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圖源：浙江省博物館）
文化領域的抗戰，即文化抗戰，是指新聞出版、文學藝術、教育、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愛國人士進行的抗戰活動，在文化抗戰中，文化領域的愛國人士或參軍參戰，直接投身抗日工作；或以文化為武器，支援抗戰，如組織戰地服務團、各種文藝團體，以戲劇、音樂、舞蹈、美術等形式，進行抗戰宣傳鼓動；或著書立說，構建抗戰的理論和輿論，服務于抗戰大局。文化抗戰的組織形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文化統一戰線。文化抗戰興起于“九一八”事變以后，初期以東北淪陷區和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文化界人士為主體。全面抗戰爆發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為文化抗戰的領導者，文化抗戰在抗日根據地、國統區以及海外華人社會廣泛地開展，成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的主要形式，也有力地配合了軍事、政治、經濟和外交等各領域的抗戰，是中華民族偉大抗戰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文化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符合歷史事實與現實狀況的馬克思主義的“中華民族”觀，制定了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民族政策；在文化抗戰的實踐中凝聚了中華民族精神；成為鑄造和弘揚民族精神的主導力量。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華民族”這一概念逐步成為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指稱。1901年，梁啟超首次以“中國民族”的概念，描述中國境內各民族：“中國民族之整然成一社會、成一國家，實自大禹以后。”1902年，梁啟超首次使用“中華民族”的表述：“齊，海國也。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為齊。”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7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并明確說明，“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它是“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并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是我國境內所有民族從千百年歷史演變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結果。漢滿蒙回藏等融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統一大民族。……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從此以后，“中華民族”一詞作為表述中國民族的專門名詞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使用，并逐步成為社會的共識。中國共產黨作為20世紀中國新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引領中國人民進行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斗爭中，對于中華民族概念的接受、中華民族內涵的界定以及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必須有一個符合中國歷史實際、體現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回答。在經歷了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對民族問題的不斷探索之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關于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民族政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前，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的內涵、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政策等表述，與全面抗戰爆發前后有明顯的不同。在“中華民族”概念使用方面，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黨的文獻中使用過“中華民族”這一詞匯。但是在早期，中共文獻關于中國境內各民族的表述，并沒有規范統一。中國共產黨的文獻最早出現“中華民族”一詞是《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會議通過的黨的綱領，宣布在民族問題上要完成的任務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一。”1922年9月，《向導》發刊詞也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我中華民族為被壓迫的民族自衛計，勢不得不起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但黨的二大宣言中的“中華民族”一詞，并沒有成為中國共產黨文獻關于中華民族的規范或專門名詞。在黨的三大宣言中，仍然出現了“中國民族”的表述：“我們的使命，是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黨的三大通過的黨綱草案在表述“中國無產階級之爭斗及其最終目的”時也使用了“中國民族”這一表達。1925年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和1927年5月通過的中共五大宣言，在論述中國民族運動和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的問題時，都是以“中國民族運動”“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進行表達。1935年中共的“八一宣言”同時使用了 “中華民族”“大中華民族”“中國民族”等詞匯來表述中國境內各民族。通觀全文，這些不同的表述從本質上表達的是“中華民族”的概念。在關于“中華民族”內涵的表述上，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共關于“中華民族”的內涵是不明確的。有時指中國境內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所有民族，有時指漢、滿、蒙、回、藏所謂“五族”，有時也僅指漢族。這反映了中共還沒有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具體的歷史、民族實際結合起來，形成解決國內民族問題思想、綱領和政策。在六屆六中全會之前，中共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思想，主要體現三個方面：一是各民族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權利。