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必要性已經較為明晰，編寫中國經濟學的原理性教材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必由之路也得到公認。然而，還有一些基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謂基本問題，就是關乎道的問題，關乎基本原則的問題。歸納起來，可以說，有歷史的問題、現實的問題和未來的問題。本文較為抽象地歸納總結這三類問題。

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應該建立一個基于理想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型。這個經濟模型不是如西方經濟學模型那樣無法趨近的空想。1949~1976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建立必然是基于這樣一種理想的經濟模型。這就是為什么那個時期產生了那么大的成就。當時的黨中央應該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經濟模型中考慮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安排的。今天，思考中國經濟學應該包括怎樣的經濟變量，應該排斥怎樣的經濟變量，應該包括怎樣的變量關系，應該排斥怎樣的變量關系，也應該在這樣一個抽象而具體的模型中。這種經濟模型是面向平等的模型，是能夠得到而且確實得到廣大人民群眾認可的模型。今天，它也可以成為我們觀察現實經濟政策的一種參照系，可以成為現實經濟體系扭曲性程度的一種科學衡量。按照這個經濟模型所呈現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會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關系有顯著的不同。我們這種思維方式是很正常的。中國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資本主義的制度模式和運行機制作為中國的參照了。善良的人們一直以為改革開放真地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然而，今天如果說改革開放是100%的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是沒有一個人相信的。在毛澤東主席逝世之后，中國人的經濟思維能力大大下降了。毛澤東主席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的一些重要方面被當作一種舊的、低效率的體制被改變了，比如，全民所有制企業改成了國有企業，人民公社改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量國企消失了。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恢復我們過去的好的東西。這就需要得到理論上的闡釋。中國經濟學必須給予毛澤東時代以高度的評價。沒有這種高度的評價，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學的。如果說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就，這種成就的基礎就是在1927-1976時期奠定的。

毛澤東主席為什么晚年擔心中國變色？王震說，“毛主席至少比我們早看五十年”。王震沒有說他做出這個判斷的依據。許多人可能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表象中看到了毛澤東的預測是對的。那么，毛澤東主席的預測根據什么呢？預測的根據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容易滑向資本主義的因素。比如，土地雖然公有，但是可以商品化、資本化；雖然有社會主義的人事制度，但是勞動力市場依然可以建立起來。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主席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許多人知道毛澤東主席說過這句話和其它類似的話，但沒有把它們與毛主席擔心中國變色聯系起來。極懂歷史、極為重視情報工作、擁有極高分析能力的毛澤東主席必然是發現“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的歷史正在上演。不然，為什么讀到這里要失聲痛哭呢？中國古人講天下為公，而實際上，無論是以周代商、三家分晉、鹽鐵會議、林甫金改、東林書聲、鴻章外交等等，無不是門戶私計，或包含門戶私計的成分。崇禎吊死，部分也是因為大臣門戶私計。家國家國，實際上常常家比國大。劉邦、朱元璋大殺功臣，趙匡胤酒釋兵權，康熙智擒鰲拜，也都有考慮門戶私計危害的因素。毛澤東發現，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很難的。這才是毛澤東晚年擔心中國變色的真正原因。而毛澤東基于這個原因，擔心中國變色，正表明了毛澤東非常懂經濟，也非常懂經濟學理論。反而是毛澤東主席之后的人并不真正懂得經濟。毛澤東為了民族的前途，自己一輩子走了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他的同志們身處其中，往往很少能夠理解他這一點。所以才有王震等人的后知后覺。后知后覺，承認自己錯誤，證明自己也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說明，對問題的思考很難。我們今天思考中國經濟學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問題也很難。

對基本問題的研究需要深入思考、深入探索。而這種深入思考、深入探索，實際上是把別人不認為是問題的作為問題提出來，把別人認為是正確的而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別人認為是錯誤的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重新鑒別去偽存真。很顯然，對基本問題的深入思考和深入探索，如果沒有提出與眾不同的觀點出來，就不成其為深入思考和深入探索了。而去粗取精是進一步的要求。只有這樣，才是對基本問題的研究，才能返璞歸真，求得大道。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出現了許多成功的企業家。一些企業家總結了成功的經驗，認為成功不是靠努力，而是要靠站在時代的風口上。就躋身于中國頂級富豪之列（進而為社會做貢獻）的目的而言，這種觀點是對的。但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講，這是不對的。因為中國不可能人人成為富豪，所以，它不是中國經濟學應該采納的觀點。中國經濟學是基于社會的前途和命運所形成的理論體系，而不是基于某些商業上成功人士所作出的思考。這可能正是偉大的政治家與商人的經濟信條之間的最大差別。

一、歷史的問題：解釋中國為什么能發展的問題

歷史問題涉及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在中國經濟學中的地位問題，也涉及怎樣排除西方經濟學錯誤思想對中國影響的問題。我們這里把歷史大致限定在1921年之前。說大致限定，是因為這部分所談也涉及到1921年后乃至今天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一）中國古代有非常豐富和深刻的經濟學知識。許多知識放到現代依然正確，而且非常符合經濟學函數論的思想。這些知識是怎么來的？我認為，中國古人有非常高的文學修養（反映在他們用字、用詞的精準上），而且高度重視實際（反映在他們的作品所反映出的紛繁復雜的實際上），所以，能夠把實際的經過檢驗的經驗以非常精煉的語言表達出來，從而上升為理論，比如見利思義、重農輕商、鹽鐵專營等等。它們應該進入中國經濟學的教科書，以去掉中國經濟學教科書中的言必稱希臘。中國典籍的可信性比西方典籍高多了。

