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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曉晴：論社會必要生活水平的剛性效應

點擊：作者：臧曉晴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9-02-01 09: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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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生存和生活的需要，這是貫穿和主導全社會歷史運行過程的共同目的及其價值取向。而要實現這一目的，人們就必須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進行生產。由于作為生產力主體的直接生產者的生存狀態和勞動能力取決于他們所得到的生活資料量，這就使得社會對產品的分配必須至少滿足直接生產者與當時生產力水平相對應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來維持或提高他們相應的能力，這樣社會生產才能正常和有效率地運行，實現人們的生活需要。社會正是以此為分配的剛性原則，迫使人們只能選擇至少能夠滿足或高于當時必要生活水平這一利益關系平衡點之上的生產關系，從而與生產力形成一定的“正向非平衡關系”適合度，進而決定了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相應的發展速度。

人類的生存問題始終是哲學關注的根本問題。不少哲學觀點都把這個問題首先看成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即認為人先是從自然中獲得自己生存所需要的資料而存在，然后才有其它關系和存在，由此出發來解釋人類社會世界[1]。而馬克思的哲學觀點認為，人類的生存問題實質是人與人之間結成關系的社會組織聯合體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即人只有首先是、并且一直是作為“類生活”、“類關系”的社會的人才能從自然和社會中獲得自己生存或生活所需要的物質、文化等資料而存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結果，其全部過程都是在她生存和生活的社會關系中進行的，她何以生存和生活的狀態體現著全部社會關系及其運動的過程。這就如馬克思所作的經典概括：“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可見，人是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現實的人在與自然界的關系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因此，恩格斯將唯物史觀定義為“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3]”，只有從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中才能解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歷史。

長期來，我們對人類生存問題主要是從生產維度來展開歷史研究的。是生產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才使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生產總是人們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并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但由此得出和證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基本原理，理由是不夠充足的。因為這里，人們可以、也應追問的是：生產力即人們從事生產的勞動能力是從何而來的？生產關系發展水平（性質）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為什么不是必然相一致？在生產力“決定”作用下，人們還有多大作為？如果不能或者回避直面解答這些問題，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有意無意或在潛意識中將生產力即人們的勞動能力當作是“自然人”的能力，使它成為一種可以不依賴于、不受制于社會而自動發展并決定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力量。因此，這種僅從生產維度研究中得出的“決定論”的唯物史觀是不夠徹底的。其實，在生產及其定義的命題和語境中，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即生產同樣是現實的、生活著的人進行的活動。生活是生產的目的和元動力，也是勞動能力的再生產，并且是生產關系的現實狀態。因此，生活是生產的前提條件,社會越發展，這一性質和作用越顯著。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4]。在這里，馬克思說的很明確，社會生產中的基本要素、結構和關系等都是源自于人們“自己生活的”，這就把唯物史觀根植在了人們自己現實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以此為邏輯起點，從人類社會內在基本矛盾運動和發展中來解釋人類是如何解決自己生存問題的。所以，生產力以及人類幸福全要靠我們社會自己來解放、發展和創造。在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覺地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充分驗證了馬克思160年前在闡明歷史基本原理中將“生活”置于其出發點的“理論預設”的深刻含義。然而，這方面尚未得到學界的足夠關注，也就缺少從生活維度來對生存問題展開深入的探究。

既然社會生產中發生的關系都是源于人們“自己生活的”，那么，人們究竟“怎樣”的“生活”才能使自己能夠進行生產，進而得以生存和發展呢？其約束的必要條件是什么？或生存的邊界在哪里？或關系的平衡點在何處？由此必然產生怎樣的“效應”？只有解答這個問題，才能說明“生活的生產”中的社會基本關系才是“一定的、必然的、不移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人若不能生活，歷史也就終止了。所以這也只有在基于自己生活的人與人主體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各種基本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矛盾運動中尋找答案。這便是本文試圖求解的問題。

一、生產力構成于人們自己

相應的社會生活水平

我們知道，作為人類社會歷史開始的前提條件即人的出現或最初的人的存在是人類的先祖們在與大自然漫長的適應和斗爭過程中進化而來的。這是唯物史觀從一開始就面對的客觀存在的人這樣一個“事實”對象，而這個始點的人何以生存下來，最直接、最真實地顯示了自我存在的現實規定性。因此，從人類及其社會誕生之日起就有了并開始了她為了自己生存生活的不斷延續而進行的創造歷史活動的歷史。每一個從事活動的人，也無論從事什么樣的活動，其根本的、最終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滿足生存或生活的需要[5]。如果有哪一種活動不能達此目的，那么這種活動就沒有或失去了存在價值，就會被歷史所淘汰和更替。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所從事活動的具體內容、形式或分工的復雜程度各不相同，但為了不斷地更好的生活的目的始終是貫穿和支配每個人活動因而也是社會歷史運行全過程的本原的目標導向和價值取向。恩格斯說，“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6]。這樣的歷史必然體現出社會自組織系統在人與人之間關系以及各種要素相互作用下進行的“合目的性”的自我控制、選擇和推進的運動過程，從而形成了歷史不可逆地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總趨勢。

