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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貴山：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合力論”的歷史生成、思想內涵與實踐指向

點擊：作者：苗貴山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4-08-29 09:42:32

【內容提要】馬克思與恩格斯共同創立了“歷史合力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與《神圣家族》中萌發，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宣言》中形成，在《反杜林論》與《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發展，最終在恩格斯晚年的書信中豐富。馬克思恩格斯在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與人們創造歷史活動的目的性相統一的基礎上，辯證分析了經濟與政治、個體與整體、偶然性與必然性、歷史人物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對歐洲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現實關照，最終目的指向的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實現共產主義。

國內學術界一般都把“歷史合力論”歸結為恩格斯晚年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豐富與發展。然而，縱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過程中共同形成了“歷史合力論”。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組成內容，其歷史生成展現為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與《神圣家族》中萌發，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宣言》中形成，在《反杜林論》與《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發展，最終在恩格斯晚年的歷史唯物主義書信中豐富。其豐富的思想內涵表現為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立足于人民創造自己歷史活動的主客體相統一的視角，在辯證地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與人們創造歷史活動的目的性內在統一的整體性關系的基礎上，系統地分析了經濟與政治、個體與整體、偶然性與必然性、歷史人物與人民群眾的辯證關系。其實踐指向呈現為馬克思恩格斯對歐洲革命、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理論把握與現實關照，最終指向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

一

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合力論”的歷史生成

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明確指出，近代哲學把古代哲學最后所達到的現實的“自我意識”原則確認為自己的原則，它意識到了神與存在、精神與自然、自由與必然、肉體與靈魂的對立，并力圖以消除這種對立為己任，由此哲學出現了兩種形式：一是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從思維的獨立性出發尋求真理，二是以英國的培根為代表的經驗主義認為思想的客觀性和內容產生于感覺。就歷史認識而言，前者認為歷史對人們來講只不過是對過去發生過的偶然事件的好奇心，依靠的只是記憶而不是理性，因而不能成為具有確定性的科學體系。后者則認為歷史既意味著人的存在方式，也意味著人通過經驗觀察的認識方式，對歷史的認識就是把握經驗性的歷史事件內部所具有的隱蔽聯系和行動意圖。

針對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先驗唯心主義，享有“歷史哲學之父”美譽的維科，汲取培根經驗主義中關于科學認識發現的“論題法”，從原始的諸異教民族“詩性智慧”創造活動——語言、寓言、神話、史詩、祭祀、法律制度等“論題”出發，對其所展現的各民族的共同性原理進行了探討，從而開創了歷史哲學。他認為，盡管人的創造歷史的活動是以特定人物、目的、時期、場合或“某種機緣”為轉移的，但是“天神意旨”卻引導著追逐私利的人們去創造歷史，通過民族制度的安排使社會秩序實現美的和諧，因而科學的理性就是要發現它。循此，康德提出了“大自然隱蔽的計劃”的理性的歷史目的論觀念，以圖解決盧梭提出的自然與歷史、自然與理性、自由與必然、道德與政治的矛盾沖突問題。他認為，人具有非社會性的社會性，作為感性自然的存在物雖然生性有趨惡的傾向，但同時卻是天賦地擁有豐富的創造個性且有理性能力的動物，二者的結合使得人類能夠在創造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地朝著改善前進，最終通過大自然規定的自由與理性所訴諸的法律這兩個公民立法的樞紐，結成一個不斷受分裂威脅、但卻普遍地向著一個世界公民社會進步的聯合體。但是，在黑格爾看來，康德的歷史哲學缺乏思辨的統一性，不能夠做到理性合乎現實與現實合乎理性的具體的歷史統一，而精神是自然史的過程，自由“精神”與人的激情欲望的交織構成世界歷史的“經緯線”，沒有熱情，世界上一切偉大的事業都不會成功。而熱情就是基于私人利益與特殊的目的而產生的人類的全神貫注的自由意志的活動，它們之間的沖突與整合編織成世界歷史的廣闊舞臺，而舞臺的帷幕后隱藏著的普遍的自由觀念（理性）驅使熱情為它工作，這造成特殊的熱情之間的相互爭斗，并且使之遭受禍殃，這叫作“理性的狡計”。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承襲了康德的“大自然隱蔽的計劃”的歷史目的論觀念，同時也汲取了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通過交換活動會自覺不自覺地增進他人利益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揭示了世界歷史的“精神”動力背后的“熱情”動力，以及人的實踐創造的整體活動基礎上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必然性路線。在這一必然性路線中，作為自由“精神”的代理人的歷史人物通過自身的熱情把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來實現“精神”的自由，但最終卻被“精神”所遺忘。

