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人民生活水平探究
【摘要】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存在這樣一種認識：蘇聯解體前，人民生活水平遠不及西方發達國家且長期未有明顯提高，這導致蘇共喪失了人民的支持，進而引起蘇聯解體。然而，統計數據表明，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人民的生活質量得到全方位改善，到80年代中期即戈爾巴喬夫改革前，蘇聯的人均食品消費水平和近半數種類的耐用商品普及率已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在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方面享受的福利則遠高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盡管維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但生活水平因素與蘇聯解體不存在直接關聯。蘇聯實際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在其解體進程開始之后才出現的。
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學界存在這樣一種觀點：蘇聯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始終沒有突破斯大林時期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長期偏重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并且在冷戰時期把大量資源投入軍備競賽的無底洞中，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而生活水平遠不及西方發達國家成為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然而，持上述觀點的各種學術成果并未對“蘇聯解體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這一論斷進行詳細的論證，即使進行了論證的學者，也只是使用了兩種十分簡單的方法：一種是將斯大林時期的高積累和消費不足現象泛化到整個蘇聯歷史中；另一種是把蘇聯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宏觀或抽象的經濟指標，例如人均國民收入或名義工資、恩格爾系數等與西方國家作簡單對比。蘇聯國民經濟發展中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比例的長期失衡以及經濟增長速度在20世紀80年代陷入停滯自不待言，然而是否能就此認為七八十年代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提高，且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難以追趕的差距?本文嘗試對這一觀點進行辨析并對生活水平因素與蘇聯解體的關聯性進行探討。
一、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與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水平對比
一般意義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被視為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甚至是最重要、最直觀的指標。通過對比蘇聯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家庭收入和平均工資很容易發現，蘇聯在這一方面是遠不如西方國家的。例如，1970年蘇聯工業部門職工的平均月工資是133.3盧布，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周薪是133.33美元，按當時官方匯率計算，后者的年收入是前者的3.9倍。同年蘇聯職工家庭年收入在1500盧布以下的占總戶數的94%，而美國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的家庭占總戶數的84.2%。這意味著，按美國標準，幾乎所有的蘇聯家庭都屬于貧困戶。又如，1984年蘇聯工業部門職工平均月工資為205盧布，同年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制造業工人平均工資分別為：美國9.18美元/小時、日本292255日元/月、法國35.67法郎/小時、加拿大465.64加元/周。按當年年末匯率和各國每周平均工時換算成美元可計算出上述國家工人的平均年收入：蘇聯——2894美元、美國——19429美元、日本——13967美元、法國——7485美元、加拿大——18343美元，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收入為蘇聯工人的5倍—7倍。這樣看來，在工人的貨幣收入上，20世紀80年代蘇美間的差距似乎比70年代還大。貨幣收入的差距自然而然會投射到居民消費上。理論上，在名義工資與西方相比差距如此之大的前提下，蘇聯人民也許要“食不果腹”了。但令人吃驚的是，實際上，在食品、衣著和耐用消費品方面蘇聯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遠比名義工資小。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人均每天卡路里攝入量已追平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超過日本；蛋白質攝入量基本與美國持平;動物性脂肪攝入量接近意大利。