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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研究分配問題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方法論原則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燕園馬院青年發布時間:2016-05-16 14:05:10

　 1、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分配問題越來越成為學術界的熱點。鄧小平晚年就十分關注分配問題。他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戰’”。[①]他還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余，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②]接著他提出，隨著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③]

　　鄧小平是從實際工作出發來談論分配問題的。他指出了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分配問題會越來越突出，搞不好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他看到了解決分配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提出了一些解決措施。鄧小平從實際出發，不掩蓋矛盾，粉飾太平，而是揭露矛盾，根據勞動人民的利益，采取措施解決矛盾。他的確是與時俱進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題目是出來了，理論界的任務是，如何從理論上分析當前的分配問題，為解決現實的分配問題提供理論依據。最近，我接連看了幾篇關于分配問題的文章，總的感覺是有些人往往忘記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分配問題的基本原理，跌入了西方經濟學的圈套，突出的是他們忘記了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忘記了在生產關系這個系統中，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他們撇開生產方式、撇開所有制，就分配談論分配。他們忘記了分配是一種經濟關系，分配關系是歷史的、變化的。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分配關系是不一樣的，然而他們研究分配時，卻不問姓“社”姓“資”，仿佛有一種超越社會制度的抽象的分配關系，仿佛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分配關系是一樣的，問題一樣，解決辦法也一樣。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既有公有制經濟，又有私有制經濟，他們卻不區分經濟成份的性質，把公有制、私有制捆在一起籠統地談論分配問題，不問姓“公”姓“私”，似乎社會主義經濟存在的分配問題與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的分配問題，在性質上沒有區別。他們抽象地議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好像找到了解決分配問題的鑰匙，而沒有意識到，把效率與公平作為一對存在互為消長關系的范疇，這本身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掩蓋資本主義剝削關系而設置的議題，沒有任何科學根據，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出現這種狀況，是同多年來不讀馬列，不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問題，西方經濟學泛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這種輿論環境分不開的，也是多年來宣傳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導致的惡果。

　　要科學地研究分配問題，我們必須認真讀一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牢牢掌握馬克思主義關于分配問題的基本原理，并運用它來分析當前我國出現的分配問題。老實說，不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配問題是說不清楚的。目前在分配問題上越說越糊涂的情況，根子就在這里。

　　 2、談到分配問題，最重要的是要牢牢把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闡述的觀點。這篇經典著作除了詳細分析了未來社會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外，還談到了關于研究分配問題的一般的方法論原則。

　　有兩段話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一段是批判抽象的公平分配的。拉薩爾主義者要求實行“公平分配”，馬克思批評說：“什么是‘公平的’分配?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分配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法的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④]這里，馬克思以反問的形式闡述了一個重要觀點，即：分配是一種經濟關系，它是客觀的、歷史的存在，而不是由主觀的觀念(例如“公平”)決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適用于一切社會的公平標準，沒有一種超越社會制度的、統一的、抽象的、大家都贊成的公平分配。抽象的“公平分配”只是某些人腦子里想象的東西，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分配公平與否，一個社會有一個標準，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看法。目前我國學者在討論分配問題時，喜歡講“公平分配”，把我們的任務歸結為按照這種腦子里想象的“公平分配”來進行制度設計。其實分配是不是公平，不同社會的判斷標準是不一樣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公平”是一種觀念，它本身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私有制使得資本獲得利潤、勞動獲得工資(勞動力價值的表現)這種分配方式成為最公平不過的了，實際上也不會有別的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使得誰也不能憑借生產資料參與分配，而生產力不夠發達，又不可能實行按需分配，因此，按勞分配是最合理、最公平的分配方式。但按勞分配仍有不足之處，因為每個人的勞動能力有強有弱，贍養的人口又不一樣，因而形式上的平等(都按勞動進行分配，權利是平等的)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也就是說，仍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隨著生產的發展，在共產主義社會，分配領域將實行按需分配。到那時，按需分配才是公平的。當你講“公平分配”時，先要說清楚你追求的哪一種公平，也就是你追求的是哪種社會制度的、哪種經濟關系基礎上的公平。離開社會制度，離開經濟關系，抽象地議論“公平分配”，是會把分配問題的研究引入歧路的。而這種情況卻是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的。