從人類原始起點直至全部歷史看，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人類實現生活需要的一種原生的歷史活動，是人類特有的與生俱來的生存即生活方式。馬克思正是從這一“簡單事實”出發，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規律[7]：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而為了生活，首先必須進行滿足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需要的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活動。因此，生活資料的物質生產是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是一切人類生存也即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8]。馬克思在幾乎所有闡明歷史規律的重要論述中，都是從人們的“生活”（如自己的、直接的、物質的、現實的等）或“為了生活”出發來揭示“生產”以及各種活動和關系的必然性[9]。這為我們深入認識人類歷史的起源和發展過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任何生產都是一個過程。人們從事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并不是直接生產出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是從自覺的制造工具（本身含有認知、計劃等文化因素）開始的。人們是先按設計（或頭腦或圖紙）制造出工具（例如原始人按想象用石塊把樹枝削尖制成狩獵工具，而不是直接將樹枝作為工具），接著才是借助于“人化”工具更有效地獲得或制成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正是這種由目的指向的“分段性”、“復合式”時空構成、最后才是獲得生存和生活所需要產品的社會生產過程，為人類越來越超越自然的束縛和自身能力的積累及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和空間，這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本質力量和特征。同時，這一生產的開端也為自己以后的生活和再生產等一切活動的歷史創造了源泉和條件。不僅原始生產過程是這樣，一般生產過程更是這樣。物質生產成為一種原生的歷史活動,并且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就是因為它具有這樣一種其它歷史活動所不具有的性質和功能,即人們為了生活,就必須能夠利用、改造和順應自然,從而才能獲得物質和文化等生活需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通過自組織的物質生產過程才能實現。這就是說，人類社會作為開放系統無論其內在要素、結構、關系和過程多么簡單或復雜，最終都要通過物質生產與外部世界發生能量和物質轉換關系的，進而才能實現自身生活的需要。而在人類歷史的初始階段，這種活動過程的原生性和最終性是處于“重合”、“合一”混沌狀態之中的。物質生產的這種“二極性”體現了人們活動由目的起始最終達到目的的自組織社會周期循環運動過程，從而成為歷史自身檢驗一切活動“價值”的自我規定性標尺。社會自組織系統正是以這種合目的性為準則，通過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迫使全部社會活動過程圍繞生產---物質生產中心而展開。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在出現了剩余產品之后，人們所從事活動的各種分工以及社會要素逐漸從物質生產的母體中孕育、成熟和派生出來，并逐步導致社會中形成各自相對獨立的群體（如集團、階級、階層等）、要素（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活動（物質的、精神的、組織的等）以及他們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定的、越來越復雜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形態。

由于人們各種活動的分工及其相互關系都是從“現實生活”的生產發展中并以此為條件而產生的，因而必須依賴于、從屬于物質生產發展的水平和需要。反過來說，任何分工一經產生，也即是生產本身的組成部分、環節和結構，物質生產發展也必然要依賴于、借助于社會的、生產的分工及其相互關系的協作，這樣才能不斷提升整體社會系統的有序關系和結構，人們也才能不斷提高效率地進行生產并使其獲得發展。每一次社會分工和新的活動的產生，本質上都是源于生產發展本身的需要，是生產規模、過程的擴展和延伸。當著生產及其分工的發展出現了專門從事精神、貿易、服務等生產的勞動和活動，直至出現了專門從事以國家政權統治和管理為最高形式的社會和生產組織活動，生產（包括生產關系、生產力等）的概念就不應再局限于物質生產的狹義規定，而應擴展為包括組織生產、非物質生產等在內的全社會活動及其過程的廣義解釋。其中物質生產是這種全面生產[10]的全社會運行過程中最后與自然界直接發生關系的環節和活動，是全部歷史活動的歸結處，而其重要性也在于此。一切社會活動的相互作用或直接或間接或正或負地最終都要“總和”匯集于物質生產并轉化為生產力的結果上。因而這樣“合力”形成的生產力才必然成為人類社會整體實現目的程度的標志和衡量一切歷史活動價值的最終標準，而社會分工程度則體現了生產的發展水平。

由此可見，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生產的能力。而這個能力是由社會分工中直接與自然客體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生產力主體即直接生產者具體承擔的，所以從直覺觀察，它又直接體現為直接生產者的能力。而這個能力又必然集聚了社會組織予以他的能夠從與自然的交換中獲得整個人類所需生活產品的資源和能量，使得它具備一定的體質、知識、技能等構成的勞動力，能夠有效地使用現有的工具生產出滿足社會生活需要的產品。這樣，人類社會才能存在和發展。

那么，直接生產者是如何獲得社會各種資源和能量而轉化為現實的一定的勞動力的，其“合力”及其大小是如何形成的呢？這主要取決于直接生產者的實際生活水平。這里的生活水平是指由他們生產勞動分配所得的實物或貨幣收入、福利并通過交換和納稅等所換取或享有的包括衣食住行、教育、醫療、保障、安全、環境、服務、娛樂休閑、公共設施、社會治理以及人身自由等構成的全部生活資料、消費結構和生活狀態的總和。因為一方面，所有從事各行各業的人（包括政府機構人員）也必須獲得和享有至少一定量的生活資料才能維持生存及其能力并分工產出各類生活等“資料”，因而直接生產者在構成的生活水平中要獲得這些維持自己生存和勞動力所必需至少一定量的生活資料，除了可以直接（以稅換取）得到或享用的社會福利、公共服務、權益保障等之外（這是生活水平中逐步增大的部分），主要的還必須能夠以自己分配到的資料量或貨幣收入通過與其他人產出的各類生活“資料”等量相交換才能得到,從而“合力”為具有相應的知識、技能、健康、精神狀態等因素構成的勞動力。同時，也促使各行各業相應地發展起來，構建成社會生活日趨緊密關聯并相互依賴的大協作生態系統。直接生產者對一定的生活資料量的享用(消費)過程同時也是一定的勞動力的構成或再生產的過程。一定質量的生活水平決定了他們所得到的一定的物質、文化、教育、醫療、服務等構成勞動力因素總和的多少，而這些因素總和多少決定了他們由一定的體力、知識、技能、健康等因素構成的一定的勞動力質量的高低，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對應的、等效的、協同變化的。其中，直接生產者受教育程度是繼承人類文明成果、獲得一定的知識、技術和智能等因素的主要途徑，因而是構成一定的生活質量及其勞動力質量的最重要因素[11]。

