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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潤為：堅持去偽存真推進大道相成

點擊：作者：劉潤為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9-04 10:12:30

【編者按】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歷史研究院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使命。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新時代的制高點上，把脈中國發展大勢，為我們擘畫未來中國的宏偉藍圖。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升華，新時代中國從歷史長河中走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石自然埋藏在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長河當中。為了不辜負習近平總書記和人民的期望，為了不負韶華，我們必須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也為了更好地學習領會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精神，《中國正在說》欄目推出“大道相通——名家解讀文化傳承發展”系列節目。2023年9月1日21:20，福建東南衛視《中國正在說》欄目播出了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劉潤為同志的演講——《堅持去偽存真，推進大道相成》。其要點為：

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著更為普遍、更為深刻的文化認同土壤；

二、文化傳承首在批判繼承，立足實踐才能去偽存真；

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只有經過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造、發展了，才能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節目視頻如下：

【東南衛視視頻】

為便于深入學習研究，我院經劉潤為會長授權，現將該演講的文字稿全文發布如下，以饗讀者。

堅持去偽存真推進大道相成

——關于“第二個結合”的幾個問題

一、習近平同志關于文化問題新論斷的重要意義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強調：“在新的起點上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這是一個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論斷。

民族復興，歸根結底，體現為文化的復興。所謂文化復興，就是要成為文化強國。所謂建設文化強國，我們切不可理解為出了多少本書，拍了多少電影、電視劇，搞了多少文化設施，這樣理解就太膚淺了。所謂文化強國的本質性表征，就是要形成強大的文化軟實力，汪洋大海一樣的文化軟實力。什么是文化軟實力？簡單地說，就是某種文化通過人們的行為所產生的正面影響力。但是，一定行為的形成，除了文化特別是核心價值觀的支配作用之外，還必須依托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比如魯智深的扶弱抑強，既要有強烈的正義感，又要有超凡的身手。一個國家也是如此，文化軟實力既是它的文化表現，也是綜合國力的一種對外實現形式。它表現為一種引人傾慕的魅力，一種讓人景仰的威望，一種令人推崇的榜樣?？梢钥隙ǖ氖牵褐灰覀円徊揭粋€腳印地扎扎實實地推進文化強國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就會越來越強。到了我國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人和社會全面發展中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時候，我國在化解國際社會各種矛盾、保障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方面靠榜樣力量發揮引導作用的時候，我國因為對人類作出巨大貢獻而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擁戴的時候，我國文化特別是核心價值觀為世界人民所普遍傾心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自豪而莊嚴地宣布：中華民族實現了偉大復興！

而要實現這樣的文化目標，就必須在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也就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走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道路。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性

習近平同志講，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于二者之間有一種契合性。我個人的理解，所謂契合性，就是抽象意義上的內在統一性。

應當說，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傳統文化一樣，都是復雜的社會存在。從哲學上說，都是既有辯證思維的傳統，也有形而上學的傳統。不過，在西方占據主流地位的是形而上學。應用到社會層面，這種哲學表現為一種抽象主體原則，也就是割裂地、片面地、對立地看待人世間的各種關系，因而總是以自我為中心，立足于對他者的占有和征服。古希臘的普羅太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17世紀英國的霍布士說“人對人像狼一樣”，當代法國的薩特說“他人即地獄”，如此這些，都是這種原則的不同表達形式。而在中國，占居主流地位的則是樸素的辯證思維。應用到社會層面，這種思維表現為一種辯證主體原則，也就是聯系地、整體地、平等地看待人世間的各種關系。最具經典性的概括就是宋人張載的“民胞物與”（《西銘》）。意思是但凡人類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間萬物都是人類的朋友。在把握全社會的關系時，這一原則主張“天下為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在把握人與人的關系時，這一原則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在把握國與國的關系時，這一原則主張“協和萬邦”（《尚書·堯典》），“視人之國若視其國”（《墨子·兼愛中》），“處大國不攻小國”，“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墨子·天志上》）。在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時，這一原則一方面強調人“最為天下貴”（《荀子·王制》），承認人對自然的開發、利用權，一方面又強調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用《易經》的話說，就是“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上經》）；“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系辭·上傳》）。不管這種辯證的思維有多么樸素，能說與辯證唯物主義沒有統一性么？不管這些社會主張在當時具有怎樣具體的社會內容，能說與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統一性么？豈但有，甚至可以說，在抽象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比與西方傳統文化更具內在的統一性。