總的來說，從營養攝入角度看，蘇聯的食品消費水平在70年代末就已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縱向對比1970年與1985年，蘇聯人均年面包消費量從143千克減少為133千克，土豆消費量從124千克減少為104千克，而肉類及肉制品消費量從48千克增加到62千克，魚類消費量從15.4千克增加到18千克，蛋類消費量從159枚增加到260枚，奶和奶制品消費量從307千克增加到325千克，蔬菜消費量從82千克增加到102千克，水果消費量從35千克增加到48千克。總的來說，排除個別特殊年份，蘇聯的高蛋白食品人均消費量都呈逐年增加態勢，淀粉類食物在總消費中的比例則不斷下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蘇聯在1979年—1982年連續四年糧食歉收，而且同期因美國谷物禁運導致牲畜飼料出現大幅缺口，但其動物類食品消費量依然保持穩定。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食品消費水平鮮有變化。例如，1975年—1983年，美國人年均肉類消費量減少0.4千克，蛋類消費量從16千克減少到15千克;同期日本人年均肉類消費量從23.4千克增加到25.9千克，僅增加了2.5千克，魚類和蛋類消費量還略微下降了。因此，雖然蘇聯肉類消費量始終低于美國，但差距在不斷縮小——從1960年相當于美國的40%增加到1983年的55%，連當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蘇聯問題專家在有關蘇聯經濟發展的秘密級報告中也不得不承認：“在生活水準比較上最亮眼的或許是食品領域。1981年蘇聯的日常卡路里攝入水平幾乎追平美國。蘇聯人比美國人吃的淀粉類食物更多，但差距在縮小。同時，禽類產品也更加普遍……蘇聯人均蛋白質攝入水平幾乎已能和美國媲美……蘇聯的日常人均卡路里水平高于美國的成年人建議值。”1982年5月，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所作的報告《關于至1990年蘇聯食品綱要及其實現辦法》中曾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即到1990年蘇聯人年均食品消費量應達到70千克的肉、19千克的魚、330千克—340千克的奶、260枚—266枚的雞蛋、45.5千克的糖、126千克—135千克的瓜菜、66千克—70千克的水果。盡管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完全按計劃實現，但根據西方學者的比較推算，到1990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居民年均肉類消費量已趕上瑞士，而后者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前者的近3倍；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居民年均肉類消費量大約與英國、芬蘭和冰島相當，但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后者的40%，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略超過烏克蘭的巴西和委內瑞拉的肉類消費量僅有其60%左右。這樣的成就毫無疑問是相當驚人的。蘇聯和西方國家在居民的貨幣收入水平差距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如何使食品人均消費量不斷接近西方水平?可以嘗試從物價和購買力角度來闡釋這一問題。冷戰時期經互會國家自有一套以記賬盧布為貨幣基礎、較低程度依賴西方世界的獨立經濟體系。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內循環，使蘇聯的基本消費品能夠實現自給自足，國內物價不隨世界市場波動。例如，1971年—1982年，蘇聯消費物價的年均上漲幅度只有0.4%，而美國為7.9%，英國達13.1%，意大利更是接近15%。可見，蘇聯除了自身產量和消費需求均相對較低的大米外，其他食品價格都低于美、日、德，肉類更甚。也就是說，考慮到購買力因素，蘇聯與西方的實際工資水平差距遠比名義上的小。1970年蘇聯職工月均工資為122盧布，1980年增加到169盧布，漲幅約30%，而消費物價在整個70年代幾乎沒有變化，所以名義工資的漲幅也代表了實際工資的漲幅。而西方國家不僅物價指數的漲幅遠高于蘇聯，且其工資和物價增速基本是同步的，這是蘇聯在肉蛋奶消費量上快速趕上西方國家的原因之一。人均收入和食品消費、價格的對比還引出了另一個問題：盡管在蘇聯購買相同數量的食品所花費的貨幣金額比在美國低，但盧布在食品購買力方面對美元的優勢不足以彌補蘇聯平均工資絕對值與美國的差距，而蘇聯的人均食品消費水平又不斷接近美國，那么，這是否意味著蘇聯的恩格爾系數會遠高于美國，即除食品外的其他種類商品的消費遠少于美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家庭食品消費占家庭總支出的比例的確要比蘇聯工人家庭低一些。但是，如果排除吃、住、行、醫療、社會保障和納稅等必要支出，其他物質消費（購買高檔耐用商品等）、文化消費（看電影和戲劇等）和儲蓄（往往被用于出國旅游）在1981年美國家庭總支出只占16.5%，而同期蘇聯則高達43.2%，且呈逐年上升趨勢，而美國卻相反。換言之，蘇聯在生活服務和社會保障上的支出比例遠低于美國，蘇聯人民可以用更大比例的家庭收入來購買耐用消費品，并由此在耐用商品消費上追上西方國家。