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剩余價值的分配與賬面剩余價值率
點擊： 作者：余斌 來源：《<資本論>正義——怎樣理解資本主義》 發布時間:2017-01-02 11:21:35
一、轉形賬面剩余價值率
彭必源提到，馬克思為了分析問題的需要，曾做出過不同生產部門的剩余價值率是相等的假定。而對于這個假定，有些西方學者認為，它是缺乏理論依據和實際依據的，是與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價格理論相矛盾的。其中，瓊·羅賓遜夫人認為，馬克思以剩余價值率不變為分析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的出發點，是在自找麻煩；如果假設工資水平到處都一樣，那就只有在各部門資本有機構成一樣時，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才可能在各部門都一致。布勞格也認為，在資本有機構成不相等的情況下，剩余價值率相等則利潤率就不等，若利潤率相等則剩余價值率就不可能是相等。[1]
在這里，學者們忽略了馬克思所作的不同生產部門的剩余價值率是相等的假定，是在價值轉形發生之前進行的，在這之后開始了價值轉形。如果說，價值轉形后出現不同生產部門的（賬面）剩余價值率不一樣的情況，這并不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價格理論相矛盾，正如，價值轉形后不同資本有機構成的利潤率相等了，并不與馬克思在價值轉形前所指出的不同資本有機構成部門的利潤率不等相矛盾一樣。如果說，這里非要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僅僅在于，馬克思關于利潤率提出了一般利潤率的概念，從而可以明確區分價值轉形前后個別利潤率與一般利潤率的差異，但沒有在剩余價值率上提出相關概念以便對價值轉形前后的剩余價值率加以區別。
下面，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馬克思的價值轉形過程。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舉了如下的價值轉形數值例子[2]：
假定剩余價值率不變，并且可以任意假定這個比率，例如100%。
讓我們拿五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來說。投在這五個生產部門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各不相同，例如：
在這里，不同的生產部門，在勞動的剝削程度相等的情況下，按照資本的不同有機構成，有很不相同的利潤率。
為了避免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必須認為不是所有成本價格都＝100。假定不變資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產品的價值。
把剩余價值平均分配給I—V[3]，就會得到如下的商品價格：
由于剩余價值的均衡分配，I—V的利潤率才能同樣是22%，雖然資本I—V的有機構成不同。
馬克思在這里，從不同的利潤率出發，得到了同樣的利潤率。那么，剩余價值率的變化如何呢？
應當指出，這里的價值轉形實質上并不影響剩余價值率，也就是說，不影響資本家對工人的勞動的剝削程度。這是因為，這里的工作日、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在價值轉形過程中都沒有發生變化，從而等于剩余勞動時間與必要勞動時間的比值的剩余價值率也不會發生變化。發生變化的只是剩余價值在資本家之間的分配。這種分配會改變資本家得到的利潤，但不會改變資本家從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價值，盡管其中一部分剩余價值會被轉移給其他資本家。這也是為什么馬克思不對價值轉形前后的剩余價值率加以區別的原因。
而布勞格之所以會認為，在資本有機構成不相等的情況下，若利潤率相等則剩余價值率就不可能相等，這只不過是因為他顛倒了次序，把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錯誤地看成剩余價值是利潤的轉化形式。從而，他把轉形后的利潤當作剩余價值去計算各部門的剩余價值率，才會得出剩余價值率不相等的結論。
由于布勞格等人的這種想法，可以很好地反映出通過資本家的財務報表來計算剩余價值率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對其加以計算和考察，因此，我們提出“賬面剩余價值率”的概念，來考察根據資本家的財務報表計算的“剩余價值率”。實際上，我們曾經提出的“衍生剩余價值”[4]概念，也是“賬面剩余價值”，也可以計算相應的“衍生賬面剩余價值率”。
在這里，由于賬面的變化源于價值轉形，因此，這里的“賬面剩余價值率”就是“轉形賬面剩余價值率”。
由此，在上述馬克思所舉的價值轉形數例中，各部門的轉形賬面剩余價值率分別為：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由于價值轉形，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生產部門會具有較高的轉形賬面剩余價值率，但這并不就意味著該部門的勞動剝削程度也比較高。“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5]而如果有什么因素妨礙了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在剝削程度上的一致性，那么這些因素也會妨礙一般利潤率的形成和價值轉形。