（二）中國經濟學要體現中國經濟學的卓越。近代以來，少有學者研究中國經濟學。而大批海歸學者歸國，使得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甚囂塵上。中國經濟學是真的落后了嗎？還是中國經濟學的先進性被一些人的有意無意地否定抹殺了呢？我認為，中國經濟學在近代也沒有落后，因為它有優秀的傳統加以繼承。中國經濟學就在那里，但它被近代以來的學者、媒體普遍地集體地忽視了。近代以來的學者和媒體將過多的注意力放在西學上了。其中，尤以師夷長技以制夷論為代表。魏源雖然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但他主張保持傳統文化核心價值，作為技術和制度改革的基礎。因此，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說法實際上被其他人過度使用了。在這其中，洋務運動實際上把夷之長技理解為技術，而維新派和國民黨的宋教仁等人則把夷之長技理解為制度。西方到底優在制度，還是優在技術，在20世紀晚期還在中國經濟學界存在爭論。比如，林毅夫認為技術重要，楊小凱認為制度重要。在愛國的面貌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實際上否定了中國經濟學以及其它社會科學（更不用說自然科學和技術）的先進性。因為它宣布了夷有長技，言下之意則是中國技不如人。反而是辜鴻銘、張之洞等人堅持中體西用，肯定中國文化。辜鴻銘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捍衛者，對現代化持保留態度，他認為現代化不應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主張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文化的獨立性和獨特性。我認為，至少就這點來講，辜鴻銘的見識優于魏源。然而，辜鴻銘當時被人視為守舊派。今天，中央提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我們首先應該承認中國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的優勢。放在經濟學上，就是要承認中國古人的經濟學優于當代的西方經濟學。不承認這一點，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就很容易依然到西方去取經。今天中國高校中，海歸太多了。他們普遍地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了解，而在浮躁的職業晉升制度下，他們也很難有精力去研究傳統文化。我懷疑，中國現行體制還在推動中國頂級高校系統地吸收海歸（來取代本土博士）。中國頂級高校不用自己培養的博士，這怎么是自信的表現呢？至少就經濟學領域而言，我不認為，海歸帶給中國多大的進步。在相當程度上，他們只是把中國人的經濟思想搞亂了。有的直接反馬克思主義，用西方經濟學私有化理論裁剪中國實際；有的則坐而論道，避而不談中國實際；有的在忙于職稱晉升。

中國傳統文化的先進性可以由毛澤東的橫空出世而得到證明。毛澤東在兒童、少年時期接受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而這種傳統文化教育居然能夠對接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科學技術，從而使得毛澤東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實現革命的勝利，奠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這就說明，中國傳統文化蘊藏著巨大的優勢。最近，人工智能領域的中美技術比較的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漢字在效率上優于英語。中醫優于西醫，也是基本上可以定論的。如果中國傳統文化是先進的，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學就不可能是短板，況且，中國的生產力長期居于世界第一位。美國加拿大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英國在1840年的時候也不是很強。中國能從西方學到什么呢？在中國許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的名人普遍缺乏對中國的真正了解。

如果中國文化優于西方文化，為什么在中國經濟學界似乎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反而成為共識呢？第一，西方文化的根基其實并不強，西方文化取得的相對中國文化的優勢可能在于，明末以來，西方傳教士系統地竊取了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成就，然后把中國傳統文化整理、局部吸收并在某些方面發揚光大了。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送給瓦特改良的那臺蒸汽機實際上是明朝時期中國人制造的。亞里士多德是“永樂大典”英譯“Yongle’s Total”的中譯，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是用中國皇帝的名字虛構的西方古典人物。實際上，從現代的文法看，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很有現代文的氣息，而這種氣息在馮夢龍的作品中已經出現。英國的英語直到莎士比亞才有大的改進，怎么古希臘就出了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思維縝密的人物呢？古希臘也沒有多少生產實際來催生出那種理論啊！“永樂大典”之所以能夠傳到西方，可能是徐光啟等人的陰謀活動。有說法認為，徐光啟受洗而信基督了。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收買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是很可能的事情。第二，西方竊取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最新科技，但偏重于發展科技。這是因為歐洲各國太小，需要科技來武裝自己。而科技一旦開始發展，就一發不可收拾，從而建立了相對中國的優勢。第三，當西方科技借助中國力量大發展的時候，中國處于清朝最黑暗的愚民統治之中。這種愚民統治最主要表現在清政府限制私塾的存在和發展。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清朝人口有增長，而在20世紀初，中國的人口識字率那么低了，低到百分之八九十是文盲。第四，當西方在鴉片戰爭中打敗中國人，朝野震動，一下子將中國人的自信打下去了，從而，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的共識就在中國形成了。第五，在上述共識取得的基礎上，不僅西方典籍大量輸入，而且武器、機器、設備、產品從西方輸入。不僅派遣留學生，而且直接把西方人請過來任中國的顧問、教官。統治者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或者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鎮壓人民，不惜向西方國家借款。美國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設計影響中國文化。以洛克菲勒為代表的壟斷資本家處心積慮地向中國輸出西方文化、產業（如醫療、醫藥）。以司徒雷登為代表的人處心積慮地在中國發展對美國有利的大學教育，并積極打造自己的人設。這樣，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的共識就在過去一百多年中不斷得到鞏固了。第六，美國在二戰中取得的勝利和依靠這種勝利所取得的世界霸權，使得西方文化更加靚麗起來，以至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在30年左右的時間里都主要是對美開放。現在，我們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系統性衰敗。這本質上可以看作是他們沒有學到中國文化的精髓！

講清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先進性，我們就可以知道，在中國大中小學的教育中，要把中國傳統文化大大突出出來，要大大壓縮對國外文化的介紹。我們的中小學教材中應該加進去中醫的內容，加進去中國古代經濟學的內容。經濟學作為主要是大學開設的學科，其教科書應該充實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內容，而不是長篇累牘地介紹西方經濟思想。筆者已有文章論述，中國人（包括研究者和社會）從西方經濟思想研究中所得甚少，甚至可能所失大于所得。

