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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科研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圖片來源：pixabay

編者按：

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這一神話中英雄的唯一罩門曾被習近平總書記用來形容我國科技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足。

從實際來看，我國基礎科研的實力在不斷提升，論文數量也以升至世界第一，“軟實力”增長迅猛。然而在“軟實力”向著實際轉化，變為科學技術、產品等“硬實力”方面，卻一直有所欠缺。李克強總理也曾以圓珠筆頭為例，點明了中國在產業化方面存在的問題。

那么，中國在“由軟變硬”的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又有哪些解決的途徑？就在最近由中國科學院學部、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主辦的《科學與社會》雜志上，來自中國各大院所的學者針對中國基礎科研存在的短板進行了集中剖析。《知識分子》對這些學者的觀點進行整理、編輯，形成《中國基礎科研的短板》系列文章，以期為中國基礎科研的發展、改革提供借鑒。

今天推送的中國基礎科研的短板系列最后一篇文章，探討中國基礎科研的轉化之困。

· 中國基礎科研的短板系列 · 

一、投入短缺之惑

二、不以成敗論英雄

三、項目與評價“一把尺”

除卻投入不足、功利化、“不允許失敗”等方面，中國基礎科研的短板也應在科學的轉化層面上有所考慮。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曾用“阿喀琉斯之踵”來形容我國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的現狀，反映到實際，就是基礎科研的轉化之困。

中國科學院院士、天津大學機械學院周恒教授以物理學方向的技術轉化為例，道出了中國基礎科研在轉化上的薄弱。“像力學應面向工程技術或其它重要領域的實際需求，如氣象、海洋、風沙、船舶設計等等，提煉出對一類問題有共性的力學問題而解決之。就科學或技術工作者來講，則要從實際問題出發，分析提煉出其中的關鍵科學問題，并在基礎科學的層面上加以解決。”然而，能夠成功解決共性問題的基礎科研還很少。

兩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學王越教授也提到，什么叫基礎研究？是基礎性的研究，還是現在大家共識的尋找科學規律的研究。現在我們的科學評價指標，所體現的到底是專門找科學規律的基礎研究，還是科學規律和知識應用相結合？“我想，有些問題不能且難以絕對區分開的，即，它是一個對立統一體。”王越表示。

從人類的長遠發展來看，科研都是為人類的發展奠定基礎的，這是根本，但是涉及到具體問題，需要區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所以科學研究的性質可能還要具體分一下。比如說純基礎研究，即科學規律的發現，不能過分強調應用，但其中有一部分最終是要應用于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領域的，那么在這個變化過程中，有一部分就叫應用基礎研究，相當于中國科學院很多老一輩科學家提出來的技術科學。

王越指出，應用基礎研究一方面為技術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律，另一方面又為技術找科學規律，支持技術的可持續發展，“因為技術創新如果沒有規律或機理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所以單就基礎研究到底是基礎性的研究還是純基礎研究這個問題來說，就是一個非常的復雜的、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甄別的了”。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趙蘭香研究員也從產業角度加以詮釋。她提到，在產業層面，我國“以科學為基礎”的產業明顯缺失，大部分產業是基于“效率驅動”的。而我國的科學對產業發展的貢獻遠遠不夠。

就在2017年底發布的“十九大”報告中談到了“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其中的一個不充分的表現，就是我國科技基礎仍然薄弱，原始創新和系統集成創新能力還不夠強，核心關鍵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占有率偏低，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不多，大量的核心關鍵技術依然要靠進口。

2017年8月29日，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的《科技胖龍：中國創新驅動因素的比較研究》一文也談到了中國科技創新，文章用科技“胖龍”的說法談論中國科技創新的情況，提出中國科技活動還存在著統計數字上的“虛胖”，“高增長，高水平的投入，并沒有轉化成原創性的技術成果產出”。

對此，趙蘭香表示：一方面是我國基礎研究的快速增長，一方面是創新驅動發展對科技基礎的強烈需求，二者日益凸顯。在這樣一種發展態勢下，如何把科技活動快速發展的態勢轉變為對創新驅動戰略的有效供給成為重要議題。

作為基礎研究，其主要矛盾也必然發生變化。在過去的30多年里，與改革開放的開啟和深化相適應，我們最重要的是跟蹤學習，不斷縮小與世界先進科學發展水平的差距。“跟跑者”變為“同行者”，甚至是“領跑者”常用于評價我國現在科技領域新的變化，也反映出這樣一種思維模式。

未來30年，中國進入從富到強的新時代，創新型國家建設對科技的期待日益高漲，基礎研究活動面臨的主要矛盾相應地轉變為，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強烈需求與現有知識體系效用的差距，因此如何塑造高效的知識體系應成為未來的選擇。對此，趙蘭香指出，以下三個方面值得關注：

第一，以夯實基礎作為基礎科學發展的重要前提，厚積而薄發。我們經常使用現在論文發展情況，與國外在若干領域進行比較，實際上我們的比較不應該是這幾年的比較，而應是長期積累的比較。我國基礎研究與先進國家的差距是總的積累量的差距。

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在R&D經費中的比例一直在5%左右徘徊。近年來，我們的基礎研究更多的是用比較低的成本產生論文而已，那些需要高投入的研究，往往出的成果很少。在大科學時代，真正需要資金投入的研究工作還有很多。讓基礎科學得到應有的地位，這是我們科技強國建設最重要的基點，需要真正把基礎科學作為國家重要戰略資源對待。

第二，改善基礎研究的體系結構。未來基礎科學要加大投入，但不是一個簡單的在現在數量上的疊加，需要優化結構，從體系的角度關注基礎科學。首先從執行主體結構來看，我國企業在基礎研究中比重過低，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在趕超過程中，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都占有相當的比重，包括韓國、日本，都曾達到40%多。誰在做基礎研究，就會產出什么樣的基礎研究成果。因此需要從執行主體結構關注我國的基礎研究體系。

第三，以制度創新贏得未來。基礎研究活動模式正在發生新變化，適應新趨勢，適時調整我們的政策導向，是我們贏得未來的新契機。首先是融合創新，包括學科交叉，知識、技術、產業之間深度融合。融合已經代表了重要的趨勢，很多的科學前沿領域都建立在學科交叉上。現有的措施中并沒有有效促進這種交叉的形成和發展，亟待關注；其二，以協調創新的模式，凝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優勢力量，形成全創新鏈，以大協作促進大創新，也是未來科學發展的重點。

 “短期的收益并不必然帶來長期增長，我們更應關注長遠的收益是不是越來越多，這也許是基礎研究活動的魅力和使命。”趙香蘭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