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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制度﹒政策

　　——漫議分配問題（上）

　　【摘要】：在階級社會對貧富分化的價值評判沒有共識。目前權威分配理論有不完善之處。國有經濟的存在不是貧富分化的原因。貧富分化是一個制度性問題。初次分配屬于制度層面，再分配才屬于政策層面。對現實經濟關系的的認知是政策設計的基礎。

　　本文分為理論、制度、政策三篇，本篇為理論部分。

　　本文所論之指向為中國目前的分配問題，特先予聲明。目前的所謂分配問題至少可以分為這樣幾個層面：一是目前的分配狀況和分配格局是不是一個問題；二是目前分配問題的性質是什么；三是如何解決或至少是如何應對這個問題。就第一層面而言，面對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的社會現實，承認這是一個問題，在主導改革基本走向的主流經濟學家中也幾乎成為共識，因此這一層面的問題可置之不論。至于第二和第三層面的問題，情況較為復雜。主流學者與非主流學者的看法差異甚大。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坦率地講首先是各自不同的立場（經濟學家有立場甚至是不以其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但談立場有違所謂的主流學術“規范”，故存而不論。除此之外的原因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運用的基本理論框架不同，二是基本的制度主張和對不同制度績效的判斷不同，三是基于以上兩點的政策選擇不同。這就是說對分配問題的探討和爭議主要涉及理論、制度、政策三個層面。當然這三個層面也確實構成了分配問題的核心。自貧富分化伴隨人類階級社會的形成而出現之后，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就始終是一種社會困擾，而且也每每成為歷史演進的導火索。然而只是歷史演進到了以“富裕中的貧困”為特點的資本主義時代，在學術上分配問題才與系統化的理論闡釋，特定的制度安排和刻意的政策設計相聯系。至于出現于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形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所以分配問題并未凸顯。因此學術層面的理論邏輯相對單純，可基本概括為“按勞分配”與“共同富裕”。但是中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完成了根本性的社會轉型（“改革是一場革命”是準確的官方注解），具有內在分化機制的市場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形態。因此雖然中國貧富分化的具體路徑有其自身特點，但貧富分化是基于市場經濟內在的分化機制這一點，與資本主義歷史形態并無二致。問題也恰在此，眾所周知在學理層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對引致貧富分化的分配問題有著完全不同理論解釋，制度主張和政策設計。而中國處于既要確立具有內在分化機制的市場經濟體制，又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取向這樣一種自我設定的歷史框架內，在分配問題上依據什么樣的理論框架構建理論模型，采取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和進行什么樣的政策設計，應當是也確實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破解這一課題，非本文之主旨，也非本人能力所及。此文只是對理論、制度、政策三個層面的問題的一些思考，以期理清思路。由于是只是粗線條的梳理，故以漫議為體。

　　理 論

　　分配問題在理論體系和理論邏輯上并非本源性問題，而是一個引致性問題。它主要是由貧富分化現象引致的。，因此研究分配問題，首先應當涉及的是貧富分化問題，在西方經濟理論體系中涉論分配問題也基本是循于這樣的邏輯，國內主流學者更是“蕭規曹隨”并無二致。但是這種對貧富分化問題的涉論內容主要集中在對貧富分化程度和貧困程度的測度上，這應歸屬于實證性理論。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是分為實證性和規范性研究的，后者是以價值判斷為核心的。而貧富分化首先應當是一個價值評判問題，既貧富分化本身是好事還是壞事？是否具有正當性合理性？如果對此給予肯定性的價值評判，那么分配問題就是一個偽問題，可將其逐出理論視域。可是就個人學術視野而言，似乎國內學術界在涉論分配問題時很少甚至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前提性問題。原因可能是學界人士普遍認為古往今來對貧富分化的否定性評判歷來就有共識，故而不言而喻。然而這并不符合歷史與現實，在此問題上從來沒有真正的共識，至今也是如此。對此給予關注和梳理，對分配問題的系統性研究是頗有理論意蘊的。