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要能解釋歷史。

二、現實的問題：解釋中國如何發展的問題

我們的前面論述稍微偏離了對經濟學的探討。因為筆者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了解還較少，為了寫作本文的效率，只能從更抽象的文化的角度加以探討。但從那種抽象的文化探討已經可以推知中國經濟學在歷史上應該是非常高明的。在這部分，我們聚焦在經濟學上。這部分的現實既包括我們今天的社會，也包括1921-1976年時期的歷史和1976-2012年時期的歷史。因為這兩段歷史與今天的現實關系太過密切了。

（一）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從歷史上說，共產黨已經證明自己相比任何其他黨派都具有卓越的戰略能力。僅從這一點，它就是不可取代的。對中國體制而言，在政治上，共產黨的領導權不容置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蘊含著堅持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因為如果領導不正確，就不可能真正實施領導。作為學者，我們毋庸諱言，在歷史上以黨中央名義發出的政策文件也并不都是正確的。在現實中，黨中央的許多決策包含復雜過程（從調查研究到起草文件、征求意見、通過文件、文件執行，涉及的人數眾多，觀點百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黨中央的某些決策完全可能出現偏差，甚至是重大偏差。出現偏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蘇聯赫魯曉夫之后那樣的錯誤的政策長期延續，甚至變本加厲。政策錯誤的根源在于世界觀上的錯誤，如否定矛盾的客觀性，否定斗爭的必要性。這又涉及到領導人是否存在嚴重的私心的問題，是否有足夠的才能的問題。我們有必要承認這一點。因為現實告訴我們，一些人做了領導之后，就可能認為自己無比正確。歷史已經反復說明，領導自己犯了錯，最好的辦法是主動承認、主動糾正，而萬萬不可文過飾非。當然，究竟什么是正確領導，也存在模糊之處。對于任何決策、領導，都會有反對的意見。因此，并不是有人反對的決策就是錯誤的決策。而究竟什么決策（包括制定怎樣的文件）正確，非常考驗領導人的能力和水平。中國共產黨探索出的決策科學化的方法包括主動學習、集體決策、群眾路線、調查研究等等。中國共產黨還會通過后人糾正前人的錯誤來實現決策科學化。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經濟學的第一位的概念。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人民謀福利。這一點也沒有疑義，不可更改。這兩條結合起來，就可以推出一些政治結論。比如，如果出現了腐敗，就必須鏟除腐敗。所以，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意味著強力反腐。不管這種腐敗是非法的還是合法的。這也是保持革命本色的問題。保持革命本色不是糾纏于過去，而是現實和未來都需要革命。如果告別革命、忘卻革命，中國社會必然走向腐朽。再如，社會主義社會不應是嚴重不平等的社會，中國共產黨應該強力建設公有制企業。這是因為只有公有制企業才能確保充分的平等。平等有低收入水平下的平等和高收入水平下的平等。公有制下的低收入水平的平等可以發展為高收入水平下的平等。私有制下的高收入水平下的不平等可能發展為低收入水平下的不平等或低收入水平下的平等。從清朝末年起，就是中國從高收入水平下的不平等發展為1911-1949年時期的低收入水平下的不平等，又發展為1949-1976年時期的低收入水平下的平等，進而又逐漸發展為1978-2012年時期高水平收入下的不平等。這說明，中國1978-2012年時期的改革開放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分化問題。有人擔心，中國的收入不平等還會繼續發展。中國經濟學要解釋和解決不平等問題。也只有在解釋和解決不平等問題的過程中，才能保證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才不會變色。這意味著中國在改革開放中一度出現的只重視生產力、不重視生產關系是錯誤的，也違背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庸之道。對此，如果不加承認，就很難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一致起來，就很難保持理論的一致性和穩定性。而這也就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的英明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完全可能領導一變，一些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命題都變了。領導層的英明與否取決于領導核心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承認以往一些理論觀點的錯誤，并不一定意味著算舊賬，但確實意味著中國經濟學教科書再也不應該繼續保留宣揚錯誤理論的內容。中國經濟學教材應該是高度理性的。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學的教材應該把公有制和公有化的發展作為基礎性的內容。這也不否定中國依然需要發展民營經濟。因為我們已經表明，中國經濟學教材應該建立的是一個理想的模型。社會主義理想的模型可以允許與現實有一定的差距，但它可以指導未來。

因為現實中存在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內外因素，因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穩定我們國家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現實政治經濟意義。有人可能會說，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經濟學應該涉及的內容。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的，它的科學化的完整形態不得不與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一致起來。它的內容不能不集中反映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如《資本論》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一樣。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經濟學的全部內容都可以歸結為堅持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堅持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可以視為中國經濟學的最高原則。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劃清與資本的界限，必須防止資本攫取政權。20世紀80年代，被奉為改革模范的天津大邱莊黨委書記禹作敏公開喊出“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口號。禹作敏在喊出這樣的口號時，或許并沒有太多的惡意。但客觀上，這樣的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就是資本的口號。禹作敏通過倒買倒賣，賺得巨額財富，成為了資產者。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中國人能夠成為禹作敏那樣的資產者呢？14億人是否都能夠通過倒買倒賣賺得巨額財富呢？所以這種口號只能被看作是資產階級的經驗的總結。它不僅不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核心價值觀，還應該成為中國經濟學核心價值觀所反對的價值觀。而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十五大提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之后，我國已經出現了大規模資本的問題，資本已經在我國取得了“56789”的地位，有些資本勢力已經具有覬覦政權的野心和能力。未來到底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還是堅持資本的領導（或者說誰做誰的主），就成為中國經濟學必須講清楚的一個問題了。如果對資本不加限制，中國未來成為資本的天下，并不是不可能的。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既是中國經濟學的最高原則，又具有重大的現實性。然而，正確和錯誤總是對立存在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不易做到的。為此，我們需要明確中國經濟學所包含的具體內容。