維科的“天神意旨”、康德的“大自然隱蔽的計劃”、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在不同層次上揭示了人追求私利的活動沖突背后隱藏的某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必然性，從而對馬克思與恩格斯創立包含歷史合力論在內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科學”有著重要的影響。就維科的影響而言，馬克思在《資本論》一個腳注中指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于，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系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這是考察人類歷史的“惟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學的方法”。就康德的影響而言，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責他把法國資產階級意志的有物質動機的規定變為純粹的“自由意志”與“道德假設”，但是，他的以人的自由意志的惡的沖突為出發點、由“大自然隱蔽的計劃”引導著的人類不斷地朝著改善前進的歷史目的論，為唯物史觀的創立提供了人的“非社會性”與“社會性”矛盾分析的方法論，以及對未來社會終極設想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價值目標。在此基礎上，黑格爾克服康德哲學缺乏思辨的統一性弊端，以精神借助于人的惡劣情欲這一歷史杠桿所展現的自然史為唯物史觀的創立提供了具有強烈歷史感的“就方法和內容來說唯心主義地倒置過來的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

但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維科、康德以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本質上是自然與理性相互糾纏所形成的神秘的“天意”觀。而蒲魯東承襲了這種神秘的“天意”觀，效仿黑格爾的思辨哲學，把人類歷史理解為理性所建立的觀念的序列，從而把“平等”看作人類歷史的“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趨勢、天命的目的”。對此，馬克思與恩格斯都曾批判過。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從資產階級時代人們的物質生產方式出發來把握平等的發展趨勢，明確反對蒲魯東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之前的以往各時代人們完全不同的需求與生產資料看作為實現平等的發展趨勢而遵照天命行事的觀點，認為這是用資產階級時代的人的需求和生產資料來代替過去的，從而“否認后一代人改變前一代人所獲得的成果的歷史運動”。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明確提出把人們“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去“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這里，馬克思對蒲魯東“天命”觀的批判，實質上已經從現實的人的現實活動出發，把自維科以來歷經康德與黑格爾所論證的“天意”或“天命”觀轉換為一定歷史條件下由生產力所決定著的特定的生產關系的產生與變革這一現實必然性的思想。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用一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系”的唯心主義歷史觀進行了批判，但同時也肯定了黑格爾的哲學體系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尤其是指出黑格爾的倫理學雖然在形式上是唯心的，但在內容上卻是實在論的。在此基礎上，恩格斯明確提出以“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費爾巴哈的新宗教對抽象人的崇拜。