　　對社會現象的價值評判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對現象本身正當性合理性的評判，二是對現象產生原因的正當性合理性的評判。就貧富分化的價值評判而言也可如此，一是貧富分化本身是否具有正當性合理性，二是造成貧富分化的原因是否具有正當性合理性。自人類伴隨階級分化而出現貧富分化之后，對貧富分化的價值評判事實上始終依階級劃分而不同，從未出現過價值共識。面對“貧富分化是個好事情嗎？”的價值詰問，答案大為不同，或者更確切地說不同的答案反映了不同階級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評判。對貧富分化的否定性評判首先是也始終是反映處于貧弱地位的勞動階級的利益，這也是為什么“均貧富”的社會主張在歷史上從來就是貧苦階層的社會動員令。甚至作為被壓迫者運動的早期基督教也是反富的：“基督教曾譴責過追求財富，圣.杰羅姆曾說：‘富人是罪人，或罪人之子’”。（1）歐洲中世紀農民異教運動的社會綱領的矛頭也曾指向貧富分化，這一綱領“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財富差別”。（2）資本主義時代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和社會主張的觸發點也是對貧富分化的否定性評判，而且這一學說對造成貧富分化的原因的非正當性給予了抨擊。如圣西門認為貧富分化社會的基本原則“就是應當對富人寬宏大量，結果不得溫飽的人們每天使自己失去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資料，而被用于增加大財主的多余財產；因為最大的罪犯、既每年從全體公民身上竊取三、四億法郎的大盜掌握著權力。”（3）至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立者不但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分化原因的非正當性，而且以“共同富裕”的社會主張給予貧富分化更高歷史層次的否定。

　　同樣可以看到，在價值層面對貧富分化及其原因的正當性合理性給予的肯定性評判，反映的是占有他人勞動而富有的社會階級的利益訴求。在階級社會的早期階段，這種對貧富分化的辯護式評判是以論證階級和等級劃分的正當性的形式出現的。柏拉圖用所謂分工學說證明有些人天生適合當統治者。（4）亞里士多德也認為“世上萬物都存在統治和服從的關系”。（5）到歐洲中世紀時期，主流思想家阿奎那也依此邏輯將封建等級制判定為是根據上帝意志建立起來的永恒制度。（6）中國古代思想者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之論則與此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如果說階級社會早期階段對貧富分化正當性的論證是訴諸的所謂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則，那么到了資本主義早期，對貧富分化的辯護則開始呈現出理論實證的色彩。馬爾薩斯可謂典型代表之一，按現代西方經濟學標準，他對貧富分化的必然性合理性給予了具有實證色彩的論證。他從人口學實證分析的角度堅決否認窮人有獲得扶助的權利，甚至否認窮人的生存權利，并且認為貧富分化的“這種社會形態無疑是最能發揮人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是有利于人類品德的鍛煉和改進的”。（7）從此開始，西方經濟學雖然不直接給予貧富分化是個“好東西”的價值判斷，但平等與效率的交替，平等對激勵的扭曲效應及帕累托最優等實證性的理論構建，事實上是以迂回的方式證明著貧富分化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必然性：既貧富分化是保證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的必要條件。現代西方經濟學這一起碼具有客觀辯護性的理論構建，其邏輯與他們的前輩馬爾薩斯如出一轍，真可謂“反映富有者利益的學說總是相似的”。

　　由于原因的正當合理性與結果的正當合理性有必然的邏輯聯系，西方主流經濟學對貧富分化原因的正當合理性更是進行了系統的基礎性理論論證。其基本理論依托是著名的以生產要素論為基礎的邊際生產力論(新劍橋學派除外)，其邏輯旨在證明收入分配路徑的合理性。循此邏輯，這一分配路徑所形成的分配格局——貧富分化自然具有合理性。由于分配被說成是取決于各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那么因收入少而致貧則可歸結為個人原因。事實上將貧窮的原因歸諉于窮人自身從來就是富有者階級學說的一貫說辭。馬爾薩斯就曾直白地說：貧民自身是貧困的原因。（8）以生產要素論為基礎的邊際生產力論不過是這一說辭的現代版。從弱勢群體自身找原因的理論偏好在西方政治經濟學中被稱為“賦權神話”。“賦權神話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一套關于下層階級低劣和上層階級優越的觀念。這些觀念一般同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民族主義有關。雖然它們很容易被打破，但是又會很快以新的形式出現。另一種賦權神話從本質上說是文化的，包括一整套與社會體系性質相關的信念和意義。自由企業制度包括了一整套非常有力的信念和意義，把貪婪、嫉妒、貪欲和權力，提升為個人主動性、自由、效率和公開競爭的最高境界。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特別是芝加哥大學和美國企業研究院這類機構所發展出來的形式，從理論上為其合理性提供了證明。如果下層階級相信社會體系建立在個人主動性、自由、效率和公開競爭的基礎上，那么，他們就會懷疑自身的能力。如果他們還不能在這么完美的體系中做得很好，那‘他們一定是沒有盡力或他們缺乏這方面能力’。這一定是他們個人的錯，而不是完美體制的錯。如果他們相信這點，他們必然也不會采取集體行動來改變這種體制。不平等不會受到挑戰。但如果他們相信相對貧困不是他們自身造成的，那么，就有可能改變這種體制。而為了取得成功，就必須挑戰強有力的霸權力量”。（9）由此可知，中國主流學者眼中被奉為純客觀的實證經濟學，在有眼光的西方學者的學術判讀中也被論定為是有價值取向的。

