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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學習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這部寫于公元前325年被稱為古希臘第一部全面、系統地論述政治問題的著作，是根據對希臘158個城邦（國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調查結果寫成的。亞里士多德在書中論述了城邦（國家）的目的、起源、產生、衰敗及保全的原因，政體的分類、變革和維持，理想城邦及其構建，公民的教育等。

學習后體會到，這部著作從頭到尾貫穿著一條主線——利益——一切政治問題的存在和解決都與利益密切相關，凸顯了利益作為政治“內核”的本質，也與本人的“政治利益說”思想十分契合。

筆者以為，研究《政治學》，理解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利益觀，可以為我們探索新時代治國理政之道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現摘要著作內容解讀如下：

人是一種天生的政治動物，即便是一個無須他人幫助的人，亦渴望過群居生活。由于共同的利益，所有個體也能得到相應的利益，從而過上富足的生活。這是一切個體和城邦的最終目的。僅僅是為了生活本身（一些美好的元素），人類也要共同生活，組成一個政治共同體。

城邦是若干過著良好生活的家庭和族氏的組合，其目的是能過上一種完全自給自足的生活。這種共同體只有滿足了聚居一處、相互通婚的條件之后才能形成。于是，城邦里興起的嫁娶、結拜、祭祀及其他娛樂活動把人們連在了一起。這些都是善的結果，人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便是善。城邦的最終目標是優質的生活，而這些活動則是達成這個目標的工具。所以，我們認為，政治社會是為了高尚的行為存在，而不單為共同生活。

凡是依照嚴格的公正之道，為大眾的共同利益著想的便是正當的政體；僅為統治者一己（或小集團）的利益考慮的是不正當而墮落的政體，而這些政體是專制的，只有城邦才是自由人的共同體。

政體和政府二者之間存在相通之處，政府作為城邦的最高權力機構，掌握在一人（或少數人或大多數人）手上。因此，正確的政府形式應為，那掌權的一人、少數人、多數人是為了公眾的利益而實施統治的。反之，若這些人為著私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實施統治，那就是墮落的政體。

關系到越多人的利益，卻越少人關注。每個人考慮自己的利益總是勝過考慮公眾的利益，即使偶爾顧及，大概也因為此事涉及到個人的利益。

人的罪惡即是貪婪，開始時用2個奧布爾（希臘錢幣）的津貼就足以打發了，一旦習以為常了，貪欲便永無止境。欲壑難填，這是人的本性。而大多數人的生活也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欲望。

財富最好的限度或許是：既不會因為財富充裕而為強鄰所欺，也不會因為財富貧乏而為戰爭所累。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當奧托弗拉達特引兵圍攻阿達琉斯時，尤比羅斯說，您或許應當考慮一下圍城所需時間以及這段時間的開銷。他說：“我愿意將阿達琉斯讓與您，如若您能付給我哪怕是少于攻城所需的費用。”此話打動了奧托弗拉達特，于是他便放棄了攻城。

農民如果明天不能公平地分擔收獲和辛勞，那么多勞少得的人一定會埋怨多得少勞的或消耗過多的人。人類天生自愛，非徒有之物，但是自愛一旦過度便是自私。自私應該被譴責，守財奴愛錢，但是幾乎沒有人不愛這類東西。

斯巴達的政體在監察制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官員們擁有最高決定權，而這些人是從全體民眾中選舉出來的，盡管窮人也能當選，但由于出身低微或急需用錢，于是便引發了貪腐現象。此種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就近代的安德羅斯島事件來說，某些官員竟然由于受賄（一己私利）而參與到禍害國家的陰謀當中。他們權勢熏天，連君王也不得不禮讓三分，城邦政體同王室日益衰落，貴族也逐漸淪為平民百姓。當然，監察制也有利于城邦的內部團結，民眾因為獲得了參政議政的均等機會而滿意，無論這是立法者的功勞還是純屬偶然。

長老會也有其缺陷，有人會說，長老們與人為善，品德高尚，長老會對城邦一定有利。但是，長老一職作為終身制是不妥的，人的大腦機能會隨肌體的衰弱而減退。眾所周知，某些長老會利用處理公務之便，徇私舞弊、貪污受賄。就斯巴達長老會的選舉制度而言，略顯幼稚，候選人不該四處拉票，游說別人，政府應該擇優錄取，而非以選為用。立法者期望公民們能夠一展個人雄心，因此寄希望于長老選舉。然而，野心以及貪欲卻是隨處可見犯罪動機。這就是說，長老們的所謂高尚品德也是靠不住的，一方面因為自私是人類的天性，另一方面因為肌體衰老會犯糊涂。

