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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制度﹒政策

　　——漫議分配問題（中）

　　【摘要】：在階級社會對貧富分化的價值評判沒有共識。目前權威分配理論有不完善之處。國有經濟的存在不是貧富分化的原因。貧富分化是一個制度性問題。初次分配屬于制度層面，再分配才屬于政策層面。對現實經濟關系的的認知是政策設計的基礎。

　　本文分為理論、制度、政策三篇，本篇為制度部分。

　　制 度

　　自世界進入二十世紀末葉以來，除極少國家外，分配差距拉大或貧富分化問題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普世性問題”。各國應對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路，基本政策和具體措施不但日漸趨同，而且還有一個共同特點：絕不將這一問題與實際存在并據基礎地位的私有制掛鉤。在西方國家，這一特點并不是導源于私有制與貧富分化的無關性邏輯（資產階級經濟學基本不做此類有可能觸及根本階級利益的高風險性論證），而是導源于私有制是個“好東西”的論證邏輯。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論證過私有制之優從而不能取消之理：“他認為公有財產的監護不如私有財產的那樣仔細；而且，由于人們天賦的能力和勤勉程度有所不同，在享受的機會上若不加以區別對待，一定會產生爭吵。所需要的不是取消私有財產，而是更開明與自由地運用私有財產。”（15）這可能是私有制高效論的鼻祖之一。中世紀時期論證私有制是個“好東西”的任務自然由經院學者承當，阿奎那就認為私有制是人類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礎，因為：“第一，‘每個人對于獲得僅與自身有關的東西的關心，勝過對于所有的人或許多別人的共同事物的關心’；第二，‘當各人有他自己的業務需要照料時，人世間的事物就會處理的更有條理’；第三，‘如果各人都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滿意的話，可以使人類處于一種比較和平的境地’”。（16）有意思的是國內主流學者近些年論證私有化合理性的邏輯與這位神學大師的第一條理由頗為相似。資產階級在以革命階級的身份出臺時，其階級敏感性就相當超前。他們反對封建等級制，但絕不反對私有制。而且認為“私有制的安全是社會經濟秩序的基礎”（17）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論證是以個人利己主義為基礎的，“看不見的手”是個“好東西”的論證，事實也是在論證私有制是個“好東西”。這一論證歷來是西方經濟學的“傳家寶”之一。通過對私有制是個“好東西”的接力棒式的論證，到了資產階級統治完全確立的時代，私有制之“好”已被抬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至此私有制的“防火墻”高筑而起，在此“墻”之外可盡情操弄貧富分化問題，但已觸及不到貧富分化的基本根源——私有制。近些年國內主流學者力炒私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話題，其意無非如此。

　　剝削階級及其學者的上述手法出于自利的階級本能自不待言。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特殊利益要加以隱瞞，因此無產階級的理論與實踐都公然將分配問題與所有制相聯系，并主張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消除兩極分化的根本之道。可是在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自況的理論中，在述及貧富分化（當然權威表述是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時，對此似乎有所回避。這可能出于對理論與現實出現悖論的擔心。因為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約束條件下，不應出現全局性的分配差距過大或貧富分化。然而不但現實并非如此，而且共同富裕這一改革的根本目標也似乎漸行漸遠。在此背景下，談分配問題時回避所有制也屬無奈之舉。

　　問題何在？公有制不會產生貧富分化的理論邏輯，連西方經濟學也是默認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對公有制的詬病是認為它導致低效率，用主流學者們的話說就是：公有制導致大鍋飯和共同貧窮。雖然他們近年來將貧富分化與公有制掛了鉤，但可能他們自己也認為此邏輯有些拿不出手，只能繞彎說話，拿國企壟斷和政府占有過多說事。看來問題出在現實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事實上有兩個層面：一是作為改革的政治承諾和理論設定，二是現實的存在形態。第一層面的正確性并不一定保證兩個層面的完全契合，堅持第一層面的不動搖并不等于第二層面不會出現錯位甚至完全錯位。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來推論，面對較嚴重的分配差距或貧富分化問題，起碼要關注一下公有制在現實中的主體地位是否動搖，不能將其排除在原因選項之外。如果真心堅持“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選擇，就應敢于面對現實進行實證研究，用事實和數據說話。如果公有制主體地位動搖了就毫不猶豫地糾正。如果公有制主體地位未動搖，那么在社會貧富分化較嚴重的現實面前，可以邏輯性地得出一個結論：貧富分化并非如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言是私有制的專利。在這樣一個理論創新頗為紅火的時代，這一結論豈不是錦上添了奇葩？

　　當然對公有制是否據主體地位進行實證研究，還面臨一個重大的理論紛爭，既公有制的歸屬范圍問題。由于中國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模式是股份制，因此股份制是否歸屬于公有制成為此問題的主要紛爭點。權威理論的基本表述是：股份制是否具有明顯的公有性，取決于是否國家和集體控股。此表述起碼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具有契合點。但由于主流學者關于“堅決反對一股獨大”——既反對公有成分控股的主張已在實際中被接受，上述權威表述與現實已有較大距離。因此這一表述即使完全正確，在實證研究中也是不足為據的。而主流學者則另有說法，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時機成熟，在其改革理論中已經放棄改革初期非出本意的維護公有制的理論包裝，不再將公有制作為中國改革理論和實踐的選項。其基本敘述是：市場經濟都是一樣的，都必須以私有制為前提和基礎。另一些學者則將以社會公眾持股為特點的所謂現代股份制指稱為公有制。（18）這一看法如果成立，就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將廣泛的社會公眾持股定義為公有制，那么起碼美國可以稱之為具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國家。但是美國認領“社會主義”這頂帽子嗎？眾所周知“社會主義”在美國是極其犯忌的，本次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出面救市，立刻被指責為“社會主義”，表現出了廣泛的輿論擔心。當年的羅斯福新政也遇到過同樣的指責。西歐國家的一些執政黨雖然在戰后社會主義高潮時期打過民主社會主義旗號，但社會主義運動瓦解后，又對“社會主義”唯恐避之不及，重拾社會民主主義的旗號。顯然“社會主義”的帽子人家是非常不愿戴的。而廣泛的社會公眾持股就是公有制的理論主張，相當于強給人家戴本不愿戴的高帽。這在學術上是不是有點犯賤？

