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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毛澤東“問題與主義”觀及其在理論創新中的展開

點擊：作者：金民卿來源：《毛澤東研究》發布時間:2019-08-28 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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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澤東在堅定選擇馬克思主義時，形成了正確的“問題與主義”觀，這就是要深刻把握問題與主義的辯證法，以主義為引領來解決重大問題，通過解決問題來鞏固和發展主義，既不脫離實際問題去抽象地談論主義，也不離開主義而陷入問題叢中迷失方向。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實踐中，他把這種問題與主義的辯證法在理論創新中展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解決中國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為中心，以推動實踐發展為根本目的，成功實現實踐創新與理論創新的良性互動，創立并不斷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問題與主義”觀對于全面準確理解“問題意識”具有重要啟示。

一、在追索救亡圖存“大本大源”的重大問題中，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形成科學的“問題與主義”觀

青年毛澤東在思想轉變和發展轉變的過程中，盡管發生過激烈的變化，但是有一條主線一直貫穿其中，那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謀求改造中國與世界，這是青年毛澤東長期追索的中心問題。為此，他進行了各種社會實踐和理論求索。

（一）孜孜求索救亡圖存、改造中國的“大本大源”

少年時期，毛澤東閱讀了一些改良主義的材料，特別是讀到了一些關于中國落后和屈辱狀況的材料后，逐步確立了救國救民的責任感。他回憶說：“我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識，尤其是在我讀了一個談論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之后。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子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它講到日本的占領高麗與臺灣，中國的失去安南、緬甸等。我讀了這本書之后，我為我祖國的將來痛心，開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

進入湖南一師之后，隨著社會實踐的開展和理論思考的深入，毛澤東的志向和追求發生重大變化，從一般性的個人化的追求轉向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確立了救國救民、解放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遠大理想，致力于探索救亡圖存的出路。1917年9月，他跟蔡和森、張昆弟的談話中提出，要做托爾斯泰、譚嗣同、陳獨秀那樣的大哲學革命家，“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進行“家族革命”和“師生革命”，“沖決一切現象之網羅，發展其理想之世界”。他在《〈倫理學原理〉批語》中提出，中國傳統文化、政治制度是壓抑人性、限制個人解放的“惡魔”，“罪莫大焉”，“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

毛澤東并不是一般性地尋找出路，而是深入到問題的根本，追索救亡圖存的“大本大源”。他認為，當時天下紛紛，變革和改造中國勢所必然，但是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在內的許多人提出的多種救國方案，因為沒有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大本大源”，缺乏改造中國的真實本領，因此無法完成救國救民、改造中國的大任。基于這種情況，他自己要“將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通過探尋“大本大源”，把握“宇宙之真理”，“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達到改造中國、救國救民的目的，“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為此，他花費巨大精力從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中學習各種理論觀點，謀求得到他渴望的“大本大源”。當然，他在這些理論中沒有也不可能得到解決救亡圖存這個重大問題的根本答案。

資料圖片：青年毛澤東

（二）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中的“問題論”傾向

從湖南一師畢業后，毛澤東進一步深入實踐，先后參加并直接領導了湖南的五四運動、驅張運動、自治運動等，廣泛學習社會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攻讀互助主義等思想并躬行實踐，繼續追索救亡圖存的“大本大源”，但依然沒有取得成功。特別是，1919年夏秋之間，他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一度傾向胡適的“問題論”主張，嘗試進行實驗主義的社會實踐。

毛澤東對胡適及其主張的實驗主義早有接觸并十分推崇。他在《湘江評論》發刊詞中，將實驗主義列為近代思想變革的標志之一。他寫道：自從文藝復興以來，人類進入思想解放和全面改革時期，在宗教、文學、政治、教育、思想等方面對封建專制主義進行全面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見于宗教方面，為‘宗教改革’，結果得了信教自由……見于教育方面，為平民教育主義……見于思想方面，為實驗主義。見于國際方面，為國際同盟。”在此，他把實驗主義、杜威的平民教育主義思想，提高到同宗教改革、民主政治、國際同盟等一樣的高度，顯見他對實驗主義評價之高。