正是從人們作為歷史劇的劇作者與劇中人而創造自己歷史的現實活動出發，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通過對宗教的非現實性批判，在明確指出宗教作為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源于顛倒了的國家與社會，而人就是生活在這種顛倒的國家與社會中的現實存在物的基礎上得出如下結論：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任務就是揭露世俗世界這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這意味著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提出，目的是在科學解釋世界的同時致力于改造世界。由此，馬克思從工業及其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決定關系這一現代性主要問題出發，開啟了他的歷史哲學誕生的過程。他指出，德國的專制制度落后于世界歷史，公然違背普遍承認的自由公理，因而其覆滅不是悲劇的而是喜劇的。與此同時，馬克思著眼于徹底的德國革命的目標，通過對黑格爾的國家與法哲學置現實的人于不顧的片面性，以及當時德國已經出現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尖銳矛盾的批判，強調德國必須實現由政治解放到人的普遍解放的有原則高度的實踐。也正是在這一論證中，馬克思的歷史合力論得以萌發。具體地講，就德國的純政治革命來說，它是市民社會中有產的且有教養的階級從自身特殊利益與歷史地位出發，假借普遍利益的名義而從事的社會的普遍解放，因而，“就必須在自身和群眾中激起瞬間的狂熱。在這瞬間，這個階級與整個社會親如兄弟，匯合起來，與整個社會混為一體并且被看做和被認為是社會的總代表”。這里，馬克思的歷史合力論就躍然而現了。馬克思進一步指出，這種純政治革命并不能徹底地實現德國普遍的人的解放，因為它只是私有財產的解放，德國的無產階級與人民群眾遭受的奴役與剝削最為殘酷，因此，要實現德國人的普遍解放，必須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在作為“物質武器”的無產階級（心臟）與作為“精神武器”的哲學（頭腦）結合中來實現。這樣，德國人的普遍解放就是“頭腦”與“心臟”的合力作用的結果。

馬克思的上述思想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進一步體現。馬克思恩格斯針對鮑威爾貶低群眾在歷史創造中的作用，進而把歷史看作對“自由人性”真理的證明的唯心史觀，強調只有從人對自然的實踐關系基礎上所形成的生產方式出發才能認識歷史，指出歷史發源地不是旋渦于天上的精神云霧里，而是根植于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產中，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有著自身利益訴求的人的活動。對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所從事的政治解放活動，他們作了批評性分析，指出羅伯斯庇爾與圣茹斯特作為“思想”化身的歷史人物所推動的偉大的歷史活動的革命能不能夠成功，不在于革命是否喚起了群眾的熱情，引起了群眾的關懷，而是取決于“自由人性”的革命原則能不能代表作為“利益”體現的群眾的實際利益。因此，一方面，“思想”不能離開“利益”而活動，否則就會出丑；另一方面，歷史活動是群眾隊伍不斷擴大的事業，“現代的全部歷史都歸結為這兩個方面在相互關系上的運動”。這樣，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闡釋的歷史哲學在《神圣家族》中初步轉化為唯物史觀的初級形態的同時，其包含的歷史合力論，就被發展為歷史人物所推動的偉大的歷史活動的實現所需要的“思想”與“群眾”（利益）相結合的歷史合力論。

《神圣家族》為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創立他們稱為“歷史科學”的唯物史觀，以及明確形成歷史合力論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他們在指出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就是那種脫離現實利益與政治利益的德國歷史編纂學在思想上的一種純粹的表現的最終成果的同時，從社會生活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唯物史觀的前提出發，立足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基礎上的物質生產，以及在此基礎上人與人的交換關系所構成的生產方式（交往方式），來闡明政治、法律、哲學、道德、藝術等上層建筑的產生與發展的基礎，并在此基礎上對社會形態的更替作了初步探討，尤其是通過對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所造成的工人自主性的喪失（異化）的分析，從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市民社會以及政治國家的消除，以及無產階級整體的革命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出發，對未來的共產主義與人的自由發展作了展望。正是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歷史合力論得以明確形成。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一定歷史時代人們的生產力與交往方式的矛盾總根源闡釋了特定時代總的社會革命爆發的多重合力因素，這就是：“沖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政治斗爭，等等。”不僅如此，他們還分析了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由于國家交往使得發達國家所具有的內部矛盾在傳導給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后，“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這里，馬克思恩格斯在把階級間的經濟利益的矛盾看作社會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的同時，把政治、階級、思想、民族沖突作為附帶的形式，來分析造成社會革命爆發的多重因素所匯聚成的總的合力的情形。