中國境內各民族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封建主義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少數民族還深受大漢族主義的歧視和壓迫，都有著爭取民族解放的要求。其二，中國共產黨主張民族自決，即中國境內的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可以自行決定“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其三，在政治上實行邦聯制度，各少數民族在成立自己的國家之后，可以自愿加入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或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因此，從黨的二大宣言開始，中共有關國內民族問題的主張都反映了上述三方面的內容。特別是關于各少數民族可以“自愿加入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或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主張，被反復強調。顯然具有明顯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的影子，并不適合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傳統。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自中國共產黨誕生到全面抗戰之前，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的民族問題還沒有一個切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對于中華民族的內涵和范疇也沒有一個規范性的表達。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還沒有完全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民族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早期也沒有根據中國歷史的實際，分析中國多民族的特點，特別是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封建統一國家這一中國歷史和民族的特征，從而科學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綱領。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根據中國歷史的實際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的國內各個民族的問題，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內各民主黨派各個階級的，而且是國內各個民族的”。因此，毛澤東提出了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四個原則，即：“第一，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第二，各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的地方，當地政府須設置由當地少數民族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作為省縣政府的一部門，管理和他們有關事務，調節各族間的關系，在省縣政府委員中應有他們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習慣，不但不應強迫他們學漢文漢語，而且應贊助他們發展用各族自己言語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糾正存在著的大漢族主義，提倡漢人用平等態度和各族接觸，使日益親善密切起來，同時禁止任何對他們帶侮辱性與輕視性的言語，文字，與行動。”這些原則，可以說確立了多民族統一國家與民族區域自治相結合的民族綱領，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民族區域自治理論的形成。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對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觀進行了系統表述，表達了三個觀點：第一，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第二，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第三，中華民族不是單一結構的民族，而是由漢族與少數民族組成的多民族融合的民族。毛澤東的這些表述，是中國共產黨關于“中華民族”思想最終形成的標志。此后，中國共產黨關于中華民族的闡釋就比較一致和規范了。1939年12月，中國共產黨闡釋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內涵，即：“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組成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包括漢、滿、蒙、回、藏、苗、瑤、番、黎、夷等幾十個民族，……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這是抗戰時期中共對“中華民族”概念最完善的表述。它具備了區域、人口、民族構成、民族特性幾大要素，描述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一個科學和準確的概念。中國共產黨關于中華民族內涵的探索及其思想，對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凝聚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形成了關于中華民族的理論和思想，構建了關于中華民族的話語體系，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主動構建和傳播中華民族話語，肩負起動員民眾參與抗戰的責任；又以中華民族話語的構建和傳播引領文化抗戰，以喚醒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凝聚中華民族精神，推動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文化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文化統一戰線，團結廣大文化界愛國人士，運用文化的武器，在文化領域，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謳歌抗戰民族英雄，喚醒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為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傳承中華民族文化做出了積極貢獻。（一）在各類教育中加強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教育，喚醒民眾的民族意識。