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首要是讓宏觀政策‘升溫’”的觀點存在重大邏輯問題
點擊： 作者：王今朝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4-10-04 09:57:05
余永定教授認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總需求不足。這個觀點就陷入到西方微觀經濟學和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窠臼之中。西方宏觀經濟學強調總需求，就如西方微觀經濟學強調需求、效用一樣。需求、總需求是一個過于籠統的概念，仿佛在哪個國家都適用似的。如果所有國家都用需求或總需求來解釋價格或經濟狀況，就足以證明，這個概念是不夠的。一方面，需求、總需求是流于表面的概念，遠非事情的本質，因為需求和總需求都有其決定因素，而這些決定因素構成更本質的事物；另一方面，不同國家的需求、總需求必然有它們的特性，有它們特殊的決定因素。所以，馬克思從來不去研究什么需求、總需求。馬克思從來是用生產力、生產關系（包括階級關系）來進行分析的。馬克思從來沒有用需求不足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我曾發表過多篇研究中國內需的文章，這些文章實際上都與中國的階級結構相聯系，有的聯系還非常明顯。
【中金公司2023財富報告】
如果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當前中國經濟，則主要問題并不是總需求不足，而是中國形成了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只要有了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總需求必然不足。我們曾提出“核心消費”的概念，這個概念也可以與階級聯系起來。所以，我們不用使用總需求話語來分析中國經濟。總需求的話術把中國內需不足的階級對立本質給掩蓋了。我想，中國凡是懂一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都會懂得這個道理。余教授應該也懂得這個道理。
雖然需求、總需求是現象層面的概念，但如果把它們置于分析的中心，它們就能起到一種本質性作用——將中國擴大內需的政策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既然中國內需不足的本質在于階級結構，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貫徹中央既定方針，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也就是要推動公有制經濟大發展。而西方經濟學的需求和總需求話術表明，它們不是想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它們是讓這個問題持續存在的。只要中國的階級結構不動，中國內需問題就將永遠存在。在這種必然性之下，余永定教授就自然只能在凱恩斯的理論框架和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的工具箱里而不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箱里做政策選擇了。
中央提出保持戰略定力。急火火地把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定位為總需求不足，急火火地在凱恩斯的理論框架和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的工具箱里尋找政策工具，是有定力的表現嗎？
我們的戰略定力應該來自馬克思主義，即我們有階級斗爭這個法寶。在其它政策都嘗試過之后，我們應該重視這個法寶了。而且，我國現在面臨的國際環境已經變化，我認為，中國有必要積極備戰。中國必須考慮未來戰爭的可能性。我們要為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做準備，而不能置之不理。比如，假如戰爭爆發，可能對我國財政產生極大壓力。而這要求我國進行一系列調整。而在我國諸多學者那里，似乎都還沒有充分考慮這一因素。與戰爭的勝敗相比，內需不足是次要的。而且，一旦發生戰爭，內需問題可能馬上得到解決。戰爭更是階級的對抗了。
余永定教授在判定我國處于“準通縮”的狀況之后，就認為必須顯著“加大財政的擴張力度”了。他說，“‘準通縮’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下一步，必須顯著加大財政的擴張力度。擴張性財政政策為主、支持性貨幣政策為輔，兩相結合才能扭轉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趨勢”。我認為，余永定教授認為貨幣政策作用有限的觀點是正確的，但他認為財政政策有效的觀點是錯誤的。