在衣著方面，如果忽略流行樣式僅計算織物消費量的話，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就已趕上甚至超過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1973年蘇聯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棉織品消費量為22.4平方米，美國為27平方米，英國為14.3平方米，聯邦德國為13.6平方米；毛織品的消費量則分別如下：蘇聯2.9平方米，美國0.8平方米，英國3.1平方米，聯邦德國2.9平方米。此外，同期蘇聯居民年均皮鞋消費量也接近英美。在耐用商品方面，蘇聯一度較西方國家有相當大的差距，但20世紀70年代以后，其普及率快速增長。即便是按照當時美國人的統計方法，1970年—1975年蘇聯耐用商品人年均消費額漲幅高達10%，1975年—1980年出現明顯下降，但依然有5.3%。因此，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在耐用商品人均擁有量上是在不斷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例如，在電視每千人擁有量上美國與蘇聯的差距從1970年的2.9倍縮小到1981年的2.1倍。1970年—1979年，蘇聯每百戶家庭私人汽車擁有量從2輛增加到8輛，電視機由51部增加到83部，冰箱由32臺增加到82臺，洗衣機由52臺增加到70臺，吸塵器由12臺增加到26臺。而到1990年，這些指標進一步增加到了每百戶家庭擁有汽車19輛、電視機107部、冰箱92臺、洗衣機75臺、吸塵器48臺，多種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追平日本和英國。不可否認，在取得了相當進步的前提下，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小汽車和某些前衛的高檔耐用商品（例如錄像機）的普及率距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除了自身產能不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和其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蘇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目標在于保證全體人民的全面發展、盡量縮小貧富差距。在蘇聯，食品、住房、交通、醫療、教育等基本生活服務和讀書、看報、觀影、聽劇等文化服務的價格遠低于成本，而錄像機、小汽車等高檔消費品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非必需的“奢侈品”，由國家以高價銷售，所得利潤用來補貼基本消費品。例如，60年代的ГАЗ-21伏爾加牌汽車成本為1900盧布，售價為5500盧布;70年代初ВА3-2101日古利牌汽車的成本不到1000盧布，售價5500盧布。蘇聯官方對此也毫不諱言：對食物、藥物、燃料、房租、公共服務費和城市交通費等的補貼資金，除了來源于國營企業的利潤，“另一個來源是煙、酒、鉆石和其他高檔工藝品的贏利，因為這些商品的價格是定得偏高的”。類似的反差體現在文化服務領域。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文化服務屬于私有產業，具有資本逐利性，而對蘇聯來說，文化服務是公共事業，旨在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和個性發展的需要。例如，根據同期先后訪問了蘇美的著名作家王蒙所記，1984年在莫斯科大劇院看一場歌劇的票價是3盧布，而當時在紐約百老匯觀看同等規格的演出要50美元。又如，盡管作為文化媒介載體的電視機在蘇聯普及度不如美國，但蘇聯的人年均觀影次數和每千人擁有電影院座位數卻遠超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1981年蘇聯的這兩個指標分別是美國的3.5倍和4.4倍、英國的10.6倍和11.9倍、法國的4.5倍和5.6倍。換句話說，蘇聯是將文化服務從私人轉向公共，這與低工資、高福利，補貼基本消費品、重課高檔消費品一樣，反映的是迥異于資本主義的、旨在造福全體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理念和價值追求。資本主義國家由于追求的是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并不在乎貧富差距的擴大。20世紀70年代美國各類收入階層的比例是非常分散的，根本沒有所謂的數量上占優勢的中產階級，而蘇聯社會的收入水平則是相對平等的。在收入公平性方面，蘇聯另一個矚目的成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基本消除了城鄉差別——1980年集體農莊莊員家庭人均貨幣收入已相當于職工家庭的75%，1985年進一步達到了81%，考慮到前者可通過集體分配和自留地獲得免費農產品，其實際收入可能更高。資本主義國家階層收入的巨大差距反映到消費品占有上的結果就是，高檔商品集中在少數富有者手里（且他們往往掌握著遠超出自己實際所需的數量），相當多的底層人民一貧如洗，但表現在絕對數量上的每千名居民或每百戶家庭的平均擁有量卻大都超過了蘇聯。例如，1974年美國白人擁有彩電的家庭共占總數的64.2%，收入水平普遍較低的黑人家庭彩電擁有率只有37.8%，但由于白人的人口優勢，彩電普及率在全國卻高達61.3%;同年美國擁有1輛小汽車的家庭有48.8%，擁有2輛以上小汽車的家庭有32.7%，那么體現為每百戶家庭擁有量（或者每千名居民擁有量）的數據就很可觀，每百戶至少有115輛，即平均家家有車，但實際上全國卻還是有近20%的家庭是沒有私家車的。再如，1988年英國45%的家庭擁有1輛小汽車，17.5%的家庭擁有2輛小汽車，3.6%的家庭擁有3輛及3輛以上小汽車，平均下來，每百戶小汽車擁有量約為91輛，然而實際上當時34%的英國家庭是1輛小汽車都沒有的。