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在邊區實行“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強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的教育方針。在抗日根據地的各級各類教育中，通過歷史教育來提高民眾的民族自信心。在干部教育中，中共中央強調歷史特別是近百年來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史的教育，以提高干部從中國歷史的特點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強調在干部教育中加強黨的奮斗史、近百年思想發展史、近百年經濟史、中國革命史的教育。八路軍也非常重視歷史教育，要求戰士和干部，懂得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世界革命史等。在延安的中小學中，歷史課程承擔著弘揚民族氣節、傳承歷史傳統，謳歌民族英雄的任務。《陜甘寧邊區暫行中學規程》規定，高中、初中每學年均開設歷史課。（二）以文學藝術的生動形象，謳歌抗戰英雄，弘揚中華民族氣節。文化抗戰通過媒體、文學、藝術、教育等文化的形式，以振奮人心的新聞報道、感人肺腑的文字、生動活潑的藝術形象、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教育內容，提振了抗日軍民的士氣。以抗戰美術為例，美術是富有感染力的直觀藝術，抗戰時期木刻、版畫、漫畫成為宣傳抗戰的有力武器。特別是遍及根據地的漫畫活動，激勵廣大群眾的民族精神。在晉冀魯豫邊區，“墻頭畫的數量遠過木刻，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在本區深山僻壤的村莊里，都滿布著墻頭畫”。在音樂抗戰領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音樂界抗戰活動自“九一八”事變后就開始興起，黨領導的進步音樂界人士就以音樂為武器，創作了大批抗戰歌曲，著名的如《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等成為不朽的經典，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精神。全面抗戰后，進步音樂界創作了大批反映抗戰、鼓動群眾的歌曲，如《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等，提振了民眾的抗日士氣，堅定了人民的抗戰決心。（三）頌揚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民族英雄，鞭撻漢奸的賣國罪行，凝聚民族精神。抗日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還通過編寫通俗歷史讀物，創作歷史劇等方法，普及歷史知識。如許立群的《中國史話》、范文瀾的《大丈夫》（描寫張騫、衛青、霍去病、李廣、文天祥、岳飛、戚繼光、史可法等25位民族英雄的愛國事跡）以及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阿英的《忠王李秀成》等歷史劇，成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投身抗戰的精神食糧。（四）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理論。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美化其侵略行為，先后炮制了“中國社會停滯論”等所謂的史學理論。“中國社會停滯論”是日本學界為侵略中國而炮制的所謂歷史觀點，最早出自福澤諭吉，后來逐漸成為日本史學界比較普遍的觀點。如白鳥庫吉在其代表作《支那上古史》中，認定中國文化始終停留在“知情意”的階段，其文化貢獻只表現在倫理道德方面，而正是這種倫理道德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停滯。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一論調又被日本史學界宣揚，為其侵略尋找根據。日本史學家秋澤修二在其1939年出版的《支那社會構成》中，認為中國社會具有所謂停滯性的“根本性質”，這種停滯性是中國社會“一以貫之”的“特有”屬性，造成中國的落后，“為歐美列強將支那半殖民地化提供了可能的根本條件”。而日本的侵略，“是給支那社會帶去了光明。也就是說，皇軍的武力，把支那社會‘亞細亞式’停滯性的政治的支柱——軍閥統治，從支那的主要區域清掃了出去。這樣，由于和前進的、自立的日本的結合，就為支那社會特有的停滯性的最后克服，并獲得真正自立的道路——東亞協同體實際如此——開辟了道路”。這種所謂歷史研究實際上是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尋找歷史根據。針對這種“侵華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進行了堅決的批判。呂振羽撰寫了《關于中國社會史的諸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等文章，李達發表了《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吳澤發表了《中國社會歷史是“停滯”、“倒退”的嗎?》，華崗發表了《評侵略主義的中國歷史觀》，蒙達坦、羅克汀、王亞南等也發表了文章，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對秋澤修二的觀點進行了駁斥，闡明中國社會發展與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揭露了秋澤修二的所謂史學研究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服務的本質。
（五）史學工作者在中國通史、民族史、邊疆史研究中，強化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褒揚民族團結，主張中國通史是中華民族各民族平等、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民族團結史、進步史，從理論上闡釋了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呂振羽在《簡明中國通史》“序”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我的寫法與從來的中國通史著作，頗多不同；最重要的，第一、我是把中國史作為一個發展的過程在把握。……第三、我盡可能照顧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和其相互作用，極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義的觀點滲入。”在“中國民族的構成”一節中，呂振羽更明確提出了各民族平等、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觀點：“今日中國境內的姊妹民族，不管她是如何落后的或少數的民族，原則上，卻都是中國民族平等構成的部分。”翦伯贊則批判了以大漢族主義為主導的歷史觀，提出應以中華民族的視域來研究和撰述中國通史。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指出，漢民族的形成，也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與各民族共同融合而形成的，“漢族便是原來華族的發展，是中國各兄弟民族中的第一個大民族，過去的中國文化，主要也是由華族——漢族所創造的。