五四運動爆發后，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開始分化，李大釗等走向馬克思主義，胡適等則繼續堅持改良主義并日益走向反馬克思主義方向。1919年7月20日，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以胡適為代表的實驗主義同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爭論公開化。胡適認為，當時思想界的弊病就是空談主義，不去研究解決具體問題的辦法，這是中國思想界的破產，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為此，他提出：“要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這里批評和反對的“外來進口的主義”、“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主義，主要就是指馬克思主義。不久后，胡適在《我的歧路》中明確說：“1919年6月中……國內‘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我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里提出我的政論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晚年，《胡適口述自傳》中再次說道，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他和馬克思主義者沖突的第一回合。胡適的文章發表后，李大釗于1919年8月17日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進行反擊：“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實行徹底的社會革命。

“問題與主義”論戰之際，毛澤東計劃在長沙成立“問題研究會”，試圖對實驗主義從理論上深入研究，在實踐上進行實驗。1919年9月1日，他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章程》的思路和主旨與胡適的主張基本一致，所列的大小一百多項問題基本上是對胡適所提問題的具體展示。有一點需要指出，該章程第三條寫道，“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表面看起來，這個論斷同李大釗的觀點很接近，但此條所列舉的哲學、倫理、教育、宗教等十個方面的“主義”，實際上仍然屬于“問題”范疇，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主義即思想理論體系，更不是李大釗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對此，汪澍白曾說過：“過去有的同志只抓住‘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一句話，力圖論證‘問題研究會’是反對胡適的；論證《章程》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問題研究的，不免失之牽強。”這個說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即使毛澤東仿用了李大釗“主義論”的說法，但其思想上的“問題論”傾向還是明顯的。

（三）堅定不移地選擇馬克思主義，形成正確的“問題與主義”觀

《問題研究會章程》的規劃并沒有真正實施。雖然如此，毛澤東仍然通過隨后進行的驅張運動、新村主義實驗、工讀主義實驗等，對“問題論”的改良主義實質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在實踐探索和理論鑒別中，逐步放棄了“問題論”而轉向“主義論”，確立了正確的“問題與主義”觀，堅定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根本方法即“大本大源”，明確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共產黨，改造中國與世界。

1919年下半年，毛澤東參加了更多的社會實踐，接觸了更多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組織領導了湖南民眾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驅張運動”，思想認識發生很大變化。1919年12月撰寫《學生之工作》時，他已經對“問題論”的改良主義表示懷疑。他寫道：“真欲使家庭社會進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舊’，必以‘創造其新’為志而后有濟也。蓋所謂改良家庭，改良社會云者，無非改良‘生活’，而舊的家庭生活，與舊的社會生活，終不可以改良。……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豈區區‘改良其舊’云云所能奏效乎？”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認真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重要著作和俄國革命的資料，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不斷加深，在思想上開始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0年秋，他組織領導了聲勢浩大的湖南自治運動。但是，這場運動在趙恒惕的鎮壓下最后失敗。毛澤東對“問題論”的改良主義徹底絕望。1920年11月25日前后，他在短時間內連續給向警予、羅章龍等人寫信，對自己的思想做了全面清算，最終放棄了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溫和革命等思想，徹底告別“問題論”而選擇了“主義論”，高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真正找到了改造中國和世界、實現救國救民理想的“大本大源”。

他在給向警予的信中提出：“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這可以說是對問題和主義問題的深度清算，清理了長期以來堅持的改良主義思想和“呼聲革命”主張，決定開辟新的道路。在給歐陽澤的信中提出，不僅要聯絡全中國的同志，而且要聯絡全世界的同志，以道義（實際上也就是“主義”）為中心，“共謀解決人類各種問題”。這個主張實際上也就是要打破過去堅持的零星解決、局部改良的目標，確立遠大的、改造中國和世界、解放全人類的遠大目標。在給羅章龍的信中明確提出，不贊同“沒有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點滴改良，突出強調“主義”的極端重要性：“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趨赴。”由此，明確打出了主義的旗幟，要大家在共同旗幟的引領下發展，這個主義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說，1920年11月底，他已經清理了“問題論”的改良主義思想，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隨后，在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確了主義的內含，旗子的所指，就是要堅持“馬克思的方法”“俄國式的方法”，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學會會員大會上，他在列舉了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幾種思潮后，明確指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是最有效果的，對于改造中國與世界“最宜采用”，并在公開表決時，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堅定地選擇“布爾什維克主義”，公開打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號。1921年1月21日給蔡和森的信中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動搖”，旗幟鮮明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1921年1月28日給彭璜的信中提出，主義的爭論是根本的，在主義的問題上決不動搖和讓步，“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強調了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決心。