二、競爭賬面剩余價值率
朱殊洋指出，超額剩余價值究竟來自哪里？是先進企業自己創造的，還是從落后企業轉移來的？對這個問題有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被稱為“創造論”，認為一旦企業個別勞動生產率高于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就會使該企業個別單位商品價值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時如果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出售，其個別單位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就形成了超額剩余價值。第二種觀點被稱為“轉移論”，認為一部分勞動生產率低的企業由于其個別價值高于社會價值，因此高于部分不能實現，與此同時部門內勞動生產率高的企業由于其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因而就將前者不能實現的部分轉移到本企業中來，這樣一些企業得到的超額剩余價值恰恰等于另一些企業失去的超額剩余價值。第三種觀點認為超額剩余價值具有二重來源：一方面來源于本企業工人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另一方面，來源于企業外部轉移來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而他本人支持第一種創造論的觀點。
為此，他假定率先采用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企業，維持原有的產量不變，不影響技術相對落后的企業繼續獲得與原來同樣的剩余價值，這樣，這些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企業獲得的超額剩余價值就不是從技術相對落后的企業轉移來的，而是這些企業自身創造出來的。[6]
朱殊洋企圖用不影響落后企業獲得與原來同量的剩余價值的手法來“證明”先進企業的超額剩余價值不是轉移來的。但是，標榜動態分析的他，恰恰忽略了該生產部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動態來看已經減少了，其商品的價值量已經低于售價了，從而該生產部門的商品的售價從靜態看沒有變化，而從動態來看已經上漲了。[7]由于“商品的價格不過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別種商品和它交換的比例”[8]，因此，這意味著其他生產部門商品的價格的（相對）下跌，因為其他生產部門在與該生產部門的交換中得到的價值量相對于付出的價值量變少了，從而其他生產部門的剩余價值向該生產部門轉移了。于是，這種超額剩余價值仍然是轉移來的。
馬克思還曾指出，“我們假定每個特殊生產部門占有的利潤量，和投入這個部門的總資本所產生的剩余價值的總和相等。即使如此，資產者也不會把利潤和剩余價值即無酬的剩余勞動，看作是同一的東西……假定勞動的剝削程度相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撇開信用制度所引起的一切變化，撇開資本家互相間的一切欺騙和詐取，再撇開對市場的一切有利的選擇，利潤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別，這取決于采購的原料的價格的貴賤，原料采購人員的內行程度；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的生產效率、適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決于生產過程各個階段的總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費是否被杜絕，指揮和監督是否簡單而有效，等等。……這一情況使資本家產生了錯覺，使他相信，他的利潤不是來自對勞動的剝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來自與此無關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別是來自他個人的活動。”[9]由于資本家實際占有的利潤中除了本企業工人直接生產的剩余價值和價值轉形轉移而來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外，還有一部分來源于他在競爭過程中通過各種手段從其他資本家和各種競爭者那里瓜分或掠奪來的（剩余）價值，因此，直接把資本主義企業的財務報表中的（息稅前）利潤量當作剩余價值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率會偏離真正的剩余價值率甚至轉形賬面剩余價值率，對這種賬面剩余價值率，我們稱之為“競爭賬面剩余價值率”。
例如，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副教授為筆者提供了香港樂施會關于2004年一件零售價100元的T恤的價值分配情況如下：
在這里，品牌公司及零售商的所得（扣除產品設計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配額/關稅、采購/貿易公司的利潤都是生產T恤的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工廠營運成本中除工人工資以外也有一部分屬于剩余價值，但這里沒有辦法區分開。我們把它與產品設計勞動創造的價值相抵消。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算出T恤生產的競爭賬面剩余價值率為：