另一方面，人們從事物質生產或再生產，其主體能力必須至少達到與當時既有的物質技術相等的水平，方能有效使用現有工具等資源，這就要求社會組織對直接生產者的分配所達到的生活水平必須足夠其通過一定的教育、培訓等構成相應技術水平的能力，從而使其能夠與當時物質技術水平相對應并與之結合進行再生產。否則，社會生產就無以為繼。

社會系統正是在這樣各種活動和因素交換或參與下作用于直接生產者的具體生活而“合力”構成其能力并通過勞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過程。由于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水平決定了他所有效獲得或利用的社會多少活動、因素或資源的參與量，因而決定了其“合力”的大小，即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和速度。同時，它也反映了其它因素或資源未被利用或損耗的量，有些甚至是負作用。因此，在這種社會系統內部合目的性運行的規制下，各種活動最終都要通過匯集于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水平來構成并轉化成為一種直接作用于自然的物質力量，而其最終體現的就是以生產產品（含知識、服務、文化等產品）總和（即物質生產力）為度量的直接生產者一定質量和數量的現實能力或勞動力。它凝聚了直接的、非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或活動的能量和成效，集中體現了人們全部活動的協同效應程度和社會整體功能作用的效果。所以，隨著歷史的發展，盡管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人數占人口總數比例愈來愈小，但他們創造的物質財富和人均產量愈來愈多，因為在他們身上包含了越來越多的教師、醫生、管理者等各行業的服務以及分工協作等活動成效。因此，這樣形成的以直接生產者為主體的現實生產力體現了人類社會對現有生產力等各種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由此實現的生產力成為社會組織系統結構優化與否及其程度的標志。

生產力既是人類社會組織運行的結果，邏輯上就應包含過程來定義。生產力是在一定的組織下人們享用生活資料、使用勞動工具進行的生產即利用、改造、順應自然的能力。生產力中人的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由生活資料量即生活水平構成的，體現了社會與直接生產者、進而與生產力的關系狀態，使得靜態的、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能動的、現實的再生產力[12]。生產力作為社會直接作用于自然的物質力量，既是生產的歸結點，又是再生產的起點。而實現這一循環效應如何，則主要取決于社會通過分配等形式予以直接生產者一定的收入等生活資料量所達到的生活水平，從而決定了他在實際消費（交換）中再生產出一定的勞動力，并通過其勞動能動作用過程再生產出滿足人們社會生活所需要的產品。因此，直接生產者生活水平的高低與其勞動力水平的高低是相互對應的。這就造成一種相干效應，如果社會分配給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量（表示為Vp，）低于原來的生活水平，那么由此構成的勞動力（表示為P）同時由它所直接實現的物質生產力總量（表示為Z）就會相應地降低；反之，就會相應地增長。它們三者之間的對應關系亦可用符號表示：

Vp---→P---→Z

這個關系式表明，社會生產力中的P和Z是隨Vp成正比例地同步漲落或變化的，它們之間的物質能量轉化關系是趨于守恒的，由此形成了生產力內部各種因素相互制約、協同變化的內在機制。同時,它也表明,生產力作為社會的組成要素，必然受制于整體社會系統內部的運行關系，而主要的顯然是決定人們生活狀態的分配關系，它從源頭上支配著現有資源的總體配置和使用效率以及新形成的生產力。因此，分配關系直接體現了每個人達到各自需要的目的及其實現程度，同時也決定了與直接生產者生活水平相對應的一定的生產能力并通過生產勞動過程轉化成的物質生產力，因而它集中體現了一定的社會組織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是否適合的狀態。只有揭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才有可能認識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矛盾運動和發展的規律。

二、生產關系受制于社會

必要生活水平的剛性約束

社會本質上是人們為了生存或生活的共同目的而組織起來進行生產的利益聯合體或命運共同體。人們以這種利益為紐帶在生產中所結成的關系，從其主體即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地位及作用來看，可以劃分為兩大最基本的群體，即生產組織者和直接生產者。生產組織者主要指從事國家政權、社會管理以及組織生產活動的人員；直接生產者主要指從事直接生產勞動的人民群眾或勞動者。他們之間所結成的利益關系是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中起支配作用的社會主要矛盾。他們之間所形成的所有制關系、地位以及相互關系、分配關系等是生產關系中的基本表現形式。在歷史進程中，生產組織者對直接生產者的組織生產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基本利益關系總是表現為一定歷史時期的生產關系性質和社會形態。而其中直接生產者既是生產關系的一方，又是生產力的主體，因此他與生產組織者的關系同時也代表或體現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或者說，任何一種生產關系同時也包含了它與生產力的關系。發展生產力是全人類實現生存生活的共同利益和目的所在，沒有生產力的持續和發展，一切群體和個人的生活和利益都無從實現，這是社會系統對每個群體和個人活動的共同準則和制約，也是對生產關系本身合目的性的現實規定[13]。

