊歌，其制度性傾向昭然若揭。主流學者的不算豐厚的理論貨色基本躉自西學，在這個問題上的解說也不例外，應是來自加爾布雷斯的二元體系論。該論認為社會經濟存在所謂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前者以所謂大企業為代表，后者以所謂小企業和個體生產者為代表。前者強大后者弱小，由此造成兩體系之間人們收入的不平等。解決之道是抑制前者，增加后者的地位和權力。（23）如果將這套說辭與國內主流學者的說辭對照一下，后者的說辭絕非盜版，整個一個原裝。但兩種說辭的學術地位大為迥異，加爾布雷斯的學說在他那個世界中歷來是非主流，而這套學說搬到中國居然成了主流。

　　當然西方主流自由學派也曾提出過用反壟斷解決貧富分化的理論言說：“那些把可行競爭的模式當做西方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向的經濟學家開始相信，可行競爭的制度會有助于縮小財富所有權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按照他們的說法，如果能從市場制度中去掉壟斷的缺陷，巨大的剩余收益就會消失，國家和財富的分配就會更加平等”。（24）他們提出的解決之道則與目前國內主流學者的主張頗為相似（更確切說是后者與前者相似），既以廣泛持股為核心的“人民資本主義”主張。他們認為：“公司股東人數日益增多，證明資本主義制度變得更加是人民的經濟制度，更加不是特殊壟斷勢力的制度”。（25）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美國私人公司股東人數從1951年的1294萬戶增加到1970年的3085萬戶，（26）而幾乎同一時期，“美國最低一級的家庭收入，在1947年時，占全國納稅前的個人總收入的5%，到1972年，只占到5.4%，而最高一級的家庭收入，在1947年時，占全國納稅前的個人總收入的43%，到1972年，仍占41%。60%的下層家庭的收入，在1947年時，占全國個人總收入的1/3，到1972年，上升很少。”（27）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新自由主義當道，但情況并未改變，“從1979年到2004年，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額從15.3%上升到20.9%，而同一時期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份額從5.5%，降到4%。到新自由主義時期的末期，收入增長特別集中于最高層。在2000年和2005年美國收入最高的萬分之一（0.01%）的家庭占有總收入的5%。這是自1929年以來從未達到的”。（28）

　　顯然將反壟斷促競爭作為解決貧富分化的應對之道，起碼在西方的“圣地”——美國只有相反的實證證據。可一向視西方實證經濟學為圭臬的主流學者在這個問題上，不但無視歷史實證證據之存在，而且連起碼的論據和邏輯論證都沒有就一味叫喊貧富分化是國企壟斷造成的。目前絕大多數勞動者都處于私有企業或個體勞動狀態，他們是低收入的主要群體，解決貧富分化主要是解決他們的問題，既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主流學者反壟斷的真實內涵是國企私有化，將這些企業給了中外資本家如何能解決勞動者的收入問題？難道資本家會給勞動者大漲工資？這恐怕連主流學者自己都不真信。連自己都不信的事情還要大肆宣揚，只能有一個解釋：屁股指揮腦袋。事實上在強資本弱勞工的基本格局下，強大的政府力量和國有經濟始終是平衡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在戰后西方國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國政府在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中起主要作用，政府雇傭了全國25%左右的非農業勞動力。國有化工業中的公務員和雇員約占非農業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政府是唯一的大雇主，所以它有強大的力量左右工資水平”。（29）中國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難道國家經濟力量在左右勞動者收入，平衡貧富差距方面反倒要弱化乃至消失？是何道理？這種主張成為主流話語是何原因？

　　中國主流經濟學者始終致力于中國經濟制度的重構，并且取得了連他們自己都頗為自負的成功。可是當制度重構中出現了嚴重的分配失衡問題之后，他們不但竭力回避這一后果與制度重構的關系，而且用反壟斷的政策性話語將失衡問題與國有企業這一所謂舊制度的殘余掛起鉤來，力圖證明貧富分化是因為制度重構不徹底。而徹底重構的含義則是私有制的全方位全領域的確立。主流學者用政策性話語包裝的這類意識形態主張在學術上并不靠譜，而且他們在分配問題上的解說和主張也有討論的必要。