第一，2024年我國設定的5%的GDP增速目標不是我國“加大財政的擴張力度”的充分依據。根據英美等國幾百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僅僅2%、3%的歷史事實看，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只要有4%就足夠超英趕美了。而考慮到我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70多年，因此，從解決外部壓力的角度看，我國在未來幾年乃至更長時間經濟增長率低于4%，哪怕是在0值附近對于我國的國運應該都是毫無影響的。更何況，當未來幾年世界逐漸處于混亂，中國從中獲得巨大好處的可能性是很多很大的。所以，余永定教授以2024年5%的GDP增速目標作為極大財政的擴展力度的立論依據是過于單薄的。我國2024年達不到5%的GDP增速目標是不會影響中國發展大局的。
第二，加大財政擴張力度必然導致國債增加，而國債的增加必然導致中國收入分配的惡化。當老百姓面臨較少的工作機會、較低的工作報酬時，發行國債無疑對于國內高收入階級是有利的，而這種格局的形成對于中國發展是不利的。比如，一個人擁有1億元現金或銀行存款，全部用于購買國債。按3%的國債收益率算，他的年利息收入為300萬元。這是他不用付出任何勞動就可以獲得的。而這個300萬收入可以養活30個年收入10萬元的人，150個年收入2萬元的農民。如果國家發行10萬億國債，年利率為3%，國債年利息支出3000億，這筆支出可以養活300萬個年收入為10萬的人。很顯然，國債發行后多半是被較有錢的人購買。這些人本來較有錢了，又額外得到了一筆國債收入，而普通百姓不得不工作以獲得生活費用。在資本主義國家，國債一級市場上主要是大公司、大基金。中國不斷發行國債，必然形成這種格局。因為這有利于降低國債的交易成本。然而，這樣一來，國債發行就成為中國收入分配惡化的工具。馬克思早就說過，發行國債是資本實現原始積累的手段之一。所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堅決拒絕國債常態化的，一有機會就會把國債消除的。就連資產階級的頂級學者應該也是這樣看的。在西方，傳統的財政政策不是平衡預算嗎？平衡預算意味著國債不能常態化。凱恩斯自己也沒有設想債務永久化、巨額化。凱恩斯痛恨食利階級。而持續的巨額的國債利息正是會養活一個食利階級。中國經濟學家不能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覺悟都沒有。
而且，在“56789”的所有制結構之下，加大財政擴張力度，可能就是維持本該淘汰的私人企業，進而維持既有的所有制結構。
第三，賈康所謂“中國的基建投資俯拾皆是”的觀點是片面的。即使“權威部門研究發現，我國城市排水防澇設施人均投入僅為日本的1/18。僅補齊短板，投資需求就高達數萬億元”，我國也不一定建設如日本那樣的城市排水防澇設施。日本的城市排水設施一定大部分是由私人資本家干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一些大資本家總是很愿意把自己的活弄得多多的。對他們而言，如果不需要什么技術含量，又經常有活干，何樂不為呢？所以，日本的城市排水防澇設施一定是過度的。這是我的猜想。中國類似的事情也已經不少了。中國如果用財政赤字去搞這些低水平的帶有重復性的基礎設施，就是財政資金的浪費。即使在研發領域，中國的投資不是也有大量的浪費嗎？比如，中國目前每年不是花費了大量金錢去在國際雜志上發表（僅支付給西方雜志的“版面費”即達到50億元人民幣以上）嗎？而所發表的成果對科學技術真正的進步又有多大幫助呢？由此看來，中國大力壓縮傳統項目的財政支出應該是重要方向。再設想一下，假如中國堅持毛澤東主席的在地工業化戰略，我們的城市規模是不需要這么大的，從而也就不需要這么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的。而且，過分強調國家財政投資投向基礎設施既是見物不見人，又是非經濟性投資。從這些角度看，一些學者和官員認為，我國傳統基礎設施建設趨于飽和的觀點是站得住腳的。
第四，總的來看，基礎設施投資屬于非經濟性投資。意思是，這種投資的盈利能力大大低于戰略性工業產品和“知識產權”收益。中國高鐵當然是一個巨大成就，包括出行效率的提高以及相關技術水平的提高。但這里也有一些問題。其一，你修了高鐵，能高價賣給外國人嗎？這哪里有集中財政力量在戰略性產品領域取得突破的收益大呢？其二，我們的高鐵修建成本過高，一些線路修建后的利用率較低，還在虧損運營。其三，我國高鐵似乎主要是客運，可是，在信息發達的今天，對客運的社會需求可能要大大下降了。其四，高鐵修多了，必然影響航空業的效率效益。對我國而言，飛機工業非常重要。本來飛機工業可以優先發展的（因為在毛主席逝世時，中國已經擁有制造飛機的能力了），卻滯后了。即使我們高鐵技術和相關產品可以出口獲得利益，恐怕也沒有飛機出口的利益來得大。其五，從軍事角度看，飛機的機動性比高鐵大多了。由此得出的教益是，基礎設施投資可以超前一些，但不能過于超前；基礎設施投資必須明確優先性，否則就會以高收益的產業為代價來發展低收益的產業。過于超前的不符合優先性原則的過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必然降低整個國家的資金使用效率，同時必然增大財政負擔，釀成財政問題。