(75+5+4.5)/1.75=4829%
這是非常驚人的勞動的剝削程度，它體現了數百年來，尤其是近代以來，社會生產力在降低勞動力商品價值上的巨大發展。考慮到服裝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通常要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剩余價值，因此，T恤生產的實際剩余價值率不會低于這一數值。按照這樣一個剩余價值率，如果一個生產T恤的工人一天工作10小時，那么他只有12分鐘12秒是為自己工作，其他的時間都在為國內外大大小小的資本家生產供他們瓜分的剩余價值。而從剩余價值的瓜分來看，直接生產T恤的工廠主所分得的剩余價值大大低于控制了品牌和銷售渠道的跨國公司所分得的剩余價值。前者的競爭力十分虛弱，其競爭賬面剩余價值率的上限（即將營運成本中扣除工人工資的部分都算作工廠主的利潤）為：
(5-1.75)/1.75=186%
因此，如果根據T恤生產工廠的財務報表來計算工廠工人的剩余價值率，會大大低估實際的剩余價值率。
三、剩余價值率的測算
日本學者泉弘志嘗試用產業聯系表（投入產出表）計算勞動價值，然后根據勞動價值的計算結果，推算剩余價值率。[10]
泉弘志指出，要計算某一個國家的平均剩余價值率(R)，只要知道這個國家工人的年平均勞動時間(Z)，年平均工資(T)，家庭生活費開支平均構成比率，即購買各種消費品開支在年平均工資總額中各占多大比率（Ki），各種消費品單位價格的勞動投入量（Wi）這幾項數值就可以了。其計算公式是：
假定工人年平均勞動時間為2500小時，年平均工資為150萬日元，這個工人以其所得全部工資用于衣食住、文化及其他生活開支，其中三分之一為購買農產品開支，三分之二為購買工業品開支。再假定生產價值一萬日元的農產品需投入6小時的勞動，生產價值一萬日元的工業品需投入5小時的勞動，那么，把這些數值代入公式，便可計算出必要勞動時間：
150×(1/3)×6+150×(2/3)×5=800小時
于是，剩余價值率
R=(2500-800)/800=212.5%
泉弘志指出，在相當于各種商品的單位價值量的勞動投入量當中，既包含著生產各該商品的產業部門所投入的勞動，也包含著為生產上述產業部門的生產手段所投入的勞動。對此，可以產業聯系表為主要數據，列出如下聯立方程式進行計算：
其中，Ij——j部門為生產一萬日元商品所投入的勞動量
aij——j部門為生產一萬日元商品所使用的原材料(i)的價格
a’ij——j部門生產的一萬日元商品中所包含的固定資本的轉移價值
Lj——j部門為生產一萬日元商品，其本部門(j部門)投入的勞動量
aij在產業聯系表上稱為投入系數。a’ij是“固定資本存量矩陣”中各存量除以其使用年限，再除以各該產業部門的產出額所得之商。Lj是各產業部門的職工人數乘以其年平均勞動時間，然后再除以各該產業部門的產出額所得之商。
除了給出計算公式之外，泉弘志還對一些計算事項進行了說明，正是這些說明，讓我們對上述計算公式的效果產生了疑慮。
泉弘志指出，對進口商品的勞動投入量可以做如下考慮：為獲得一萬日元的進口商品，需要有相當于一萬日元的外匯，而為獲得相當于一萬日元的外匯，就必須出口相當于一萬日元的商品。因此，可以認為一萬日元出口商品的勞動投入量就等于一萬日元進口商品的勞動投入量。生產國產品使用進口原材料時，亦可在該國產品勞動投入量中加上用同樣方法計算出來的進口原材料的勞動投入量。
但是，既然進口商品的勞動投入量與出口商品的勞動投入量可以按相同的價格來對等，那么，在前面的舉例中，同樣是一萬日元的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勞動投入量為什么不能對等呢？
泉弘志還指出，在日本，對農業的掠奪非常重。農產品與工業品相比，按單位價格計算，前者要多投入很多的勞動，也就是說，農產品的價格大大低于其價值。但是，經過價值轉形，生產價格與價值量的偏離是普遍現象，為了刺激出口，出口商品與進口商品相比，也會在按單位價格計算的情況下，包括更多的勞動。那么，是否也要同樣地進行修正呢？
恩格斯還曾提到，在不得不和機器競爭的工人中間，“生活得最壞的是棉紡織業中的手工織工。他們得到的工資最少，甚至在有足夠的工作時，一星期所掙的錢也不超過10先令。動力織機一個跟一個地從他們那里奪取了織物業的各個部門；此外，手織業又是在其他勞動部門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難所，因而在這里總是人手過多。所以，一個手工織工平時一星期能掙六七個先令就算是幸運的，甚至要掙這個數目，他每天就得在他的織機上工作十四小時到十八小時。”[11]那么，在計算剩余價值率時，我們又應當如何計算這些工人的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小時呢？是按他們的實際勞動小時算，還是按使用動力織機的工人的勞動小時算，或者算他們的平均呢？
總的來看，由于存在剩余價值的轉移問題，計算單個企業工人提供的剩余價值率難度極大，而計算全體工人提供的剩余價值率還是有可能的，同時，用勞動時間來計算剩余價值率，比用商品的貨幣額和工資額等來計算剩余價值率也會準確得多。
由于剩余價值率是將一個工作日的時間分為剩余勞動時間和必要勞動時間的比值，因此，可以首先確定所有生產工人的總勞動時間（D）；然后再確定所有生產工人為自己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這個必要勞動時間等于所有生產工人所消費的商品的總的生產時間（N）。這兩個指標既可以通過普查來得到，也可以進行抽樣估計。于是，（真正的）總的剩余價值率
R=（D-N）/N.