　　首先是在貧富分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上（主流學者偏好分配差距概念，一般避談貧富分化。兩個概念也確實不完全一致。但過大的差距就是貧富分化，而且這已成現實，故使用后者更貼近現實）。對政府而言在市場經濟中，避免貧富分化與促進經濟增長首先是一個決策排序問題，既應將何者放在首位。這一排序的理論依據則是西方經濟學關于“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是創造高增長的必要條件”（30）的判斷。當然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這一判斷并不意味著置貧富分化于不顧，而是對這一判斷做了邏輯轉換——經濟增長又會最終緩解或解決貧富分化問題。這樣一種貌似自圓其說的理論邏輯一旦被接受，中國改革的最初政策選擇必然是將經濟增長放在首位，并且將分配差距拉大——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做為增長的必要條件。如果說在當初分配差距不大的情況下這種選擇尚有合理之處的話，那么時至今日面對巨大的分配差距，這一政策選擇和理論依據就頗有可議之處了。

　　事實上，上述理論判斷在西方發展經濟學中并未得到廣泛承認。他們認為這一判斷在發展中國家未得到廣泛的證實。“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促進經濟增長，減少貧困和不均不是相互沖突的目標”。（31）邁克爾.P.托達羅《經濟發展》黃衛平彭剛，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165頁。]至于經濟增長將最終解決或至少大大緩解貧富分化的推論（通俗稱為“餡餅論”），起碼可以追溯到斯密的理論，他認為社會各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隨著國民財富和資本積累，工人階級的收入也會提高。（32）德國歷史學派的李斯特也斷言工業發展以后，工人的物質狀況就會改善。（33）他們可能是“餡餅論”的先驅。至于“餡餅論”的現代主流版本，庫茲涅茨的所謂倒U型曲線理論應是典型代表，也是中國主流學者力主經濟增長排序優先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然而庫氏的實證性研究結論并非沒有問題，“這種現象經驗主義的合理性仍存爭議，雖然西方國家的長期資料似乎確實支持了這種觀點，但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研究卻得出了與之相沖突的結論”。（34）“而且，一些批評者注意到，一些支持庫茲涅茨曲線的研究，有時只要簡單地從統計樣本中刪除一倆個國家，便會得到相反的結果”。（35）由此可見，一些西方學者也對庫氏的結論是否適用于發展中國家持懷疑或否定的看法。

　　另外，西方經濟學還認為當一國經濟達到可能性邊界時，如果仍有貧困現象，措施就是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對窮人有所謂自動的“利益擴散”效應，從而解決貧富分化問題。這也是中國主流學者力主經濟增長優先排序的理論依據之一。然而西方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已將此論證偽：“通過一次廣泛的經驗性研究，人們分析了43個發展中國家最貧困的60%人口收入份額的增加與一個國家總的經濟狀況之間關系。結果發現，一般說來，經濟發展對收入分配的主要影響在于減少窮人的絕對和相對收入，沒有證據顯示經濟增長的好處對窮人有自動的‘利益擴散’效應。恰恰相反，這43個欠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增長過程典型地形成對少數中產階級特別是那些最富的人的有利的財富向上的‘聚斂效應’。因此，研究人員的結論是，收入分配方式的基本決定因素是經濟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水平或速度”。（36）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三十多年來一直奉行經濟增長優先的政策選擇，增長績效確實不菲。但所謂自動的“利益擴散”效應則明顯不彰。所謂庫氏曲線的“拐點”何時顯現也是未定之數，倒是分配差距愈加凸顯。當然問題并不在于經濟增長優先的政策選擇，而在于經濟增長模式和類型的選擇上，將經濟增長建立在分配差距過大的基礎上或以其為代價。這是實際是對經濟增長優先政策的“誤操作”。而采取這樣的增長模式很難說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影響無關。然而西方一些較為客觀的學者對此模式則有不同的看法：“作為發展目標，迅速的經濟增長和較均等的收入分配并不必然相斥。現在不是在更快地增長和更大的均等之間的抉擇，而是第三世界國家對希望追求的經濟增長類型的抉擇—是一種主要利于富人的還是一種好處能被全社會均享的增長類型”。（37）我們是不是也應當重新思考一下我們的增長模式，做一些政策調整？

