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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東西方新千年地區競爭力再評估——以美國興衰為例（中）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宏國智庫  發布時間:2018-11-26 21:22:36

  

 

 

張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以紀元初基督教和佛教在歐亞興起為視角，比較研究東西方兩大體系這段以千年為刻度的此消彼長的歷史。作者深刻地揭示這樣的歷史規律：一個中心為“忠”、兩個中心為“患”是古代東西方政治及其表現的鮮明特點；嚴重的政教二元沖突是造成中世紀歐洲地緣政治破碎化的關鍵因素；分封的世俗王權和集權式的教權二元內耗，使歐洲從近千年的羅馬統一時代進入到中世紀“天下共苦戰斗不休”的千年亂局；由于中世紀中國比較好地解決了政教矛盾，其政治則從“五胡亂華”式的諸侯割據轉為高度統一且有巨大包容力的結構，中華體系由此成為中世紀世界文明的重心，亞洲由此也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體系。從今天起，宏國智庫微信公眾號開始連載張文木教授這部著作，以饗讀者。

  

 

張文木著：《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

東西方新千年地區競爭力再評估——以美國興衰為例（中）

 

 

（三）在資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美國衰落對世界未來的警示

 

 

美國這個被扔在美洲荒野的“俄底浦斯”，很可能就是近代歐洲各國驅逐共濟會政策的產兒，同時它也是共濟會的真正作品及其最大的受害者。

 

鑒于在借助啟蒙運動中幫助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建立民族國家成功后又遭拋棄的教訓，共濟會在幫助美利堅民族建立民族國家后便注意牢牢控制國家權力以防“卸磨殺驢”的悲劇重演：他們推出美國共濟會成員喬治·華盛頓為開國領袖并賦予他大長老教父的高位，此后“美國的總統基本上只有共濟會成員才能擔任。在這些總統中，不少人在共濟會中擔任高職”，其中，至少有兩位總統同時也是美國共濟會的掌門人。共濟會從組織上對美國總統實行最嚴厲的——以至對不聽命的總統不惜以暗殺手段——控制。

通過控制金融來控制世界是共濟會的傳統手法。馬克思說：“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這話要轉用于目前的美國，同樣會發現，在錢面前，一切總統都要退位。何新說：“在美國歷史上先后有7位總統在任上被暗殺。為什么？研究美國金融史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些夭逝的總統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準備在貨幣改革上做文章或反對共濟會的意旨。”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總統任期：1861～1865年），和約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年，總統任期1961～1963）這兩位總統均因為他們試圖改革美國貨幣和金融體系，打破共濟會對美國貨幣發行的壟斷而被刺殺，其改革政策在其死后隨即終止。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總統任期1913-1921年）迫于財政需要，接受共濟會財閥的全部要求，在“聯邦儲備法案”上簽字，由美聯儲取得美元發行權。威爾遜卸任后對此后悔說：

 

我一時失策，把美國推向了毀滅之路。一個偉大的工業國家已被信用系統牢牢地控制著，這個信用系統高度地集中。這個國家的發展和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國家失去了自由和主權，經濟沉淪于受制于人的糟糕處境。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見，不再擁有司法定罪權，不再是那個多數選民選擇的政府，而是由極少數擁有支配權的人操控之下（運作）的政府。這個國家的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著一種看不見的權力是如此地有組織、如此地悄然無形，如此地無孔不入，如此地連鎖在一起，如此地徹底和全面——以至于沒有人敢公開去譴責這種權力。

 

何新認為：“威爾遜所抨擊的這個無所不能的秘密權力就是共濟會。”事實上，不僅是威爾遜，即使到現在卸任后民族良心自責的人大有人在。比如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1969年，總統任期1953～1957年；1957～1961年）在卸任的最后時刻“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告誡美國人：

 

截至最近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是沒有軍火工業的。美國的犁頭制造商在需要時可以立刻改制刀劍。但現在我們不能再臨陣磨槍，拿國防當兒戲了；我們已被迫建立大規模的永久性軍火工業。此外，350萬男人和女人直接列入了防務編制。我們每年花費在軍事防御上的錢超過了美國所有公司的凈收入。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

 

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一個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去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榮。

 

艾森豪威爾意識到美國已“大權旁落”于“軍事－工業復合體”，這個“復合體”不是別的，它正是牢牢控制著美國政府的有華爾街巨大財閥支持的共濟會。

 