與資本主義國家相反，由于沒有嚴重的兩極分化，蘇聯的高檔商品平均擁有量更為均衡。從這個角度來說，蘇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耐用商品普及率上的差距要比紙面上小。在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福利方面蘇聯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體現得更加明顯。以醫療為例，1969年蘇聯就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立法的形式確定了提供給蘇聯公民醫療服務的“普及性、免費性和高水平性”。蘇聯平均每1名醫生的服務人口數在20世紀70年代就遠少于同期西方發達國家。1985年蘇聯每萬人平均擁有醫生的數量為42名，幾乎是美國（23.3名）的兩倍；蘇聯每萬人擁有的病床數同樣居世界之首，為美國（56.5張）的兩倍。可以認為，蘇聯人民享受的醫療資源不僅完全免費，而且比資本主義國家豐沛許多。在住房方面，蘇聯實行的是面向全體公民的無償分配制度，房租標準自1928年確定后一直未變。由于名義工資的不斷增長，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房租已完全變成了象征性收費。到1987年年初蘇聯人均居住面積達到14.9平方米，雖然只相當于美歐國家60年代水平，但基本已達到人均一居室的標準。而且，這一數值還未包括郊外別墅的面積，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有830萬城市家庭在城郊擁有帶院子的夏日別墅，它們所占用的土地同樣完全是由國家免費提供的。蘇聯人民維持生活必需的支出占家庭總支出比例遠低于美國，首要原因可歸結于社會福利因素。在蘇聯，房租、水暖和公共交通費用在日常開支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除學前教育和夏令營活動，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完全免費。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每平方米住房月均費用為0.14盧布，每立方米天然氣價格為0.02盧布，地鐵和公交車票價0.05盧布。而美國相對應的價格分別為4.5、0.12、0.6美元，高等學校學費每年5000美元—9000美元，住院費每天175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福利方面的“隱性收入”并不體現在紙面上的職工工資中。根據蘇聯官方統計，1975年蘇聯職工的月平均貨幣工資為146盧布，而如果算上由社會消費基金支出的各種優惠，包括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獎助學金、療養優惠、幼兒園保育費等，則平均工資可達199盧布，1985年這兩個指標分別為190和268盧布。不言而喻，蘇聯是僅按照各種社會保障服務的成本價計算而得出上述數據的。但是，換作在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住宅、醫療、托兒、教育能夠免費提供，則其帶來的隱性收入甚至將大大超過名義工資。不妨作如下假設：1985年一戶夫妻都拿平均工資的莫斯科市雙職工四口之家在排隊7.5年后免費獲得一套三居室60平方米的公寓（80年代后半期蘇聯家庭申請獲得新住宅的平均排隊時間為7年—8年）。而當時同樣面積的一套公寓在紐約市價值16萬美元（80年代紐約房價為每平方英尺250美元）。這相當于國家“白送”給了這對莫斯科夫妻16萬美元。把這筆錢分攤到7.5年里，則意味著他們每月僅在免費住房上就獲得了1800美元的“隱性收入”。同樣地，假如按照美國標準來換算高等教育的費用，則僅兩個孩子免繳大學學費就使這對蘇聯夫妻在將其撫養成人前每月省下至少200美元。也就是說，按市場價計算，蘇聯僅提供免費住房和免費教育這兩項給勞動人民帶來的“隱性收入”就遠超其名義工資。忽略掉這種“隱性收入”的話，蘇聯的恩格爾系數當然高。歸根結底，脫離具體的社會制度和生活環境，名義工資和恩格爾系數的比較沒有任何意義。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一針見血地指出，“依據居民的現金收入來對比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水平，這種方法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對比工資就更不對！）……俗話說，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制度截然相反的兩種社會的生活水平”，“總而言之，將蘇聯和西方家庭的現金收支結構進行機械的對比，就會歪曲事實真相”。
二、生活水平因素對蘇聯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