近代以來，西方五花八門的各種主義都曾在中國粉墨亮相，但是無一不以黯然退場而告終，唯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日益根深葉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依然在中國的上空高高地飄揚。個中原因當然很多，從文化上看，則不能不說是由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著更為普遍、更為深刻的認同機制。

三、辯證看待中華傳統文化

上面已經說過，中華傳統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存在，其中有優秀的東西，也有不怎么優秀的東西，甚至還有極其腐朽、僵化的東西。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呈現為精華與糟粕雜糅并存的狀態。如果我們不能從復雜的傳統文化中提取出優秀的部分，就不能正確地實現馬克思主義與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這個問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如何區分精華與糟粕的問題。

在這里，必須反對片面地、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的形而上學的觀點。

比如，有人主張像挑蘋果那樣把中華傳統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華，一堆是糟粕，留下精華，丟掉糟粕。這種簡單化的辦法在實踐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精華與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滲透，構成一個整體。比如孔子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個“志”就是要在東方復辟西周的奴隸制。你說它是精華還是糟粕呢？

其次，文化往往顯現出一種動態的特征。彼時彼地是精華，此時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樣一種時代需要相聯系是精華，和這樣一種時代需要相聯系就有可能是糟粕。比如說古代的跪拜禮，對于今天來說基本上屬于糟粕。我們會說，人與人是平等的，為什么要給你下跪呀？可是在秦漢以前，盡管它包含等級差別的內容，也不能完全看作是糟粕。那個年代沒有我們今天這樣的桌子、椅子，更沒有“呷哺呷哺”那樣的高凳、高椅，人們開會、辦公、會客、吃飯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對對方表示禮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欠起身來，這就形成了跪的姿勢。如果那個時候我們站起來給對方行禮的話，會給對方心理造成一種震懾。對方會懷疑，這個人站起來想干什么？可見禮節是與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聯系的。相反，今天我們坐在椅子上，站起來鞠個躬、握個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在常態情境下，如果再噗通跪下去，那動作就未免太夸張了。當然，在非常態情境下，即需要高強度地表達恭敬、感恩之情的時候，比如在祭奠父母的時候，行跪拜之禮也是無可厚非的。

又比如，19世紀末，康有為為了推動變法，附會儒家的公羊學派，力倡“通三統”、“張三世”之說，主張用和平方式推動社會進化。為此，他還把孔子描繪成一個“素王改制”的改革家。應當說，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國度里，在“綱常名教亙古為昭”的思想文化氛圍中，在守舊勢力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用這種理論來制造輿論，推動資本主義性質的變法，相對來說，可以減少一些社會阻力，也相對容易被最高統治者接受，因而它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積極的、進步的。然而在事情過去100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幾位自稱“康黨”的學者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統”的湯武“革命”，主張“張三世”的和平進化，并以此作為理論依據，指責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造成了災難性后果”，判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沒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為”，重新“將儒教立為國教”，這就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可言了。也就是說，所謂“通三統”、“張三世”之說在今天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糟粕。

毛澤東曾經指出：“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實踐，只有實踐，才是區分精華與糟粕的唯一標準。這也就是說，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中，一切用得著、有好處的東西，就是精華；一切用不著、有壞處的東西，基本上就是糟粕。實踐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于精華與糟粕的區分也必須以變化了的實踐需要為轉移。

四、正確把握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提出并一再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一重要論斷，是對我們黨“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文化方針的進一步深化，是在新時代建設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樣才能實現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呢？

答案仍然是實踐。必須根據實踐的需要，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來實現這種文化的轉化和創新。在這里，主觀能動性就是人的活躍的思維能力。

