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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干群“師生辯證法”看中共的執(zhí)行力

老田

　　認真閱讀了復旦大學白鋼教授“列寧時刻”與“毛澤東時刻”的文章(摘自鄢一龍、白鋼、呂德文、劉晨光、江宇、尹伊文著《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產生很多感慨。實際上，這個話題，更為深入地涉及到了人類社會“權力裝置”的創(chuàng)設和起作用的方式問題，在這個關鍵方面，蘇共的探索深度尚淺，按照白鋼教授的看法是引入了“顛倒了的主奴辯證法”，而中共的探索就很深，進入了“師生辯證法”那個很少人涉及的范圍。

　　毛澤東1957年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xiàn)代工業(yè)和現(xiàn)代農業(yè)，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總題目是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正確地處理敵我矛盾。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九五七年七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這是強調那種在共識的基礎上，獲得自下而上的認同和支持，由此，執(zhí)行力就掙脫了強制和權力壟斷那個古老的基礎。

　　在紀律和自由之間的這種相互配合關系，并不容易達到，至少是不可能自發(fā)地達到。孔夫子說“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就說明“心所欲”和“矩”之間已經實現(xiàn)了高度認同和一致性，顯然，心所欲與矩之間的一致性關系確立，是不容易的。孔夫子從“而立”開始，經過“不惑”“知天命”走向“耳順”“不逾矩”，花了四十年的時間。這還是自我觀照和反思能力很強的圣人。

　　在不太勉強的紀律條件下學習和工作，是最適合人本身需要的狀況，是那種真正走出了“異化”條件的狀況。正是在這樣的門檻上，人生意義網絡的生產才會開始，人的學習工作不再是強制地從屬于外部壓力的不得已，而是一種自覺或者相對自覺的需要。就這樣，各種認同之于管理目標本身，就會帶來自覺的紀律，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由自我意義生產網絡去支持努力水平提升，這肯定會導致管理成本的下降，或者同等管理成本條件下更高的績效。

　　其實，在管理的實務中間，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自下而上的認同向來具有重要地位。美國的切斯特·巴納德認為，管理中間所有的激勵因素都是稀缺的，而被管理者會有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接受命令的自覺區(qū)間，他命名為“接受區(qū)間”，這一區(qū)間，與各種自上而下的控制與激勵措施，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而良好的領導者，就需要設法擴大被管理者的接受區(qū)間，因此，塑造認同而不是激勵或者控制，永遠是區(qū)別好賴管理者的指標。

　　實際上，不僅共產黨應該走群眾路線，內在地實施師生辯證法，就算是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的方式，也需要這么干。泰勒制發(fā)明人自己也說，新管理制度的良好落實，需要一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雙方的“思想革命”。

　　在社會學學科中間，經常爭論個人行為到底是自主的、還是被外在機制所約束的?安東尼·吉登斯進行了一次綜合，他本人稱之為“結構化”理論，其要點是：一個人總是在特有的結構約束下思想和行動的，同時又以自身的行動去創(chuàng)造或者改進外在的結構，就這樣形成雙向的互動。吉登斯的提煉方法，是見物不見人，這個在學術界很受推崇——可以發(fā)現(xiàn)或者發(fā)明“非人格化”的規(guī)則，這可是很有學問的表現(xiàn)。

　　在經濟學領域，新制度經濟學家較為關注人們的行為和效率問題，例如道格拉斯·諾斯，他就認為外在的結構約束就是制度，可以分為正式約束和非正式約束兩類。制度并非恒定不變，存在制度變遷的可能性。通常而言，正式制度變革會很迅速，但是文化、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等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會相對緩慢，這一樣會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影響到新制度的運作效率，會因此造成“路徑依賴”現(xiàn)象。

　　在正式制度發(fā)生過快速變革時期，“路徑依賴”形成的拖后腿現(xiàn)象，會相對嚴重，非正式制度變革的現(xiàn)實需要也相對突出。

　　如果拿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來說，制度變革可能包括多個方面，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博弈者、博弈規(guī)則和博弈均衡都算是制度。在管理學的視野里，管理者、管理對象和管理規(guī)則要算是“管理三要素”，而創(chuàng)建一個有效的政權(管理)組織，就會涉及到誰來掌權，權力如何對管理對象起作用，當權派和群眾的互動方式和規(guī)則，都要算是制度變遷的內容了。

　　從晚晴到民國年間，國家政權建設的過程很不順利，按照美國學者杜贊奇的總結提煉，在鄉(xiāng)村社會中間起作用的“權勢人物”(博弈者)有很多變化，最初是認同于村落的良紳(保護型經紀)在國家和村民中間起中介作用，到了民國年間是劣紳(贏利型經紀)在唱主角，他們的權力都通過非正式的“權力的文化網絡”去兌現(xiàn)。他把晚清到民國的這個消極變化，稱之為“政權內卷化”。等到共產黨執(zhí)政之后，就走出了“內卷化”的局限，真正實現(xiàn)了國家建設目標。此時，不管是良紳還是劣紳都退出了歷史舞臺，群眾和干部的積極互動過程占據了主導地位。