任何個人或群體參與生產等活動，其目的都是為了盡可能多地獲得生活所需要的資料（包括生產資料等）。然而在當社會物質產品等資料出現了相對剩余但還未達到足夠豐富之前，由于不可能滿足每個人的需要，因而個人或群體（集團、階級、階層）在社會中的能力以及分工、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使他們之間各自獲得物質、文化等產品的量及其滿足程度是不同的，從而形成了利益關系對立性質的私有制和階級社會形態。在階級社會、尤其在越是落后的階級社會中，作為生產組織者的統治階級，由于他們處在擁有組織生產以及分配生產成果的權利和地位，并且通過占有生產資料作為組織生產的方式，以強制或“合法”的形式占有直接生產者的勞動成果，因而他們的需要一般地總是得到優先的、最大程度的滿足。而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廣大人民群眾，他們處于被統治地位和社會的最底層，因此他們的需要一般地總是得到最低或接近最低限度的滿足。但是，他們參與生產同樣是為了能夠獲得自己及其家屬生活所需要的資料，而這個需要是必須至少能夠維持他們及其家屬與所處時代生產力水平相對應的生活水平及其勞動力所必要的量，這是作為構成生產力主體的直接生產者生活及其能力所必須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它是直接生產者以及整個人類賴以生存的不可侵犯的根本利益，因為直接生產者是一切物質財富的直接創造者，滿足他們的這種需要量不僅是任何社會保證其生產能力的必要條件，更是社會生產和生產力賴以運行的必要條件，也是生產組織者賴以維持自身利益的必要條件。任何社會生產組織者如果在所處的生產關系中、特別是對生活資料的分配中危及到直接生產者的這種基本利益，那就必然會激起他們對該組織者同時也代表了生產力對該生產關系的極力反抗和斗爭，從而迫使生產組織和生產關系朝著符合直接生產者基本利益以及生產力發展條件的方向做出改變。因為他們占據人口的極大多數，這種力量一旦爆發出來，是任何統治者、組織者、剝削者都無法抗拒的。否則，直接生產者得不到生活及其能力的保障，生產力以及社會系統就勢必被破壞而自滅。實際上，直接生產者的階級斗爭，正是社會系統中的一種最強大的制約力量和自我保護機制，它不斷地強制、校正并規范著社會自組織行為以及生產關系朝著歷史合目的性的方向運行，從而保衛并推進著人類的生存和歷史不可逆地持續發展。

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是指以勞動分配所得為主的維持當時生活及其能力所必需的一定質量和數量的物質、文化和權益等生活資料、消費結構及生活狀態的總和。它是一個歷史的“概念”，與人的生存條件、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主要矛盾運動存在著必然的關系。

首先是由人的生存條件自然決定的。在現代社會生存條件下生活的人不可能回到過去了的時代里生存下去，因為一方面，人們的生存環境等不可能重復過去；另一方面，人們自身的身體器官、生理機能和生活習慣等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后也不可能再適應過去了的生存條件。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一旦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生存條件，并且身體器官、生理機能和生活習慣等與之形成互相融合的關系，那么該生存條件自然就成了該時代人們所必需的生活水平。例如現代人包括勞動者已離不開手機和互聯網了，沒了這些就無法生活了。過去了的生存能力不用就廢退了，沒有回頭路可走。因此，直接生產者既已達到的生存條件也是他們自然的必要生活水平，而且是隨著生存條件的變化而同步變化的，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自約的邊際生存條件效應。

其次是由生產力水平相應決定的。在生產力的構成中，勞動者是生產力的主體，工具是生產的手段、知識的物化和能力的凝結，體現了現有生產力的水平。直接生產者要能夠使用現有工具進行生產，就必須至少具備與工具相對應的體力、知識、經驗、技能等構成的勞動力，而一定的勞動力取決于一定的生產關系下他們所得到的物質、文化，教育、醫療等構成的一定質和量的生活水平。因此，物質生產力達到某種水平必然以與之相對應的直接生產者的一定的生活水平及其能力為支撐，因而這種至少一定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對于維持或提高現有生產力水平是必須的剛性約束條件。不然，人類就沒有能力進行再生產，社會生產過程就會中斷，也就不可能繼續生存了。例如在當代，如果直接生產者沒有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具備必要的知識和技能水平，那就不能進行生產勞動。人們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先改變或調整生產關系，尤其是分配關系，切實提高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水平以提高勞動力，進而才能實現生產力的發展。而當生產力發展了，原有的生活水平不再適合了，于是又須在當時社會必要生活水平剛性約束下進行分配關系調整，如此循環上升，不斷地推動著它們在非平衡與平衡中實現發展。

再次是由社會主要矛盾最終決定的。雖然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與生存條件、生產力水平存在著自然或相應的關系，但它們不會自動地保持這種關系的，而是通過人與人之間主要矛盾運動實現的。由于一切產品最終都是通過直接生產者生產出來的，任何生產組織者要維持或提高自己現有的生活水平或得到更多的財富都必須以維持或提高現有生產力為前提，而現有生產力的維持和提高又必須依賴于直接生產者現有生活水平及其能力的維持和提高為基礎，這就迫使生產組織者以及生產關系通過分配必須至少能夠滿足或高于直接生產者與當時生存條件、生產力水平相對應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來維持或提高他們的能力，這樣生產組織者以及生產關系才能適合并實現生產力的相應發展，才能相應地達到自己利益的目的。因此，在歷史的進程中，直接生產者所普遍達到的生活水平同時也都是維持和提高人類社會現有的共同利益和發展水平所必要的生活水平的高度。人為降低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水平，必然導致勞動力素質和積極性的下降，進而必然導致生產力的下降，這樣任何生產組織者以及其他個人的利益都要受到損害，這樣的生產關系必然要被人們所變革。