在這里，在所有生產工人所消費的商品中，如果其中的農產品是國內生產的，那么按照國內農民的實際勞動時間計算，畢竟如果工人親自去生產農產品，也需要花費相同的時間；如果包含進口商品（包括進口農產品），則按國外工人的勞動時間加上運輸工人的勞動時間，再根據各自不同的勞動強度進行折算。
由于經濟的全球化，要在一國內計算剩余價值率難度很大，但這只不過表明全世界的無產者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必須聯合起來。
四、微笑曲線的形成
宏基集團創始人施振榮曾經用微笑曲線來詮釋IT業務鏈上不同的附加值與利潤率。在施振榮看來，IT行業的利潤率向業務鏈的上游——核心部件供應商集中；同時處于業務鏈下游的市場營銷，利潤空間也較大；而處于弧線中間的加工制造業務，則利潤越來越薄。[12]
其實，微笑曲線所反映的主要還是價值轉形前的狀態，那時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部門具有不同的利潤率，而加工制造業由于生產設備和廠房較多而具有較高的資本有機構成，從而利潤率偏低。在自由競爭的情況下，這些部門會由于資本的自由流動而形成相同的平均利潤率即形成一字直線。但是，競爭的結果是壟斷，隨著壟斷競爭的形成，資本的自由流動受到阻礙，同時，企業內部利潤率高的部門也不愿意與利潤率低的部門共享利潤，利潤率高的部門被壟斷保護起來，而利潤率低的部門則被外包，聽其自由競爭，于是，價值轉形過程被破壞，不同部門的利潤率差異被保留甚至擴大，一字直線變成了微笑曲線。
除此之外，大型商業企業所導致的銷售渠道的壟斷，也強化了微笑曲線。總之，自由競爭時代的一般利潤率規律被壟斷競爭時代的微笑曲線所取代。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隨便把一個企業的利潤率低都歸結為競爭對手的壟斷，就像一些人把私有企業的低利潤率歸結為國有企業的壟斷那樣。前面引用的馬克思的話也表明，生產過程各個階段的總安排的完善程度也影響一個企業的利潤量及其利潤率。國內很多私有企業經營不規范，“其經營業績的差異，謬之以‘國進民退’實在是難以自圓其說。”[13]
應對微笑曲線的局面，不是要放棄低利潤率的加工制造環節，而是要平等地進入高利潤率的壟斷領域。實際上，一些壟斷領域的高利潤率只是新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反映，我們應當去積極打破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壟斷。
另一方面，生產制造的各個環節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差異而存在利潤率不同的問題，一些低利潤率的環節，國內私有企業不愿意進入，可以由國家來補貼或者直接由國有企業來做。沒有理由反對那些不以盈利為目的，同時又能盈利而不給國家添負擔的國有企業。對于這樣的國有企業，政府應當減少干預，減少不必要的改革動作，讓它們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參與經濟活動，讓市場去發揮決定性作用。
本文摘自《<資本論>正義——怎樣理解資本主義》一書的第三章“價值轉形”。
[1]彭必源：《馬克思的各部門剩余價值率相等假定與國外學者的解讀》，《當代經濟研究》2006年第8期。
[2]《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3-176頁。
[3]也就是進行價值轉形。
[4]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127頁。
[5]《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8頁。
[6]朱殊洋：《超額剩余價值是轉移來的嗎》，《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7期。
[7]列寧曾經指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降低產品價值。僅拿這一點作為一般現象，簡直是荒謬”。（《列寧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頁。
[9]《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155頁。
[10] [日]泉弘志著，李公綽譯：《根據勞動價值計算剩余價值率并進行國際對比》，《世界經濟譯叢》1983年第10期。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26頁。
[12]朱志礪：《微笑曲線，還是武藏曲線？》，《董事會》2005年第7期。
[13]殷軼良：《國企壟斷是偽命題》，《中國經濟和信息化》2012年第9期。
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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