這樣，毛澤東緊緊圍繞著救亡圖存、根本改造中國與世界這個核心問題，在問題與主義的問題上進行長時間求索，形成了他在“問題與主義”關系上的基本觀點。這就是：全面準確地把握問題與主義的辯證法，以解決重大問題為中心，以推動社會實踐發展為目的，以主義為引領來解決重大問題，通過解決問題來堅持和發展主義，既不脫離實際問題去抽象地談論主義，也不離開主義而陷入問題叢中迷失方向。在日后長期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他進一步深化發展“問題與主義”的觀點，并把這個思想運用到實踐之中，推動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良性互動。

二、科學把握問題與主義的辯證法，以馬克思主義為引領，以解決中國重大問題為核心，不斷推動實踐和理論創新

在青年時期的探尋過程中，毛澤東的思想路徑是：由重大問題入手，探索到了主義，再以主義為指導來解決問題。在堅定地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之后，他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解決中國重大問題為中心，以推動實踐發展為目標，抓住、分析、回答、解決關鍵問題，并通過對問題的解決實現實踐和理論創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抓住中國實踐中的重大問題，掌握分析問題的科學方法，制定解決問題的政策策略

第一，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抓住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人們面臨的問題都是復雜多樣的，能否抓住決定事物性質和發展方向的本質性問題，直接影響著行動的方向和重點是否正確，決定著事業的興衰成敗。而能否抓住最核心的問題，與抓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密切相關。

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用于分析中國實際，明確了方向和重點而不是迷失到復雜的問題叢中，抓住中國社會實踐中的關鍵問題而不是枝節問題。例如，在大革命時期，他抓住“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全面深刻地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及其對革命的態度，得出科學結論：“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又如，在土地革命時期，他牢牢抓住中國革命道路這個核心問題，揭示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把握中國革命發展的總體趨勢，把工農武裝割據同全國革命高潮、同奪取全國政權問題聯系起來，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第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掌握分析問題的科學方法。是否找到和掌握分析問題的方法，直接關系到問題能否解決和解決的程度，從而也就關系到實踐發展的程度。即使找到了真問題，但如果不能正確地分析問題，就不能正確地看待問題，更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毛澤東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深刻認識到問題的根本性質和產生根源，以及影響問題的要素和問題發展的趨勢，為解決問題奠定了基礎。調查研究體現了一切從實際出發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毛澤東不僅提出了“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口號，“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的科學論斷，而且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形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寧岡調查》《永新調查》等調查報告;特別是在創建和領導中央蘇區過程中，進行了尋烏、興國、長岡、才溪等調查，對土地問題、富農問題等提出了正確看法，為制訂和完善土地革命路線奠定了基礎。矛盾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毛澤東不僅撰寫了《矛盾論》等哲學經典著作闡述這個方法，而且把它貫徹到具體實踐當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深度揭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決定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他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創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作出我國處于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的論斷。群眾路線的方法是唯物史觀的群眾觀點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群眾實踐相結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將群眾中的分散的、不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后形成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再回到群眾中加以檢驗，最后形成更正確、更豐富的真理性認識；毛澤東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黨的群眾路線理論，而且把貫徹和踐行群眾路線作為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強調“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

第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制定解決問題的政策和策略。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策略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環節，而做出正確決策的前提就是以科學理論為根本指南，根據問題本身的特點和發展趨勢，綜合分析復雜的矛盾狀況，通過發揮主體的積極能動性正確處理影響事物發展的各種要素和關系，促進事情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最終推動實踐飛躍。