　　資本主義分配制度與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本質區別不僅在于所有制基礎不同，還在于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乃至其最終歷史歸宿——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有社會價值取向和社會價值目標的，既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富裕。而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只有以所謂公平交易（按生產要素分配就屬此范疇——付出與回報相等）為核心的個體價值目標。在其理論視域中也是認為個體之間的公平交易自然就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對此的否定就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否定。這本質上是將個體價值等同于社會價值，將個體價值目標等同于社會價值目標。當然隨著資本主義分配制度直接導致的社會后果與其理論解釋的背離程度的日益加大，西方經濟學有時也將分配制度上升到社會價值層面：“收入再分配的根據通常并不是對經濟效率的追求。它是基于超越其上的社會價值觀：社會各界一致同意，當市場導致一些人收入很低以致于他們不能維持一個最低的生活水平時，政府應當救助這些人們。但是當政府這樣做時必須小心從事，因為再分配計劃常常會影響效率。”（19）但是這種社會價值觀涉及的是再分配，初次分配制度屬基本分配制度也是其核心價值，絕不能動。中國尊崇西學的學者完全繼承了這一衣缽，始終強調：“初次分配要講效率，要堅持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20）實際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主流學者堅決捍衛初次分配制度，并將其作為核心價值。主要還是出于特定的階級立場和敏銳的階級本能（說經濟理論不反映階級利益是虛偽之辭，這一說辭連一些西方學者都羞于出口，可在中國則成了打人的學術棍子）。他們完全清楚初次分配制度作為基本分配制度與所有制的聯系，要觸動前者必然要改變后者，捍衛初次分配制度就是捍衛基本所有制關系。

　　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中國尊崇西學的學者實質上并不贊成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難道他們會捍衛這種制度？事實上他們捍衛的不是做為政治承諾和官方文本上的基本經濟制度，而是他們心目中認同的現實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又回到了初始點：公有制在現實所有制結構中是否為主體？從主流學者誓言捍衛生產要素貢獻論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學術”姿態推斷，起碼在他們的判斷中公有制已非主體。因為如果公有制還為主體的話，他們在分配問題上就會堅持改革初期的話語指向——抨擊平均主義大鍋飯，這是他們對公有制的基本定位。現在他們對初次分配制度和初次分配格局很滿意很推崇，實際是在證明他們對導致這種初次分配關系和初次分配格局的所有制基本格局是認同的。而他們認同什么樣的所有制在經濟學家界是人所共知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并不諱言。另外對他們關于現實所有制格局判斷的準確性也似乎不容懷疑，畢竟作為主流經濟學者，他們是中國所有制改革設計的主要謀劃群體。

　　如果這完全是事實，社會主義分配制度蘊含的社會價值目標——共同富裕將成泡影。一段時間以來，共同富裕在正式理論中已漸少提及，至少不是重點提及，似乎預示著某種前景。在分配問題上正在將公平正義作為價值目標。然而稍具馬克思理論素養的人都清楚，對存在階級的社會中，馬克思主義從不將抽象的公平正義作為社會價值目標，更不會在分配上用公平正義取代共同富裕。因為在階級社會中“公平”是一個最沒有社會共識的議題。這一點連一些西方經濟學的頭面人物也不否認：“富人會爭論說，‘公平’要求有權利保持自己通過努力工作而得到的東西。窮人則聲稱，他們被發給一手壞牌，因此他們應得到特別的優惠。什么是公平，可能是一個永遠也解決不了的問題”。（21）當然不談或少談共同富裕，也可能出于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目標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一種理解，既“最終實現”意味著“將來時”，不是“現在時”。目前可以免談，至少應該少談，以免招致先富者的不安影響所謂效率。這是誤讀，“共同富裕”這一概念實際涉及兩個層面，“富裕”主要與生產力水平相關聯，而“共同”則訴諸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沒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使生產力再發達，社會物質財富再充裕，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現在實現，主要是基于現實生產力的不發達。它并不意味著目前應放棄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基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單純發展生產力。如果這樣，不但生產力發展的成果無法社會共享，而且生產力發展本身最終也會遭受桎梏，“共同富裕”的社會價值目標將無法實現。因為社會價值目標是無法超越基本制度的制約而實現的，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上這類史例比比皆是。如資本主義初創時期歐文的共產主義試驗，它的失敗不僅在于手段和途徑的空想性，更在于他無法超越據主導地位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

　　（未完待續；作者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教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15）埃里克.羅爾《經濟思想史》，陸元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1頁

（16）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4頁

（17）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147頁

（18）余金富，安順領《“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共產主義所有制關系的本質特征》，《經濟學動態》2010年4期第54頁

（19）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14頁

（20）蔡繼明《論財富創造與財富分配的關系》，《經濟學動態》2010年4期第63頁

（21）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