20多年后，美國人對這種“軍工復合體”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此時曾將美國再次驅上朝戰和越戰的“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已入暮年，它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后悔不迭，在一次講演中說出了與威爾遜、艾森豪威爾說的同樣的話：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產并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么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于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僻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后遺癥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系。換一句話說，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

 

這里，凱南說的在美國已經尾大不掉并使美國人“依賴程度已經很深”的“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與威爾遜說的“這個國家的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著一種看不見的權力”就是共濟會或操縱共濟會的金融財閥。

 

但這對美國還不是最壞的。如果說，在尼克松之前，美國華爾街的主要財源是軍火工業，為此，華爾街在戰后仍需要戰爭以支撐其收入贏得，為了戰爭他們將凱南提出的目標遠超出美國國力的全球遏制蘇聯的戰略瞬間炒熱，而對于同期李普曼從美利堅民族主義立場主張“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的節制國力的觀點有意淡化，對于主張從“朝戰”或“越戰”撤出的總統或暗殺（比如肯尼迪）或縮短其任期。

 

目前的美國已成為華爾街賺錢的工具。美國乃至接受它資助的外國總統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為華爾街獲利，那就必須走人。

 

尼克松是成功將美國脫離越戰沼澤并與中國修好的總統，但尼克松達到此目標的代價是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這樣原來保證美元堅挺的至少是美國工業——那怕是軍工——產品，現在則讓美元脫離民族勞動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只要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采購以美元結算，美元就會保持堅挺，而美元堅挺就是華爾街堅挺。學者梁亞濱一針見血地指出石油美元不勞而獲的寄生本質，他說：

 

美國憑借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優勢地位使石油利潤全部轉換成美元資本，同時使石油美元的流動繞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按照美國的利益，以購買美國各種債券等金融資產的方式回流美國，彌補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確立石油的美元標價和結算制度，同時說服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順差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美國對世界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

 

由此就不難理解尼克松上任的第二年便發生了第四次中東戰爭。戰爭造成國際油價暴漲，由于當時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結算，油價上漲使世界各國對美元需求激增，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黃金支撐后各國對美元拋售所產生的副作用”。

 

沙特是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的歐佩克（OPEC）國家。1975年，歐佩克成員國同意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美元從黃金本位進入石油本位時代。金本位條件下的美元要靠勞動產品，而石油美元則要依靠為控制世界富油區的戰爭，這一方面在更大的范圍內滿足了美國華爾街軍工財團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為華爾街在軍工利潤外增加了另一條支柱即能源收入。軍工保證能源，能源保證金融，金融保證華爾街控制美利堅民族的力量。自此，華爾街就成了與美利堅民族利益相排異，并令“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著一種看不見的權力”集團，這個集團現在看來就是從歐洲轉移過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轉變為依附于美利堅民族身上且尾大不掉的寄生力量。此后美國外交基本就是圍繞中東的石油進行外交。其工作的重點并不在于石油的使用價值而是石油的價值；并不是為了奪取石油而是要保證國際石油采購以美元結算。對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幣種進行石油交易的國家，美國不惜以軍事手段打擊，以對石油使用價值的壟斷和軍事打擊來強行保證國際對美元持續和旺盛的需求。石油美元使美國從一個實體生產國家徹底異化為一個寄生的“美元”生產國。

 

以大量美國人民生命為代價維持的石油美元使美國財富瞬間劇增，但它的主要部分并沒有回流到美國人民而是流到了華爾街；并沒有增加美國的力量，而是增加了華爾街從而共濟會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美國其性質已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異化為一個受到華爾街國際資本及其支持的共濟會組織控制的“半獨立”國家，美國及美利堅民族只不過是增加華爾街力量的工具。美國人似乎比中國人更明白這是問題的關鍵，2011年他們發動街頭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宮而是華爾街。

 

美國已成為半獨立的國家，其表現之一是金融管理權力的喪失。我們知道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相當于美國的中央銀行，職能是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提供金融服務，維護金融體系。但它卻不是國家銀行而是私人銀行家和大企業集團的組織，也就是說是純粹的私人金融組織；它不受政府控制。美聯儲所有的高層都是這些集團的首腦，然后美國政府從這些首腦中“任命”主席。我們所說的美元，每一張都是出自美聯儲之手，而不是美國政府，美國政府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利，只有發行國債的權利。美元的流通是由于美國政府向美聯儲“貸款”所有的美元讓它作為貨幣在美國和世界范圍內流通，而以美國國債作為抵押。美國人民每年交納數量最多的稅是個人所得稅，而這些錢沒有流進政府并作為財政預算，而是直接進入美聯儲的賬戶，作為美國政府“貸款”美元使用的利息。1933年5月23日，時任美國國會銀行和貨幣委員會主席長達10年并最終于1936年10月3日因質疑美聯儲而被暗殺的法頓（Louis T.Mc.Fadden）議員抨擊美聯儲說：