　　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的總戰(zhàn)略是“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這個戰(zhàn)略的核心課題就需要在農村重建有執(zhí)行力的政權組織，而這樣的政權組織無論是依靠晚清的良紳，還是民國時期的劣紳，都無法實現(xiàn)，只能夠把紳士們的私權力和私人領域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終結掉，創(chuàng)造性地構建一個黨與群眾積極互動的公共領域去替代之后，才能夠實現(xiàn)目標。

　　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看法，制度變遷是不連續(xù)的過程，而是與生物進化過程相似，呈現(xiàn)出一種點狀均衡的路徑。就晚清到中共根據地建設的變化，可以看到三個點狀均衡：良紳主導下的舊式均衡(晚清時期)，劣紳主導下的新均衡(國民黨的內卷化狀態(tài))，這兩個點狀均衡狀態(tài)下的政權執(zhí)行力都很低，而執(zhí)行成本卻不低。在共產黨主導下，鄉(xiāng)村權力機制走出了傳統(tǒng)的私人領域，構建了干群互動的公共領域，形成了低成本高執(zhí)行力的鄉(xiāng)村政權組織。共產黨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就是這個有效的政權組織把革命軍隊建設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相對均平地分攤給農民承擔。

　　其實，一切運作良好的制度，都需要積極的干群互動，塑造認同以降低執(zhí)行成本。共產黨革命時代的特點，相當于是在短時期內，密切投入各種推動變革的要素，實現(xiàn)較為迅速的變革和共識轉型，兩千年以來執(zhí)掌鄉(xiāng)村社會里，以紳士們的私人領域去透過權力的文化網絡起作用的方式，就得到快速革新，掌權者的私人領域被破除，新的公共領域得以創(chuàng)建，執(zhí)行力提高的同時執(zhí)行成本顯著下降，這樣，才使得根據地建設取得了成果。

　　1938年八路軍東渡山西，派出地方工作團深入群眾，顛覆鄉(xiāng)村舊有的權力結構和經濟剩余分配規(guī)則，創(chuàng)建有著政治主體性的各種群眾團體，然后，共產黨和八路軍就內在地保持與群眾要求的一致。反過來，群眾也認同于共產黨和八路軍，有了自下而上的高度認同，政權組織可以在很低成本條件下，具備極高的執(zhí)行力。長治地區(qū)平順縣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創(chuàng)造過程如下：

(《平順縣志》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73頁)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人民主體性創(chuàng)造的過程，也是馬克思所說的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的過程，同時也是共產黨與農民群眾相互認同關系的塑造過程。其中，創(chuàng)新農業(yè)經濟剩余的分配規(guī)則——減租減息，只是一種過程中間的激勵手段，以此去吸引群眾的關心和參與進來，但目的卻是新政治狀況的創(chuàng)造——體現(xiàn)為各種“某救會”的成立和成員的擴大，這是共產黨與群眾政治主體性創(chuàng)造和相互認同關系成立的關鍵。

　　在革命過程中間，制度變革一樣會劃分出受益者和受損者，也一樣需要采取策略去支持受益者推動變革向前，同時，還一樣會壓制受損者的阻滯成本和向后退的趨勢，一句話，變革遠非所有人都自愿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作為策略，意味著最小化制度變革的阻滯成本，降低新制度受損者的反抗力度，同時還最大化新制度的支持動力，為此，就需要擴大進步力量，爭取或者中立中間力量，打擊和縮小反動力量。這也是一個創(chuàng)造新制度認同，從核心群體擴展開去的過程。

　　中共的根據地建設過程，對于西方的社會運動研究者而言，就是共產黨引導群眾運動的過程，也是創(chuàng)造特定的資源動員策略和政治機會結構的再分配，去誘導人們主動參與進來，個體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同時，還需要據此引導大多數人的意愿落定——共識的快速形成與穩(wěn)定下來，以期快速破除舊的均衡并達到新的均衡狀態(tài)，完成點狀均衡的躍遷。

　　權力如何成立，及其如何運用，是一個滲透全部社會關系和規(guī)則的過程，同時，依據中共的經驗，集中和統(tǒng)一的需要，也可以建立在高度認同的基礎上，從而把副作用很大的強制性權力最小化。但是，過去人們老是狹隘地看待這樣的問題，白鋼教授依“師生辯證法”而展開的創(chuàng)新分析，打開了新的想象力空間——說到底這是一個多人合作社會里的新文明樣式維度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