　　總之反映不同階級利益訴求的理論言說對貧富分化有著不同的價值評判。確認這一點的一般理論意義在于，對貧富分化的不同價值評判，限定了分配理論的理論視域和想象空間。反映富有者階級利益訴求的價值評判歷來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說貧富分化具有正當合理性，因而是個“好東西”，至少不是一個完全的“壞東西”；二是將貧富分化的原因歸結為自然法則或人的自身能力。其中第一個特點使反映此階級利益訴求的分配理論的最大想象空間也不會達于消滅貧富分化的理論邊界。代表當代資產階級利益的西方經濟學（筆者始終堅持這一符合事物本質的非主流看法），是自古以來反映富有者階級利益學說中具有最大理論想象空間的經濟學說，但其收入分配理論的最大邊界也只不過以如何測度貧富差距及如何將這一差距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為限。至于第二個特點則會將貧富差距的社會制度屬性置于理論探索的盲區，這也凸顯了西方經濟學分配理論視域的有限性。西方經濟學對貧富分化的價值判斷，及其對分配理論想象空間和理論視域的限定，在根本上是由體現階級局限性的超歷史觀決定的。這一學說將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關系和制度永恒化，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永遠如此。以超歷史觀為依托的理論，只能是對現實的永遠首肯，絕不具有否定價值。而沒有內在否定價值的學說，其理論想象空間和視域必然有限。

　　充分反映貧弱勞動者階級利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訴諸于貧富分化的社會制度屬性，這一學說不但對貧富分化給予否定性的價值評判，同時進一步指出貧富分化正是由于有其歷史必然性，它也將必然被歷史否定。正是基于對貧富分化的歷史價值評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分配理論具有更大的理論想象空間和目標邊界。這一理論將收入分配關系與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相聯系，不但大大拓寬了分配理論的探尋空間，更重要的是沿著所有制關系的歷史演進路徑，在理論上最終達到了消除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邊界。這一理論邊界體現了實證論證與倫理規范的最高統一。說它是實證的，是因為它是歷史必然規律的客觀反映。說它是倫理的是因為它是人類至善的最高追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境界是因為這一理論基于唯物史觀，具有徹底的歷史否定價值。通常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給予了歷史否定，實際從更本質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定了無產階級自身——從資本的奴隸到社會的主人。“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脖子上鎖鏈，他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就是這一否定的經典歷史表述。能夠否定自身的階級才是歷史上最革命的階級，能夠對階級利益訴求給予歷史否定的理論才是最具否定價值的理論，也才是最徹底的理論。無產階級是將自身的解放訴諸于人類解放的階級，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將無產階級運動定位于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運動，它也從不認為無產階級僅僅訴諸自身利益追求就能獲得解放。