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的《共產黨宣言》以階級斗爭作為考察人類歷史發展的主線，在簡要概括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中所存在的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之間存在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斗爭的基礎上，以世界歷史進程中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所造就的社會生產力與交往方式，以及作為資產階級社會主體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尖銳矛盾及其發展趨勢為主要內容，著眼于建立消滅階級與階級對立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對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對立、政治斗爭、思想斗爭、工人之間的革命聯合從而組織成為階級與政黨、世界民主政黨的團結與協調等多重合力因素作了具體而深入的分析，由此使得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形成的歷史合力論具體化。

《反杜林論》在系統闡述唯物史觀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歷史合力論。在其中，恩格斯一方面把對自由與必然的關系問題的思考納入歷史合力論，針對杜林在道德與法等問題上歪曲自由與必然的關系，把自由看作理性的認識與本能的沖動雙方聯成“合力”的認識，指出這是對黑格爾在自由與必然關系問題上的觀念的庸俗化，“黑格爾第一個正確地敘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系……自由就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另一方面，恩格斯在分析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問題中發展了歷史合力論，針對杜林的政治狀態決定經濟狀況的暴力決定論指出：“第一，一切政治權力起先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第二，政治權力在對社會獨立起來并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后，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加快速度。或者它違反經濟發展而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于崩潰。”

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通過對社會發展史與自然發展史的區分，明確地提出“歷史合力”的概念并繼續拓展這一理論。一方面，他對歷史事件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系作了深入的闡釋。恩格斯指出，自然發展史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通過無數表面的偶然性表現出來，而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人們都是具有自覺意圖與預期目的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這是因為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沖突，因而，盡管歷史事件總的來說由偶然性起支配作用，但是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關鍵是如何認識這些規律。所以，“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另一方面，他明確提出階級斗爭（政治斗爭）中歷史人物的動機與特定階級及人民群眾的動力的關系問題。恩格斯肯定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表面動機和真實動機都決不是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機后面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的主張，并指出他沒有從歷史本身中尋找這種動力，而是從哲學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動力輸入歷史。據此，恩格斯提出要尋找歷史人物動機背后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這就是使廣大群眾、整個民族、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所決定的物質動機。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里，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因素”。

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的歷史合力論在恩格斯晚年的歷史唯物主義書信中得到了系統性的豐富。恩格斯之所以要這樣做，原因在于當時的徳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保爾·巴爾特將馬克思主義歪曲為“經濟唯物主義”，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青年派”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過分看重經濟方面，從而使得許多新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唯物史觀上造成驚人的混亂。為了克服這種混亂，恩格斯在1890年8-10月間致施米特、1890年9月致布洛赫、1893年7月致梅林、1894年1月致博爾吉烏斯、1895年3月致桑巴特等的書信中，在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系統性闡述了他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歷史合力論”的思想內涵。

二

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合力論”的思想內涵

必須明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合力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合力論，一方面辯證地把握了人們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基礎上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與人們的目的性活動的有機統一；另一方面辯證地分析了經濟與政治及意識形態、個體與整體、偶然性與必然性、歷史人物與人民群眾的關系。

其一，辯證地把握了人們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基礎上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與人們創造歷史活動的目的性的有機統一。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立足于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物質生產，主要回答的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經濟社會形態的更替以及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階段的一般理論問題的話，那么歷史合力論主要是回答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創造歷史活動，尤其是造成重大歷史事件產生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個體與整體、必然性與偶然性、歷史人物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的具體的理論問題。也就是說，二者之間具有內在統一的整體性關系。對此，恩格斯在1885年2月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撰寫的第三版序言中有著明確的論述：“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斗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成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在這部著作中，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即使已經過了33年，我們還是必須承認，這個檢驗獲得了輝煌的成果。”恩格斯的這段論述，一方面明確地揭示了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合力論之間內在統一的整體性關系，另一方面指出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蘊含的“歷史合力論”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在特定歷史時期就人們創造歷史所呈現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理論分析的實際應用。