變革之初，除了要注重財產的平均，更要教導高尚的人知足，遏止下等人的貪欲。換句話說，就是要對他們實施控制，而不是進行虐待。

為了避免侵吞公款的事情發生，財產的轉移必須讓普通大眾都看到（財產公示），并且把賬目的復本收藏在不同的個人、社區和部落手中。

最高等級的人絕對需要擁有閑暇和體面，無論他們身處廟堂還是居于江湖，必須先正其心。若君主、將領一類的最高職位亦可求而購之，那確實是極壞的（必定出現買官賣官）。

貢獻1米那（古希臘的重量單位）的人無權與貢獻99米那的人共享總共100米那，無論是出于原則還是利益的原由。

在政治學中，善即是公正。換句話說，就是共同利益。所有人認為公正就是一種平等。

公正被認為是平等，但公正是有條件的，由于人是自私的，所以常常會出現判斷的偏差。（有時候）平等的確為平等（公正），但僅限于平等者（之間）的平等，而非所有人的平等；

（有時候）不平等也被認為是公正，對于（僅限于）不平等者（之間）的不平等，而非一切的人們。人們忽略了這一因素，所以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原因就在于他們的判斷只從自身的角度出發，而在涉及個人利益時，人們的表現似乎都不太好。

公正暗含了與人或物之間的一種相似的聯系，人們同意事物方面的公正，但問題一回到自身時便發生了分歧，其主要原因是在面對自身利害的事務時，他們常常判斷失誤。

無論何時，多數人瓜分了少數人的財產，據為己有，這種行為都近于毀滅城邦。這種法律不是公正的。在民主政體里，富人應該是自由的，不但他們的財產不應該被瓜分，他們的收入還應該得到保護。

有人會說，人的靈魂總受感情的影響，人治一定不如法治。但是，若法律本身就包含著民主性或寡頭性，它又怎能幫助人們解決困難呢？無論如何，還是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上好的笛子理應贈予一流的笛師——除非財富和出身的優勢有助于笛藝的精進。在政治中，不可能借由種種不平等的原因獲取權力。政治權力的分配依據，應當是對城邦構成之因素的貢獻。若說財富和自由是必要因素，那公正和英勇也不例外。沒有前者城邦就不會存在，沒有后者城邦就不會好起來。

以出身的高低或財富的多少來分配政權是極不公正的。對于那些想憑借自身德行或財富上位的人們，群眾大可無畏地斥責他們，集體的力量必然勝過少數人的賢能或富有。

在寡頭政體中，應該要照顧好窮人，讓他們做可以賺錢的工作。一旦任何富人中傷窮人，前者都要受到比誹謗本等級的人更嚴厲的處罰。

不動產是要繼承而不是贈送的，且一個人不得繼承一份以上的遺產。這樣財產就會公平了，窮人也就有更多的機會致富。

那些企求制定公正法律的立法者，是該以賢能的上層等級的利益為主，還是以群眾的利益為先？我們業已界定，定義公正和正確是一種平等，基于平等性的正確原則，因而就是重視國家利益及公民的共同利益。

若無充足的資財，他們便不能享有閑暇，實際擁有閑暇的人們才能真正參政。

如當下，各城邦版圖日益擴大，政府財政收入連年增加，群眾的影響大為增強，所有人都有了參政權利。加之政府實行公費政策，包括窮苦大眾在內的一切公民都享有了政治權利。由于不愁生計，不思家業，群眾實際上成了擁有閑暇時間最多的人。但富人卻不如此，他們為事業所累，以致無法抽身參與公民大會及審議事務，因而貧苦大眾成了城邦真正的掌權人，而非法律。

若城邦中擁有資產的公民減少，但是這些人擁有的資產數額卻增加了，這就產生了第二種寡頭制變體，他們擁有的財富越多，要求的權力也越多（有權制定法律一定是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

凡紛爭和政治變革均是由于利益驅動，或者為一己私利，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戰；或者為了公心，為天下公平正義而戰。

