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有如下這一段話：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對于這段話中的私有制與個人所有制，到底是個什么樣的關系，很多學者都試圖對此給出自己的解釋。但是他們大多都是從理論到理論，從邏輯到邏輯，有的寫了甚至洋洋灑灑的數萬言，但是人們看了之后，腦子里依然是一盆漿糊，一直也弄不清楚。因為這些作者確實也沒有說清楚。在人們的觀念中，私有制與個人所有制并沒有什么太多的區別。可是問題主要就出在這里。

在馬克思的這段話里，對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與“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是有著嚴格區分的。在工場手工業階段，那時的個人所有制處在前資本主義狀態之下，是小生產的生產方式下的所有制關系。到了資本主義階段之后，小生產被消滅了，在小生產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關系也被消滅了。小生產者，或者手工業者都被拋進無產階級的隊伍之中，他們不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所有的，甚至全部的生產資料都被資產階級私人占有了。所以馬克思說，這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對小生產的個人所有制的否定。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關系也必然難以為繼，必然要被新的所有制關系所取代。這就是建立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的新型的個人所有制關系。恰恰就是對于這個建立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把很多學者搞糊涂了。他們不理解，什么是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在他們看來，這是非常矛盾的。而且在他們看來，這就是一種邏輯上的矛盾。

我們以往的公有制關系，無論是全民所有制，即國有制，還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似乎都沒有與所謂“個人所有制”產生什么關系。既然都已經是公有制了，怎么還能有個人所有制？這主要是因為，無論是國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確實對于企業中的個人所應該發揮的作用，以及所能夠發揮的作用，以及個人對企業資產的所有權關系，過去都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我們國有企業的工人，不過是國家“雇傭”的勞動者，至少他們對于所工作的企業，不存在任何可能對企業生產資料占有的可能性。而集體所有制企業，即農村的人民公社，社員可能在年終參加分紅，但在當時，人民公社收入的利潤實在太少了，給社員分紅的比例實在比較低，以至于在很多人看來，這所所謂分紅實在微不足道。所以這種分紅頂多被看成是工分收入之外的一種勞動報酬的補充。

不過，在今天的農村集體經濟中，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新型的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從一開始就做了大量的對集體經濟成員的確權認定。就是說，在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中，有的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而有的生產資料歸集體經濟的成員個人所有，如自留地和生產工具之類。另外，集體經濟的成員在集體經濟中也都占有一定的股份。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所獲得的利潤，除了要拿出一部分作為集體經濟擴大再生產的準備金之外，其余還要再扣除一些為集體經濟成員所提供的福利基金，剩余的部分就要拿出來給集體經濟的成員個人分紅。這部分分紅的數額比例，比起人民公社時期的分紅數額要大了許多，在集體經濟成員中全部收入中占有較高的比例。這一類的個人所得將不再被看作只是勞動報酬的補充形式。

過去，無論在國有企業，還是在農村集體經濟企業，企業中的基層員工并沒有太多的發言權，也談不上擁有有更多的決策權。但是在今天的集體經濟企業中，情況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集體經濟的成員都有股份，都是企業的股東，當然就具有了一定的發言權，也具有了一定的決策權。通過民主管理，行使民主集中制的決策程序，就使得集體經濟的成員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他們不僅有發言權、決策權，還有分配企業利潤的收益權。

從當前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現狀來看，我們對于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應該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了。在這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與勞動群眾在這個公有制經濟中所體現出來的個人所有制，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既不存在現實中的矛盾，也不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兩者就是這樣很融洽地結合在一起。

或許，筆者這只是對于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實現個人所有制的一種理解，至少不能說是唯一的、更不能說是唯一正確的理解。經濟現象是復雜的，表現出各種所有制關系的狀態也應該是很豐富的，不應該也不需要只允許存在單一的情況。

現在網絡每天都在發展的狀態下，很多企業和個人都在使用網絡平臺，來解決他們在經營生產方面的發展與需求等問題。網絡平臺將來會有更大更快更高的發展，會向人們提供更多的合作、協作、共同發展的諸多便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經濟發展也就隨之需要一個更為廣闊和高效的合作平臺。這個合作平臺會具有以往所沒有過的功能和高效。在這個巨大的合作平臺上，各個企業、個人、研究單位都可以進行各類和大量的信息交流，進行各種合作的協商，而且最終實現大范圍、多行業的高效率合作。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形成一個規模巨大的經濟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中，最初是多種所有制關系的合作與并存。隨著生產力向更高水平的發展，人們完全有可能在所有制關系上進行更進一步的整合，最終形成一個具有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組織形式。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與個體企業都有可能在這個新的公有制組織中找到一席之地。他們原來各自占有的生產資料就有可能在這個新的大的經濟組織中形成一種新的占有形式、使用形式、支配形式。每個參與者也都有可能在這個龐大艦隊式公有制組織中占有各自所應有的股份，從而也來參與企業收益的分紅。這不也是一種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的關系形式?

這種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完全不同于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上，這屬于公有制。但在分配所得的關系上，集體經濟成員所獲得的收益也屬于個人所有。而這種收益并不屬于生產資料的范疇。這應該就是重建的個人所有制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一個根本性區別。

對于馬克思所提到的這一種個人所有制，即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否定之后的個人所有制，如果只從理論上來思考，是很難找到合理答案的。但是如果從現實的實踐中進行觀察，并加以多方面的思考，有的問題遠不如我們最初想象得那么復雜和難以理解。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