歷史一再表明，直接生產者既已達到的必要生活水平既是他們能力（包括維權能力）最低限度的所得和體現，也是維持他們能力以及整個社會的必備條件和基礎。任何生產組織者都不可能通過降低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即已經普遍達到的生活水平來獲得個人財富和自身利益單方面的增長，人類的、社會的發展只能是互相協同的、整體性的。在直接生產者生活水平處于愈是低下的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為了追求自身最大利益就愈容易觸犯他們必要生活水平這一基本利益，導致階級矛盾頻頻激化，一次次劇烈的階級斗爭維護了勞動階級的基本利益和權利，打擊了統治階級的落后生產組織方式和殘酷剝削，推進歷史朝著各方利益相對平衡和社會共同目的的方向前行。同時也使人們漸漸覺悟,人的生存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終于逐步成為社會普遍尊重和公認的準則。于是人權、平等、民主、自由等價值觀逐步為人們所接受，成為參與調節人與人、階級與階級之間利益關系的重要力量。

追求更好的生活狀態是人們一切活動的終極目標。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民自我維權力量的增強，特別是到了較為文明的階段，盡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仍處于利益對立的關系中，但在階級斗爭作用下總的方向是趨于協調、緩和。在現代已有相當多的國家根據本國發展水平制訂了與之相應的最低生活保障線等，并用法律的形式來保證人民基本生活的滿足，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減少或避免了人們利益之間的劇烈沖突，這正是根源于生產關系必須通過至少確保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來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高工資、高福利、高消費等政策，并且不惜投入大量“人力資本”以提高直接生產者的文化、技術、創新等能力，從而在不斷提高勞動者生活水平的同時促進了生產發展，并實現了自身利益和社會發展的目的[14]。所有這些歷史現象都深刻反映了在人與人之間合目的性的相互作用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矛盾關系的對立統一性。

由此可見，社會生產依賴于享有一定的教育、醫療、服務、文化和物質等生活水平構成的勞動力的現實生活的人，而人類生活的延續又依賴于生產和再生產的不斷循環及其取得的成果。由于構成一定的直接生產者及其能力所必須的必要生活水平同時也是實現相應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因而它必然要求社會組織對生產成果的分配和使用或消費過程同時成為必須至少能夠滿足或只能高于當時人們的必要生活水平及其能力的再生產過程。當然，對個人而言，因勞動復雜程度不同，與構成其能力的相應生活水平隨之不同。所以，現實生活的人必然是繼承了人類已有歷史活動成果并達到一定歷史高度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同時代的歷史高度上進行社會再生產以及各種活動。因此，任何一種生產關系、利益關系都必須至少能夠滿足或高于直接生產者已經達到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這個必要條件，從而以形成至少必需的相應的勞動力質量在現有的生產水平基礎上進行簡單或擴大再生產，保證了人類生活、生產和整個社會的接續和發展。

由上歸納可以得出生產關系變動的一條基本性質：在全部人類社會進程中，確保直接生產者及其能力所必須的與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即一定質量和數量的必需生活資料等權益的至少滿足，是任何生產組織者進行分配及由此形成的利益關系、生產關系變動的不可侵犯的一條剛性原則。它既規定了生產組織者對直接生產者所必須予以至少滿足的最低利益限度，同時又規定了直接生產者對生產組織者所可能容忍的獲得或占有的最高利益限度，由此劃分并界定了人與人、階級與階級之間利益關系、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底線、標準和它變動、選擇的區域及狀態，從而以此為原則通過社會系統中各個群體以及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不斷地制止和糾正倒行逆施行為，保證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整個人類歷史朝著合目的性方向運行和發展的不可逆性。

誠然，在生產關系中，所有制等對分配有著重要作用，但只有當它們在符合剛性原則的范圍內，才對分配起著有限的決定作用。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突破了原有所有制理論。不同所有制和諧共存，互相混合，都是社會主義現階段的社會經濟基礎，這并非挖掘本本、微調修補、就事論事所能釋然的。但無論何種所有制，最終的生活資料分配都必須遵循剛性原則。由于分配直接關系到人們的生活和能力以及生產的延續，因此它對生產方式和社會等方面發展更具有基礎性的決定作用。同時，在生產本身循環中，分配也居于資源總體配置、流動的中樞環節，決定了再生產的條件和狀態。分配既然承擔了這個重大社會“責任”，自然要受到各方力量、主要是兩大基本群體的直接制約和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了它不可逾越的、人們至少都能承受的基本利益“閾值”極限平衡線。只有在這條剛性的平衡線之上，人們的各種利益關系和生產、生活才能有序地存在和運行。因此，全部生產關系以及其中的具體關系、形式的存在和變化最終都取決于它與生產力的關系、生產組織者與直接生產者這對主要矛盾的關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社會能否正常地運行，還要受到各種活動、因素的影響，每個人的存在和活動都對社會、直至生活狀態和生產力產生能量、影響和作用，只是正負大小不同而已。而分配剛性原則是社會穩定最重要的、必要的條件。