蘇共把加速提高人民福利、更充分地滿足全體蘇聯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自己最重要的任務、經濟政策的最高目標和始終遵循的路線，并將其明白無誤地寫入了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歷次黨代會的報告和文件中。蘇共認為，只有通過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夠為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創造最好的條件，并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創造條件。勃列日涅夫曾在蘇共二十三大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指出，“共產黨將領導人民并同他們一起盡一切努力使蘇聯人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好、更富裕、更文明。我們認為這是自己的最高職責，為此我們正在建設共產主義”;“‘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福利’，這就是黨的綱領性原則”。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1953年的東柏林事件、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1980年第三次波蘭危機），最初都是由工資水平下降或消費品價格上漲等民生問題直接引發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發的部分原因也是工資和消費水平的下降。以此為戒，以蘇聯為首的經互會各國盡力避免提高物價等可能對人民生活水平產生負面影響的行為。為了維持人民較高的生活水平，蘇聯政府必須確保充足的消費品供應、穩定的物價和不斷增長的工資。而這些政策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蘇聯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放緩產生了幾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第一，在糧食問題上，由于生產肉類所消耗的飼料糧始終存在較大缺口（蘇聯大部分領土處于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生產相同重量肉所耗費的飼料糧要比中歐國家多1倍—2倍），在經互會內部的相互協調仍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只能從西方國家進口。如果趕上災年，糧食產量大幅減少，則不得不進一步增加進口。例如，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初每年進口糧食約1500萬噸，1979年因糧食連年歉收，進口量增至約3000萬噸，1984年更是超過5000萬噸。即便是正常年景，因人民對肉類需求的增長，這種進口規模也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如1986年進口谷物2756萬噸，1987年3135萬噸，1988年3584萬噸。相應地，蘇聯進口農產品的支出不斷上漲：1986年農產品進口額為155億美元，1987年為165億美元，1988年達到179億美元。在對西方國家的商品出口不夠抵償糧食進口的情況下，有時不得不花費寶貴的外匯和黃金儲備。除了初級農產品，蘇聯還直接進口大量食品成品來彌補國內供應的不足，且數量逐年增加：1970年食品進口額占消費品進口總額的29.9%，進口食品占食品零售額的39%，而到1980年這兩項比例分別增加到38.2%和10.1%。第二，在穩定物價方面，由于國家不斷提高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又維持本就低于成本價的銷售價格保持不變，加上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以及職工名義收入不斷增加，對消費價格的補貼便成了蘇聯財政的沉重包袱且不斷加重。例如，蘇聯“八五”計劃期間，用于肉類、奶類、馬鈴薯等產品的補貼為385.5億盧布，占國家預算支出的6%;“九五”計劃期間的補貼為868億盧布，比“八五”計劃期間增長1.25倍，占國家預算支出的9%以上；“十五”計劃期間僅肉、奶類補貼就達1000億盧布，年均200億盧布，比官方公布的國防預算開支還要多，而“十五”計劃第一年的1976年，蘇聯全部財政支出也不過2267億盧布。1985年后，隨著國際油價下跌，價格補貼問題更加凸顯。1987年4月蘇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報告指出，“自1982年以來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停止了……商店里的油賣3盧布40戈比，而其成本價是8盧布20戈比；牛肉賣1盧布50戈比，而生產成本是5盧布。如果一切照舊的話，（每年）光在食品上的價格補貼就要漲到1000億盧布”。除了農產品補貼這一重項（每年約占國家財政支出的12%），蘇聯其他消費性補貼和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補貼也是驚人的，如20世紀70年代每年的房租補貼為50億盧布、公共交通補貼超過20億盧布，到80年代中期，蘇聯每年各項財政補貼已占到國家預算支出的15%—18%。第三，蘇聯國民收入增速在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逐漸放緩后，居民名義工資和消費仍保持了相當速度的增長，甚至出現了工資增長速度快于勞動生產率和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現象。例如，整個70年代工資基金年均增長5.1%，而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3.6%；1982年在勞動生產率增速已降到2.6%的前提下，工資增長仍達到3.5%。戈爾巴喬夫執政后，這種趨勢還在加劇：1986年，蘇聯職工平均工資增長3.2%，國民收入只增長2.3%；1987年平均工資增長3.6%，國民收入卻只增長1.6%。此外，自70年代起還出現了工資增長超過消費品生產和商品零售額增長的問題。1987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曾公開承認，1971年—1985年蘇聯的貨幣流通量增長了2.1倍，而消費品生產只增加了1倍。