　　總之， 由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于不同的歷史觀，對貧富分化有著本質不同的價值評判，因而它們的分配理論有著各自不同的立足點，而且各自的理論想象空間和目標邊界也大不相同。對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理論而言，也就面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論框架做為選項。理論選擇首先受制于制度選擇，按照馬克思主義制度判別的基本標準——所有制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典型的混合制度色彩，這是不必回避的。因此在分配理論構建框架的選擇上，就不是一個“二選一”的問題，而是一個選擇排序問題，既以何為主的問題。這對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理論是極為關鍵的。經濟理論歷來有兩種功能：一是對制度建構過程提供指導，二是對已成型制度建構給予解釋和表述。中國以社會根本轉型為目的的建構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理論建構在一定程度上是滯后的，而理論的解釋性描述性功能要強一些。分配理論也是如此，這種以解釋和描述為主要功能的分配理論，在純官方文本中似乎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排序中占先。其主要理論表述是依托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和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但在所謂學術性的理論構建和理論闡釋中，據主流地位或排序在先的則是西方經濟學。如果做實證性的學術文本統計，選取的樣本越大越可能證明這個判斷。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做學術主旨的選題有多少？即使選了，在西方經濟學占絕對主流的學術發表園地中也很難見天日，遑論“共同富裕”這樣的價值規范性選題了。這個問題頗可一議。

　　國內分配理論以西方經濟學排序占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理論層面則與權威文本中的分配理論的不周延相關。這主要體現于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論闡釋中。 國內權威理論文本對多種分配方式實質的理論定義是：按生產要素的占有狀況進行分配。雖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強調生產資料占有狀況對分配的決定作用，但這一定義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路數尚有吻合之處。但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合理性的理論解釋則大可商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某重點教材的闡釋是：“各種生產要素同勞動一起，都是物質財富和使用價值的源泉，是社會生產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當它被排他性地占有時，必須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才能有效地利用它來發展生產。”（10）此論的立論基點是肯定各生產要素是物質財富和使用價值的源泉及在生產中的不可或缺，然而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實質上是價值分配，物質財富和使用價值是表現為價值的。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論，這種價值分配機制和格局既不決定于價值由何創造，更不決定于使用價值由何創造。因此收入分配理論中以所謂要素貢獻作為立論基點，不但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邏輯不匹配，而且容易為要素價值論的引入打開門徑。而要素價值論正是西方經濟學分配理論的核心內容。目前學界論證分配格局的合理性基本是以要素貢獻論為依據，其主流敘述是：強勢者的收入主要是依其要素貢獻應得的。甚至杯葛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性時也基本是以要素貢獻論為依據，無非是：收入弱勢者沒有得到符合其要素貢獻的份額。從理論演進趨勢看，此種理論言說將來被歸屬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也不是沒有可能?？善叫亩摚刎暙I論實屬西方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無論如何是“化”不到馬克思主義那里去的。更值得指出的是，雖然這種理論言說將生產要素的排他性占有與分配相聯系，但卻是為了論證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必要性。這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收入分配理論實際是依從性理論，它依從于所有制理論。依從性理論只有必然性問題，沒有必要性問題，有什么樣的所有制關系就有什么樣的分配關系。因此按生產要素分配只需論證它是由非公所有制結構決定的必然性，并無必要性可論，要論也應是論證非公經濟存在的必要性，而這一論證在目前的權威理論文本已經論證了?？墒菣嗤碚撐谋静坏撟C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必要性，而且將必要性歸結為可以“有效利用它來發展生產”。此論無非是循于要素占有與要素效率具有關聯性的邏輯。這種必要性的論證事實上為引入西方經濟學論證私有制高效論建立了理論通道，當然這可能并不是論證者的主觀意愿。