自然這并不能否認國內其他民族的作用”。中國通史作者們對于中國歷史上各民族平等、互相融合、共同發展的史實的描述，擺脫了長期以來的大漢族主義的民族觀和歷史觀，在中華民族這一整體的民族觀上，起到了喚醒中華民族意識的作用。加強邊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史學工作者關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弘揚民族精神的體現。抗戰時期，邊疆史地研究形成熱潮。據統計，僅關于邊疆史地的期刊就達到180種之多，占抗戰時期全部6000余種期刊的3%。這一時期的邊疆研究涉及相當廣泛，地域涉及西南、西北、東北以及東南（臺灣），領域涉及邊疆歷史、地理、文化、民族、經濟建設和開發。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國歷史研究室專門設立了民族組，研究民族問題。李維漢撰寫的《回回民族問題》是中國史學界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專著。而呂振羽的《中國民族簡史》，則是中國史學界應用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和社會形態的理論撰寫的第一部民族史專著。三、中國共產黨是抗戰時期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主導力量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生不息的血脈和原動力，是引領民族前行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和核心價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所形成的抗戰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在抗戰時期的集中體現，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成員廣泛認同和接受的民族意識、民族價值觀和民族道德規范與行為準則，成為激勵中國人民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基礎，是鼓舞中華民族血戰到底、奪取最后勝利的精神支柱，它就是民族精神。抗戰精神作為抗戰時期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首先，它是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的背景下凝聚的。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一步一步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領土喪失，主權淪喪。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中華民族沒有屈服，一直在堅持著不屈不撓的斗爭。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直接威脅到國家的存在和民族的生存，是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民族危機，是對中華民族團結抗敵的凝聚力的考驗。中華民族通過14年艱苦卓絕的奮戰，終于取得了勝利。其次，抗戰精神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核心價值觀念。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中華民族精神的最大特征就是救亡圖存。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都是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隨著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發起的救亡圖存的偉大運動，弘揚了以救亡圖存為主旨的中華民族精神。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拋棄黨派、階級、政見、利益紛爭，齊聚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使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共同價值得到了全面展現與升華。最后，抗戰精神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面對外來強敵堅持民族獨立解放斗爭的共同意志，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僅損害了以廣大工農為代表的底層人民的利益，同樣損害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各種社會階級、階層的利益，更是中國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巨大危害。因此，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解放，成為了全民族大眾的共同意志。在這一危急的時刻，中華民族的內部不論民族大小、階級差別、階層利益，都團結一致，以各種方式投入抗戰斗爭之中，表現了誓與民族敵人血戰到底、不獲全勝絕不罷休的共同意識。（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推動了抗戰文化的繁榮發展，為中華民族精神即抗戰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沃土。日本對華侵略，在文化領域實現的是殖民地奴化政策，妄圖在文化上滅亡中國、征服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實際上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保衛戰，是從文化上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使中華文化血脈得以延續和發展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在抗日民族文化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共產黨組織和領導了各種文化抗戰團體。在延安，先后成立了西北戰地服務團、陜甘寧邊區音樂界救亡協會、文藝界抗戰聯合會、美術工作協會、戲劇界抗戰協會邊區分會、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等文化抗戰團體，推動了抗日根據地的文化抗戰運動。在國統區，也成立了許多中共領導的和中共占主導地位的以及受中共影響的文化抗戰團體，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廣西建設研究會、中華木刻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國際新聞社、文化供應社、重慶救國會、重慶怒吼劇社、重慶市救亡歌詠協會、重慶文化界抗敵支會、四川青年救國會、四川民眾華北抗敵后援會、四川旅外劇人抗敵演劇隊、星芒通訊社、戰時教育協會、成都戰時學生社、救亡抗敵宣傳社、西安文化界協會、西安編輯人協會、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西北作家協會、陜西青年抗日決死隊、西北民眾抗戰劇社、易俗社、西安新文藝促進會、薪時代歌詠團、西安市世界語學會、西安市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等等。