長遠來看，以上幾個問題顯然會帶來如下的直接后果：積欠外債增多、外匯儲備減少、積累率下降、居民儲蓄利息支付持續增加、供需比例失調、通貨膨脹加劇。為了維持超前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活水平，蘇聯只能不斷擴大居民消費在國民收入使用中的比例，這使得其20世紀80年代積累率普遍較70年代有所下降。用于擴大再生產的積累基金的減少，顯然會影響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而這又會反過來阻礙生活水平的提高——因為在短時間內無法大幅提高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壓縮居民消費、縮減社會福利來緩解矛盾，但這又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本質和現實要求。而且，由于人們長期習慣于把食品價格的“凍結”看作社會安定的重要保證，把提高食品價格看作“反人民”的措施，通過壓縮居民消費、縮減社會福利來解決人民生活水平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脫節的矛盾也是不現實的，甚至是危險的。眾所周知，1980年—1981年的第三次波蘭危機恰恰就是這樣被引起的：國家常年不惜一切代價保證居民消費，陷入了財政連年赤字、對外債臺高筑的困境。為此，波蘭不得不減少基本消費品價格補貼，這一措施引發了習慣于長期低物價的人民的不滿。長期低物價—國家財政困難—提價—工人罷工—生產下降—國家財政更困難—生活水平下降—工人再罷工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波蘭持續性的社會動蕩。事實上，許多經互會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與生活水平相關的經濟發展問題，只是波蘭以一種矛盾總爆發的方式呈現了出來。那么，既然20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同樣出現了高消費、高福利與低增長的矛盾，這些矛盾是否導致了人民生活水平倒退，繼而引發人民的不滿，直至升級為政治動亂？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追溯和澄清蘇聯人民生活水平是何時開始下降的。以下兩個代表性指標或許能給出答案：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口預期壽命在整個20世紀后半葉的峰值位于1987年和1988年（均為69.6歲），自1989年起才開始連續下降;多種食品人均消費量，包括禽蛋、魚、糖、蔬菜、水果，也是自1989年才開始減少;肉類消費增長從1989年開始停滯。1989年由于出現市場供應全面短缺，蘇聯官方首次實行商品限購。1989年6月全蘇工會首次確定和公布了貧困收入線，按當時的標準——每月78盧布，全國約14%的人口被定義為貧困人口，而到1990年9月，根據更新了的貧困收入線，這一比例竟達到了近40%。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分析觀察，1991年年初，蘇聯長期維持的社會福利體系，包括免費醫療、就業保障、低房租、穩定和較低的物價等，已經開始崩壞。該如何解釋上述現象？統計數據表明，蘇聯本國食品和消費品的生產增長持續到1990年，食品和消費品進口量在1985年至1990年間未出現較大波動。也就是說，商品短缺的根源是在流通和分配環節，而非生產環節。而流通和分配出現問題還要追溯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宣布要對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和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改革自此深入政治領域。在激進的政治改革推波助瀾下，蘇聯的民族分離主義愈演愈烈：1989年5月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修改憲法，確定本國立法高于蘇聯憲法；1989年12月立陶宛共產黨宣布脫離蘇聯共產黨領導；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獨立。從以立陶宛為首的波羅的海三國開始脫離蘇聯，蘇聯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逐步瓦解。對于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實行生產高度分工化的蘇聯來說，“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瓦解使其失去了相當多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民族離心力的加強帶來的滲透性危機則削弱了聯盟內部的經濟聯系、影響到各地區的生產協調和物資調配。根據當時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在政府報告中公布的數據，1989年和1990年蘇聯由于民族沖突和罷工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20億盧布。因此，1989年—1990年蘇聯首次出現的經濟負增長和實際生活水平的倒退首先是由政治危機造成的。正是政治動蕩和民族分裂中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渙散導致商品流通和分配的困難。