　　總之對多種分配方式理論闡釋的不周延，應是西方經濟學在分配理論中占先的原因之一。而且這種不周延也導致這種理論闡釋很難合乎邏輯地被歸屬于馬克思經濟學的范疇，即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不是這么個“化”法。西方經濟學的要素價值論和要素效率論倒是一種關于分配方式必要性的論證，這一論證雖以實證面目展現，但起碼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它僅具階級辯護價值。以上之所議，本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甚至是常識。權威理論學者當然不會不懂。但為什么會出現以上問題？這除了與服從決策層的政治意志有關外，也與理論意識的局限性有關。坦率地講主要是不愿承認或面對資本要素所體現的剝削關系。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資本的本質規定性并不是物，也不是所謂生產要素，而是剝削關系。然而目前資本范疇雖然是一種巨大的現實存在，但在被指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直接將資本范疇歸屬為剝削關系，似乎有些意識形態障礙或者說尷尬。其實大可不必，既然中國只是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允許私有制的合法存在。那么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在市場經濟中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雇傭勞動關系必然是一種剝削關系。這并不是理論上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初級階段存在剝削關系是正常的，如果將來到了接近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還存在剝削，那倒是個問題了。既然對劉少奇當年天津講話中的“剝削有功”論都給予了正面的歷史評價，在目前的政策和理論闡釋上就更不應當有障礙。如果這個障礙消除了，就可以完全放棄按生產要素分配和多種分配方式必要性的理論包裝，用所有制決定分配制度的理論直接闡述多種分配方式的必然性既可。有了必然性，就有了多種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完全不必繞彎子。繞“必要性”彎子的結果只能是為引入西方經濟學解釋開辟門徑。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敢于承認剝削關系存在的歷史必然性，是基于對剝削關系歷史否定性的真理性認識。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否定性是同一歷史邏輯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體現，承認必然性的目的在于創造否定剝削關系的歷史條件，而不是將這種剝削關系永恒化。而這一點在目前的主流分配理論中連端倪也看不到。沒有歷史否定價值的理論只能是以永恒性為主旨的理論。西方經濟學就是如此，在這一理論中，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被賦予了永恒性的歷史幻象。而國內的主流分配理論也在這一點上與其接了軌。在此要特別注意，按一般的學術規范，官方性理論并不等同于主流學術理論，官方理論是有最終消滅剝削之承諾的。但這一主題從來沒有成為主流學界的學術偏好和學術選項。

　　當然西方經濟學的分配理論并非完全無用，一些理論分析工具是有利用價值的。但當前國內學術界，分配理論以西學為基本范式的主要表現卻并不在于這些理論工具的使用。運用這些分析工具只是“形似”，而現在的主要表征是“神似”。“神似”首先在于目前研究分配問題的主流學術偏好與西方經濟學學術偏好一脈相承，既脫離所有制關系和所有制結構談分配，回避私有制與貧富分化的本質聯系。當前主流學術敘述的基本邏輯一是先肯定按生產要素邊際貢獻分配的合理性，二是對分配差距給予測度，三是闡釋造成差距的原因，四是所謂對策性研究。在這一邏輯敘述中，按邊際貢獻分配顯然屬西方經濟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這一理論是以實證為包裝的價值觀，反映的是為資本辯護的理念。至于對分配差距測度的分析，雖然不排除研究者的價值立場對數據采集分析的影響，但實證色彩還是濃一些的。至于分配差距的原因則是認為“違反了效率優先或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11）這顯然也是西方經濟學的邏輯。事實西方經濟學回避所有制關系與分配關系的聯系，并不是不看重所有制，而恰恰是出于對兩者聯系的高度的階級敏感性。因此這一理論的基點是先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給予永恒的不可更改的肯定，由此任何關于分配的討論都要基于這樣的肯定。這樣兩者之間就建立了絕對安全的“防火墻”。這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中可以看到清晰的脈絡，從重農學派的魁奈認為私有制的安全是社會經濟秩序的基礎（12），到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私有制的市場可以提供最好的方式來維持經濟效率，來保證物品的最低生產成本，以及來確定被生產出來的物品能符合消費者的需要”，（13）概莫能外。中國主流經濟學者也是私有制擁躉者，因此在回避所有制與分配關系的聯系上自是與西學一脈相承，高度“神似”。

　　但如果說主流學者沒有一點“創新”，也頗為冤哉。實際上主流學者們并沒有完全脫離所有制關系和結構談貧富分化，這與西學是有些不同，但也并非“馬學”，否則就難稱創新了。主流學者的邏輯推演首先是將貧富分化定位在政府收入過高，居民收入過低，（14）從而社會貧富分化被敘述成了官民分化和矛盾。以此論為前提，政府收入高的原因首先歸為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解決之道自然就是國企退出。國有企業是目前公有制的主要體現主體，因此主流學者的這一邏輯事實上是將貧富分化的原因歸結到了公有制，國企退出實質是公有制退出。它不屬產業結構的調整，而是所有制結構的變更。這個問題的實質再也不能不說了，只做不說的時代應當結束了。主流學者大都在學術上頗為自負，看不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其信奉者。但實事求是地講，他們的學術主旨不過是奉西學為圭臬，鮮有創新。但此論之邏輯確乎有些“創新”色彩，因為即使西方經濟學談所謂公有制之弊病，也無非是剝奪人之自由和“大鍋飯”，即使談壟斷也主要是訴諸于資源配置不佳導致的低效率，似乎從未讓公有制為貧富分化負主要責任。而中國主流學者幾乎眾口一詞地給出此等邏輯。此論如果加上所謂實證數據的支持和數理化包裝，將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未可知。經濟學是以利益分配為中心的學說，此學說之承載主體必然是有立場的。在當今中國利益格局大變遷的背景下，主流學者對公有制持此立場本也不怪。但出于立場而不顧基本邏輯的翻云覆雨之手法，則為學術史上所僅見。君若不信，可回想一下主流學者當年推動中國所有制變局啟動的高音調話語是：“公有制造成了共同貧窮”，所謂“共同貧窮”應是大家都窮沒富的。可事到如今，又冒出了“公有制是貧富分化之源”的論調，學術變成了魔術。