從客觀上說，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于某些文化產品所含歷史內容的關注度，往往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唐代詩人宋之問的《渡漢江》：“嶺外音書絕，經冬復立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宋之問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詭行趨附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為時人所不齒。武則天死后，宋之問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嶺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陽。這首詩就是寫他作為逃犯，在接近洛陽時生怕被人告發又擔憂家人或遭不測的復雜心情。設若時人，大概會對它嗤之以鼻，至少不會說這是一首好詩。然而數百上千年過后，人們已經不大關注其中的個人化情感，而僅僅留意字面傳達的一般性情感內容，因此這首詩也就成了抒寫游子歸鄉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學等傳統文化至于今日更為遠矣，其具體的歷史內容已經變得相當稀薄，這就為我們抽取它的一般意義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主觀上說，人的大腦完全可以對認識對象進行抽象性的處理。但是，當我們從傳統文化的某種東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義以后，切不可讓它停留在抽象層面。如果是那樣，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東西就會成為另一種“普世價值”，成為超越一切時代、一切階級的永恒真理。而這，正是那些叫嚷“回歸孔孟道統”的人所欲所求的結果。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超階級、超時代的文化，越是聲稱“普世”的東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評費爾巴哈時所說：“費爾巴哈的道德論是和他的一切前驅者一樣的。它是為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而設計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比如孔子的“泛愛眾”，曾被儒家泛化為普遍的倫理原則，然而在事實上，毋庸說他人和其他時代，就是對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貫適用的。冉求背離孔子的政治立場，轉而支持新興封建勢力進行農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動員弟子們“鳴鼓而攻之”。這分明是有所愛有所不愛，哪里有什么“泛愛”呢？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絕不進行虛偽的“普世”說教。我們在從傳統文化的一些東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義以后，必須為其注入社會主義時代的內容，廣大勞動者階級的內容，在社會主義時代廣大勞動者階級可以實踐的內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為例，如果將它原有的“其為東周”之“道”改換成馬克思主義之“道”，就可以成為理論工作者的座右銘：我們的責任是讓馬克思主義發揚光大，而不是讓馬克思主義來光大自己。對于忠、仁、愛、義、禮、孝、節、智、信、恥等等儒家的許多概念和命題，都可以進行這樣的創造性轉化。例如1939年4月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展國民精神總運動告全黨同志書》，就曾明確提出：“一個真正的孝子慈孫，必然是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職的人。這里唯一的標準，是忠于大多數與孝于大多數，而不是僅僅忠于少數與孝于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對于仁義也是一樣，有益于大多數人的思想行為謂之仁，處理關系于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務而得其當謂之義。”（《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58-59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

五、中國共產黨人是推進“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旗手

有人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形成開放體系，能夠吸納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優秀傳統文化。這個觀點是沒有根據的。如果是把封建性的糟粕貼上“優秀文化”的標簽而讓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接單，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當然要給予拒絕；如果是真正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從創立那天起，就一直虛懷若谷予以擁抱，如饑似渴地予以吸收，渾然天成地予以化用。一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同時也是借鑒、吸收、轉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

從文化的角度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在紛紜繚亂的思潮中選擇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他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比如毛澤東，早在韶山私塾中就熟讀五經之一的《禮記》，青年時代曾推崇康有為，深受其《大同書》的影響，由此產生追求大同社會的志向，這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文化動因。而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這種空想性質的志向就建立科學基礎之上，成為合乎規律性、具有實踐性的理想。正如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所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只有讓“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讓“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才有可能“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情從來都是兩面的，在馬克思主義為實現大同社會提供科學基礎的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也被賦予“世界大同”這樣一種中國特色的文化形式。進入新時代以后，習近平同志又從《大方廣佛華嚴經》和老子《道德經》中吸取營養，把“如菩薩初心，不與后心俱”和“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熔鑄在一起，進而提煉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警言，以告誡全黨毋忘自我黨成立之日起就確立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比如“實事求是”，原本是《漢書》作者班固稱贊河間王劉德的話，意思是說劉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辯、嚴謹扎實，但是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這里，則被作出全新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由此，這一詞語也就從特指“修學好古”的學風上升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或者變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國化表達方式。