其二，辯證地分析了作為決定性因素的經濟與作為前提和條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在人們創造自己歷史活動中的相互關系。在1890年8月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明確指出保爾·巴爾特沒有發現“物質存在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并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物質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據此，在同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在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強調現實生活的生成與再生產這一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是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活動的決定性因素的同時，又指出“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不僅如此，恩格斯針對德國的青年著作家們歪曲唯物史觀，把經濟因素看成歷史過程的唯一決定性因素的荒誕無稽的做法明確講道：“在馬克思所寫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一篇不是貫穿著這個理論的……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

在同年10月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就人們的經濟運動與政治運動的相互關系再次作了明確的闡述，指出經濟運動必定要經受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為自己開辟道路：當國家權力沿著經濟發展的方向起作用時，就會促進經濟的發展；反之，經過一定時期就會使經濟崩潰；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國家權力給經濟發展規定另外的方向，而在后兩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傷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與此同時，恩格斯特別強調了意識形態的反作用。他在1893年7月致梅林的信中指出，必須辯證地看待意識形態與經濟這對立的兩極的相互作用，包括宗教在內的意識形態的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因而，針對他和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作用重視得不夠，恩格斯指出，為了同論敵進行爭論，“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在1894年1月致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恩格斯對經濟的決定性地位與政治的反作用作了進一步的思考，一方面把他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講到的作為決定性因素的現實生活的生成與再生產擴大到對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生產關系、科學技術、地理環境以及過去沿襲下來的舊的社會殘余與環境的范圍來理解，指出科學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階級的劃分、國家、政治、法以及統治關系，而地理環境以及過去沿襲下來的舊的社會殘余與環境對社會的發展都有著一定的影響作用；另一方面指出政治、法以及哲學等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但是不管怎樣，“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紅線”。

其三，辯證地分析了作為歷史創造主體的個體與作為歷史創造結果的整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在分析人們創造自己歷史活動中作為決定性因素的經濟與作為前提與條件的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同時，對個體與整體的相互關系作了探討，指出人們創造歷史的最終結果是由許多單個的受其特殊的生活條件決定的自由意志的相互沖突所造成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恩格斯的這一主張是對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貨幣章”中分析流通（交換）總體中所具有的合力作用這一思想的發揮。“流通是這樣一種運動，在這種運動中，普遍轉讓表現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表現為普遍轉讓，這一運動的整體雖然表現為社會過程，這一運動的各個因素雖然產生于個人的自覺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過程的總體表現為一種自發形成的客觀聯系；這種聯系盡管來自自覺的個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們的意識之中，作為總體也不受他們支配。他們本身的相互沖突為他們創造了一種凌駕于他們之上的異己的社會權力；他們的相互作用表現為不以他們為轉移的過程和強制力。”馬克思的這一論述顯然是發揮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關于沖突著的自我意識的個體之間在勞動與交換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整體性事業的思想，以及亞當·斯密的功利主義經濟學關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在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通過交換活動自覺不自覺地增進他人利益從而形成社會整體的普遍利益，甚至是一種對他人利益的同情心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在1895年3月致桑巴特的信中，從歷史唯物主義合力論的角度對平均利潤率的創造問題作了神似于黑格爾與斯密關于人們交換活動的整體性思想的分析。他指出：“從馬克思的觀點看，迄今為止的整個歷史過程，就重大事件來說，都是不知不覺地完成的，就是說，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要么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曾預見的后果。用之于經濟方面就是：單個資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潤。資產階級經濟學發現，每一單個資本家這種對更大的利潤的追求，產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潤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潤率。”