　　其次，西方經濟學范式主宰當前分配理論研究的另一特征是各理論范疇的超歷史性表述。在西方經濟學分配理論中，工資、利潤等范疇是永恒的自然范疇。其數量比例多寡所反映的對立——如李嘉圖所指出的利潤與工資和地租的對立——是由自然性規律決定的，因而也是永恒的。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將這類范疇的本質歸結為特定歷史形態下的經濟關系。它是現實的不是永恒的。因此工資、利潤等各范疇的數量比例之多寡是由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關系決定的，也是特定經濟關系的反映?？赡壳爸髁鞯姆峙淅碚摷词钩姓J分配比例之不公，充其量是將原因歸為沒有完全按要素邊際貢獻率分配，從而使這一問題在理論上成為純自然的技術性問題，而不是經濟關系問題。縱使在此問題上有涉及經濟關系本質的研究之花，也只有極少的學術土壤允許其結果。這一現象不止存在于分配理論研究領域，甚至也不僅存在于整個經濟理論領域，實際上凡是與意識形態有關的領域幾乎都是如此。經濟理論領域雖有劉國光這樣有名望的學者揭此蓋子，但基本無效，況乎其它？主流學者確實到了彈冠相慶的時候了。

　　當然可以問：難道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嗎？它不是居于主流地位嗎？怎么能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學術界的主流地位是個問題呢？對此可指出三點：其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雖然要求不必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理論判斷和結論，不必拘泥于某些話語。但這并不意味著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讓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則遷就中國的現實而改變。而是要以這些基本原理、基本原則為指導，從中國的現實出發提煉出符合國情的理論學說。如果這一點成立的話，那么起碼在學術規范上，目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契合上還有待完善，如分配理論就是如此。因此恐怕還不能說該理論是完善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了。其二，更重要的是某種理論是否占據主流地位的判斷依據，不取決于理論的倡導主體是誰，而是這一理論的基本范式是否為學界大多數所接受和采納，以及這一理論對實踐的影響力。以此來看，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雖然有政治威權設定的政治地位，但在學術領域的主流地位并非無問題，尤其在經濟學界。實際上這一問題已被決策層認識到，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大眾化的思路，就是這一認識和對策的體現。其三，任何理論的主流地位之延續有賴于傳承主體的培養，在此西方資產階級有著成熟的認識和有效的措施，如自由主義大本營之一的美國芝加哥大學一貫以培養擁躉自由主義的忠貞之士為傳統。中國共產黨曾是共產主義運動中處于執政地位的黨中最早看重這一問題的，可由于某些尚不容討論的原因，這方面已經很不樂觀。目前人文社科領域的課程設置與理論灌輸以何者為主流，是已被喊穿了的“皇帝的新衣”，至今未見改觀，也無任何實際有效的措施。因此即使勉力承認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仍據學術主流，來日尚有幾何？

　　（作者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教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1）埃里克.羅爾《經濟思想史》陸元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44頁

（2）魯友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頁

（3）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44頁

（4）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6頁

（5）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1頁

（6）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頁

（7）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78頁

（8）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77頁

（9）菲利普 ﹒安東尼﹒奧哈拉《政治經濟學百科全書》郭慶旺、劉曉路、彭月蘭、張德勇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16頁

（10）《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4頁

（11）蔡繼明《論財富創造與財富分配》，《經濟學動態》2010年4期第61頁

（12）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47頁

（13）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3頁

（14）蔡繼明《論財富創造與財富分配》，《經濟學動態》2010年4期第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