（二）中國經濟學所包含的原理性內容

西方經濟學似乎已經成為一個理論的叢林。那么，中國經濟學未來發展是否也要非常復雜呢？從其形式上看，從事物的復雜性看，是必然的。但從原理上看，則并非如此。實際上，就西方經濟學來講，它的原理性內容是非常少的。曼昆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不是只歸納了十條嗎？而且，從科學性上來講，它的許多概念是經不起推敲的。也就是說西方經濟學是一種虛假的繁榮。有了這個認識，我們就可以理解，真正的原理性的經濟學是非常簡單的。基于這種理解，下面我們就來大致地闡述一下中國經濟學所包含的原理性內容。

1、中國經濟學的性質

西方人把經濟學定義為研究財富的科學、研究資源配置的科學。這兩種定義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它們隱含著資本主義的制度基因。這里所謂的財富是資產階級的財富，所謂的資源配置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實際上就是資本家拿利潤工人拿工資，資本投資和就業隨利率和工資的變化而變化），而且資源配置的效果即使對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都是乏善可陳的，更不用說對無產階級而言了。我們應該把中國經濟學定義為研究重大利益的科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重大利益，每個人的利益都與其他人的利益息息相關。每個人都屬于一個階級，因此，中國經濟學所研究的重大利益實際上是階級關系問題。因為階級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團。資產階級是靠利潤生活的利益集團，無產階級是靠工資生活的利益集團。因此，中國經濟學所研究的重大利益就是私人利潤與工資的比例關系問題。最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安排就是私人利潤等于0。如果私人利潤不能等于0，那么，私人利潤降低也就給提高工資提供了空間。從這個定義看，毛澤東把政治經濟學理解為研究生產關系的科學是非常科學的。因為生產關系第一位的內容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安排。美國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西莫格魯等人研究了制度與發展的關系。他們的研究過于籠統，根本未提所有制。制度首先是所有制制度，而不是其它。所謂國家制度只不過是所有制基礎上的上層建筑。所以，阿西莫格魯等人的研究不足為憑。

既然我們將中國經濟學定義為研究重大利益的科學，中國經濟學在政治經濟上就是服務于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就是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學，就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學。它不能不與西方經濟學相對抗。從經濟學與哲學的關系看，中國經濟學的一大科學主旨就是顯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它將教會世界人民如何運用辯證唯物主義進行思考。中國經濟學如果能夠產生這種功效，則善莫大焉！

2、中國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組織經濟學

在西方，也有一種組織經濟學，包括了制度經濟學、博弈論、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經濟學、代理理論、合約理論、企業能力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公司財務、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等。西方的組織經濟學基本上是私有組織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是一種公共組織經濟學。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組織起來的傳統。大禹治水需要組織，商鞅變法所變化的是組織。如商鞅廢除世卿世祿制、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獎勵墾荒都是組織問題，甚至連坐也是組織。郡縣制更是組織。而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面對幾千英軍的進攻，居然無法抵抗，完全是缺乏組織的緣故。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歸根究底是因為有新型的政黨組織、軍隊組織、政府組織。中國現代化的成功也歸于組織。所以，中國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組織經濟學。它必然要承認集體組織的有效性。而西方經濟學原子主義、還原主義方法論本質上含有無組織的基因，這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組織的客觀存在是巨大的矛盾。

3、中國經濟學應該是一種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核心而不是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學

利益和組織都離不開生產，離不開人，從而離不開生產關系。因此不僅中國經濟學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學，世界所有的經濟學都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學。不是以這種生產關系為核心，就是以那種生產關系為核心，不是以這種社會制度為基礎，就是以那種社會制度為基礎。只是有些經濟學不明顯地表現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掩蓋起來而已。比如，新古典經濟學以供求分析為核心框架，呈現了一種以交換關系為核心的面貌，但它的基礎和核心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一個社會的再生產不僅是生產力的再生產，而且是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一個窮國要想實現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首先配備好生產關系。一個國家要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就首先需要配置好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生產關系，并且只有符合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不斷地在社會生產中再生產出來，這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穩定下來。一個富國，比如說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也需要不斷地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生產關系再生產出來。所以任何國家的經濟學都是一種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也不例外。

4、中國經濟學應該是長邏輯鏈條而不是短邏輯鏈條的經濟學

邏輯鏈條的長短關系到中國經濟學理論的質量的高低。西方經濟學是短邏輯鏈條的經濟學。因為它的諸多理論在邏輯上是缺乏聯系的。這些理論只具有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或者是方法論上的一致性。比如，西方經濟學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最基本框架都是供求分析。這種分析框架的聚焦點是在供求均衡上。它的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都是基于個體的利益最大化推出來的。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之間存在的矛盾仿佛只受到供求均衡的限制，其實不然。供求均衡盡管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供求無論均衡與否，背后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即所有制。此外，低生產力下的供求均衡與高生產力下的供求均衡也存在極大的差別。對于窮國富國而言，生產力發展在許多人眼里是更為基本的問題。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就沒有供給，就沒有市場，何談供求均衡呢？但更根本的是所有制。當中國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之后，供求均衡的地位會上升，但它依然不是最重要的經濟學問題。比如，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們不再需要貨幣，也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需求了，從而也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供求均衡了。西方經濟學也承認，壟斷條件下沒有供給曲線。因此，西方經濟學的供求均衡分析是一種假意識。中國經濟學中不能充斥著這種假意識。中國經濟學應該是一種長邏輯所構成的嚴整的體系。