　　另一段話是馬克思在批評拉薩爾主義者“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這一“根本錯誤”時說的。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⑤]

　　每當我讀到這一段話的時候，總會產生一種敬佩心情。馬克思在125年前寫的東西，仿佛就預見到今天我國理論界的錯誤傾向：“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這表明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穿透力。這里有兩點值得重視。第一，在再生產的各個環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相互關系中，生產是決定性的。生產決定分配，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因為只有生產出產品，才可能有分配，沒有生產，就不會有分配)，而且就經濟關系來說也是如此：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首先是誰占有生產資料即所有制)決定消費品的分配。如果生產方式是，生產資料歸資本家私人所有，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雇傭工人進行生產，那么分配方式必然是工人獲得工資(他在市場上出賣的勞動力的價值)，而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剩余價值則歸資本家無償占有(表現為資本獲得利潤)。分配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只要生產方式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分配方式就必然是資本家獲得利潤(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工人獲得工資(勞動力價值)，誰也無法改變。人們可以改變具體的工資、獎金制度，但分配方式卻是事先由生產方式決定了的。生產決定分配，這本來是早已弄清楚了的真實關系，但在我國今天討論分配問題時卻往往被人們忘記了，被拋在一邊了。經濟學家研究分配問題完全不提生產方式、不提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條件的分配)，只是就分配談分配。這不就是馬克思批評的“開倒車”嗎?從馬克思的論述中我們應該得出一個研究分配問題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不講所有制，分配問題是說不清楚的。第二，與上面提到的問題相適應，我們的經濟學家往往把分配問題當作研究的中心，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應該重新確立分配在經濟學中的中心地位”。他們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往往是圍繞著分配問題兜圈子。這恰恰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特點。有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看到資本主義的矛盾，但出于為資本主義辯護的階級本能，不愿觸及資本主義私有制，只想調整一些分配政策，來緩和階級矛盾，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于是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問題上。西方經濟學著作大量的內容是講分配的，卻沒有或極少講所有制，就是這個原因。他們把分配當作經濟學的中心了，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也許是一個最新典型。民主社會主義也是這樣干的，他們提出“福利社會主義”，認為只要實行普遍的社會保障制度，多搞點社會福利，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那就是社會主義了，用不著消滅私有制。其實，這種福利主義，正像馬克思所說的，不過意味著“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⑥]而已，根本談不上什么社會主義!充其量也不過是對資本主義做點改良。他們也是把分配問題當作中心的，仿佛只要調整一下分配政策，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這顯然是一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明確宣布：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⑦]“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⑧]他們提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⑨]他們在考察、研究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途徑時，始終把所有制問題放到首位。只有解決了所有制問題，才能解決分配問題。研究分配問題也必須把所有制放在首位。不能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分配當作中心，不提所有制，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這樣會墮落為庸俗社會主義的。

　　 3、我們還應該看一看毛澤東是怎樣研究分配問題的。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一股修正主義思潮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泛濫起來，這股思潮在經濟領域的突出特點就是強調個人物質刺激，把分配問題當作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工作的中心問題。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評了這股思潮。他說：“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這本書沒有體系，可是在這點上卻有體系。他們說，這個問題和個人物質利益有關，那個問題也和個人物質利益有關。似乎離開了個人物質利益就什么事也辦不成”。[⑩]