目前，國內學者普遍關心我國經濟降速的事實，卻較少關注目前經濟降速的原因。似乎余永定教授也沒有進行過系統的分析。
在我看來，目前我國經濟降速的原因在于我國1978年-2012年形成的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能維系。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特點是什么呢？
第一，不相信公有制可以發展經濟
1978年以來，中國不斷對國企進行改革，改來改去的，把許多國企和集體經濟改沒了，以至于我國形成類似資本主義國家的所有制結構了。有文獻指出，中國公有制經濟成分甚至比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有制經濟成分占比都低了。可是，我國目前所執行的一些政策依然朝著不利于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向走。對此，很少見余永定教授和國內一些著名學者的分析。至今為止，一些學者依然以為國企必然效率效益低下。
如果不相信公有制可以發展經濟，就必然是相信私有制可以發展經濟了。然而，只是在近些年，中國的一些私人企業才具有了承擔國家戰略的功能。但這依然是少數。大量的私人企業掙扎在生死的邊緣，大量的私人企業倒閉了。私人企業的江湖太復雜了，一些私人企業之間爾虞我詐，一些私人企業想要潤出去，一些私人企業甚至與國外勾結起來，危害國家利益。
由于不相信公有制可以發展經濟，國家財政就無法有效地支持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一方面導致中國財政收入的困難（因為大量私企逃稅、避稅），另一方面導致中國財政支出效率的降低。中國20世紀60年代實現既無內債，也無外債，而改革開放之后，內債也搞，外債也搞。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難道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不知道借債可以籌措發展資金嗎？
私人經濟具有順周期的特點。所以，當中國經濟降速后，私人經濟的投資增速就降低了。當中國過度依賴私人企業發展后，經濟就可能斷崖式下降，從而迫使財政擴張了。余永定教授把中國經濟提速的希望寄托于財政，豈不是治標不治本嗎？
第二，經濟的過度分權化
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實際上是分權化改革。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經濟管理體制多次在集權、分權中搖擺，呈現“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特征。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整個社會的投資機會太多，而可供投資的資源太少了。本來，中國是可以在這種搖擺中實現發展的。我想，這種特征給了1978年之后的決策者太深印象了。他們期望通過更為徹底的放權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更為徹底的放權導致形成了中國經濟各自為戰的局面。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中央還試圖控制樓堂館所的建設，但到90年代中后期，樓堂館所的建設就控制不住了。而私人企業大量發展起來。房地產的市場化為諸如恒大、萬達等企業的瘋狂擴張提供了政策條件，導致中國房價在進入21世紀后開始飆升，持續時間達10余年之久。住房建設固然因其聯系效應可以拉動經濟發展，但其過高的收益率導致大量資源轉移到房地產這種低技術的生產領域，從而延續了中國粗放式發展模式的生命。然而，與戰略性產品生產相比，房地產產業近乎于一種零和博弈。房地產老板所賺的錢就是廣大老百姓的錢。房地產老板發財了，老百姓變成房奴了。只有如華為這樣的企業才形成了一種共富的格局。華為產品再貴，它占老百姓的家庭支出的份額很少。而房價占老百姓的家庭支出的份額太高了。中國房地產形成這樣的格局是因為中央放權給地方政府太多了。全國諸多城市的黨委和政府都太把房地產當回事了。而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也讓這些行業成為了一些人發財致富的工具，甚至成了外國人發財致富的工具——比如，外國醫療器械公司賣給中國醫院大量的昂貴的醫療設備。許多私人投資，比如大量服務業投資（酒店、會所乃至金融），是非經濟性的。我的看法是，由來已久的非經濟性投資過多，至少是中國經濟增速下降的一個原因。而非經濟性投資的過多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分權化本質所致。中國改革開放的分權化本質的形成還可能受到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只是在十八大之后，中國過度分權化的局面才開始得到解決。
第三，過度相信西式財政、貨幣、金融刺激模式