中國經濟學的邏輯嚴整性的根基在哪里呢？我們認為，它在于馬克思所提出的勞動價值概念。馬克思已經在《資本論》中證明價值可以用以產生一個長邏輯鏈條的理論。價值也可以用以產生社會主義的一個長邏輯鏈條的理論。勞動價值并不是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概念。勞動價值可以用于社會主義社會。這是因為，第一，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有商品，還有私人企業。所以還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研究的那種價值現象。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還需要勞動。因此，勞動時間就依然重要，依然是商品產品價值的衡量標準。第三，新產品生產中勞動價值的不確定性為新產品的高價格提供了一種理論空間。這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要想推動生產力發展，就必須推動產品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等等。第四，即使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了商品，價值概念依然成立。只要生產產品需要耗費勞動時間，價值概念就依然可用，但是要經過改造。比如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為資本家創造利潤的絕對剩余勞動時間和相對剩余勞動時間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就轉化為為社會提供剩余產品的絕對和相對剩余勞動時間。在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因而存在勞動，但是不存在西方經濟學意義上的就業。因為所有人的生活都已經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條件下得到了保證。人們可以把自己大量的時間用于休閑和進行創造性活動。

價值的概念為衡量一個國家的產出水平、經濟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尺度。要提高一個國家的價值就必須提高全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也就是必須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勞動效率。勞動效率的提高依賴于“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又取決于教育、資金供給、研發投入和研發效率等等。這些概念和內容應該是中國經濟學的重要內容。——這里，我們給“資本”打上了引號，意思是具有和反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廠房、機器、設備等等。

在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追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過程中，由于生產力的不可分性，因此需要大推進投資。這意味著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而只有社會主義才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在社會主義國家追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過程中，貨幣并非是中性的。因為作為購買手段，貨幣是企業投資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貨幣掌握在私人手中，是作為私人資本積累的手段。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度的貨幣化之后，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就距離科學社會主義越來越遠了。因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否定私有制和貨幣的結合。在公有制社會里，貨幣主要掌握在公有制企業中，貨幣所起到的作用和資本主義國家所起到的作用是有根本區別的。

社會主義國家也不需要推行股份公司制度，因此也不用發展出過度復雜的金融制度。因為如果沒有股票，就沒有股份，就沒有股份公司，就沒有股票交易，就沒有公司的上市，就沒有股票價格的波動，就沒有人憑借股票上市圈錢暴富。我們可以把股份公司制度的推行理解為中國為了發展生產力所做出的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讓步。中國金融領域已經成為詐騙泛濫的領域。股份公司制度使得少數人的違法行為防不勝防。這一點，了解實際運作的人應該都是可以承認的。

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說有剩余價值，但這種剩余價值是社會剩余價值。它為國家財政提供了收入來源，用于維持國家的運轉。中國不能采取高薪養廉制度，而應該通過國家暴力的辦法來確保公務人員的廉潔。如果允許商人的存在，就要隔斷官商勾結。但我們也要承認，如果允許商人存在，隔斷官商勾結就十分困難。就是因為商人如果有巨額的利益，就有行賄官員的手段。而行賄官員反過來又為商人帶來巨額的利益。商人的巨額利益與官員的廉潔之間存在巨大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理念雖然存在著剩余價值，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企業不以剩余價值的追求為唯一目的。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要求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為原則，我們只能要求它們有高度的自律性。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可以為了整體利益而持續性虧損。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不能完全適用西方的會計制度。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設立經常性補貼、撥款制度，向一些重要的國有制企業提供必要的注資，以彌補其虧損。這種政策可以建立起下游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4、貨幣和價格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本質上可以說是一種以全民為“股東”從而不需要進行登記的“股份制”企業。由于不需要進行登記，這種“股份制”企業的交易成本要低于私有制條件下的股份制企業。因為不需要登記，也不需要發放股票作為擁有企業所有權的憑證，因此也沒有股票交易，不會產生衍生證券，不會對資產證券化。簡而言之，幾乎不存在直接融資市場。企業產品的價格應該基本按照勞動價值論來制定。一種產品的市場價格應該等于這種產品的價值乘以一單位價值所對應的貨幣量。一單位價值所對應的貨幣量是由貨幣供給數量、工資制度等等來決定的。

社會主義國家有貨幣。這種貨幣可以是紙幣等法償貨幣的形式。貨幣的供給應該采取與物質產品的生產等速率的增長的政策，而不能采取2%的通貨膨脹政策，目的是為了維持物價的穩定。物價應該穩定在低物價水平上，同時保持本國貨幣的高估值。這種制度安排是一種使貨幣中性化的制度安排。在這種經濟模型中。貨幣主要是交易的中介，而不是個人財富的儲藏手段。一個國家可以采取更為偏向物物交換的方式來減少對貨幣的使用。這可能會降低經濟的效率。但是它能保證貨幣的使用不至于將社會不平等拉大。

在這種經濟模型中，也可以有貨幣數量論。但是這種貨幣數量論主要用于防止通貨膨脹。即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有龐大的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的存在，貨幣數量論也不一定是精確。但有時，貨幣數量論可以作為戰略武器來使用。

5、人與自然資源、科學技術、金融的辯證關系

在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有關的經濟變量的地位問題。把重要的說成是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說成是重要的，把次重要的說成是第一重要的經濟學觀念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們這里討論三種經濟變量。