小康是中國傳統文化獨有的概念。最早見于《詩經·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意思是老百姓真夠勞累困苦的，什么時候才能安居樂業呢？與小康相對的是大康，出自《詩經·唐風·蟋蟀》。作者是一位官員。他見蟋蟀入堂，天氣轉寒，歲月匆匆，忽然心有所感，于是反復告誡自己：“毋己大康，職思其居”；“毋己大康，職思其外”；“毋己大康，職思其憂”。翻譯過來就是：過度安樂不可取，份內之事要干好；過度安樂不可取，份外之事也要做；過度安樂不可取，要與國家同憂患?？梢娫谙让衲抢?，大康是指少數統治者的腐敗生活，小康是絕大多數勞動者祈盼的保障基本需要的生活?！抖Y記·禮運》則從政治的角度詮釋小康的概念，認為小康是在私有制產生、戰亂興起以后能夠穩定社會秩序、照顧各方利益、保障百姓生活的比較理想的社會形態。近三千年來，中國勞苦大眾想小康、盼小康，但是小康總是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及。直到1949年人民當家作主以后，這種企盼才成為可能。1979年，鄧小平順應中國人民的歷史感情和現實要求，提出建設“小康之家”，后來他解釋說：“所謂小康，從國民生產總值來說，就是年人均達到八百美元”（《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同上，第109頁）。1986年，鄧小平又提出：“到本世紀末，我們的目標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實現小康社會。”（《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1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版）其后，又經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不斷豐富和發展，建設“小康社會”的理論日臻完善和成熟，從而在由溫飽到現代化之間劃分出一個中間階段。古人的觀念就是這樣被轉化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之中，為豐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供了文化助力。

上世紀70年代，美蘇爭霸，世界動蕩，中國面臨包括核打擊在內的嚴重威脅。這與公元14世紀50年代朱元璋的處境有些相近之處。朱元璋雖然建立起以集慶為中心的根據地，但是并不鞏固，四周的元軍及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多股勢力都是他的強大對手。此時，學士朱升向他提出“高筑墻（做好軍事防御）、廣積糧（進行戰略物資儲備）、緩稱王（避免四面樹敵）”的建議。遵循這一戰略方針，朱元璋打敗元軍、剪滅群雄，成就了明王朝的建國大業。面對十分嚴峻、十分復雜的國際局勢，深諳歷史的毛澤東在洞察秋毫、總攬全局的同時，自然會聯想到元末的這一段往事，于是就有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一重大戰略方針的問世。在這一方針指引下，我們最終贏得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國方向的轉變。2016年，習近平同志在二十國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提出一個著名論斷：“‘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這是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應有之義。”所引古典出自《國語·晉語》，是作者左丘明對于晉文公政績的一個重要總結。意思是晉文公重耳復國以后，革除積弊，減輕關稅、簡化手續，整修道路、打擊路匪，便利商貿、減負勸農，使晉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很明顯，這些政策措施貫穿著一個“通”字。輕關易道也好，通商寬農也好，都是要讓經濟暢通起來、流通起來，這是“窮則變，變則通”的傳統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動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習近平同志提出這一重要論斷，既是對尚易求通的傳統思維和治國經驗的借鑒，又是“一帶一路”這一和平開放發展戰略的對外宣示和倡導。近100年來，古老的中國智慧就是這樣源源不斷地滲入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沃土，滋養出一枝又一枝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燦爛花朵。

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一個異常豐富多彩的過程。這不是幾句話、幾篇文章、幾本書所能窮盡的。以上所列，僅僅是從核心理論、基本理論、戰略思想三個層面簡略舉出的幾例。舉例雖簡卻足以證明，沒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沒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化。在未來的實踐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將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下繼續豐富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必將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轉化中繼續煥發出發蓬勃的生機。完全可以預料，只要我們在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繼續沿著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道路走下去，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宏偉目標。“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讓我們用扎扎實實的創造性的工作去迎接這一光輝燦爛的前景！

（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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