毋庸置疑，是先有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后有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無論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的宏觀經濟發展何時放緩、何時陷入停滯、停滯到了怎樣的地步，以下事實都不可否認，即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末以前一直在不間斷地提高，社會上并未出現過大范圍的商品短缺，也未曾發生因對生活狀況不滿而抗議蘇維埃政權的大規模動亂。而且，無論是與斯大林時期及戰后初期的縱向比較，抑或是與同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橫向比較，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顯著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人均每天吃肉蛋魚半斤、飲奶近一升，家家有收音機、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盡管這時其紙面上的居民人均貨幣收入仍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但蘇聯在衣食住行等廣大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最大限度地保證了高標準，衡量生活水平的部分指標甚至趕上了西歐國家及美國，在各種社會福利方面則達到了西方國家完全無法與之比擬的高度。當然，當時蘇聯高度發達和不斷提高的居民生活水平是超越了其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可以認為，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在略低于墨西哥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基礎上達到了與意大利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平。在工農業總產值和勞動生產率增長不斷降速的背景下，國家為了維持并進一步提高人民的高水平生活付出了巨大代價，不得不擴大消費品進口，對各種消費品及社會保障予以大量財政補貼，這對經濟發展自然產生了消極影響。但是，經濟低速發展和消費高速增長的矛盾因持續時間較短，并未在蘇聯解體前激化。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實質性下降，是在蘇聯解體的進程中開始的。生活水平下降是蘇聯解體的結果，而非原因。那種認為生活水平低下引起人民不滿，從而導致蘇聯解體的看法是不成立的。盡管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進程存在各種各樣的弊端和問題，但我們無法否認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共和蘇聯政府在當時條件下盡最大可能保障和改善了人民生活并使其達到相當高水平的這一事實，更不能抹煞蘇聯在消除兩極分化、城鄉差距和建立發展普惠性與公平性世界首屈一指的社會保障體系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及取得的偉大成就。這一成就不僅是蘇聯一國或者蘇聯各民族的成就，更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眾所周知，俄羅斯、烏克蘭等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在獨立后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遭遇災難性的斷崖式下跌。以人口預期壽命為例，上文提到蘇聯的人口預期壽命在1987年—1988年達到歷史峰值，而蘇聯解體后原加盟共和國的這一指標急劇下降。俄羅斯和烏克蘭直到2011年才恢復或超過其1988年的水平，白俄羅斯的人口預期壽命到2012年才超過蘇聯時期的峰值，即便是原經濟基礎較好、獨立后積極融入西方的愛沙尼亞，人口預期壽命也到2002年才突破蘇聯時期的歷史峰值。2007年，俄羅斯已度過大規模私有化帶來的陣痛，經濟連續10年實現快速增長，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幾乎處于歷史最佳時期。但同年原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克維欽斯基在接受采訪時說出的如下一段話卻十分耐人尋味：“當我們的社會福利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時——這是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某種倦怠……當時我們以為，西方模式會讓蘇聯已經獲得的一切好上加好、錦上添花，但現實并非如此。現在，當商店里商品琳瑯滿目時我們卻發現，問題不在于貨架上擺的是什么，而在于沒錢去買這些商品。我們曾以為，免費醫療服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它會永遠存在下去，但現在知道了，完全不是這樣。我們曾以為，人人理所應當都能買得起保障健康所必需的藥品，現在也明白了，完全不是這樣——你要么在晚年把所有的錢都花去買藥，要么就只能安靜地等待死亡。”（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訪問學者，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博士候選人；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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