財政、貨幣、金融刺激經濟增長的觀點都是西式觀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的財政變得不再如計劃經濟時期那樣圍繞公有制經濟運轉了。在生產領域，財政支出不再如過去那樣向新建和已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撥款。財政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變成了經濟發展的配角，成為招商引資的配合性手段了。如減稅、解決道路水電等基礎性設施問題。這實質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的一種變形。所以，意大利學者阿里吉譏諷說，“亞當·斯密在北京了”。很少有人意識到1978年之后不久中國發生的這種財政定位的轉型。
當財政直接支持全民所有制企業發展的途徑幾乎被切斷后，中國又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中央來說，就不得不用貨幣手段來支持經濟發展了。這實際上就是以通貨膨脹的辦法來刺激經濟增長。中國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出現了一次嚴重的通貨膨脹。后來，通貨膨脹雖然被止住，但中國長時間采取了貨幣寬松的政策。這可以由中國M2與中國GDP的高比值看出來。后來，在貨幣寬松和制止通貨膨脹的矛盾之中，中國找到了股市、房地產作為吸收貨幣的手段，并把房價排除在CPI的商品籃子之外，從而保證中國CPI的穩定。但這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性的通貨膨脹，也可以叫隱形的通貨膨脹。而在這種通貨膨脹政策的背后，中國實際上采取了金錢刺激的辦法。牟其中、張維迎等人都很早地提出了掙錢是硬道理的觀念。這種觀念與孔子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觀念是直接相違背的，是典型的西歐海盜型資本家的思維。張維迎等人還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收購的理論推手或理論背書者。復旦大學哲學系王德峰教授的一個視頻曾講到，復旦某個經濟學教授也是管理層收購的鼓吹者。什么是管理層收購？管理層收購就是私有化。在社會主義中國，私有化居然堂而皇之地長期地存在著。
由于所有企業都在借款，通貨膨脹是有利于借款人的，這無形之中就減輕了企業的負擔。在通脹的背景下，工資也不得不上漲，于是，中國的生產成本也就上升了。而工資上漲不是普遍的，因為還有幾億人月工資僅有一兩千元。在這種背景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就變得缺乏保障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必然降速。我想，這正是十八大之后中央開始采取一系列改革，高度重視共同富裕的一個基本背景。
我們當然還可以列舉一些其它中國經濟發展降速的原因，比如資本外流、國際環境等等。但就本文目的來說，上述這些問題在余永定教授的分析中似乎都沒有見到。如果不對中國經濟發展降速的原因進行分析，不就相當于不給病人診斷，就直接開出藥方嗎？而這樣一來開出的大概率是虎狼之藥了。我想，余永定教授不應該是這樣的水平。也許，余永定教授對中國經濟降速的原因也做出了診斷。但從他開出的藥方看，我認為，即使有診斷，這種診斷也是錯誤的。
中央已經明確，中國需要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央也已經明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其它什么理論。在經濟學界，一些學者已經對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做出一些行動。然而，從余永定教授等人所主張的刺激性政策看，在政策層面，我國還可能會受到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強大影響。
《升溫》說，“余永定認為，中央政府可以先拿出一份綜合性的刺激性方案，告訴市場政府打算做什么，以進一步扭轉預期。”從凱恩斯以來，預期就成為了西方宏觀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中的一部分，在微觀經濟學中也不無存在。然而，即使在西方經濟學中，預期也僅僅是影響經濟行為的眾多因素中的一個，而且并不是關鍵的因素。在今天的中國，短期的經濟預期只是對投資者重要，對于國家命運來說并不重要。余永定教授的出臺綜合性的刺激性方案的提議僅僅關注了短期，而沒有關注長期，更沒有綜合考慮國內外的情況。凱恩斯主義也是只關注短期。由凱恩斯所創立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穩定化理論是一種比較適合西方總統、首相任期制的經濟學。它不關注長期，凱恩斯說，“長期我們都將死去”。這種說法多么像路易·十五所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啊！所以，著名的佛教大師南懷瑾先生說凱恩斯經濟學很壞。