正是因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毛澤東能夠在事物發展的關鍵時期，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做出正確的政策決策，推動實踐發展。例如，井岡山斗爭時期，他根據當時工農紅軍和根據地的實際，制定符合實際情況的斗爭策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的時期，紅軍可以采取進攻策略，通過猛烈的軍事行動發展和擴大紅色割據地盤；相反的時期，則采取逐漸推進策略，而不能搞分兵冒進，地方工作要集中人力注意建立中心區域。又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際，他綜合分析社會基本性質、主要矛盾變化及各階級的政治態度，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同時，又根據國共合作中的各種條件和要素的變動情況，明確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性的極端重要性。

（二）在回答和解決革命和建設道路問題過程中，探索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形成道路理論的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理論

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不懈奮斗歷程，就是持續不斷地探索和發展道路的過程。找到正確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是長期以來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問題，毛澤東在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過程中實現了重大理論創新。

第一，在回答和解決中國如何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問題中，創立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為核心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理論。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成立之際，中國共產黨就堅定地選擇走俄國十月革命的路。但是，究竟怎么樣走俄國的路，是照搬照抄地走，還是依據中國實際創造性地走，結果完全不同。在很長長時間中，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人總是照搬“城市中心論”，中國革命因此遭遇很大挫折損失。如何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困撓而又急需解決的大問題。

毛澤東為回答和解決這個重大問題做出了最突出的貢獻。井岡山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兩篇著作，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的思想。1929年4月，他起草《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闡述了農村斗爭的重要性，提出建立贛南閩西大塊革命根據地的設想。1930年1月，他給林彪寫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評“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這里所說的理論就是教條主義者堅持的“城市中心論”，在根據地發展中具體體現為流寇主義和游擊主義。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根據俄國的具體情況，首先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全國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國內動蕩的有利時機，發動了城市暴動并迅速把暴動推向全國，依靠紅軍力量很快就實現了全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但是，中國的實際情況不同于俄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村農業農民大國，“城市中心論”的道路走不通。在批判教條主義錯誤的基礎上，毛澤東突出地強調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性，明確提出紅軍和紅色區域的建立與發展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必須毫不動搖地確立“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以工農武裝割據為基礎逐步建立大塊革命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最終實現革命勝利、奪取全國政權。在此，系統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人〉發刊詞》等著作，系統闡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理論。他指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不是獨立的民主國家，內部深受封建制度壓迫而缺乏民主制度，外部深受帝國主義壓迫而沒有民族獨立。因此，中國革命不能走先占城市后取鄉村的道路，而是首先要建立廣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造成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革命陣地，經過長期戰斗逐步爭取全部革命勝利。

這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既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主張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革命的道路，也不同于俄國的“城市中心論”革命道路。它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原理，借鑒俄國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充分吸收了中國歷史上的武裝斗爭經驗，完全立足于中國革命的實踐特點，是一條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點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完全符合中國革命具體情況、確保中國革命走向最后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第二，在回答和解決中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和革命道路理論。

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最終走向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設想過，通過和平贖買的方式，把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為全民所有制，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十月革命后，列寧曾把資本家分為“文明的資本家”和“不文明的資本家”，提出要對他們分別采取“和平贖買”和“無情懲治”兩種不同方法，還提出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具體設想。但是，俄國資產階級不斷發生暴亂企圖顛覆新生政權，蘇維埃政府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采取全部沒收的方式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國的情況同俄國的情況不同，社會主義改造和革命的道路當然也不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就考慮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革命問題，初步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將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決”。

取得國家政權后，毛澤東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具體國情的、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和革命道路：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實際出發，分清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的界限，對于官僚資本采取沒收的方式，對于民族資本則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不是沒收的辦法；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實現了和平方式的生產關系變革；把生產關系改造同對人的改造結合起來，把民族資產階級逐步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對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充分考慮中國農村、農民的實際情況，在農業發展問題上采取先實現合作化再實現機械化的辦法，正確解決了國家工業化與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在農業合作運動的方法步驟上，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國家幫助的原則，貫徹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消滅富農階級的做法上，不是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方法，而是把消滅富農階級與改造富農分子相結合，通過同工同酬的勞動把富農分子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對于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采取了類似的方法。