（1）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以及重要性的可變性

自然資源是重要的。近代以來，石油、金屬、稀土成為具有重大經濟價值的資源。它們的重要性是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而上升的。石油的重要性使得連美國都要把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與石油生產掛鉤。這是石油的經濟價值所產生的衍生價值。這種價值對于中東國家和世界人民并非福音，而是對美國金融資本的價值。而隨著新能源技術（如光伏、核聚變）的發展，石油資源的重要性可能降低。這已經影響到了中東國家的國家戰略。它也影響到美元的國際地位。隨著科技的發展，金屬的重要性也可能下降。自然資源雖然是大自然的贈予，但它的開采、冶煉、運輸、銷售、使用都與人有關。如果沒有人，即使有豐富的資源，人們也只能臨淵羨魚了。

環境是一種特殊的自然資源。中國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學，本質上是環境友好的。因為它不把私人榨取剩余價值作為企業的目的，更不會把私人榨取剩余價值美化為利潤最大化，不主張過度生產、過度消費，而在必要的生產中講究多快好省。這里的好就包括對環境的保護和對環境污染的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由于不把追求私人剩余價值作為目標，因此它的生產中所形成的剩余可以用來改善環境等公共目的，比如植樹造林、治理沙漠、治理河流、再生產等等。

（2）科技在生產力中的地位

當代世界的發展似乎凸顯了科技的力量。然而，正如自然資源背后是人一樣，科技的背后也是人。科技是由人做出來的，有什么樣的人才會有什么樣的科技。所以，只有人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能把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把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美國科技發達，對中國有多少用呢？而且會誘導中國向美國讓步。當然，科技發展了，也會影響人。比如，中國需要一大批學生學習科技來發展科技。所以，科技是重要的，但不比人重要。AI很重要，但也不至于比人重要。

（3）金融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限，金融內部一定要保持平衡

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服務的。但在兩極分化的社會中，金融必然有獨立運轉的趨勢，即不斷有金融工具的創新和基于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用于把別人的錢裝到自己的口袋中。金融交易的規模如果達到某種程度（如超過GDP的某個比例），就必然誘發金融危機（因為金融產品價格過高而交易量過大），甚至通過大型金融企業倒閉誘發經濟危機。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就需要財政來買單。為了防范金融危機，就必須限制金融發展的速度。一般來說，金融發展速度不能超過GDP的增速，而且，當某種金融工具的發展影響到現有金融格局時，一定要仔細衡量利弊。

美國把金融作為了掠奪他國人民的工具。但美國這樣做不僅是有條件的，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對于中國而言，金融可以稍微離開實體經濟一點兒，但不能離開太多。有人總結國際壟斷金融資本掠奪三部曲：1）實體經濟財富金融化，2）金融財富泡沫化，3）金融財富國際交易自由化。中國要防范這些現象的出現和規模的擴大。

6、儲蓄與投資的關系

這里的儲蓄和投資都是實物意義上的。儲蓄是一個國家未消費的產出。投資是一個國家物質資本的積累。儲蓄、投資函數都是非線性函數或者是分段函數（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儲蓄與投資的關系就不同。比如，在經濟較為發達之后，對儲蓄和投資的需求就會降低），是因社會制度、文化不同而不同的函數。比如，中國的文化偏愛儲蓄，邊際儲蓄傾向更高，從而投資率會更高。因此中國經濟增長會表現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任何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必須有投資。即使在簡單在生產中也有投資，只不過投資用來彌補機器設備的折舊。要實現經濟發展，有一個投資率的問題。1949年的時候，中國的投資率占GDP的比重大約在5%。要想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就必須把投資率提高到10%、15%、 20%乃至更高水平上。投資率的提高需要壓低消費。而要壓低消費，就必須壓低工資，壓低私人利潤。壓低私人利潤的最根本的辦法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中國也計劃經濟時期就是這樣做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投資和政府支出之間相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和政府支出之間的關系要模糊一些。這種模糊性使得社會主義國家無需采用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財政的政策。社會主義國家只要加強管理，一般就不會出現也不需要出現赤字財政。因為國家掌握了幾乎全部的經濟剩余。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也無需財政支出乘數、稅收乘數、投資乘數等等理論。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利率，或者利率極低并保持穩定，所以也沒有IS、LM理論。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平衡和總量平衡的問題，但是沒有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之類的概念。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保持了價格的穩定。保持價格的穩定就使得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變得簡單化。因此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會出現菲利普斯曲線這樣的東西。

因此，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學來講，它的主要的內容很簡單。一是國民收入的衡量，二是經濟增長理論，三是投資與儲蓄的關系，四是科學技術理論。這樣我們就知道引進西方經濟學，對于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講是沒有什么意義的。這也是為什么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與西方經濟學的面貌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意味著中國人照搬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就會步入歧途。這種比較簡單的精確理論也比較適合于經濟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的文化狀況。

擴大積累，還是要靠馬克思所說的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只不過這里的剩余價值不再被私人所有，所以就不具有了馬克思所批判的含義。

7、企業生產成本和市場問題

在公有制條件下，雖然不能搞一平二調，但是調撥所發揮的作用要比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更大。市場并不一定會將資源引導到最有效的地方去。調撥當然也不會保證資源的最有效使用。所以市場和調撥之間的優劣是很難直接用效率的高低來比較的。但是調撥確實意味著不同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的成本結構。比如，土地為國家所有。土地歸這個工廠使用還是歸那個工廠使用對企業不產生成本。這樣就避免了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所需要的土地成本。因此，在調撥制度下，企業發展會更快。經濟落后國家要發展怎樣的企業、怎樣的企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是相對比較明確的。因此調撥即使會出現問題，也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只要做調撥計劃的人足夠多，足夠負責即可。我在某地調研時，地方干部說，中國改革開放后，外資進入中國所需要的土地往往是從村支書那里獲得，因為更大的官員不敢負相關的責任。他們向村支書行賄一定的資金，就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土地。村支書發揮了土地調撥的一種功能，并利用這種功能為自己謀取私利。而幾十年之后，這樣的村支書手里就已經不再有土地資源了。這就如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如果不擴大城市的邊界，就沒有土地供給，就沒有經濟發展的空間一樣。而如果土地是公有的，國家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已經被占用的土地的采取騰籠換鳥的政策。土地公有，所以公有制企業使用土地不用向國家支付租金。這也就降低了公有制企業的直接成本。沃爾瑪將超市選址在城郊結合部，也部分是因為降低土地租金。