　　做為平衡分配差距的手段，稅收調節往往成為政策建議的熱點之一，這也是主流學者比其“反壟斷”主張略微靠譜些的政策建議。但就是這個靠點譜的政策建議，其立論基礎也是有問題的。這類建議所指的主要稅種是個人所得稅，其立論基礎是：工薪階層或一般意義上的窮人是該稅的主要繳納者，而富人雖然收入多，但在總稅收中占得的比例低。因此要對稅收政策作調整，讓富人多繳稅。中國主流學者一般多崇拜西方尤其是美國，常理推知應是熟悉西方經濟的，可也不知是在所得稅問題上犯糊涂還是裝糊涂。因為主要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所得稅也一直是窮人繳得比例大。就以美國為例，在18和19世紀財產稅是主要稅種，所得稅根本不存在，那時農場主是主要納稅人。進入20世紀以后，當大多數人變成了喪失生產資料的雇傭勞動者時，所得稅才成了主要稅種。而他們也始終是所得稅的主要繳納者。“國家這項收入的幾乎全部，或者更確切地說，它的總額的百分之八十六，是在最低納稅人那里按對一切納稅人適用的初級稅率征課來的”。（38）在美國所得稅的征收是與雇傭勞動制的確立相聯系，它從來就不是為平衡貧富差距而征收的稅種。同時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也有各種手段避稅，所得稅并不會在平衡貧富差距方面發揮重大作用，這一點美國一些學者也是承認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的豪富在三十年代保持了，甚至增加了他們的財產比例；而以后幾十年的統計資料也未表明，人數很少的，需繳最高所得稅的階層在美國財富中所占有的不正常比例有什么明顯減少”。（39）

　　中國征收所得稅的初衷之一確實是讓其發揮平衡分配差距的作用，這恐怕也是至今人們對其這方面的作用抱有幻想的原因之一。但中國經濟制度的演進暗合了美國當年的演進脈絡，也實行了廣泛的雇傭勞動制度，也出現了經濟上的強勢階級或所謂階層。在這樣的演進結構下，所得稅在平衡分配差距上的效應與美國相似也就不奇怪了。不同的是，美國主流學者在平衡分配差距的招數上很少打所得稅或其它稅的主意，而是什么最低工資，轉移支付之類的。而中國主流學者總是拿所得稅說事，不知其意何為。事實上在西方國家，稅收在改善貧富分化方面的作用始終乏善可陳。二戰后，以民主社會主義標榜的政黨在英國和歐洲大陸一些國家執政，進行了所謂社會主義實驗，稅收曾是重要手段。但這一手段在改善貧富分化狀況上成效有限，“1945年以后，社會主義政府也注意到私人財富高度集中的問題。通過增加稅收，使這種集中程度有所降低，但不能顯著地改變國家財富分配的模式”。（40）上世紀三十年代，面對大蕭條中的貧富分化，羅斯福新政提出了以“為了鼓勵比較廣泛地分配財富”為目的的稅收法案。其結果已如上述。西方國家的稅法稅制的完善程度遠甚于中國，但仍解決不了貧富分化問題，其原因就在于私有制的制約。美國學者格魯奇在談到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此問題上不成功時就指出“在社會主義政府統治的國家中，私人財產的所有權，使社會的階級劃分仍然存在，這是使這些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的左翼感到遺憾的。許多社會主義者斷言，私人財富繼續集中在較少的人手里，是把社會主義放在牢固基礎上的主要障礙。在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許多報紙和其他宣傳工具都由主張集中私人財產的私人勢力控制。……因此，私人勢力集團仍然有廣泛的強大的力量”。（41）中國目前的基本經濟制度結構如果實事求是地判斷，與西方并無顯著差別。大多數宣傳工具和學術出版物或明或暗地主張私有制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此背景下，中國運用稅收政策就能在平衡貧富分化上大見成效？憑什么？