　　毛澤東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他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研究分配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即聯系生產條件的分配來研究消費品的分配。他批評教科書撇開生產資料的分配(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來談論消費品的分配，并把消費品分配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種觀點，指出：“這是一種分配決定論的錯誤觀點。就以分配問題來說，按照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教科書在這里不講生產資料的分配，只講消費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費品的分配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正確觀點的一種修正，是理論上的一種極大的錯誤。”他還指出：“教科書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根本優越的地方就在工資不斷提高，很不對。工資屬于消費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就會有什么樣的產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消費品的分配。前者是決定后者的。”[11]毛澤東研究分配問題的基本觀點，與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里談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研究分配，先要研究生產資料所有制。離開所有制就分配談分配，把分配看作是決定性的東西，這是一種修正主義，是“極大的錯誤”。這就是毛澤東教給我們的研究分配問題的根本原則。聯系我們當前理論界研究分配問題的狀況，不能不承認，毛澤東這些教導是切中時弊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我們應該把毛澤東這些論斷運用到有關分配問題的研究工作中去。

　　 4、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又有作為補充的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怎么分析分配問題呢?

　　我認為，一個重要的方法論是，必須把公有制與私有制分開來研究，因為公有制經濟的分配關系同私有制經濟的分配關系有著根本的區別，混在一起是什么問題也說不清楚的。在公有制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在生產過程中，人們盡管職務不同，但地位是平等的，形成一種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的經濟基礎。在分配領域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私營經濟就不同了。私營經濟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則是一無所有。資本家在市場上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雇傭工人進行生產。這就決定了在分配領域里工人僅僅獲得工資(勞動力價值)，他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剩余價值則歸資本家無償占有。這就是剝削。兩種所有制決定了兩種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按勞分配，任何人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不能憑借生產資料參與分配;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按要素分配，資本獲得利潤，勞動獲得工資。分配方式的性質根本不同，不把兩者區分開來，而把兩者混在一起，仿佛公有制、私有制有一個統一的分配方式似的，這怎么能夠說得清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問題呢!

　　我們要牢牢把握分配是一種經濟關系，它總是具體的、歷史的，不同所有制就有不同的分配關系。不要希冀在不同所有制經濟中找到相同的分配方式，對出現的問題能夠找到相同的解決辦法。例如，我們談到目前社會上議論很多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必須明確：在公有制經濟中，這是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應該研究如何正確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在私營經濟中，則是剝削過重的問題，應該研究如何正確地貫徹《勞動法》，切實保護工人的權益。捆在一起說，只能越說越糊涂。

　　談到圍繞分配問題出現的國家、企業、個人的關系，也應該分清公有制、私有制。在公有制條件下，這是一個如何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的問題，也是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問題，需要統籌兼顧、統一安排;在私有制條件下，則是資本家與工人(包括國家，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工人階級的總代表)的階級關系問題。兩者性質不同，也不能混在一起，當作一個問題來分析。

　　5、當前，我國討論分配問題，最熱鬧的是兩個問題：兩極分化和共同富裕。恰恰在這兩個問題上，理論界主要傾向都是離開所有制，圍繞具體分配政策(主要是再分配領域的政策)做文章。好像只要調整分配政策(而且許多經濟學家興奮點主要放在再分配上，不大愿意涉及初次分配)，就可以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也就是說，都是仿效西方經濟學，在分配上打圈子。

　　什么是兩極分化?這不是簡單的收入差距過大，而是指一種分配關系。不是簡單的量上的差異(量的界定，也是一個誰都說不清楚的事情，究竟收入多大的差距才叫做兩極分化，根據是什么，誰也沒有做出過解釋)，而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性質。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最早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中深刻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他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12]“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3]

　　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因而它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是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是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對立不過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因此，只有從分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兩極分化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只要存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要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調整分配政策，并不能消除兩極分化現象。我國正是隨著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的發展，才出現兩極分化現象，而且越來越嚴重。這就是鄧小平晚年所說的“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離開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解釋不了兩極分化現象的產生和發展的。有的經濟學家一面主張大力發展私營經濟，一面卻強調要消除兩極分化，這不是緣木求魚嘛!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因此，實事求是說，目前我們還不可能完全消除兩極分化。我們只能通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積極發展公有制經濟，把兩極分化現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使得兩極分化現象不致擴大到全社會，并在再分配領域采取一些措施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