人力資源的配置也是如此。在計劃經濟年代里面，許多大城市的知識分子去了深山里面，去了隔壁灘，為國家的發展貢獻了一生，有的甚至因為從事秘密工作而不得不拋妻棄子，犧牲了個人的家庭生活而無怨無悔。現在，如果中國不講奉獻，我們估計中國也會出現許多無人區、少人區。

因為沒有私人資本，所以，企業也無需支付資本利息。

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由于不用支付土地租金、資本利息，再加上低工資，企業產品的價格就會較低。這種較低的產品價格與較低的工資是匹配的。而平均化的工資使得人們少有競爭之心。依然存在的競爭，比如，在八級工資制下，技術工作者拿比普通工人更高的工資，可以吸引普通工人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和技術。這樣就可以使得國家的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迅速提高。而國家通過安排夜校、函授等方式提供教育服務，也使得教育成本比較低。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可能主要集中在城市，甚至是某些地區的城市。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時候一般都比較貧窮，生產力水平低下，缺少儲蓄和可貸資金，因此只能把可貸資金用于少數地理位置比較合適的地方。當然由于戰爭危險的考慮，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也可能放在偏僻的地區。

當社會主義國家執行低工資政策的時候，市場發揮作用的空間是很小的。因為市場價格的些微波動，就會對人們的福利造成巨大的影響。因此在這個時候，就物價控制而言，必須采取計劃經濟的辦法。這也就意味著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的價格闖關改革的嘗試是錯誤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提高效率的諸多想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許多低效率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有提高效率的需要。但是社會主義提高自己的效率，要有自己適當的辦法。我們認為，提高效率不是靠提高工資，而是主要靠精神激勵。這正是毛澤東的觀點。而正是因為突破了這種觀點，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就拉大了。這引起了中央制定限薪令的必要。

社會主義要有投機倒把罪。投機倒把確實能夠提高效率。但這不是根本的提高效率之策。投機倒把能夠使少數人實現原始資本積累。但一個社會不可能依靠投機倒把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儲蓄。投機倒把的人也很少能夠把儲蓄用于真正的需要投資的領域。

社會主義的企業所生產出的產品要滿足社會需要，就需要交換或贈與出去。其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70多年的歷史上，更不用說1949~1976年時期的歷史上，存在著大量的贈與。西方就有觀點說，中華民族總是被他們的一些英雄保護得很好。這些英雄，如毛澤東、錢學森，實際上就給我們這個民族做了大量的贈與。他們沒有利用自己的能力為自己私人獲利。所以，社會主義的生產中允許有交換，甚至可能應該大規模發展交換，但是社會主義的交換并不是把等價交換作為最高準則。資本主義社會更不是等價交換。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換是強者只提供很少的東西來換得弱者很多的東西。這不是交換，而是巧取豪奪。社會主義的交換是強者提供很多的東西，而弱者提供相對較少的東西。如果雙方相差不多，交換才實行平等交換。社會主義國家一定要防范巧取豪奪。在資本發展之后，巧取豪奪的辦法太多了。

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不同的人群，特別是農民，要組織起來。只有這樣，農民才能夠與城市工人在交換中處于一個相對平等的地位。在計劃經濟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加快城市部門的積累，采用了一個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政策。在改革開放后，這種政策實際上得到了延續。一些學者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建議。但是如果農民不組織起來在農村發展生產力，反哺農業就會對工業造成過大的負擔。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排斥私人作為市場交易的主體。也就是說，從社會主義體系的安全性來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出現的傻子瓜子和賣茶葉蛋的，這些“資本主義尾巴”確實能夠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也只能在短期內做微小的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應該依靠資本主義的尾巴來改善，革命必然對于一些人是有痛苦的。完全否定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合理性，中國社會也就必然出現倒買倒賣，也就必然有人因為倒買倒賣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但是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的人對于投資的理解，實際上是很弱的。他們中一些人可能會想辦法集資來炒房，但他們中很少有人能夠發展成如巴菲特那樣的投資家。為什么？因為中國的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許多人根本不懂投資，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具備。他們投資哪里呢？如巴菲特那樣的投資家的出現也是因為美國的經濟發達。中國未來不需要巴菲特，但需要有為國家和社會利益進行投資的人。

在國際領域，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建立統一的機構來統一對外貿易。當一個國家的國內價格水平很低的時候，并沒有多少義務用自己的產品去改善其他國家老百姓的生活。其他國家老百姓的生活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生活質量和前途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無償或廉價的供給上。因此這個國家在國際領域應該制定出本幣高估的政策。這樣來使得本國在國際交換中處于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當然，由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考慮用自己寶貴的資源去支持其他國家的革命。其他國家革命成功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外部壓力就減少了。其他國家的革命成功了，其他國家的人民的生活也就有改善的希望了。這里也涉及到開放政策問題。你究竟是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還是對其他國家開放？究竟是打著開放的名義向資本主義國家讓步、屈服還是敢于斗爭？蘇聯解體表明，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讓步和屈服可能發展到徹底否定自己的地步。而這種徹底否定自己，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自取滅亡。在經濟落后國家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在共產黨高層，依然存在著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人。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更是可能普遍的存在著。如果不加制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必然走向背叛馬克思主義。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精深、人口眾多的國家。西方的文化即使侵入，可能也不足以顛覆中國的傳統文化。但中國共產黨也可能由于自身的失誤丟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方面。帝國主義是有著長期的顛覆中國文化的企圖的。在歷史上，西方人向中國派出傳教士，名義上是傳教，實際的使命則可能是竊取中國的文化，再反過來打壓中國的文化。這是中國實施開放戰略所面對的基本問題。美國學者亨廷頓曾經提出“我們是誰”的問題。中國人也應該提出“我們是誰”的問題。我們不能讓中國的傳統文化變成西方的文化。文化的變異并不僅僅是文化的問題。文化的變異根源上依然是經濟問題。當西方人在中國人中普遍建立起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的印象時，西方的商品就可以大規模地侵入中國了。而要抵御這種市場的侵入，中國人就不得不組織起來。