 

有些人認為美聯儲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政府部門，其實它是一家私有的壟斷公司。為了他們自己、他們的國外客戶、國內和國際投機者和騙子、富裕和貪婪的高利貸者的好處，一直掠奪美國人民。

 

進入21世紀后，美國這種半獨立狀態并未因其“民主制度”而有所改善。2006年美國得克薩斯州共和黨議員（2008年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Ron Paul）抱怨說：“影響美國人的決定并不是由美國人自己作出的，甚至也不是由他們選舉出來的代表作出的。”

 

理解了美國金融系統的本質，就理解了美國為什么不顧國力許可于2001年揮師阿富汗、兩年后又直搗伊拉克巴格達的做法；也就理解美國開始從阿富汗敗退的同時也發生了深刻的經濟危機；由此就不會懷疑如果在美國戰略東移擊垮中國的目的沒有得逞，美國不會繼續向本土收縮，而會再度重返中東。盡管美國已十分疲憊，但這與華爾街無關，為了美元的堅挺——其前提是保證世界石油以美元購買，美國必須軍事控制中東富油區。曾為華爾街中東政策立下汗馬功勞的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蓋茨 (Robert Gates)2011年卸任時在西點軍校演講中似有所指地說：未來任何國防部長，如果他建議總統再次向亞洲、中東或者非洲地區大規模派遣地面部隊，“都應該檢查他的腦子是否正常”。這里人們會問：難道蓋茨上臺時腦子就不正常下臺時反而正常了呢？其實與威爾遜、艾森豪威爾等一樣，蓋茨在臺上時是為華爾街辦事，下臺后則為美利堅民族說點良心話。

 

這時會有人問：難道美國以華爾街為后盾的共濟會會犧牲美國？對此，即使資產階級學者也看得明白，美國著名的東方學專家，太平洋戰爭期間任羅斯福總統并兼任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說：“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這并不奇怪，如前所述，共濟會的目的是使世界在資本權杖下實現超越民族國家的統一。共濟會曾支持和參與民族國家的建立和沖突，其目的并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讓國家最終屈服于國際資本并利用資本消滅民族國家。這時，一個個國家主權只是它向其統治全球目標前進的踩后就棄的階梯。這樣就會理解，華爾街并不在意美國，在將美利堅民族榨干之前，它早已準備好新的國家附著體。資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批共濟會會員參加反抗希特勒法西斯的戰爭，在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他們借其對戰爭勝利的貢獻大批重返歐洲——也可能還有一部分來中國探路。2002年8月11日，《美國年鑒》發表記者威廉·香農寫的題為《毀滅美國計劃大揭密》文章直稱：

 

彼爾德伯格正在追求一個后自然主義時代，那時將沒有國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區，全世界共同擁有一種價值觀。也就是說，我們將擁有全球經濟、單一世界政府（這一政府是選擇而不是選舉出來的）和共同的信仰。為了確保實現這幾個目標，彼爾德伯格俱樂部致力于更先進的技術方法，很少考慮大眾的想法。

 

革命或分裂，目前的美國要想中興舍此——如無像蘇聯解體后釋放的外來浮財——似乎別無他途。馬克思說：“猶太人的解放，就其終極意義來說，就是人類從猶太中獲得解放”；這話套改一下就是：美國人的解放，就是美國人從國際資本解脫后的解放。毛澤東同志比較早地看出了這一點，1965年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說：“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說：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的今天，“再解放”的任務對美國人民來說顯得比以往更加迫切。而在當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世界，同樣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地區競爭力保持可持續的優勢。對此。英國前首相撒切爾看得明白，1991年她在美國休斯敦明白表示蘇聯對西方真正構成威脅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她說：

 

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經濟，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

 

與中國20世紀初“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最先認識到國家危機并產生革命覺悟的經歷類似，今天美國知識分子也最先認識到國家危機并率先發起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與中國“五四”運動中民眾聲討的對象是北洋政府不同，今天美國人民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宮而是華爾街，不是美國政府而是操縱美國命脈的金融壟斷資本財團，這一現象所含的喻意及對未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影響，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