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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其本質是中美之間產業的激烈競爭，而這種競爭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則是人類重大技術突破停滯所導致的產業發展空間的固化。因此，人類社會強烈呼喚一次重大技術突破，以引發新的產業革命，拓展新的經濟發展空間。

    一、競爭是人類重大技術突破的源動力

    二戰后，聯合國保障了秩序，“冷戰”維持了大國競爭，秩序與競爭共同創造了人類的一次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重大技術突破，當前，人類社會仍處于消費這次重大技術突破的歷史時期。

    進入新世紀，秩序與競爭的實質性弱化，使人類的重大技術突破的腳步放慢了，甚至停止了。國際政治、軍事的不平衡，無法實現人類的有序科技、經濟競爭，降低了創造活力和熱度，導致人類重大科技無法突破，壓制了經濟的轉型升級。加之，技術封鎖與壟斷，扼殺了人類的重大技術突破。發達國家對專利的“稟賦效應”“惜售效應”，阻滯了全球的產業價值鏈整體升級。

    “大國的戰略性、高強度競爭+技術資源的高密度、高質量聚集”，才會產生重大技術突破。人類的產業革命只會產生在新的重大技術突破及其應用創新之上。中國、歐盟、俄羅斯、日本對美國的技術競爭，是推動人類再次創造技術突破的重大力量，是推動全球產業轉型升級的強大動力。各中小創新型國家在重大技術突破之上進行應用性創新，則會有效助力了重大技術突破之下的產業轉型升級。

    二、重大技術突破停滯導致中美雙方產生產業結構性沖突

    由于人類重大技術未出現重大技術突破，出現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在技術發展的等候效應，互聯網的擊現使技術擴散和傳播效能空前加大，使得中美產業發展技術水平的差距明顯縮小了。中美雙方的經濟結構，互補性正在大幅下降，結構上同質化趨勢加大，從而產生產業占位上的劇烈競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的位置出現排他性卡位，這種同質化競爭產生沖突。

    事實上，美國無論如何壓中國，其國內結構不根本改變，都無濟于事。當年美國壓制日本取得成功，使其無法進行本質反思，導致其結構更加失衡了。其實當年日本那次是美國改革的機會，它沒有，永遠失去了寶貴的機遇。

    美國以美國標準塑造中美產業分工格局，美國發展高端服務業，以軍工、宇航、智能制造為引領的高端制造業，要求中國處于低端制造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但中國從低端做起(此時沒沖突)，一方面引進外來資本，另一方面有序進行本國資本的積累，在建國后培養的重工業基礎之上，發揮內部、外來兩個資本的優勢，發揮市場的強大配置作用，逐步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級，利用智能科技開始進入智能制造領域，并緊跟互聯網的發展，推動以互聯網為載具的現代服務業體系發展，數字經濟得到有效發展，這都與美國在產業上有了結構性同質化競爭，并且中國的發展趨勢顯現出來。從而，引發了美國對未來的擔憂，使美國產生了利用多元化手段扼制中國產出繼續升級的戰略意圖。

    中美的經濟戰略訴求是非常不同的，中國要正帶發展權，美國堅持其經濟霸權，雙方存在很大沖突的，雙方并沒有根本性共識，甚至出現了嚴重的產業升級性同質化競爭。美國戰略是排他性的，繼續維系其全球霸權，不允許有任何挑戰者；中國戰略是融合性，世界應該共治，共同發展，集中體現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上。這兩個戰略的終極結果存在巨大不同，引發對未來形勢研判后在心理上的反應所驅使的現實沖突。

    三、中美產業在劇烈競爭中催生下一個技術突破引領下的產業革命

    中美之間的這種產業競爭、沖突，由于結構性原因，并非一時之役，而是個長期進程，必須充分挖掘、發揮競爭的巨大創造價值，這就要求必須構建競爭秩序，以保障競爭是有序的、有價值的，沖突是可控且不至產生嚴重的破壞性。

    一是把自由貿易做為首選。自由貿易，主要是指高新技術的自由貿易，一方面，發達國家通過出售高新技術而獲得更多資金，再投入新研發，形成研究與貿易的良性循環，建立技術再投入良性機制，從而解決人類面臨的技術突破與產業升級遲緩的困局。另一方面，新興國家獲得新技術提升產業，成為合格競爭者，從而反過來增強發達國家的研發危機感和動力。這樣，會整體上會推動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整體提升。比如，以色列，把科技產業做成順周期，而不是逆周期，要去過高的稟賦效應，不捂盤惜售，要發揮比較優勢，形成科技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這為科技產業發展提供了科學模型。

    二是保障有序競爭。全球要構建秩序，將“美國工業互聯網”、德國工業 4.0 、英國數字制造、法國新工業、中國制造2025等產業升級戰略有效對接起來，各國加強標準、規則的協商，集合全人類智慧，使全球產業升級更為高效;同時，引入競爭的機制，鼓勵各國之間的產業競爭，使各國在價值鏈分工中都得到依次升位，從而使全球價值鏈在整體上實現動態升級。這樣的動態升級模型是有吸引力的。

三是構建強有力綜合協調機制。一方面，充分運用聯合國、WTO、IMF等國際政治、經濟、金融多邊體系來協調這種競爭與沖突，另一方面，還要用中美兩國各自的軍事力量、內部政治治理能力、內部矛盾化解能力、體制優化能力所所構建綜合實力之間的平衡來保障競爭與沖突不脫離理性可控軌道，才能保證產業在激烈競爭中依然共同前行。力量的不平衡，就會導致一方的經濟、政治的瓦解，只能走向生產力被破壞后的負面平衡，而不是推動人類進步的良性競爭構建的平衡。再一方面，要積極引導這種經濟競爭、產業競爭，進入科技競爭、人才競爭、教育競爭、創新競爭、體制競爭、文化競爭、福利競爭、內生競爭，防止出現激烈軍事沖突、政治對抗、零合對沖。

四是持續推進開放。開放是為了“贏收”，而不是為了“輸送”，其作用機理和戰略意圖是，通過市場開放，引入先進技術，培育產業競爭力，降低內部生產成本，獲取外部優勢，優化產業結構，擴大經濟體的發展空間。因此，開放要有序、均衡地進行，應避免“無溝通、教育、輔導”的開放造成對內部市場的劇烈沖擊，導致產業秩序的動蕩，而失去有序調整的機會。在開放中，政府更應在國際的更大測度空間中，為本國企業爭取發展權，同時對內放權，引導市場主體對規律與趨勢性改變要主要適應性接受，規避破產性、擠壓性、超階段性改變，防止出現轉型不成功的生產力踩踏。

總之，中美互為正外部性，力推內部改革，才是大國引領人類發展的福音。要自由貿易，有序兌爭，構建平衡，建立秩序，保衛發展，形成推動人類發展的良性、建設性競爭，而堅決避免破壞性沖突戰爭。在偉大的競爭中完成人類產業再一次革命性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