根據社會分配關系的剛性原則，當一種生產關系、社會制度不再能保持或至少滿足同時期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即已經普遍達到的現實生活水平時，表明它這時已經嚴重不適合現實的人本身和生產力的發展了，于是，它及其所維系的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變革或更替就成為了必然。歷史上每個朝代的命運長短和興衰，主要取決于它統治下的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了維持和改善，否則，即使他為歷史做出了多么大的貢獻，也必然被推翻。因此，作為創造歷史主體的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水平是社會發展狀態的根本標志，也是歷史進步不可逆轉的根本保證。歷史每前進一步，都由隨之跟進的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鞏固并確定下來，成為人類繼續生存和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成為歷史繼續前行的新起點。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各要素之間的關系都以此為準則，在相互作用下調整或變更與之不相適合的以結成新的適合的生產關系，從而不斷地更有效率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又為歷史新一輪循環奠定新的基礎。正是在這種分配剛性原則的支配下，決定了歷史自組織系統逐步地向著自我規定的目的由低級向高級社會形態發展的總趨勢。

三、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

正向非平衡關系效應

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作為人類生存的一道界限，是每個時代的一切組織行為、利益分配等生產關系不可逾越的閾值或臨界線。直接生產者以此為自身生活和發展需要必要量的剛性規定，通過強制的、非強制的形式和作用（如反抗、示威、選舉、立法等）制約和糾正與之不相適合即觸犯或低于這一閾值的組織行為和生產關系；而組織行為和生產關系在這種剛性的作用下，只能自覺或不自覺的選擇在這閾值之上的一定的利益關系來提高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水平及其能力,從而實現生產力的相應增長。因此，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制約是單向性的，即它不容許生產關系降低直接生產者生活水平的逆向行為和趨勢，這樣導致的生產關系以及它作用下的生產力必然同是單向性的即在合目的性的方向上變動和發展的，而且生產關系在這個適合的方向上具有充分的、無限的選擇空間。因為物質的、文化的等全部社會資源雖然在一定時期在總量上、結構比例上總是有限的、確定的，其中生活資料在單純數量上對人們的滿足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但在任何現有生產力等資源條件下，社會組織如何選擇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包括社會發展道路、優化體制機制，科學配置資源, 引導最佳消費結構，合理調節利益關系，盡可能好地滿足直接生產者的物質和文化等生活需要以盡可能地提高勞動力質量和積極性、同時也是滿足再生產發展需要程度是無止境的。所以，人類社會是一個“有界無境”的開放系統模型，它在剛性作用前提下具有合目的性發展的無限多樣性的效應，關鍵在于人們自身的創造性和能動性的發揮，尋求選擇最適合、最有利于本國發展的道路、模式、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在落后生產力基礎上是可以建立起比較先進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其衡量的主要標準就是比其它社會能夠更快更持續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當然，先進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差距越大，實現跨越式發展目標的難度就越大，真正成功率就較低。但歷史記錄和奇跡總會被富有崇高理想、堅韌智慧、團結實干的民族和國家創造出來。因此，人類世界歷史有統一的合目的性發展的規律，但沒有同樣的、固定的發展模式和形態，各個國家都有自己走過的歷程，而這樣的歷史既有各自一定的獨特性，又必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趨同性。

進一步從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作用關系的具體內容和相干效應來看，在任何既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適合度其核心就是利益關系通過社會分配對直接生產者及其能力的生活需要（及消費結構）的滿足程度來實現的對社會再生產和生產力發展條件的滿足程度。這種滿足程度，直接決定了現實社會全部資源中有多少被投入到了再生產過程并轉化成了新的生產力。所以，在一定歷史時間內，如果社會總的經濟結構等其他條件不變，且在生活資料總量范圍內，那么分配對直接生產者生活需要滿足程度的提升值與生產力的增長率是同步的；或者更直觀地說，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長速度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是等效的，人類社會生產力以及全部歷史的發展最終是隨著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水平及其生產能力的發展而發展的。否則，該歷史階段發展的基礎和水平是不穩固、不可持續的。當然這是有限度的，即受到必要生活水平的剛性制約。如果消費結構得以優化（如優先增加教育、科技、扶貧等投入），那它所帶來的生活水平質量的提升與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質量同樣是等效的，而在這里面更是有無限潛力可挖的。因此，這種相對的滿足程度即可推動并容納越大多數人持續發展的度量是各個時代生產關系對生產力適合度的主要標志，也是衡量一種社會制度、社會形態乃至生產單位組織先進性、優越性與否及其程度的主要標志，因而是區分歷史發展階段上不同社會形態性質的根本標志。

基于生產關系---利益關系分配的剛性原則，生產關系、利益關系對直接生產者生活及能力發展需要的滿足程度值只能是在必須至少滿足與現有生產力水平相對應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這一閾值之上至相對最大限度的滿足（考慮到生活資料分配和消費的結構優化，這實際上是一個無限目標值）之間。若這種滿足程度剛好維持在“必要”即現有普遍生活水平閾值線上，或者較長時間停留在原有水平上，那么此時人們之間的生產關系、利益關系對生產力的適合度就處于一種臨界的對應平衡狀態之中，于是社會就只能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循環，生產力以及整個社會就只能徘徊于原有的水平上。當然這只是相互關系走到或處于最低適合限度的情況。因為剛性原則作為一種維護歷史系統不可逆性的機制，它實際上是規約并且鼓勵人們創造性地選擇合乎生產力發展方向上的利益關系或生產關系。因此在社會正常運行或較好的歷史時期，生產關系或利益關系對生產力的適合度即對直接生產者及其能力發展的生活需要的滿足程度一般地總是能夠至少維持即通常處在高于與當時生產力水平相對應或相平衡的現有社會必要生活水平閥值之上，而這樣導致的必然是一種符合歷史目的性方向上的非平衡相互關系，可簡稱為“正向非平衡關系”[15]。正是這樣任何一定量的正向上的非平衡關系，推動著人、生產力和社會相應的一定的發展量和發展速度。這里，可把歷史發展中這種不可逆的合目的性方向上形成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非平衡關系效應稱之為“正向非平衡關系”規律。