其四，辯證地分析了人們自己進行歷史創造過程中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歷史人物與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訴求之間的相互關系。在1894年1月致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恩格斯對人們自己進行歷史創造過程中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系作了分析，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據一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一個有明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里，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里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與此同時，恩格斯專門談到了偉大人物在歷史發展中作為偶然性因素出現與他背后所隱藏的關乎人民群眾利益的經濟必然性關系問題，指出：“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于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歷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現象和表面的偶然現象都是如此。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越是遠離經濟，越是接近于純粹抽象的意識形態，我們就越是發現它在自己的發展中表現為偶然現象，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劃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覺，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范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是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越是跟后者平行而進。”這意味著歷史是在人們創造自己歷史活動基礎上的作為偶然性因素出現的歷史人物的思想動機與作為必然性因素存在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相互作用的結果。

三

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合力論”的實踐指向

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合力論在解釋世界的同時，致力于通過人的普遍解放的哲學來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在對歐洲革命、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理論把握與現實關照中鮮明地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合力論的實踐指向，即是在對歐洲革命、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進程中的經濟、政治、觀念以及歷史傳統等總和因素把握的基礎上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實現共產主義。

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10月致施米特、1894年1月致博爾吉烏斯等書信中，都明確指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各階級間圍繞著自身經濟利益所進行的政治斗爭的分析中出色地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合力論。馬克思首先對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的經濟與政治條件作了分析，明確指出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侖等人領導的舊法國革命的“政治歷史劇”，目的就是通過清除法國存在的各種封建形式，為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在歐洲大陸上能夠自由競爭創造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社會環境。然而，他們創造自己的歷史，總是在過去既定與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拿破侖于1799年的11月9日（共和霧月十八日）復辟帝制，以及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效仿拿破侖復辟帝制就是死的糾纏活的的鮮明例證。而路易·波拿巴的政變能夠成功，關鍵在于以農民為代表的法國人具有強烈的“拿破侖觀念”，而“一切‘拿破侖觀念’都是不發達的、朝氣蓬勃的小塊土地所產生的觀念；對于已經衰老的小塊土地說來，這些觀念是荒謬的，只是它垂死掙扎的幻覺”。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指出：“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過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與此同時，馬克思指出，法國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并對工農聯盟基礎上的法國無產階級革命作了展望，在批評以蒲魯東為代表的法國無產階級只是幻想通過建立“合作銀行”的團體方式，而不是從自身生存條件出發通過革命去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實現社會主義主張的同時，強調法國無產階級革命必須通過工農聯合來進行，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形成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

就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而言，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與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兩次關注俄國農村公社這一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的發展道路的問題，在明確提出俄國農村公社能否避免經歷西方封建社會的瓦解而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問題的同時，作了如下謹慎的答復：“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這一提問及其回答，鮮明地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合力論，把經濟與政治、歷史傳統與現代工業發展、俄國革命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相互作用看作俄國農村公社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成為共產主義發展起點的合力性因素。馬克思恩格斯反對那種單一的直線式理解歷史的經濟決定論的做法，強調必須從所處的歷史環境等特殊的具體的情況出發，多因素整體地把握人類歷史的發展。馬克思于1877年10-11月間給俄國的《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針對俄國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庸俗經濟學家茹科夫斯基對馬克思的攻擊，從民粹派的立場出發為馬克思進行辯護，而在對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思考中，把《資本論》中所闡述的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歪曲為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從而認為俄國要遵照西歐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先例注定要倒進資本主義制度的懷抱，以便最后達到在保證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人最全面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形態的做法。他指出：“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的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在這里，馬克思明確表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歷史哲學的普遍性必須與特殊性相結合的思想。

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繼續關注俄國革命問題。他在1885年4月致查蘇利奇的信中指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也正因此，恩格斯指出俄國的經濟與政治狀況極有可能造成接近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的情形。“在這個國家里，形勢這樣緊張，革命的因素積累到這樣的程度，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狀況日益變得無法忍受，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從原始公社到現代大工業和金融巨頭——都有其代表，所有這一切矛盾都被舉世無雙的專制制度用強力禁錮著，這種專制制度日益使那些體現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嚴的青年們忍無可忍了。”但是，恩格斯又明確反對那種不顧經濟條件而單純地從政治條件出發而“制造革命”的做法，認為其會遭到歷史的諷刺。在1893年2月致丹爾尼遜的信中，恩格斯針對他提出能否把大工業的發展嫁接在農村公社上面，從而“一方面使這種大工業的發展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這種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優越的一種社會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在整個西方都還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時候？”的提問時指出：“我認為，這樣一種史無前例的發展，它所要求的經濟、政治和精神條件，同當時的俄國所具有的條件是不同的。毫無疑問，公社，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勞動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展起來，使俄國不必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惱……實現這一點的第一個條件，是外部的推動，即西歐經濟制度的變革，資本主義在最先產生它的那些國家中被消滅。”