　　當然稅收對分配格局確實有調節作用，不能全盤否定。但其發揮作用的機理顯然是國家運用強制力將相當一部分國民財富掌握在自己手里，進行社會再分配。可是中國主流學者一方面提出將稅收做為調節分配格局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反對國家手里集中國民財富，甚至將其指為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進而要求“讓利于民”。而他們所謂的“民”是指私人資本家還是一般勞動者，以他們的一貫立場來看應是不言自明的。這事就很有意思了，主流學者一向對美國模式頂禮膜拜，按說是不應反對國家手里集中較大國民財富的，因為他們肯定知道：“美國經濟每生產3美元大約就有1美元落到政府手里”。（42）這是美國政府調控分配格局的主要資源。實際上問題并不在于政府是否應當掌握相當比例的國民財富，而在于政府如何運用這筆財富。難道政府遵從主流學者的意愿，將“利”讓與私人資本家，他們就會給打工仔漲工資發紅包不成？這事誰信？那么主流學者一再抨擊政府占有國民財富過多又是為了什么？真是為了普通勞動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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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解決貧富分化問題訴諸于慈善愛心和倫理道德，也是近年來頗為時髦的應對之道。此等慈善愛心和倫理道德之倡導顯然是政府之責，政府在此方面的操作廣而論之也屬政策層面。操弄慈善愛心和倫理道德對緩解分配對立程度確有作用，不能全然否定。但切忌將邏輯反推，對貧富分化及其原因作倫理道德化的解讀。這在西學中是不少見的，約翰.穆勒就認為：“決定分配的規律是統治著社會的那部分人的意見和情感制造出來的，并且在各個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家里是大不相同的；假如人類要這樣做的話，還會更不相同。”（43）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5頁]西斯蒙第也認為分配具有主觀倫理性，“一旦人們有了對待財富的正確態度和經濟政策，一切似乎就會順利地得到解決”。（44）德國新歷史學派則認為“個人和階級之間的道德團結比它們之間的經濟關系更為基本”。（45）美國的清教理論也將失業及貧困“歸咎于個人品德上的嚴重缺陷而不是歸咎于遠非個人能夠理解和控制的經濟規律的作用。”（46）這種對現實經濟關系的解讀是基于唯心史觀，本質上反映的是資產者的利益或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實際效應是維護造成貧富分化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框架。

　　中國既然在憲法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承諾，那在理論上就不能完全承接西方資產階級對貧富分化的倫理道德化的解讀。也不應將貧富分化的應對之道完全訴諸于道德良心。目前主流理論界和主流輿論在社會貧富分化面前，對富人的最嚴厲指責不過是“缺德“，對窮人最具侮辱性的指責是“仇富”，最理想的解決之道莫過于“讓世界充滿愛”。很難讓人相信，在一個據說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度中，這種頗具“浪漫”色彩的說辭居然大行其道，居于主流。因為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一貫反對的就是將社會分化和階級對立歸咎于人的“缺德”。當然也需澄清的是，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超階級道德的存在，但這種道德“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甚至在實際生活中這種對立已被遺忘了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之上的，真正人類的道德方才成為可能”。（47）還應指出個體的超越性的道德行為確實存在，但它不能主導更不能代替反應特定階級利益的社會主體價值觀和道德觀。搞清這個問題的主旨是要明確，不能將政策設計的基礎定位在對現實經濟關系的倫理道德化的認知上，這不切實際且效果有限。實際上西方國家實行的對“慈善”操作的政策性引導——捐款免稅制本身就是對純道德呼喚效能的否定。面對目前的分配格局，政策設計有效性的基礎應是對現實基本經濟關系的認知，而不是對社會各階級道德水準的判斷。同時做為體現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意志的政策設計主體在政策設計中不應持所謂”中立性“的價值立場，而應明確站在廣大勞動群眾一邊。因為勞動群眾現在缺的不是道德力，而是經濟力。如果聲稱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執政主體連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推斷邏輯都不接受或認可，那么對分配政策設計的目的是什么都要打問號了。

　　（作者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教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22）《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修訂版第199頁

（23）尹伯成《西方經濟學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27頁-328頁

（24）阿蘭.G.格魯奇《比較經濟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68頁

（25）阿蘭.G.格魯奇《比較經濟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68頁

（26）阿蘭.G.格魯奇《比較經濟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68頁

（27）阿蘭.G.格魯奇《比較經濟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68頁

（28）David M.Kotz,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A Systemic Crisis of Nneoliberal Capitalism, Rrview of RADICAL ECONOMICS, Volume 41 Number 3 Summer 2009 p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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