概括以上分析，現在可以把“正向非平衡關系”有關要素量的動態關系歸結為一個簡約的公式：設表示某一時段現有生產力資源總量為Z1(生產資料C+生活資料V)；表示Z1中由一定的生產關系及分配制度下直接生產者所獲得的至少等于或高于必要生活水平的生活資料量為Vp，它決定了社會中有多少資源參與并有效構成了實際使用多少現有工具等生產資料量（Cp)的現實生產力主體的相應能力（即P=Vp+Cp)；表示兩者占比關系所體現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適合度并相應顯示了對當時生產力等資源有效利用程度、同時也是生產能力再生產的需要滿足程度為“正向非平衡系數”，簡稱“正效率”為P’；再生產過程后新形成的生產力總量為Z2。這樣，它們之間的關系可以表述為如下公式：

P’=Vp / Z1×100%

在這個關系式中，由于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水平，即必須至少滿足直接生產者當時社會必要生活水平的資料量，以Vo表示，以構成可生產出原有生產力總量的必要能力（即Po=Vo+ Co），保證再生產隨著Vp≥Vo即P≥ Po循環周期相應實現Z2≥Z1的結果。如把這一約束條件的占比關系“閾值”系數用符號“f”表示，則：

f= Vo / Z1×100%

那么從以上公式中就可以得出總的“正向非平衡”適合度量的剛性效應為：P’≥ f。

f 作為生產關系必須適合一定的生產力的臨界線或相對平衡點，是任何社會生產組織者進行分配所必須至少予以滿足的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必要生活水平的閾值系數，它是保證社會生產系統正常運行的一個基本“常數”（可適用恩格爾系數、基尼系數等統計分析），是維護社會生活秩序的底線。它在社會正常運行情況下作用不彰顯，但一旦觸碰到它，如收入分配嚴重失衡（主要指生活資料）、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相當部分群體最低生活需要得不到保障，這時就會出現人與人、階級與階級、人民與政府之間等矛盾的尖銳對立，其斗爭激烈程度與越過這一“閾值”界限的時間、程度成正比關系，這樣的生產關系就要被剛性效應所變更或校正。當然，人們的活動是能動性的并受精神狀態的影響，社會和生產中的關系所使然的物質文化等產品的效用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真正“價值”無法精確地用數字計量，但這一公式可以從理論上和宏觀尺度上一般地表示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適合程度的量化和量變關系。

從這個公式可以看出，在社會生產再生產循環系統中，Vp與P’成正比關系，它起著主導的能動的作用，決定了社會資源動態中的有效配置率。只有當P’≥ f時，現有社會組織、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等資源、能量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最終匯集并通過直接生產者能動性的具體勞動過程才能足以生產出至少維持原有或更多生產力總量，從而確保Z2 ≥ Z1效應。這里面，如果進一步考慮到人的精神因素和影響，在滿足其剛性條件下，Vp與P’的能動性作用關系以及對于創造新生產力的正能量的增值量變效應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在未滿足其約束條件下對于人與人之間利益對立、甚至激化所導致的對社會系統破壞性的、突變性的量變效應同樣是值得研究的。另外，社會生活環境對個人生活狀態、消費結構及其生成能力也有一定的影響，即對“合力”形成的生產力產生一定的正或負的作用，引入這些因素更可提升該關系式的精確度。

這個公式表明，在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剛性作用下形成的正向非平衡關系的正效率P’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主要“集合”序參量，它體現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適合度，顯示了社會組織有序度和現有資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量度，因而決定了人、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態。由此可從以下幾方面來闡釋歷史的運動和發展：