所以關鍵的問題并不是市場問題，而是人的組織的問題。市場也是靠人來組織起來的。市場也有一個結構性問題。比如，城市和工業部門很自然成為農產品的市場。因為城市和工業部門的組織化程度相對農村更高。所以城市和工業部門在與農村的交換中占據相對有利的地位。如果農民不有效地組織起來，就沒有辦法與城市和工業部門進行較為平等的交換。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交換是天然不平等的。因為單個的資產者相對單個的工人具有優勢，而資產者組織得又比工人組織得好。當一個占據有利地位的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在供應鏈和營銷領域具有優勢，因此可以獲取壟斷低價或壟斷高價。企業內部可以實行高度有效的計劃管理。計劃是被西方學者認為是管理的四大職能之一。計劃是人的本能。中國經濟學不能片面強調市場，而否定計劃。

從行業來看，國家要對能源、金融、交通、科技、媒體、流通、教育、軍工、重要的原材料等領域擁有強大的控制權，以服務于社會利益的需要。

8、企業發展問題

如果你在企業界摸爬滾打，而且你也學過西方經濟學，你就發現，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東西很少能夠在現實中使用。我看到雷軍的一個視頻。他說，中國一些企業家在思考如何培育能夠持續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企業。他的觀點有三：為了打造這種企業，企業家應該用真材實料的投入，以非常低的成本，生產中令人喜出望外的產品來。這就意味著，第一，在產品生產上不能作假。這就對原材料和工藝有非常高的要求，要求有非常高的投入。而高投入就會導致高成本。第二，在高成本趨高條件下，還要盡力地降低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這就意味著這些企業要盡力的降低企業的可避免成本。比如，研發團隊必須找聰明的人來做，研發團隊不能搞得過于龐大，產品線不能做得太長，等等。第三，要在功能和審美上做出完美的產品。這需要中國有龐大的高素質管理者、工程師、技術工人和紀律性極高的普通工人。雷軍講的這三點關系企業的核心的競爭力，在哪本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講過？西方管理學也沒有這樣講過。這是中國企業家的偉大總結，雖然他的總結部分是基于美國的企業。

在世界的戰爭史上，弱小的軍隊打敗強大的軍隊，弱小的國家戰勝強大的國家屢見不鮮。在企業界也是如此。中國近些年涌現出一批在艱難困苦中為了民族的利益奮戰的企業家。有的已經奮戰了幾十年。

有了上述的理解，我們就可以知道。許多人看似高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實際上是缺乏科學性的。我們也已經看到，西方人開始嘗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惡果了。沙利文不是已經反思美國對市場經濟的盲信了嗎？

三、未來的問題：預測未來中國怎樣的問題

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呢？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認為，中國來到了人類歷史的關鍵節點。這個關鍵節點就是自動化技術的發展使得具有人類某些智能的機器設備已經能夠替代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了。也就是說財富的創造所需要的勞動力越來越少了，勞動力已經不能再找到足夠的工作了，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種奇點了。

然而，這個世界還不太平。所以中國需要保持足夠大的人口規模。那么當眾多的勞動力無法在工廠里工作之后，這些人要活下來，就必須給予制度的保障。而這種制度就是按需分配。按需分配還不是共產主義社會。因為現在的生產力發展程度還沒有達到所有人都按需分配的程度，還需要有一些人去工作。然而，這確實意味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束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早得多。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如一些學術界人士、一些成功的企業家，他們過去所得到的認知就變得過時了。要實行按需分配，就必須縮小中國已經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須主要采取公有制的辦法來運營和發展這個經濟。假設中國允許少數人繼續通過股份公司每年賺千萬、億萬的錢，留給普通人的按需分配的資源就變少了。

自動化技術下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否定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呢？并沒有否定。我們可以假想，中國所有的企業都是自動化生產的，不需要任何勞動力。那么基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些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趨于0，從而價格也趨于一定。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貨幣的商品標價功能將會大大減退了，貨幣的購買手段功能、貨幣的價值儲藏功能也將大大消退了。人類會第一次普遍認識到，貨幣并不代表財富（因此那種一切向錢看的觀點的錯誤性將會得到更多人的承認），真正的財富是生產力。人類也會第一次普遍見到由生產發展所推動的去貨幣化進程。當生產能力提高以后，財政的壓力就會大大減輕，人民生活的壓力也會大大減輕。中國人第一次進入到了充分富足的時代。那么，在中國，走向按需分配的過程中，在產品的價值已經趨于零的過程中，會發生什么呢？一定會發生一個持久的通貨緊縮。已經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中國在發生通貨緊縮了。我們認為，今天中國的這種通貨緊縮已經在性質上不同于以往的低生產力水平下的市場經濟的通貨緊縮了。這種通貨緊縮是貨幣退出歷史舞臺所必經的階段。貨幣再超發也不會引起人們追逐商品的狂熱了。產品的大量供給也使得貨幣沒有超發的必要了。生產力的高度自動化和貨幣的歷史性的退潮表明，一個偉大的時代已經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航船了，已經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朝陽了，已經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嬰兒了。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