這條道路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重大創新。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國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

第三，在回答和解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中，艱辛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直接思想來源。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逐步開展，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卻逐步暴露出諸多弊端。基于此，毛澤東提出要再次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創造性結合，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決不能教條主義地硬搬別國的經驗和模式。薄一波回憶道：“毛主席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那時候，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已積累了一些經驗;同時，也陸續發現蘇聯的某些經驗并不適合我國國情。因此，同社會主義改造一樣，能否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是關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進行、少走彎路的一個大問題。”《論十大關系》開篇就提出，要以蘇聯為鑒戒，根據中國實際情況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避免或少走彎路。1956年8月，他提出：各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照著千篇一律的格式發展，“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和曲折的實踐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奠基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他系統闡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及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問題，明確提出了判斷政治是非、判別“香花”與“毒草”的根本標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哲學根據和方法論基礎；他作出我國處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判斷，對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作出了比較準確的分析，為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提供了總的依據；他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奮斗目標，謀劃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強調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制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政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重要思想資源。這些獨創性的實踐和理論創新成果，很多都已經融入到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當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和理論先導。

（三）在回答和解決中國政治制度建構問題過程中，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體、政體和相關的政治制度，形成了制度理論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制度理論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公開宣示，要推翻舊制度、舊政權，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的社會制度，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但是，不同國家一定要依據本國的具體國情、歷史特點、文化傳統和革命發展狀況建立符合本國特點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

經過長期斗爭，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新民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決定性勝利。在此情況下，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突出地擺在毛澤東和全黨同志面前，那就是要在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相對落后的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及其相關的政治制度，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又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人來建設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借鑒，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國際共運經驗教訓、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進行了創造性探索，作出了科學的回答，形成了重大的制度理論創新。

他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同中國具體國情結合起來，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這一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化形式。1948年的9月會議上，他初步闡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他說道：我們將要建立的新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新政權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在七屆二中全會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他進一步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核心要義，我們國家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國體要通過一定的政體來落實。在思考國體時，毛澤東已經考慮到了政體問題。在9月會議上，他講道：“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以人民代表會議產生的政府來代表它的。”并對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做了說明。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談到政體時指出：我們不采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而采取無產階級共和國的蘇維埃制度，基于中國的具體情況，“在內容上我們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是有區別的，我們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蘇維埃”。經過一個時期的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1954年9月召開，自那時以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牢固地確立下來并不斷鞏固。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創造性地領導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國特點的政治制度，基本形成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

（四）在回答和解決“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和怎樣堅持馬克思主義”重大理論問題過程中，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并形成重大理論成果，創立了毛澤東思想，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重大問題上，曾經出現過嚴重失誤，特別是土地革命前期，教條主義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給黨和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損失。為此，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長期思考和探索的一個重大的核心問題。對此，毛澤東進行了創造性回答，做出了獨創性貢獻。

他深入批判和清理了教條主義錯誤，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概念，闡述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他創造性地提出：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民族特點結合起來，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的過程中，回答和解決中國問題，形成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他尖銳地批評教條主義是臭的、死的馬克思主義，而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馬克思主義”；打倒“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堅持“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樹立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放矢地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這根“矢”去射中國革命這個“的”，把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堅持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作風。他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種結合絕不是教條主義的而是創新發展的：“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

他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及優秀文化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標識性概念，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理論聯系實際、“三大法寶”、“三大作風”等；他把中國實踐的生動經驗進行理論提升，上升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形成了一系列創造性的理論觀點，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等；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入分析中國實際和重大問題，創立了一系列具有深度解釋力的重大理論，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十大關系理論，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等。

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重大成果——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不是在個別的方面，而是在許多領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體系，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具有許多方面的內容，主要包括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關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論、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論、關于黨的建設的理論等。毛澤東思想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又包含著中國的經驗，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實踐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既是中國的東西，又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概括中國歷史、社會及全部革命斗爭經驗而創造出來的，適合于中國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成功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毛澤東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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