在遍布全國的文化抗戰團體的領導與組織下，戲劇、電影、文藝創作、教育、科學以及群眾文化各領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戰救國運動，形成了豐碩的抗戰文化成果。以報刊為例，在晉察冀根據地，有《晉察冀日報》《戰士報》《子弟兵報》《冀中抗敵報》《冀中導報》《救國報》《邊區導報》等50余種；創辦的刊物有《抗戰生活》《晉察冀文藝》《晉察冀藝術》《華北文藝》《華北文化》《新大眾》《新長城》《群眾雜志》等。在晉冀魯豫根據地，創辦的報紙有《晉魯豫日報》《新華日報》華北版《冀南日報》《太岳日報》《晉冀豫日報》《戰斗日報》《黃河日報》《抗戰導報》《新生報》等30多種。創辦的刊物有《文化生活》《抗戰生活》《華北文藝》等38種。在晉綏根據地，創辦的報刊有《晉綏大眾報》《戰地通訊》《前線月刊》《西北文藝》《戰斗文藝》等。在華中根據地，創辦了《蘇中報》《濱海報》《淮南日報》《淮海報》《鹽阜報》《人民報》《團結報》《七七報》《挺進報》《大眾報》《蘇南報》《大江報》等100多種報紙和幾十種刊物。在國民黨統治區，特別是在西南大后方，抗戰文藝運動是最具特色的文化抗戰形式。特別是戲劇運動非常活躍。據統計，從抗戰開始至1941年7月，在重慶公演的劇目達99個，先后在重慶演出過的劇社、劇團近30個。而從1941年10月至1945年10月，僅重慶春季公演的劇目就達106個，其中有影響的話劇有《屈原》《天國春秋》《棠棣之花》《大地回春》等。在桂林，先后有70多個劇團在桂林活動過。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使全民族的精神凝聚到抗日救亡的主題上，推進了反映中華民族精神的抗戰精神的生成。中國共產黨團結各方面的文化人士，在各個領域進行堅決的抗戰，以弘揚和踐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主旋律，頌揚愛國主義精神，激勵民族犧牲精神。《義勇軍進行曲》《黃河頌》《大刀進行曲》等優秀文化藝術作品，更是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鼓舞千千萬萬愛國人士為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而獻身。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形成了關于中華民族的理論和思想，構建了關于中華民族的話語體系，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運動能夠凝聚起抗戰士氣，升華為民族精神。（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戰精神形成的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進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使中華民族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共同目標上團結起來，為凝聚民族精神奠定了基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存在的八年全面抗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從抗日大局出發，對國民黨頑固勢力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為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維護統一戰線的團結。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有著自己獨立的政治綱領和階級利益，在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民族革命戰爭時期，政黨和階級的利益必須服從于抗日戰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爭的利益。因此，“為了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后勝利，為了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必須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所表現出來這種思想境界，既是中華民族在強敵面前團結御侮的精神的體現，又為在抗日戰爭的新的歷史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樹立了典范。（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引領了抗戰文化的方向，代表著先進的抗戰文化方向，成為抗戰精神的主旋律，進而成為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和主導價值形態。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抗戰，是以科學的、先進的文化理論和思想指導的。因此它代表著歷史的進步方向，引領了包括國統區在內的抗戰文化發展方向。在文化抗戰運動中，中國共產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理論，并以此引領抗戰精神的發展方向。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科學地概括了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特別是當前抗戰時期文化的性質和內容，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把握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特征，為文化抗戰引領了方向。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抗戰中，把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國民文化的方針，不斷擴大在廣大干部和革命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和教育，以便將來適時地引領新民主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在文化抗戰的實踐中，采取不同的政策引導文化的正確方向。在黨員、干部和先進分子中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在民眾教育中注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提升；在統一戰線中，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為理念，引領知識界、文化界深入抗戰實際斗爭中、深入民眾中，發展大眾文化，努力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有效地喚起了廣大群眾的民族意識，為凝聚抗戰精神引領方向。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原文刊載于《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紅星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