凱恩斯經濟學不僅只關心短期，還只關心財政政策。它實際上是讓老百姓為資產階級的錯誤買單。凱恩斯經濟學的提出不僅僅是為了挽救資本主義，還是為了抵御當時在西方知識界頗為流行的左翼傾向。凱恩斯只說有效需求不足導致資本家預期暗淡，卻只字不提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因為凱恩斯提出用政府干預的辦法來挽救資本主義危機，就阻止人們用馬克思的理論去思考資本主義本質、命運和有效需求不足、預期暗淡的原因了。資產階級的有識之士于是把凱恩斯經濟學奉為經濟學的革命而進行研究和宣傳了。在這件事上，美國的哈佛大學以及薩繆爾森等人功不可沒。然而，他們只是把水搞渾，并沒有真正地解決問題。資本主義走出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是拜希特勒發動二次世界大戰之所賜。戰爭起來了，財政赤字就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出現了，不需要凱恩斯經濟學的指導。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經濟學界也褪掉光環了。怎么在凱恩斯的理論出現88年之后，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們還拿著凱恩斯主義不放呢？
不要凱恩斯主義，我們有什么理論和辦法呢？中央反復提出，要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實際上就是用中國化的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來指導新時代的改革。黨是屬于上層建筑的，屬于政治上層建筑，而且屬于上層建筑的核心。社會是什么？社會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總和。因此，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就是以上層建筑的改革來引領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偉大變革。1937年，毛澤東主席就說過：“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1959年，毛澤東進一步總結到：“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總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說明了馬克思主義行，說明了中國共產黨行。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的成功。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主席的帶領下，即使面對人類最偉大的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上都做出了重大推進，使得中華民族在建黨后的幾十年里就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跨越，為中國現代化之路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所以，如果說預期，我們就只能說，我們預期中國在未來通過黨的自我革命一定會使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好。這就是我們的戰略定力所在。而為了實現這種自我革命，就要系統地去除西方經濟學在我黨、我國所產生的系統影響。每一個真正有責任心的學者、記者、主編都應該自動地參與到這個行動中去，而不是繼續抱著老掉牙的凱恩斯主義、金錢就是一切的新自由主義觀點來試圖阻礙我們偉大的革命進程。
讓我們拋棄頭痛醫頭，腳疼醫腳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的以市場為中心的微觀經濟學）吧！讓我們更多地關注中國生產關系變更吧！讓我國在生產關系的變更中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吧！一切的財政貨幣政策都應該圍繞新時代我們所要建立的滿足最廣大人民需要的新型生產關系和重要生產力的發展來設計。這樣，我們黨就能實現自我革命，我國社會就能實現革命性發展，我國就能為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發展模式的更大貢獻！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向世界人民奉獻中國的理論！這樣的理論即使不能一時被世界其它國家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經過幾十年的經驗和教訓之后，他們終會明白，中國人是對的。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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