首先，正向非平衡關系顯示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適合度取決于正效率P’高于當時臨界值f的非平衡度量。一定的正向非平衡適合度決定了生產力一定的增長率，非平衡系數越高，愈是遠離平衡態，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空間就愈大，速度愈快，反之就愈小愈慢。這也就是說，直接生產者的生活及其能力發展的需要愈是得到高于當時社會必要即原有生活水平或愈是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發展就愈持久愈快；反之，愈是停留于原有生活水平，發展就愈有限愈慢。當然P’并非只是簡單數量比例愈高愈好，也不是福利待遇愈高愈好，這里還要看產品結構和總量的承受力，看人們生活質量或消費用途的合理性對于再生產發展需要的滿足程度。歷史上每一次生產力的大發展都是在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進行重大調整或變革后（如減輕剝削程度）并隨著人民普遍生活水平得到較快提高時相應出現的。生產力大發展后，一般會有一個相互對應穩定的平衡期，這時由于社會財富的較快增長也會相應地增加分配關系失衡的風險，社會的各種矛盾、特別是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矛盾將趨于緊張和對立，不穩定的因素就會以不同的形式顯示出來。于是又要求并醞釀著生產關系新的調整或變革。通過正向非平衡關系的適合度，可以對歷史上不同階段、不同類型的生產關系優劣以及先進性、優越性程度進行量化比較。例如，社會主義社會較之其它社會形態的先進性或優越性就在于它消滅了剝削制度，可以組織更多資源更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等各方面需要，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其能力，因而能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推動整個社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其次，正向非平衡關系反映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適合度的周期性轉化過程。任何一種生產關系都有它相對的歷史時效性，這種時效性是由它的適合度P’≥ f界定的。一定量的正向非平衡生產關系必然導致生產力相應的一定時期增長，從而使直接生產者原有的高于必要生活水平的非平衡逐漸趨向于平衡，適合度隨之接近或回落到臨界狀態，甚至短期內會出現低于閾值f的負平衡即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狀態，這個動態轉化效應通常以周期性危機釋放出來。在工業化之前的社會，由于正向非平衡度一般都較低，人民生活水平經常處在或接近“閾值”的臨界線上，無論是生產力的發展致使他們生活水平相對下降，還是剝削的加重更使他們生活水平絕對降低，乃至危及生存，使得失衡的周期性危機更易發生，往往直接表現為頻次多、規模大的階級斗爭，強制社會變革或改朝換代。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由于勞動者總體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常高于社會必要生活水平，增強了他們承受一定幅度內生活水平下降的容忍度，這樣周期性社會危機往往先是通過這個“緩沖地帶”以經濟危機形式表現出來。但購買力不足與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實質上也反映了利益分配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合的狀態。如果危機超出一定限度，勞動者（包括中產階級）生活水平及其能力嚴重下降，致使生產過度萎縮，而政府對其所能調節、克服的手段用到了盡頭，那時人民起來抗爭，資本主義就會被更先進的社會所更替。當然，在現階段，資本主義生存余地還較大，主要是人民維權力量的增強，其發達的教育、文化和科技等較有效地維護和支撐了人們生活水平的質量及其能力，保持了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如果不注重主動調整或變革生產關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將難以避免和克服周期性的危機。蘇聯的崩潰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主要根源就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沒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相應地提高，官僚特權當政嚴重違背人民基本利益，觸犯了平衡關系底線，導致危機總爆發。任何強權制下的封閉的超穩定的社會或國家，違反歷史正常周期循環律，孕育著巨大社會動蕩的風險。當然，從歷史本身來說，任何危機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新的選擇機會。愈是先進的社會制度或生產關系，愈是能夠自覺地改革不適合人民的利益關系，持續保持正向非平衡有序穩定結構，長時期促進生產力和社會協同發展，形成良性循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和與之不相適應的主要制約因素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主要矛盾，不斷深化生產關系等改革以適合生產力的發展，主動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更高要求來衡量和解決發展不平衡方面的問題，及時補齊民生短板，使構成生活水平的各個方面都處于遠離臨界線的正向非平衡狀態，從而為促進人的能力提升和全面發展以及社會進步提供充分持久的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自覺遵循和運用歷史基本規律的體現，也說明將改革進行到底是社會主義強大生命力之所在。

再次，正向非平衡關系描述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相互作用所決定的方面及其效應的統一。生產力決定性作用在于通過剛性效應不允許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長期存在，因為它只有在生產關系適合下才能得到發展，不適合就會阻礙和破壞它的發展，因而須要以直接生產者社會必要生活水平這一閾值來界定生產關系以及社會組織必須朝著正向變動；生產關系和社會組織在這種作用下，只能創造或選擇適合人和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從而推動著生產力的相應增長。這也是人類社會系統存在和運行的自我保護法則。而生產關系決定性作用在于：在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正常情況下，由于能夠至少滿足直接生產者的基本生活需要這個必要條件，這時因未臨界“閾值”剛性制約一般地就處于“潛存”或“威懾”的狀態，它在正向非平衡關系下則起著主要的決定人和生產力以及整個社會相應發展速度和狀態的作用。因此，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相互關系是圍繞實現人類統一的生存和生活目的交替式地呈現決定性作用的[16]。決定源自于被決定，被決定產生于決定，都是相對的，有邊界的，互相轉化的，這是“矛與盾”本身定律。歷史也正是通過他們之間互為條件、互為依賴、互相決定的雙向關系保證并推動各自的對方以及由此形成的整體社會不可逆地朝著合目性的方向發展。當代中國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社會主義自我革命，既自覺順應了生產力決定社會必然發展的要求和趨向，又主動發揮了生產關系決定歷史怎樣更好發展的作用，從而使社會基本矛盾處于良性運動中，充分展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歷史的無止境作用。

總之，作為社會必要生活水平的剛性效應，正向非平衡關系解釋了人與人之間主要矛盾以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基本矛盾運動的一般規律，它反映了人類社會作為開放系統在不斷地擴大與自然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中實現自身生存和發展所必然形成的一種有序的合目的性的相互作用過程。習近平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分展現出來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和自覺運用。唯有人民享有更好生活，才能確證歷史進步，進而更好創造歷史。生存發展是人類永恒的目的，也是永恒的原動力。人類能否生存以及如何生存主要取決于人們之間一定的關系下最終形成于“自己生活的”生產能力能否持續地立足于宇宙之中，而且這種社會關系、生活和能力的發展速度須快于大自然對自己生存的時空約束，這樣人類生存才有安全的保障。

參考文獻：

[1] 馬昀衛興華.用唯物史觀把握生產力的歷史作用[J]，中國社會科學,2013(11).

[2]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945年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頁.

[4]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

[5] 楊鮮蘭.論馬克思的需要動力思想[J]，哲學研究,2011(5).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頁.

[7]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3月18日前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1845年秋—1846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頁.

[9] 唐魁玉解保軍.論“生產”與“生活”和諧互動的社會理論基礎 ——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社會運行說的辯證詮釋[J]，馬克思主義研究, 2008(12).

[10] 俞吾金.作為全面生產理論的馬克思哲學[J]，哲學研究,2003(8).

[11] 李春華.文化生產力：豐富和發展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的新視角[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