馬克思恩格斯對西方資產階級世界歷史進程中中國所面臨的時代困境及其引發的中國革命問題也極為關注，指出與西方資產階級開創的世界歷史進程相比，當時的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與精神文化方面呈現的是古代社會的活化石。就經濟基礎的樣態來講，馬克思在《對華貿易》中明確指出是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社會經濟結構，而這種社會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政治的以及精神文化的上層建筑的樣態，就是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所描述的作為人們對其迷信的馴服工具的專制制度、人們只是傳統規則的奴隸以及缺乏作為與歷史首創精神，等等。基于此，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對舊中國面臨的時代困境與悲歌作了描述，這就是：“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因而，處于資產階級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舊中國必然會爆發革命，而就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內部與外部原因，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作了分析，指出天朝帝國的壓迫、農民的貧困、宗教的傳播、外國的侵略等多重因素導致了革命的爆發，更為直接的原因就是鴉片戰爭。“滿族王朝的聲望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

與此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還就資本主義世界歷史進程中中國未來發展方向作了分析，明確指出英國對中國的侵略直接造成舊中國在經濟與政治結構方面的破壞性解體。對此，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指出：“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其解體的直接的后果正如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國》中所指出的：“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更富有歷史遠見的是，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1-2月在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所共同撰寫的《時評》中針對自鴉片戰爭以來英美國家用機器生產的廉價的工業品對中國市場的充斥所引發的社會危機與革命前途，指出：“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 這個國家現在已經接近滅亡，已經面臨一場大規模革命的威脅，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貧窮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甚至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而且至今還在要求。”在此基礎上，明確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的問題，以及“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的主張。

歷史業已證明，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言合乎歷史的必然性，其依據就是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所指出的：“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國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這里，馬克思所講的根本革命指的是資產階級世界歷史進程中亞洲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在完成人的政治解放的基礎上致力于實現人類解放的革命。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落后國家要實現徹底的人的普遍解放，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就必須領導人民群眾通過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從而完成人的政治解放，在此基礎上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財產制度，最終實現徹底的人的普遍解放。而馬克思強調的以英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國家對落后國家的侵略為落后國家革命的爆發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的主張，既映現出自維科以來，經康德到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所貫穿的“天神意旨”“大自然隱蔽的計劃”“理性的狡計”等歷史目的論觀念所訴諸的理性必然性，也折射出以英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國家為實現其自身特殊利益，借助于武力而迫使亞洲落后民族從屬于歐洲先進民族，從而使其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進程中遭受封建專制與帝國主義侵略的雙重壓迫而造就的國內外各種矛盾中得以覺醒，意識到本民族必將開創社會主義新紀元的歷史必然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國依然是舊中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統治使得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正因為如此，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歷史潮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發揮著馬克思所稱贊的巴黎公社時期巴黎黨內同志們所具有的靈活性、歷史主動精神與自我犧牲精神，自覺擔負起實現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國家富強與人民富裕的歷史重任，領導人民群眾與人民軍隊，團結社會各界進步力量，歷經28年的浴血奮戰，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使舊中國變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開創了中國歷史進程中實現勞動人民自由與平等的社會主義新紀元。

【注釋從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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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S.H.里格比：《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吳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

［5］〔英〕格魯內爾：《歷史哲學：批判的論文》，隗仁蓮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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