所有立法者都是從實際出發，有些人把人世間產生爭執及暴亂的原因歸結為財富問題，卡爾西登（Chalcedon）的費勒亞斯（Phaleas）最先提出通過均分財富的辦法預防這種危機。

再說，城邦的紛爭不僅是因為財富的分配不均，還可能是名譽的失衡。普通大眾為錢財不均發生爭執，上層人士因名分相同而惱怒，就如詩人所說：“面對名利人人相似。”

平均財產固然可以防治民眾爭端，但效果似乎不大。貴族階層對此深感不滿，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名譽比平均分配而得的要多得多。因為這樣或那樣的不公，常常發生騷動和暴亂。

為了考察紛爭和政治變革是怎樣產生的，我們首先必須確定它們影響憲法的根源及其導火索。這個問題可以分為三個：（1）這些挑起動亂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2）他們制造這種情緒的目的為何；（3）政治動蕩和糾紛發生的契機。

有些人發起煽動，乃是因為其內心對于平等的欲望——當人們覺得那些與自己身份相當、地位齊平之輩占了便宜的時候，他們就認為自己吃了虧。

另一些人圖謀變更，乃是由于其內心充滿特權欲望——當他們覺得自我較他人更加優秀但得到的東西卻不比他人，或同比更低等的人甚至更少的時候，同樣也會心生不滿，群起發難。

低人一等的變革者是為了使自己獲得平等，而業已平等的人則是希望通過變革取得高人一等的位置。這就是變革由以產生的心理狀態。

其背后的動機乃是出于利益和榮耀的欲望，或者無非是為了逃離損失和恥辱的恐懼；在某些情況下，變革者僅僅是為了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能免于處罰和侮辱而不惜醞釀一場動亂。

誘發變革的因素很小，可能是兩兄弟的遺產繼承之爭，可能是一場婚姻的紛爭，也可能是對當權者的嫉妒……但其中卻關乎巨大的利益得失。錫拉庫扎政體的變革源自執政的兩位青年在戀愛事務（情感）上的糾紛。故事是這樣的：當其中一位不在家的時候，另一人不顧同僚之義奪取了他的心愛之人；受害人憤懣難平，為了報復，便勾引了另一人的妻子。統治階級的其他人很快就牽扯進了這場紛爭當中，并且立即分成了幾個派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應當對這種罪惡的萌芽保持警惕之心，還應當盡早解決與首領或主權者有關的一切矛盾。

一旦不能從公職中牟取私利，窮人就不再想追逐公職了——轉而更希望專注于自己的事；而當富人們不再想借公職牟取私利時，就可以從政了。

有的人刺殺僭主或暴君，是為了金錢和名利，而追逐名利的人愿意冒這個險是因為他們想成就一番舉世矚目的壯舉，讓他們能聲名遠播。他們希望得到的，不是一個王位，而是名譽。在迪昂去向狄奧尼修斯（二世）宣戰的時候，只帶了很少的軍隊，他說：“不管我此番作為會不會成功，能這樣做就已經足夠了，即使是在我到達（敘拉古）的時候我的生命就面臨滅亡。”

一俟城邦版圖擴增，有一些人就通過獲取人民支持的方式成為僭主；而有些野心勃勃的君主，超越了他繼承來的權限，建立起更加專制的統治后就成了僭主或者暴君；還有一些人，因為擔任重要的官職時間長了，后來就演變成了僭主。

設立君主就是為了能夠保護富人的財產免于不公正的侵占，讓平民不至于受到侮辱和壓迫。但是僭主，不顧公眾利益，只注重個人的私事，他們的目標就是玩樂，而君王的宗旨是榮譽。因此，僭主貪圖的是財富，而君主重視的是榮譽。君主的衛兵都是本邦公民，而僭主的衛兵則是外來雇傭兵。

盡管大多數城邦的法律涉及方方面面，但從本質上說，都是為了謀求或維護強權統治。就像在斯巴達和克里特一樣，它們的教育體系和大部分的法律法規都是為戰備而設。并且，一切有能力發動戰爭的城邦都會展現出其勃勃野心。

政治家們挖空心思就是為了統治和欺壓鄰人，不管別人愿意與否。

絕大部分人可能都認同，政治等于專制，一般人在提到與自己有關之事情時，通常都相對偏激或執著。但是在對待他人時，則會將公正或明智掛在嘴邊，因為人們只會要求對個人（自己）的公正統治，而不顧及對他人的公正統治，還是為了一己私利。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