　　6、說到共同富裕，必須看到，這是公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分配關系。有人把共同富裕解釋為大家提高生活水平，“普遍幸福”。于是他們把瑞典當作共同富裕的典型，這成為他們鼓吹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理由。他們認為，只要實行福利主義，普遍地搞社會福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同富裕了。其實，像瑞典這樣的福利主義，不過是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本國和第三世界勞動人民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采取的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既談不上什么社會主義，因為工人并沒有擺脫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也談不上什么共同富裕，因為兩極分化依舊存在。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會有所改善的，因為工人在市場上是按勞動力價值出賣勞動力，而勞動力價值，既有生理因素，也有社會歷史因素。所以，即使勞動力價值的價值量不變，它所包含的物質內容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增加，從而實際生活水平也會提高的。但是與此同時，剩余價值率在提高，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增加得更多，兩極分化在加劇。工人改善生活不等于共同富裕。兩極分化與共同富裕是不相容的，存在兩極分化就談不上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指這樣一種分配關系：社會成員都按照同一標準參與分配，例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獲得收入，因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所有人都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有人憑勞動參與分配，有人憑資本參與分配，那樣只能導致兩極分化。所以，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因為在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條件下，人人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在社會主義階段都只能憑借勞動獲得收入，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消滅了剝削。這種分配方式才叫做共同富裕。離開生產資料公有制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有的人一面大談共同富裕，一面卻反對公有制，鼓吹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

　　 7、還有一個效率與公平問題。有人說，這是鄧小平提出的處理分配問題的一對范疇。這不符合事實，翻遍《鄧小平文選》你也找不到這種說法的根據。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種不好的學風：把自己的想法冒充成鄧小平的思想，效率與公平問題就是一例。其實，把效率與公平作為一對互為消長的范疇，把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當作處理分配問題的核心，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發明。例如，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就提出“公平效率替換論”。他們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考慮這個問題的，他們理解的效率就是資本家的利潤，而把公平理解為“收入均等化”。利潤增加，就是效率提高，但資本家追逐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必然要壓低工人的工資，這就同他們講的公平沖突了。提高工人工資，就會減少資本家的利潤，影響資本家的積極性，妨礙效率的提高。因此，他們把效率與公平看做是一對此消彼長、無法調和的范疇，是分配中很難處理好的矛盾。于是他們成天在效率與公平問題上糾纏不休：有人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人主張，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主張，效率與公平兼顧。不管怎么說，有一點是共同的：解決這個矛盾，必須靠國家的財政來調節，也就是說，通過再分配就可以解決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阿瑟·奧肯提出，追求市場機制的效率與追求個人收入均等化這二者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14]應當設法尋求兩者的結合點，而犧牲效率換取平等的方法就是政府運用財政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顯然這是一種掩蓋階級矛盾的手法。

　　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經濟學設計的套路，而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該怎么解釋呢?

　　就人們經濟關系的角度來說，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說到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問題。效率，不管用什么指標來表達(如勞動生產率、資金利潤率等等)，反映的是生產力;公平則是人們的觀念，屬于上層建筑，在經濟學領域，它反映的是分配關系，所以就公平所反映的內涵來說，是生產關系。老實說，效率與公平并不是對應的，如果硬要講兩者的關系，那么應該說：當公平所反映的分配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效率與公平是統一的(例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既符合社會主義的公平標準，又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當公平所反映的分配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這時公平與效率就產生矛盾，客觀上要求改變生產關系(分配關系是其中一個部分)，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總之，從當前理論界的狀況看，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認真學習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關于分配問題的基本原理，運用它來分析分配問題。主要之點是把握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必須警惕脫離所有制就分配談論分配的“庸俗社會主義”的錯誤傾向，而這是當前研究分配問題的主要傾向。

　　[①]《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1356、135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